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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与人文精神论文范文

时间:2022-03-16 10:28:06

中华文明与人文精神论文

伏羲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传说曾作“八卦”。《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个庖牺氏也就是伏羲氏,他进行阴阳八卦文化创造的传说就诞生在天水三阳川地区的卦台山。该地四面环山,有大小山头九个,中间圆形盆地极为平坦,且有渭河由西向东呈“S”形穿三阳川而过,形同太极原图。还有,距今8000年前的大地湾文化遗址,在这里发现了最早的旱作农作物标本,最早的彩陶,最早的原始地画,最早的中国文字雏形,最早的宫殿式建筑,最早的“混凝土”地面等等。渭河流域的圣迹名物虽然多多,但它们毕竟是历经数千年的沧桑流传下来的,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片圣土上曾经现出更多的震撼一时的事件和人物,只是不被数千年以后的人们所知而已。现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历史遗迹与在历史上发生过的同类事件相比,恐怕不过是太仓一粟罢了。一种好的文明和文化,不在于它使信奉它的人们能够攫取多少财富和拥有多么强大的力量,而在于它能给人们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就如同一个人是否伟大,不在于他有多么强壮的身体和多么英俊的外表,而在于他有怎样的一种精神和品质。中华人文精神是与“天地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如同天地一样永葆青春、永垂不朽。你之所以嫌弃它甚至厌恶它,那不过是因为你对它还没有体悟而已。老子有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日月不为喜暗者而敛其明,大地不为慵懒者而改其广,中华文明不为嫌弃反对者而不放其光芒。“人文”一词盖出于《易传》。《易传》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者,原指纹路、纹理,也指事物变化运行的轨迹。“天文”即天体运行的轨迹,引申为天体运行的规律和规则,即天道。“人文”即人类文明化过程的运行轨迹,引申为人群文明生活的规律和规则,即人道。《易传》所说,谓古代的圣人通过观察研究天之道,以明察时节的变化,通过观察研究人之道,以教化天下之民,使之循道而行,以成文明礼俗。“人文”总是表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凡人类的衣食住行、生产消费、社会交往、技艺娱乐、征伐战斗、丧葬祭祀以至于学问思辨等等,莫不与人文范畴相关。

既然“人文”包罗万象,涉及与人类文明化生活相关的方方面面,那么,以博返约,就有“人文精神”一说。“精神”原指人的精气、元神,与人的形体相对。如《吕氏春秋•尽数》云:“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东汉王符《潜夫论•卜列》云:“夫人之所以为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也,乃以其有精神也。”一个民族的人文精神即上述意义上的“人文”之精神,亦可简称为民族精神,谓一个民族在其文明化过程中所形成并一直遵循的基本观念、信念、原则和精神归宿。一个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一个民族也同样需要一点精神。民族的人文精神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本质所在。丧失了这个精神,这个民族的一切创造成果只不过是“物件”的多少而已。在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民族冲突和文明冲突日趋尖锐的今天,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的在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民族人文精神或民族精神是民族性格、习性之上的一个概念,是民族性格和习性的精华。一个民族的性格和习性具有多面性,既有积极的、正面的性格和习性,也有消极的、负面的性格和习性。人们常说的民族劣根性,就是特指民族的负面性格和习性而言的。民族精神则与此不同,是指优秀的民族性格、习性、意识和优秀的民族文化和传统的凝结,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中所创造的文明的精华,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质和精神品格。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就像一个人没有灵魂。一个民族没有优良的精神,没有优良的品格,就会在民族竞争中丧失竞争力,因而也就不可能长久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最终被历史所淘汰。中国是举世闻名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文明史源远流长,长达七、八千年之久。中华文明之所以根深蒂固,历久而弥新,是与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民族的精神是否优越,不凭口说宣传,而要看这种民族精神具有什么样的本质特征,要看这种民族精神孕育了什么样的民族人物,以及这些民族人物又为这个民族造就了什么样的功业,贡献了什么样的思想和精神。我们说中华民族精神是伟大的,那是因为这种精神从一开始就与“天地精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内涵之博大、品质之优越,足可以使后世中华子孙引以为骄傲。如果我们仔细地审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从“天地”中来,都是对特殊的民族利益、民族眼界的超越。中华民族精神的品质,可以说就是天地的品质,中华民族精神的特性,可以说就是天地的特性。中华人文精神追求人与我、人与物的和谐共生。《易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在中国古代哲学观念中,天地之间有两种力量,一种被称之为“阳”,一种被称之为“阴”。这两种力量相吸相斥,相推相摩,不断地推动新事物的产生。因此,天地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大系统,宇宙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死寂的,都是处在生生不已的状态之中。天地有好生之德,故人应效法天,使万物不断地发育生长。这个原则被古代思想家概括成仁。仁是爱,爱就是使人生、使物生。损害别人、戕害他物以满足自己的生命需要,是自私自利的表现,为中国人所不齿。正如汉代思想家董仲舒所说,仁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自己遂其生,使他人亦遂其生,使万物各遂其生,才算得上是仁。孔子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墨子所谓“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张载所谓“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戴震所谓仁是生生之德,“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等等,无不秉承的是天地的生生精神。中华民族把天下共生视为天经地义,把“赞天地之化育”、助天地之生生看成是人的义务和责任。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民族强大了不仅不会称霸世界而且还会促进世界和平,增进全人类的幸福,其基本的论据根源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确立的这种和谐共生观念和仁爱精神。

