电视节目的叙事艺术范文

电视新闻:作为叙事的结构与特性分析

从叙事学角度来说,新闻话语是对新近和正在发生的事实的叙述,它拥有标准的叙事组件———新闻事实与叙述。大众传媒时代,新闻作为“最普遍、人们接触得最多的一种叙述方式”①,正夜以继日地为人们提供着外部世界瞬息万变的信息。然而,在叙事理论中,这些五光十色的新闻报道背后仍然隐藏着某些相对稳定的叙事结构,如“句法结构”即为其一。我们知道,一则新闻消息通常由新闻摘要(包括新闻标题和导语)及新闻故事两部分组成,后者是对前者的进一步详述。

一般来说,新闻故事由新闻核心事实、事实所引发的反应与后果、背景、新闻评论的基本程式构成。有学者发现上述各构成要素中浸透着“句法成分”的特征:新闻故事中对核心事件的描述提供了新闻话语的主要信息,是其主干部分,类似于句子主干。新闻事件发生的时间、处所、状态、程度等场景的交待可视为新闻话语的状语。另外,新闻事件的结/后果及其所引发的相关方面的反应是对核心事实进行的补充说明,类同于句子的补语。不仅如此,新闻背景的介绍,包括目前背景和过去背景,则仿似新闻事件的“全句修饰语”。上述各部分共同构成新闻故事完整的情节。最后,新闻评论贯穿其中充当着新闻话语的独立成分,表明作者的意见和看法。当然,在特定的报道中,记者常会根据具体情况凸显或删略某些成分。值得一提的是,新闻话语与句子一样也有自己的必备成分:标题和导语,或标题和事件,或特殊情况下的仅一个标题,如标题新闻。如此,我们便能清晰地看出新闻话语里所蕴含的句法结构。②可以说,不论是报纸或是电视新闻报道都可浓缩成这一结构,其中的变项只是一些即时的新闻事实。然而,较之以文字为载体的报刊新闻,电视新闻有其独特的叙述方式。

首先,作为一种影像媒介,电视新闻借助画面、声音等多种表现元素对新闻事件进行现场同步记录报道,营造出强烈的现场感。从而使“事件”与“叙事”之间的距离完全消失,惟有新闻的“真实”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如果说电视新闻是一种“逼真的复制”,那么它复制的则是现实生活中一段业已流逝的时空,并用电视的二维平面再现了现实世界的三维空间。透过电视画面,观众能身临其境般地感知新闻事发的时空元素。可以说,电视新闻以“眼见为实”的方式将新闻报道的时空状态推向了极致,从而创造和释放了图像叙事的威力与作用。这也迫使报刊新闻叙事不得不在深度报道上下功夫,并追求叙事的“文图结合”与版式的视觉效果。但是,电视新闻的“眼见为实”也往往让人们误以为其报道是“纯客观”的。叙事学家认为,一个完整的叙事文本是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故事,内容或一连串事件(行为、事件)加上我们可以称之为存在的东西(人物、环境);另一个是话语,即表达,使内容得以传达的手段。简单地说,故事就是叙事描述什么,话语则是如何去描述。”③可见,作为叙事本文的电视新闻依然是话语的建构。题材的选择,镜头的选取,画面的组接、声音的安排处理,节目的编排方式等加工无不使电视新闻沉浸在“建构”的氤氲里,建构性成了电视新闻叙事的另一特性。这正如西方学者所说:“媒介不可避免地改变着它所处理的任何事物。”

新闻联播:作为整体的叙事艺术

在电视新闻节目中,新闻联播节目是一种引人注目的节目类型,其特色是借助“联播”的形式将多条电视新闻连缀成链,而这其中新闻文本的整合性又催生出新闻联播作为整体叙事的各种手法。时空叙事时效是新闻的永恒诉求,央视及各省台的《新闻联播》节目的叙事时态无疑都强调当下性。且不说《新闻联播》的金字招牌时政新闻,即便是其他新闻的“保蔡骐欧阳菁:电视新闻节目的叙事艺术传播艺术与艺术传播鲜度”也极高。如今,随着传媒技术的日新月异,其新闻的进行时态得以不断强化,使观众仿佛置身于永恒的当下和永恒的变化之中,随时体验着新闻资讯的鲜活。不仅如此,《新闻联播》通常还会借助各种由头,为“旧”闻重塑一座“时效”的金身。如在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央视《新闻联播》的《永远的丰碑———抗日英雄谱》专题报道便将曾经的抗日英雄一一数来。而在叙事空间上,央视与各省台《新闻联播》却有着不同的路数。受某些现实因素的制约,地方新闻的叙事空间多“囿于一隅”。然而,这看似不利的地域限制却增强了地方新闻的贴近性,从而使之能积极地把握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脉动。

