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肖起源与演变范文

十二生肖是记人的生年属相的，亦称十二属相，用以纪年、纪月、纪日或纪时辰时，则称十二兽历。十二生肖（兽历）广泛流行于亚洲诸民族及东欧和北非的某些国家之中，几乎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民俗事象。

十二生肖（兽历）的构成及顺序，各个民族或国家不尽相同。现今汉、回、藏、哈尼、畲、拉祜、纳西、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以及朝鲜、韩国、日本的十二生肖（兽历），在构成及顺序上完全一致，为：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犬、猪。有些民族的十二生肖（兽历）因地区不同而有别，如黎族大多数地区的十二生肖（兽历）与前相同，而毛道黎族则以“虫”代“虎”，以“猫”代“兔”，以“鱼”代“蛇”，以“肉”代“马”，以“人”代“羊”；大部分地区彝族的十二生肖（兽历）与前相同，而云南哀牢山彝族的十二生肖（兽历）名称及顺序为：虎、兔、穿山甲（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除有一处不同（现也有以“龙”代“穿山甲”的说法）外，排序亦与前有异。哀牢山彝族之所以以“虎”为先，据说是因为其自认为是虎的子孙，尊母虎为其始相。每三年举行一次的祭神大典，要选在虎月（首月）的第一个虎日，在当地的母虎神庙举行。家家门上且都要绘以虎形，以示对虎的尊崇。正为此，才有了这样的排序。如若将其按序前推或后移，仍与前同。而桂西彝族的十二生肖（兽历）则为：龙、凤、马、蚁、人、鸡、狗、猪、雀、牛、虎、蛇；德宏地区傣族的十二生肖（兽历）与前相同，而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又改“猪”为“象”，改“龙”为“蛟”或“大蛇”，改“羊”为“蚁”。

此外，有些国家十二生肖（兽历）的名称亦与前颇有不同，如越南以“猫”替换了“兔”；印度的为：鼠、牛、狮、兔、龙、蛇、马、羊、猴、金翅鸟、狗、猪；古巴比伦的为：牡牛、山羊、狮、驴、蜣螂、蛇、犬、猫、鳄、红鹤、猿、鹰；埃及与希腊的与古巴比伦的基本相同,只是以“蟹”取代了“蜣螂”[1]。其“狮”、“蛇”的排序与印度的相同，且均是以“红鹤”代替了“金翅鸟”[2]。其他民族或国家的十二生肖（兽历）位于其“狮”这一序位的为“虎”，位于其“红鹤”序位的为“鸡”。也即是说，位于前一序位的均为猛兽，而位于后一序位的均为禽类。由此推测，全世界的十二生肖（兽历）当有着同一起源。

十二生肖当起源于十二兽历，由来甚为古远。从地域上看，埃及、巴比伦、印度及中国等四个亚非文明古国恰好均在其流行的范围之内。其流传的区域虽广达亚、欧、非大陆，但主要集中于亚洲。由此，我们有理由推断，这一文化当起源于亚洲的某一民族，其后始逐步扩散，而先后为这一广大地区的诸多民族所接受。然而，最初究竟为哪个民族所创，至今却仍是个不解之迷。

一

关于十二生肖(兽历)的始创者,目前有三种观点较为流行[3]，即：“突厥语民族始创说”、“汉族始创说”和“印度始创说”。

突厥语民族普遍使用十二兽历。约刻写于8世纪的《回纥毗伽可汗碑》上便有“羊年”、“猴年”、“猪年”、“兔年”的记载。此外，在《阙特勤碑》、《翁金碑》等碑文中亦同样使用了十二兽历[4]。敦煌、吐鲁番出土的13世纪前后的回鹘文文献及两地诸多洞窟内的回鹘文题记亦均采用的是十二兽历纪年。考古人员在西伯利亚及中亚地区，也曾多次发掘出刻有十二生肖动物图案的文物[5]。

关于十二兽历的起源，成书于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中记述了这样一个传说[6]：

某一突厥可汗想研究发生于若干年前的一次战争，但却在弄清那次战争发生的年代时出了差错。为此，该可汗与其部民开会商议，他说：“我们在弄清这段历史时怎样出错，我们的后代子孙亦同样会出错。所以我们根据十二个月份和天空黄道十二宫（座）[7]给每一年份确定一个名称吧!以后年份就以十二年为一周期来计算。这在我们中间要成为一个永久的历法。”部民们赞同可汗的建议，说：“就照此计算。”可汗为此而出猎，下令将所有的野生动物向伊犁河驱赶。

这是一条很大的河。部民们追猎着将动物赶向伊犁河，有好些动物跳进了河中。其中有十二种动物游过了河，于是遂以这十二种动物之名作为十二年份的名称了。老鼠率先过河，因此，以鼠名作为第一年的名称，称作鼠年。其后过河的被依次作为其余各年的名称。分别为：牛年、虎年、兔年、龙年[8]、蛇年、马年、羊年、猴年、鸡年、狗年、猪年。猪年过后，复从鼠年开始计算。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即《突厥语大词典》的作者——引译者）称，本书完成之年为（回历）466年（公元1073年——引译者）元月，业已进入蛇年。过了这一年就进入（回历）467年即马年了。年份就按我们所指出的这种顺序计算。