中华人文精神尊道、贵德、尚义、忠公。我们知道,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的变化是有规律的,古人把现象界背后自然的必然性称之为“天道”。道家认为,道是包括天地在内的万物之母,是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据,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的动力。万事万物得道而生,不道早已。人作为天地的产物,当然就要遵循天道。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中,遵行天道是正,违逆天道是邪。正和邪的分别,就在于行道与否。中国思想史上的不同学派,虽然对于天道、地道、人道各有不同的认识,但无一不强调行道、得道的重要。历史上的思想家们俯而读,仰而思,辩而争,今是而昨非,无一不是为了求道。道家学派的杨朱曾经“哭歧途”,也是出于对世人走错道路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怜悯。中华民族正是出于对天地正道、天地正气的尊崇和景仰,才形成了尊道而贵德的伟大传统。三皇五帝年代久远,事迹几乎湮没无闻;尧舜禹之事,史书虽有记载,但也若存若亡。然而,他们尊道贵德的精神传统却保留了下来,历经夏商周到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和荀子那里被发扬光大。经无数先贤以毕生生命实践的诠释,直道而行,不趋邪曲,居仁由义,尚礼贵信,急公义而贱私利,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贯的精神传统。“以德配天”,“太上立德”、“明明德”、“止于至善”被看成是最大的不朽事业,成为人们的最高追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讲是是、非非、善善、恶恶。孟子所说“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陆九渊所说“轻重荣辱惟义与否”,文天祥所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涌现出了无数仁人志士,他们不畏强暴,为维护天下正义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都是出于对天地之间的道义和正气的维护。他们的事迹和精神因道义而不朽,被后人永远景仰和尊崇。中华人文精神所崇尚的道义,是天下之公道和公义,而非一家一姓、一人一时之私道和私义。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因而人应当效法天地,尚公而不尚私。先秦儒家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法家讲公私相背,尚公义而克私义。《吕氏春秋•贵公篇》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忠经》提出“忠者,中也,至公无私。天无私,四时行;地无私,万物生;人无私,大享贞。”顾炎武提出“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孙中山提出,忠于民族,忠于人民。共产党人提出并踏实地践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条。雷锋说:“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我愿永远做一个螺丝钉。”这自古至今的思想和实践都体现了中华人文精神崇尚公忠的特点。中华人文精神崇尚昂扬向上、与时俱进。《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是天道刚健,运行周而复始,永无止息。人作为天地之间之一物,就应该效法天道,不断进取。从此,“自强不息”就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成语,意为努力向上,永不懈怠。在这方面,古人给后人树立了榜样。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墨子兼爱天下,虽枯槁不舍。广大的劳动人民更是勤劳敬业,发奋图强,使中华文明不断地发展与进步。自强不息表现为在逆境中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和奋斗毅力,更表现为一种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不断进取的精神,还表现为一种勇于正视自己的弱点的自省意识。