而央视作为国家台,总是以恢弘的气度包容来自各地的新闻报道,并注重其报道范围在空间上的协调与平衡。比如2005年教师节,央视《老师,节日快乐!各地欢度教师节》这则报道,其叙事空间就跨越了祖国的大江南北,甘肃、大连、广东、湖南、天津、沈阳、新疆、青海、黑龙江、上海等省市的学子,以感激之情为辛勤的园丁们献上节日的贺礼,在此空间成了一种叙事手段。主题叙事除时空叙事之外,《新闻联播》在主题叙事方面也凸现了它别具一格的叙事特色。如果我们将各条报道视为单个的文本,我们可以从《新闻联播》中报道主题编排次序及其所占篇幅上窥见其叙事结构。通常,央视《新闻联播》划分为国内与国际新闻报道两大类。勿庸置疑,国内新闻无论在报道量或是报道时间上都占据绝对优势,而国际新闻仅以“点缀”之势追随其后。国内新闻报道一般又以从政治到经济再到文化新闻的顺序依次登场,各板块内的新闻也依据其重要性依次编排。这一叙事结构在《新闻联播》中屡试不爽。以2005年9月5日央视《新闻联播》为例,其前五条时政新闻关注高层外交动态。如“会见出席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代表”、“会见英国首相和欧盟领导人”、“吴邦国抵达卡萨布兰卡开始对摩洛哥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等,经济新闻“黄菊会见英国渣打银行集团主席”等紧随其后,接着是文化新闻的播报,最后,节目以“美国密西西比州152人死于飓风灾害”和“印尼一架客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两条国际简讯鸣金收兵。④

显然,如此的叙事结构体现出《新闻联播》鲜明的价值取向:国事优先,政治主导,而且这也成了我们解读该栏目的一种潜规则。互文叙事文艺理论中的“互文性”(Intertexuality)也被译作“文本间性”,通常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它包括“某一文本通过记忆、重复、修正,向其他文本阐释的扩散性影响。”⑤如果我们将央视或各省台的《新闻联播》看成一个大的叙事文本,那么下面各则报道之间的互文性便成了一个显著的特色。比如,央视2005年9月3日的《新闻联播》浓墨重彩地报道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系列活动,其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大会。会上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首都各界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向抗战老战士、爱国人士、抗日将领代表颁发纪念章等等。这些新闻报道相互呼应,互为表里,共同建构着人们对这一事件的理解。如果再转到各省台,上述镜头画面不仅以“直接引语”的姿态出现在当天各省台新闻联播的头条报道中,而且其地方新闻还会进一步补充具有地方特色的“引申”和“呼应”,如报道本省各地群众以各种方式隆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领导干部为本省抗战老英雄颁发纪念章等等。现今,这种互文叙事已经成了各类重大主题报道的常见手法。

意识形态:在叙事的表象下

现今的电视新闻正高效快捷地为人们提供无所不包、无远弗界的新闻资讯。正是通过对新近和正在发生的事实(故事)的叙述,电视新闻将其无处不在的议程设置影响力深植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既要讲述故事就存在一个怎么讲的问题。小说家詹姆斯曾略带夸张地说:“讲述一个故事至少有五百万种方式,每一种讲述方式都会在读者身上唤起独特的阅读反应和情感效果,因此讲述直接决定着这种效果能否得到表现。”⑥由此可见,说话者身上存在着以某种方式影响听话者的意图,“怎么讲”会使信息的传播不自觉地透露出意识形态的诉求。巴赫金曾说过:“实际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在说话和听话,而是在听真实或虚假,善良或丑恶,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等。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⑦毫无疑问,在现今的传播谱系中,央视及各省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已处于意识形态建构的轴心位置。⑧如果进一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许多意识形态诉求正巧妙地隐藏于叙事的面纱后。