突厥人推测，这一纪年的每一年都各具特色。如依他们的观点，牛年战争频仍，因为牛常互相顶架；鸡年食物充足，但人们的忧虑会增多，因为鸡的食物是谷粒，鸡为觅食会乱刨扬垃圾；龙年雨水多，粮食丰收，因为龙在水中生活；猪年多雪酷寒，流言蜚语多。突厥人就是这样，相信每年都必然有某种现象出现。

此外，该词条中还说：“突厥人没有每周七天的名称，因为‘星期’（七曜）这个概念是有伊斯兰教以后才知悉的。”并称当时“城里人采用阿拉伯语的月份名称。过游牧生活的非穆斯林突厥人将一年分为四季，每三个月以一个名称来称呼。用这种方法来表示一年的流逝，如将旧历新年后的第一个月称为‘奥厄拉克月’（Oʁlaqaj，意译为‘山羊羔月’——引译者）；后一月称‘乌鲁厄奥厄拉克月’（Uluʁoʁ1aqaj，意译为‘大山羊羔月’——引译者），因为该月山羊羔要长大了；再后一个月称‘乌鲁厄月’（U1uʁaj，意译为‘大月’——引译者），因为该月时值仲夏，田野长满了饲草。因而，牲畜易上膘，乳汁会增多，毋需辛勤劳作。”

据这一记载可知，突厥人虽以十二兽历纪年，但纪月仍是采用与其畜牧文化相适应的牲畜名称来命名的。然而，十二兽历是否如《突厥语大词典》所言，果真为突厥人始创，却令人怀疑。首先，按其所称，鼠之所以被列于首位，是由于鼠在十二种动物中率先游过了伊犁河。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且从这一传说中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广泛流传于汉民族中的十二生肖动物赛跑，以名次先后排序的传说（回、满、锡伯等民族中亦有同样的传说，当均源于汉族）。其次，龙（nag）并非现实生活中的动物，且nag一词本身即源于梵语。鸡、猪等动物多为定居的农耕民族所饲养，而从历史上来看，突厥人主要从事游牧业，向农耕经济转化则是较晚的事。古代突厥人的生活区域亦未曾见有过猴子的记载，连其biʧin/beʧin（猴子）一词亦是借用于其他语言的（说详后文）。再者，考古发现的许多刻有十二生肖动物图案的文物上，同时还刻有汉字，证明是源于汉族的。更重要的是，《突厥语大词典》为11世纪的作品，而其他突厥语碑铭文献也早不过8世纪。显然不能以此来论证十二生肖（兽历）的起源问题。谓十二生肖（兽历）为突厥语民族始创之论据明显不足[9]。

那么，这一文化是否为汉族始创呢？众所周知，干支纪年是华夏民族的传统方法。“干”，又称“十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支”，又称“地支”、“十二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传“容成作历，大挠作甲子”，《尚书正义》说：“二人皆黄帝之臣。盖黄帝以来，始用甲子纪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周。”此说固不可信，但甲骨文及殷墟出土的玉质干支表残片等文物证明，商代肯定已有六十干支了[10]。殷商时，干支只用作纪日。春秋时，始用干支纪月。干支纪年法，《史记·历书》载之。有人据《隋书·律历志》引《竹书纪年》中的“尧元年景子”一句认为，战国时已有干支纪年。“景子”也即是“丙子”，因唐高祖的父亲名“暋保病皶”音的字皆改为“景”所致。前些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数种帛书中都包括有干支纪年表，证明西汉初年便已使用。据此看来，称战国时已有干支纪年是可信的。在用干支纪年以前，华夏民族使用的是“岁星纪年法”和“太岁纪年法”。“岁星”指木星，“太岁”是假想的运行速度和木星平均速度（一年走十二分之一周天，即一辰）相等而运动方向相反的天体。设想它们在黄道带里每年经过一宫，约12年运行一周天，故而以其所在的方位来纪年。

干支纪时法，不知始于何代。《后汉书·百官志》注引蔡质《汉仪》云：“甲夜毕，传乙夜，相传尽五更。”《东观汉记·显宗孝明皇帝永平三年》有“甲夜读众书，乙更尽乃寐”之句；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则进一步指出：“汉魏以来，谓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为节。”由此可知，至迟在东汉时便将一夜分为五段。不过纪夜用“十干”，而推论节气和日月交食都用“十二支”。这是因为古人把一昼夜分为百刻，所以用“十干”比较方便。后来把一昼夜分为“十二辰”，则以“十二地支”来表示“十二时辰”较方便。每辰等于两小时，今日所称“小时”等于古之半辰。一辰中前一小时为初，后一小时为正，故而又有子初、子正、丑初、丑正等称法。

汉语传世文献对十二生肖（兽历）的记录，首见于东汉王充《论衡》一书之《物事篇》、《言毒篇》及《讥日篇》，但也只是借用来批驳五行相克之理的。清人赵翼的《陔馀丛考》卷三十四及梁章钜《浪跡续谈》卷七，“十二属”条亦均称其始于东汉，汉以前未有言之者。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中曾举出《诗经·吉日》“吉日庚午，既差我马”为例证，认为诗句中有以午为马的含意，从而认为先秦已有生肖；清人万希槐在《困学纪闻集证》中又补充了一些例证，但理由仍不够充分，而未能引起重视。十二生肖的普遍使用，约为南北朝时期。《南齐书·五行志》中有关于属相的记载，《周书·宇文护传》记其母贻护书中有“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之谓，但也仅仅是帮助人们记其出生之年罢了。