3000多年前,商朝有位君主叫“汤”,被后人誉为一代明君。商汤在他的洗脸盆上刻上九个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就是著名的“汤之盘铭”。它的深刻寓意可以这样理解:每天都有新气象,每天都有新创造。脸是天天要洗的,同样,心也需要天天洗。既除去身上的污垢,又除去内心的渣滓,人才能不断进步。因此,自强不息也包含着自新的意思。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很多的修身、治心的思想。古人把进德和修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德业相互促进,日日都有新发展。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优秀的民族精神,从来就是开放、与时俱进的,像天象的运行那样一刻也不停滞。中国人民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着民族精神的时代内容。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雷锋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的精神,航天精神,救灾精神,志愿者精神等等,都鲜明地展现着中华民族精神的与时俱进性。中华人文精神崇尚博厚恢宏和宽容大度。《易传》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是博厚的,可以容纳和承载万事万物。中华民族从大地那里吸取了这种博厚能容的品质,形成了宽容的精神。老子所谓“有容乃大”,《论语》所谓“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荀子所谓“贤而能容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戴震所谓“以我之情絜人之情”等等,都展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博厚恢宏特征。中华作为泱泱大国,不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其精神和思想也有海纳百川、地承万物的气势。我们知道,许多人把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龙本身就体现了宽广能容的特点。龙完全是虚构出来的神物。传说中的龙,角象鹿,头似驼,眼如兔,颈如蛇,腹似蜃,鳞如鲤,爪似鹰,掌如虎,耳如牛。人们对它的形成、演变和发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更欣赏龙来源于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图腾崇拜的说法。相传最初的华夏部落的图腾崇拜物是一条蛇。凭借当时最高水平的生产力,华夏部落不断地发展壮大,不断地融合接纳它周围其他的部落。华夏部落每把一个部落融纳进来,就把这个部落的图腾的一部分加在本部落的图腾———蛇的身上。这样,当中原各部落最终统一的时候,一个新的图腾形象———龙也就定型了:驼首、鹿角、兔目、牛耳、鳄吻、蛇身、虎齿、蟒鳞、鹰爪、鲤须、麒尾……它几乎汇聚了各种灵物最雄美的部件,因而显得异常神奇,极其独特。龙的诞生本身就体现着中华民族和谐一致、宽广能容、敦厚能载的博大胸怀。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北来的少数民族,印度来的佛教,西方来的文明,毫无例外地都容溶于中华文明的大海之中了。这种大海般、大地般的气度,在其他的民族精神中是不多见的。

中华人文精神不仅崇尚天地大道,也追求以人为本。孔子说:“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朱熹注:“人外无道,道外无人。然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论语集注》)这也就是说:道是自然的必然性,其特点是无为;人是自觉的行为主体,其特点是有为。只有发挥出人的自觉的主体性,道才能够弘大,才能显出神奇的效力。荀子指出,不应该“大天而思之”,而应该“制天命而用之”,也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礼运》强调说:“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认为人是天地之间最优越、最重要的事物。《中庸》提出,人能够顺天之时,因地之利,可以赞助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并而为三。因此,古人称人为域中“四大”之一,“三才”之一。这样,“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敬鬼神而远之”,注重现世、尊重民意的以人为本观念,就成为中国人的最基本观念和思想。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都强调“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使百姓足食。自周公提出“敬德保民”,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到孙中山倡导“民主、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到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并努力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无一不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民族精神中以人为本的内涵。强调的“以人为本”的“人”是人民,“以人为本”重在人民的根本利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以人为本问题上与前人不同的理解。在历史上,不乏轻君重民的思想家,不乏爱民如子、为民请命的清官,但都不能与共产党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相比。宋朝的包拯,一生为民,不惜得罪皇族权贵。清代的林则徐,曾因虎门销烟,为民除害而名垂史册。然而,在封建士大夫的心中,他们是在人民之上的高贵者,他们为民众所做的事是对人民的恩典。对于共产党人而言,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革命的事业,人民的解放,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靠小米加步枪,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赶走了侵略者。同样为了人民的幸福,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新的社会主义时代,焦裕录、雷锋、孔繁森、杨善洲等等无数优秀共产党人,以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对以人为本进行了全新的阐释。以人为本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行动,是精神。中华人文精神是古往今来一代又一代中华各族人民共同铸造的。它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伟大的中国人,而一代又一代伟大的中国人又不断地发展、提升着中华人文精神。我们应该看到,市场化所带来的消极效应在逐渐凸显,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庸俗主义的影响力在逐渐扩大。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和培育中华人文精神,是实现民族真正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

作者:焦国成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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