我们拿各家电视台对于矿难的报道作为分析案例。作为国家媒体,央视《新闻联播》拥有独一无二的话语权。灾难发生后,及时传达政府指示,表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此事往往是其报道的第一要务。如在关于“8•7”矿难的报道中,它旗帜鲜明地突出了“事发后,国家安全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和广东省积极迅速开展救援和家属安抚工作”及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小组等。而事发地梅州的新闻报道显然与央视不同,它借助连续的“人文叙事”,巧妙地建构起一幅“遇难见英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媒介图画”,重点报道“刘日知七昼夜现场指挥抢险”、“被困矿工家属:政府照顾无微不至,很满意”、“矿难抢救一线:一群忙碌的老人”、“新闻特写:为了被困矿工,我们一直在努力”等新闻⑨,这样,地方政府对于灾难应负的责任被淡化,他们组织抢险倒成了一种政绩。与上述二者不同,作为旁观者的外地台报道突出的多是对事故原因的幕后追踪,对死难者的痛心疾首,对其亲友的深切同情等等,“揭秘”与“煽情”成了其叙事的重点。为什么对同一事件会产生叙事的不同?这是因为叙事话语背后意识形态在发挥作用。与矿难报道类似,在“11•3”湖南衡阳大火的电视报道中,当地媒体也是将大量的镜头投向了战斗在第一线的消防官兵。铺天盖地的英雄事迹的报道,直接冲击着我们的感官,那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消防战士,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救火场景,赢来了广泛的赞誉与喝彩。一时间,事故成了故事,坏事成了好事,消防官兵的英勇献身成了天灾人祸的遮羞布。从这些报道中我们不难看出,所有的叙事策略为的是要推销包裹于新闻中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也确实通过电视新闻的叙事话语,源源不断地走向荧屏外的观众。

事实上,在电视新闻叙事手法与其意识形态的契合方面,“媒介视点”是其中不可小觑的一环,因为在叙事作品中,“无论叙述所描述的事件与人物如何表现出来,都一定会经由一个特定的‘视点’,也就是一个观察点。通过这一特定的观察点,叙述者将所看到的一切呈现出来。”并且,视点并不仅仅只含有视觉的意义,而且它也包含着价值与道德判断等更深层次的意义。⑩因此,媒介视点不仅能体现媒介看待事件的独特视角,而且其报道逻辑及叙事话语会隐含内在的意识形态诉求。在这方面,电视的新闻人物报道不啻为一个极佳的注脚。粗略分类,我们常见的电视新闻人物报道有以下三种:上仰视点与英雄化叙事这一叙事手法对人物的塑造采用“仰视”与极性的审美思维方式,且辅以美德与进步的宣传话语,使人物高度地符码化、脸谱化与公式化,从而传达出主流价值观。这在央视《新闻联播》的《永远的丰碑———抗日英雄谱》专题人物报道中展露无遗。以其中的几期为例:《新四军抗日名将———罗忠毅》说的是新四军第16旅旅长罗忠毅率全旅将士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后壮烈牺牲的英雄壮举。《铁军将才———朱程》则讲述了毅然回国参加抗日的留日学子即后来被誉为“铁军将才”的朱程的故事。

《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罗瑞卿》介绍了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指引无数热血青年奔赴抗日前线的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罗瑞卿。这些人物报道的英雄化叙事为我们树立起一座座流光溢彩的丰碑,受众在仰视与叹服的过程中接受着教育。平行视点与日常化叙事较之上者,电视新闻在这类人物报道中另辟蹊径。生活在平凡世界、忙碌于各种岗位的社会“普通一员”成了其重点捕捉的新闻人物,新闻报道采用平行的视点和平等贴近的话语将其故事娓娓道来。如央视《新闻联播》的《时代先锋》人物报道中《熊猫“爸爸”———张和民》一期讲述了张和民和他的团队率先在世界上攻克了大熊猫繁育的三大难题,使得卧龙大熊猫成为全球最大的圈养大熊猫种群的故事。报道从张和民守候产房、迎接熊猫宝宝出生的镜头入手,将张和民倾注于熊猫的爱淋漓尽致地描述出来,并亲切地称他为“熊猫爸爸”。又如《王府井的便衣卫士———谢海宝》中以王府井保安谢海宝为报道对象,且将他的一次擒贼经历安插于报道中,其纪实性的日常叙事话语使这位便衣卫士更可亲可近。下俯视点与权威化叙事此类叙事方式以俯视的目光报道人物的恶行并辅之惩奸罚恶的权威化叙事话语,从而呈现出与前面两种叙事方式截然不同的特色。这种叙事方式在人物的批评报道中尤为见长。如湖南《新闻联播》对“郴州贪官李树彪贪污挪用公款案”的报道,在贪官李树彪低垂头颅、悔恨交加到认罪伏法、接受审判的画面穿梭中,讲述了当事人挪用公款挥霍豪赌的犯罪事实,并继之以令人正颜的审判场景。其中下俯的报道视点与权威的叙事话语相得益彰。

电视新闻也正是要借助这类明辨善恶、公正赏罚的报道,来恢复人们对主流政治及现实社会的信心。这种手法如今已经成了电视新闻批评报道的主流。曾有一位叙事学家说过,任何叙事作品都可以用叙事理论来进行分析,并得出与过去的分析决不雷同的结论。确实,叙事分析也是一种见仁见智的活动。但无论如何,叙事分析从传统的文学文本走向更为广阔的各类文化文本,不管是对叙事学本身,还是对被分析的对象,都应该是一件幸事。这自然也是本文把叙事学引入电视新闻研究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