1975年底，考古工作者曾于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发现秦简中有两种《日书》。整理时分别称为《日书》甲种和乙种。《日书》甲种中有一章标题为《盗者》，是用来占卜盗者相貌特征的。其中提到了十二生肖，如：“子，鼠也。盗者兑口希须……”；“丑，牛也。盗者大鼻长颈……”。其顺序及名称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原简漏抄生肖）、巳虫、午鹿、未马、申环（猿）、酉水（雉）、戌老羊、亥豕。据研究者称，该《日书》成于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前279年），有的内容可追溯到战国时的楚国，有的可追溯到秦国。《论衡·实知篇》称：“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嶷。浮江下，观藉柯，度梅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涛恶，乃西百二十里，从陕中度，上会稽，祭大禹，立石刊颂，望于南海。还过，从江乘，旁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劳、成山，因至之罘，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于沙丘平台。”笔者推测，《日书》很可能是由秦国传至楚国的。

无独有偶，1986年4月，考古工作者又于甘肃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1号秦墓中出土甲种《日书》73枚竹简，乙种《日书》380枚竹简。其甲种《日书》的内容亦是用来占卜盗者相貌特征、入盗方向及物品藏匿处所的。有关十二生肖的文字，分条书写于第30～41简。十二生肖的名称及顺序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虫、巳鸡、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犬、亥豕。其中：“巳鸡”与“酉鸡”相重，疑为“巳蛇”之误。据研究者称，放马滩墓地的时代，“上限至战国晚期，下限在秦始皇三十年以前或稍早”，1号墓“下葬的绝对年代当在（始皇）八年九月至九年初”，而甲种《日书》的“成书和流行时间当在秦统一前[11]。

两地出土的《日书》，可谓是世界范围内迄今所知有关十二生肖（兽历）最早的完整记录。然而，若据此而称其为华夏民族始创，仍有许多疑点：

（一）华夏民族既然已采用天干地支纪年、月、日等，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再创制出十二生肖（兽历）来与十二地支相配。

（二）为何最初要采用两套系统，以十干纪时，用十二地支来推论节气和日月交食，而后来又改用十二地支纪时？

（三）十二生肖（兽历）若果真为华夏民族始创，为何东汉以前的传世文献中不见记载？其普遍使用又为何在南北朝时期？

这些都是难以解答且又必须解答的问题。相反，种种迹象倒表明，极可能是域外文化采借的结果。

印度始创说系近些年提出的。其论据是有许多相关的记载见诸于文献之中。据《阿婆缚纱》和《行林钞》记载，十二生肖动物原是十二位神祗座下的十二神兽：招杜罗神将驾鼠；毗羯罗神将驾牛；宫毗罗神将驾狮；伐折罗神将驾兔；迷企罗神将驾龙；安底罗神将驾蛇；安弥罗神将驾马；珊底罗神将驾羊；因达罗神将驾猴；婆夷罗神将驾金翅鸟；摩虎罗神将驾狗；直达罗神将驾猪。另在许多佛经中亦有相关的记载，如《大集经》卷二三，《虚空目分中净目品》五称，十二生肖原是分别住于四海山中主十二时辰的十二种动物，各应其所主之时辰而巡行人世，为：子鼠、丑牛、寅虎（原文为狮）、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犬、亥猪。

据《药师本愿功德经》等所说，则系东方药师佛之眷属，为昼夜十二时之护法神将，其名为：毗羯罗大将（子时）、招杜罗大将（丑时）、真达罗大将（寅日寸）、摩虎罗大将（卯时）、婆夷罗大将（辰时）、因达罗大将（巳时）、珊底罗大将（午时）、额儞罗大将（未时）、安底罗大将（申时）、迷企罗大将（酉时）、伐折罗大将（戌时）、宫毗罗大将（亥时）。称其为十二佛、菩萨之化身，各自头戴表其所值时辰的鼠、牛、虎等冠。这十二神兽的名称及排序均与现代印度的十二兽历相同，因而认为，十二兽历当即是由这十二神兽演变而来的，而世界其他民族的十二生肖（兽历）则是在印度十二兽历的基础上进一步演变的结果。

然而，如若对这一观点作进一步地考察，便会发现其中亦有许多可疑之处。从起源上看，十二生肖（兽历）的形成与十二辰密切相关，而十二辰的确定又源于天文学。所谓十二辰者，系指自子至亥十二时。《周礼·春官·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上古时，于天文学贡献最大者为古巴伦人。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十二辰“导源于古代巴比伦之十二宫,其朔乃黄道周天之十二星座”[12],我国“十二辰之输入或制定,即当在殷商一代”[13]。也即是说，就连华夏民族传统的“岁星纪年法”和“太岁纪年法”亦是导源于此。而印度的天文学，据古印度天文学家伐罗诃密希罗（约505年）称，亦是从“夜伐那人”（即西方人）那里传来的[14]。由此看来，十二生肖（兽历）的“印度始创说”亦难以成立。

二

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古巴比伦人当为十二兽历的始创者，古西北印度人是其改造者，而华夏民族则是十二生肖的改造者及这一文化的重要传播者。

生活于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人，至晚在公元前20世纪以前，便已开始使用楔形文字。由于农业生产需要确定季节；古代宗教希求观测天象，领会神的意志并预卜未来（占星术）而推动了其天文学的发展。古巴比伦人对太阳和月球的运动记录了许多数据，并算出了它们的位置和亏蚀时间。他们知道太阳年但用阴历作日历，一年十二个月中有的是29天，有的是30天，并在19年里再插进7个月，使235个阴历月等于19个太阳年。而我国古代的天文学理论因导源于此，亦与之完全相同。如《淮南子·天文训》称：“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岁而七闰。”甚至连古代所使用的“摄提格”、“单阏”等年名，经郭沫若先生考证，亦为其音译借词。十二兽历当即是于这一时期为古巴比伦人所创制出来的。之后，随着文化的交往而西传至希腊、埃及等地，并被进行了些许改造（如将蜣螂改为当地人所熟知的蟹）；东向则传至印度及我国中原地区，进而演变为印度的十二兽历和我国的十二地支。

古代印度，至晚于公元前9世纪便开始了与巴比伦、埃及、锡兰等地的对外贸易。巴比伦人的天文学知识（包括十二兽历）亦随之传至印度。公元前37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曾率步兵三万，骑兵五千东侵，先征服了小亚细亚诸希腊城邦，继而征服埃及、两河流域和波斯全境。公元前327年占领了印度河流域，公元前325年至巴比伦，并定都于此。通过这次东征，亚历山大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这在客观上亦促进了十二兽历的传播。古代印度的民间，流传着许多寓言、童话。各类动物在这些寓言、童话中非但具有灵性，且会人语。十二兽历进入印度后，在当地的文化环境中被进行了一番较彻底的本土化改造，除位列第三的狮子和位列第六的蛇之外，其余的兽名都被为当地人所熟知的兽名所替换，而鼠之所以被列在首位，则显然与当地敬鼠习俗密切相关。

除了龙之外，其余的十一种动物均为印度所有。印度传说中的龙虽和我国传说中的龙一样，是复合多种动物为一体且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但也仅是释迦牟尼所济渡的“众生”之一，并不象中国传说中的龙那样，尚具有至高无上不可冒犯的地位。此外，古代突厥语中的nag（龙）一词，亦是通过焉耆-龟兹语借用于梵语之nāga的。与此相对，东部回鹘人则称“龙”为lu或luu，系汉语“龙”之音译借词。古代突厥语的biʧin/beʧin（猴子）一词，J·哈里甫及P·伯希和认为源于希腊语的πιθηχοs，G·J·兰司铁认为是从粟特语中借入的，同时他还将该词同希腊语的πιθηυ进行了比较，Hanwoochoi则认为biʧin/beʧin是汉语“狒”与“申”的音译，称该词“可能先由中古汉语借入粟特语或吐火罗语中，然后又通过这种语言进入突厥语和蒙古语中。因而这个词的语言演变可以归纳为如下所示：突厥语bičin／bečin＜粟特语或吐火罗语be:čin＜中古汉语Pjwei+sien‘狒申’”[15]。这两个突厥语词，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十二生肖是源于印度十二兽历的，同时也意味着突厥语民族的十二生肖可能分别源于焉耆-龟兹语（亦可能是粟特语）和汉语，有着不同的途径。

公元前324年，原在难陀王室中供职的旃陀罗笈多由于同国王发生冲突而避难于旁遮普。他趁亚历山大入侵之机发动起义，并在反抗入侵者的斗争中颠覆了那达·难陀的统治，建立起印度列国时代最强大的孔雀王朝。这位种姓下贱的月护大王，不但迅速统一了北印度，还很快夺回了由希腊人建立和镇守的信德与旁遮普郡，全部控制了兴都库什以南健陀罗和古罽宾。从此，佛教势力得以植根西北印度，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逐渐为中亚希腊化地区和塔里木盆地居民所接受和信奉。早在旃陀罗笈多举事很久以前，僧侣们为弘扬佛教，就曾将原本流传于民间的各类寓言、童话等改编为佛本生故事，用来宣传佛教教义，故而其十二兽历中的动物亦均见于佛本生故事之中。

古巴比伦的天文学及与之相关的十二兽历东传到我国中原地区后，其黄道十二宫被称作“十二次”，十二宫名称则演变为“十二次”名称（如称摩羯宫为星纪等）。与古巴比伦人在星占术中将黄道十二宫用作天空分野的区划系统一样，“十二次”亦同样在星占术中被用作天空分野的区划系统。古巴比伦的十二兽历则演变为十二地支，与华夏民族传统的十干相配合用于纪年、纪月、纪日。此外，尚用于音律（十二律）及度量的制定[16]。

在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东方文明古国之间，虽横亘有所谓“峻极于天”的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但也决不是“天乃为之阙，便不能相闻问”。郭沫若、岑仲勉、张星烺、季羡林等著名学者早就指出，远在上古时代，印度与中国之间便有着密切的文化交往关系。孔雀王朝开国功臣乔底利耶的《政事论》，稍晚时成书的，汇编了印度宗教、哲学和法律等内容的《摩奴法典》以及著名史诗《摩诃婆罗多》和波弥尔的《梵文语法》诸书，均记有印中古代通商贸易的内容。前述之《放》简《日书》及《睡》简《日书》中的十二生肖当即是旃陀罗笈多创建孔雀王朝之前或其执政期间传入我国的。不过，从其均用于占卜吉凶的内容及排序第三之兽名均为虎而非狮子的情况来看，似乎并非直接源于印度。这一变化可能是在中亚古罽宾等地区或塔里木盆地操印欧语的古代民族中形成的，并沿着“丝绸之路”而传到我国内地。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中原地区的人不熟悉狮子这种猛兽，而将其比附为虎了。

战国时期的《日书》能分别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及湖北云梦睡虎地两地发现，绝不是偶然的。它不仅昭示着两地之间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内所具有的文化联系，而且亦有助于我们认识十二生肖文化的东渐过程。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雒（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洛水北岸）后，自丰镐（今陕西长安县）以西尽为戎人所据。周平王因秦襄公护驾东迁有功，而“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17]”公元前623年，秦穆公用戎臣由余之谋，攻戎王，灭十二戎国，占地千里，称霸西垂，奠定了华戎杂处的分布格局，进一步密切了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战国时期，“自陇以西有緜诸、绲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18]。秦文化在这一时期，受到了西戎文化的强烈影响。十二生肖当即是于这一时期通过西戎的中介而进入秦文化之中的。

《日书》是日者以时辰推断吉凶的占卜用书。张守节《史记正义》称日者“言辞最鄙陋”，说明“它主要流传于社会基层，而低级官吏似亦精通此道”[19]。秦昭王二十九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攻取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并于楚地设置南郡。《睡》简《日书》写于秦昭王二十八年（前279年）的情况表明，该《日书》极可能是南征秦军中的某一将领（墓主？）由秦地携往楚地的。《睡》简《日书》与《放》简《日书》中十二生肖的些微差异，当是这一文化在秦地流传过程中的自然变异。鉴此，本文不赞同将《睡》简《日书》看作是“一个秦楚文化的混血儿”或“纯楚《日书》”，将《放》简《日书》看作是“纯秦《日书》”的观点[20]，而认为无论《睡》简《日书》或是《放》简《日书》均系域外文化与秦文化的“混血儿”。

从两地《日书》的内容来看，十二生肖（兽历）与十二地支配合使用，当是用以纪时的（前人因无缘得见两地《日书》，而误认为十二辰纪时之制始于汉代[21]）。其有关简文，先是确定失盗的时辰，而后则指出于该时辰行窃者的肖相，并据此进一步推断出盗者的相貌特征、入盗方向及藏匿地点等。如《放》简甲种《日书》第32简的简文为：“寅，虎矣。以亡。盗从东方入。有从之臧山谷中。其为人，方颜然，扁然。名曰辄，曰耳，曰志，曰声。贱人矣。得。”两地《日书》中的地支与生肖均以主谓结构组句（如《放》简称：“子，鼠矣。”《睡》简称：“子，鼠也。”），后项显然是对前项的解释。其本身就意味着生肖在当时还是一种为常人所不熟悉的文化，仅为日者等少数人所了解。

东汉时，外来的佛教文化主要为五行家所用。《汉书·艺文志》载，五行家有“《转位十二神》二十五卷”，称十二时各有其神主之。此说与十二生肖（兽历）密切相关，明显源于佛经。清·梁章钜《浪跡续谈》卷七“十二属”条称：“《法苑珠林》引《大集经》言其所由来曰：‘阎浮提外，四方海中，有十二兽，并是菩萨化导，人道初生，当菩萨住窟，即属此兽神护持，得益，故汉地十二辰依此行也。”东汉以后，伴随着佛教在中原地区的传布，十二生肖（兽历）才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及至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的勃兴和普及，十二生肖方普遍使用。

三

十二兽历传入我国后，以纪时发其端，后又发展为纪日（至少在西域地区是如此）。1904年，德国探险队曾在高昌古城获得一份用粟特语写成的日历。该历所记各日，用粟特语、汉语、突厥语称呼。每日先用粟特语七曜日的名称，次译汉语甲、乙、丙、丁等十二干之音，后更以粟特语之鼠、牛、虎、兔等配成十二兽名。在其上的第二日用粟特语译出汉语之木、火、土、金、水五行之名，且以红字记之。这一日历反映了当时高昌地区融多种文化为一体的状况。通过这一日历，我们至少可获得如下两个颇有价值的信息：

其一，抄写者及使用者是操粟特语的居民。粟特人亦使用与汉族等相同的十二生肖或兽历（其第三位为“虎”而非“狮”）。若将这种相同的情况解释为是粟特人意译汉语的，倒不如说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粟特人早在汉族人之前就已使用十二兽历了——以粟特语译写汉语“十干”（注意：非“十二支”）及五行之名的形式表明，该日历书写时，当地或内地的汉族居民仍习惯于使用天干纪日。

其二，十二兽历在西域地区除用于纪年外，尚用于纪日。无独有偶，楼兰古城出土的第565号佉卢文木简“历书”[22]亦证实了这一点。与此相应，前述之《放》简《日书》及《睡》简《日书》亦均是纪日的。这亦从一个侧面暗示着汉族的十二生肖是由西域的十二兽历演变而来的。

两地《日书》的内容均表明，最初人们以为于某时行窃的人，其相貌、习性也必肖某物。及到后来，由于用其纪年，又认为出生于某年的人便肖某物，如子年出生的肖鼠，丑年出生的肖牛等。生肖及生肖观念的形成，无疑与十二兽历初入中国便用于占卜的用途密切相关。可以说，十二生肖是十二兽历传入中国后，同华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考古发掘表明，至迟在隋代的墓葬中就有了随葬的兽首人身生肖俑。到了唐代，此种习俗更为盛行，甚至连边疆地区也不例外。

1972年，考古人员曾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唐代墓葬中发现两尊泥塑的兽首人身生肖俑。一为猪首人身，一为鸡首人身[23]。五代时，蜀主王建因属兔，甚至连其谥宝玺纽的龙头也改刻成了兔首。反映了唐五代时，人们尊崇属相动物的心理。

源远流长的十二生肖，既然广泛影响着古代的民俗，因而文人们亦常将其作为创作诗文的题材。迄今所知最早将十二生肖用于诗作的为南朝梁陈时人沈炯。其所作《十二属诗》为：

鼠迹生尘案，牛羊暮下来。

虎啸坐空谷，兔月向窗开。

龙隰远青翠，蛇柳近徘徊。

马兰方远摘，羊负始春裁。

猴栗羞芬果，鸡砧引清杯。

狗其怀物外，猪蠢窅悠哉。

约自宋代开始，十二生肖诗代有人作，就连大名鼎鼎的朱熹，也有此类诗作：

昼闻空箪啮饥鼠，晓驾羸牛耕废圃。

时才虎圈听豪夸，旧业兔园嗟莽卤。

君看蛰龙卧三冬，头角不与蛇争雄。

毁车杀马罢驰逐，烹羊酤酒聊从容。

手种猴桃垂架绿，养得鹍鸡鸣角角。

客来犬吠催煮茶，不用东家买猪肉。

又如元·刘因的《十二辰诗》：

饥鹰吓鼠惊不起，牛背高眠有如此。

江山虎踞千里来，才辨荆州兔穴尔。

鱼龙入水浩无涯，幻境等是杯中蛇。

马耳秋风去无迹，羊肠蜀道早还家。

何必高门沐猴舞，豚栅鸡栖皆乐土。

柴门狗吠报邻翁，约买神猪谢春雨。

再如明·胡俨的《十二辰诗》：

鼷鼠饮河河不干，牛女长年相见难。

赤手南山缚猛虎，月中取兔天漫漫。

骊龙有珠常不睡，画蛇添足适为累。

老马何曾有角生，羝羊触藩徒忿嚏。

莫笑楚人冠沐猴，祝鸡空自老林丘。

舞阳屠狗沛中市，平津牧豕海东头。

此类诗作的共同特点是多以十二句构篇，每句中含一生肖动物，类似于文字游戏，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人的生活情趣。

清代的乾隆皇帝颇有文采，他曾以析字的技法创作过一首词。其中巧妙地融进了十二地支诸字。作品形象地刻画了少男少女卿卿我我的热恋情景，读来颇有情趣。因十二地支与十二生肖（兽历）密切相关，故一并录来以相参印。其词为：

好良宵，正与女娘偕，佳人抽身去得快。扭着她，却把那手推开。演出那百般态，珠泪儿点滴落窗台。柳腰斜依栏杆外，又将那木槿花儿抓下来。振精神，步香阶，即时不见那秀才。已还书斋。许订佳期，毁前言，又把相思害。朱帘半卷莫聊奈，金钗懒向头上戴。神前伐示，永合偕。酒醉心狂，莫点水来解。荷戈人小脚儿，欣然肯招，刻骨铭心，何尝又把刀儿带。

“好良宵，正与女娘偕，佳人抽身去得快”一句中的“好”字去掉“佳人”（女）后，就是个“子”字。“扭着她”的“扭”字却把那手（扌）推开，剩下的就是个“丑”字。“演出那百般态，珠泪儿点滴落窗台”中的“演”字去掉“珠泪儿”（氵）就是个“寅”字。“柳腰斜依栏杆外，又将那木槿花儿抓下来”中的“柳”字去掉“木槿花儿”（木）后就是个“卯”字。“振精神，步香阶，即时不见那秀才”’中的“振”字没有了“秀才”（扌）就是个“辰”字。“已还书斋”中的“已”字，关起门来就是个“巳”字。“许订佳期，毁前言，又把相思害”中的“许”字“毁前言”（讠）后就是个“午”字。“朱帘半卷莫聊奈，金钗懒向头上戴”中的“朱”若不戴头上的“金钗”（丿）就是个“未”字。“神前伐示，永合偕”中的“神”字伐去“示”（礻）后便是“申”字。“酒醉心狂，莫点水来解”中的“酒”字没有了“水”（氵），就是个“酉”字。“荷戈人小脚儿，欣然肯招”中的“荷戈人”（人、戈）按《说文》的解释，“人”持“戈”为“戍”（守边也，从人持戈）。而“人”字的“小脚儿”若再“招”起来，也就是“戌”字了。“刻骨铭心，何尝又把刀儿带”中的“刻”字若没有了“刀”（刂），就是个“亥”字。

全词构思巧妙，不但有人有物，有情有景，悱恻缠绵，铭心刻骨，且以离合、会意两种技法暗示出了子、丑、寅、卯、申、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十二地支，充分展示了汉字文化的艺术魅力，堪称奇文绝技。

约自宋代开始，在人们的观念中又进而将生肖与一个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形成了许多生肖禁忌。北宋徽宗时，因其属狗，曾诏令天下禁止杀狗。太学生们曾气愤地质问：“神宗皇帝（徽宗之父）生于戊子年，肖生为鼠。为何当时不禁养猫？”元代的仁宗皇帝因属相为鸡，也曾颁布过不许在大都（北京）城内外倒提鸡的禁令。明代的武宗皇帝因属猪，还曾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诏令全国“严禁畜猪”，违者充军，以至于次年清明皇家备办祭祖三牲时，竟找不到一头猪了。

生肖禁忌还表现在婚配方面，其肇因则是源于五行相克的属相相克观念。凡有婚嫁，必得先批“八字”，看二人命中是否相合。由此，甚而还产生了诸如“猪猴不到头，白马怕青牛；金鸡怕玉犬，龙兔泪交流；蛇虎一刀错，羊鼠一旦休”以及“古来白马犯青牛，羊鼠相交一旦休，猛虎见蛇如刀错，兔儿遇龙泪交流；金鸡玉犬莫相见，亥猪从来怕猿猴”之类的婚配禁忌歌。属相相克观念，可谓是汉族生肖文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它对周边民族亦或多或少地产生过影响。此外，生肖禁忌还表现为语言上的避忌，如不说属蛇而雅称之为“属小龙”，日本人讳称“猪年”为“野猪年”，而回族人则讳称属猪的为“属亥的”。

生肖文化在民间习俗的其他方面亦有所体现。“十二岁生日”、“本年禳解”（又称“本年禳验”）及“十二和尚”、“十二生肖歌”等均是其不同的表现形式。

“十二岁生日”和“本年禳解”为汉族及部分少数民族中的寿诞风俗。前者指男孩满12岁即十二生肖满一巡之日，家人为其“扎红”、“剃跳姑圈”并置办酒席，招待前来道喜的亲戚、邻里的活动。届时，族中长辈及亲友均要赠予男孩礼物或钱帛若干，以为可乞福、避灾。此俗主要流行于内蒙古东部汉族和部分少数民族之中。后者主要指年过半百的老人逢自己所隶属肖值年（即“本年”或称“本命年”）的元日所举行的禳解活动。民间认为，人到本年，灾殃必多。进行禳解，才能逢凶化吉。其禳解之法是于生肖值年的元日举行庆寿活动，由晚辈向老人敬献红色衬裤、红布或红绫裤带，且于即日穿上或系上，认为如此即可禳解灾殃。此俗主要流行于河湟地区。其他地区的汉族亦有此俗，所不同的是，一般不举行什么仪式，也不仅限于老人。大多是于本年在腕上系一条红丝带，或换用一条红裤带，或贴身穿一件红肚兜，或穿一件红裤头，以禳解灾殃。

“十二和尚”是旧时流行于内蒙古土默特等地蒙古族民间的一种象征着吉祥的发式。儿童长到12岁时，家人要为其举行仪式，并送至寺庙去“还愿”，祈求佛爷保佑，从此开始留发辫，取名“十二和尚”。届时，亲友邻居也都要前来祝贺。

“十二生肖歌”为畲族的传统歌，流行于浙江地区。一般于盘歌会或婚嫁时长夜对歌中演唱。其内容为描述十二生肖的形象、特点以及与人类的关系，各地唱词大同小异。“十二生肖歌”多在盘歌结束前演唱，作为收底，故又有“歌底”之称。其最后一段四句，俗称“歌盘”，唱毕，表示歌会宣告结束。

十二生肖文化在我国扎下根后，又以内地为中心向周边扩散，往东传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往北传至阿尔泰语系各游牧民族，并随着部落（族）的迁徙及西往的军旅、商贾、流民、僧侣等而西传至中亚、西亚和东欧；西南传至吐蕃；向南则传至我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和越南等地。在向南传播的过程中，又进而嬗变为各类独具特色的构成形式。

四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十二生肖源于十二兽历，十二兽历的形成则与古巴比伦人天文学中的黄道周天之十二星座等密切相关。也即是说，十二兽历为古巴比伦人首创。十二兽历一俟形成，便分别沿东西两个方向扩散：西向以次传至希腊、埃及；东向则传至印度和我国内地。希腊、埃及的文化由于和巴比伦文化有着许多的共同之处，故而十二兽历仅出现了若干微小的变化。十二兽历传至印度后，由于处于文化差异较大的环境中而被进行了一番较彻底的本土化改造，赋予了许多本土文化特点。古巴比伦人的天文学（星历）知识早在公元前19～18世纪便已传至我国内地，殷人称之为“十二辰”或“十二支”，但仅用于推算节气和日月交食，并与传统的“十干”相结合用于纪年。而与此相关的十二兽历却因无用武之地而湮没不彰。此后，经印度改造后的十二兽历约于公元前3世纪初，又沿“丝绸之路”传到了我国内地，嬗变为十二生肖，进而随着佛教的兴盛而得到了普及。同时亦赋予了许多新的文化内涵。此后，又以中原地区为中心进一步传播、扩散至周边地区的民族和国家。[1]据郭沫若：《释支干》（原作于1929年，见《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版）一文所引资料称，希腊十二兽历中位列第八的为“鼠”，印度十二兽历中位列第六的为“毒蛇”，位列第九的为“猕猴”，位列第十的为“鸡”。

[2]同上注。

[3]郭沫若先生在其《释支干》一文中，曾“疑中央亚细亚古族之稍落后者，如月氏、康居之类仿十二宫象之意而为之，故向四周传播也”，但未详论，响应者亦寥寥。另，几乎每个使用十二生肖（兽历）的民族中，都有关于其起源的传说。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论及。

[4]参见[法]勒内·吉罗著，耿昇译：《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4年内部铅印本，第12～13页，第15页。该书作者称，这是受汉文化的影响所致。

[5]参见苏北海：《哈萨克族文化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383页。

[6]《Tyrkitïl1ardïwanï》第一卷，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449～452页。

[7]“宫”（座）一词，《Tyrkitïl1ardïwanï》作burʤ；黄启辉：《土汉字典》（正中书局印行，1976）作burʧ，释为“十二生肖（宫）图”；《汉维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释为“天干”，均不妥。

[8]《Dïwanuluʁatittyrk》原写做nagjï1ï。g与k在阿拉伯文中不加区分，因而《Tyrkitïl1ardïwanï》翻译者据突厥语构词习惯，将其转写为nakjï1ï，释为lɛhɛŋjï1ï（鲨鱼年），又括注为“tïmsahjï1ï（鳄鱼年），皆误。按，nag一词系从焉耆-龟兹语中借用的，而焉耆-龟兹语之nag又源于梵语的nāga，兼有“鳄鱼”和“龙”二意，此处实应释为“龙”。近些年来出版的许多论著，甚至于工具书都因此而误认为突厥语诸民族是以“鳄鱼”或“鱼”代替了“龙”。具有代表性的如：《维吾尔族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94页称：“与汉族12生肖不同的是他们以鳄鱼代替了龙。”《中国商业文化大辞典》（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1291页，“十二生肖·属相”条称：“维吾尔族以鱼代替龙”。笔者另撰有《〈突厥语词典〉诠释四题》一文，刊于《喀什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对此有专门考释。

[9]此说由沙畹（chavannes）于1906年提出。其误业经伯希和（P·pelliot）指出，但伯氏对其起源亦未加考证，只称：“不论此十二属之远因何在，余颇疑突厥之记年方法乃假之于在突厥前称霸之种族，顾突厥假用蠕蠕（Avars）之制不少，殆亦为承袭蠕蠕者也。”详见伯希和：《中亚史地丛考》（NeufnotesSurdesquestionsd’Asiecentrale．〈T’oungPao，1928-9〉）一文，汉译文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卷，五编，第113～118页，商务印书馆，1962年11月重印版。

[10]参见《殷虚书契前编》三卷，二叶四片；李学勤：《干支纪年和十二生肖起源新证》，刊于《文物天地》，1984年第3期。

[11]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考述》，载《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12]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载《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二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版。

[13]郭沫若：《释支干》，载《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版。

[14]陈昌曙、远德玉主编：《自然科学发展简史》，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58页。

[15][安卡拉]Hanwoochoi著，北川译：《关于古突厥语bičin/bečin的词源问题》，原刊于《中亚杂志》1989年第3～4期218-222，汉译文刊于《突厥语研究通讯》，1990年第2期。

[16]参见《淮南子》卷三，《天文训》。

[17]《史记·秦本纪》。

[18]《史记·匈奴列传》。

[19]黄留珠：《秦文化的南播》，载《秦汉史论丛》（第六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20]黄留珠：《秦文化的南播》，载《秦汉史论丛》（第六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21]最早见诸于文献的为《汉书·翼奉传》及《汉书·五行志》。故而，赵翼《陔馀丛考》谓“一日十二时始干汉”；郭沫若先生在其《释支干》一文中认为：“此乃汉武重通西域以后，受西方之影响而仿制者，其事或于十二肖兽之输入同时也。”（引自《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9月第1版）郭沫若此文作于1929年，在今天看来，称其始于汉代，虽已不能成立，但谓其系“受西方之影响而仿制者。其事或与十二肖兽之输入同时也”，却是独具慧眼，应予以肯定。

[22]穆舜英著：《神秘的古城楼兰》，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121页。从内容来看，该“历书”亦具有占卜性质。

[23]张玲玲：《十二生肖与生肖俑》，载《新疆日报》，1990年9月1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