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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管理与人文精神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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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管理者首先应该是合格的公民。什么是公民呢?公民是具有独立人格,有基本权利,并且意识到自己对社会有基本义务的人。每一个人的权利是平等的,而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里,这是一个契约社会,因此,公民是一个社会人。每一个公民应该意识到自己对社会有起码的义务,做一件事要有起码的道德规范,遵守起码的法律,行为要有一个底线。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和昆体利安都认为,对公民进行人文精神的培训能够引领整个社会,能够让公民理解并且尊重那些大家普遍认同的行为规范,而这些行为规范的获得方式是通过学习一批从古代传承下来的体现文化价值观和道德观的著作。学生们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阅读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其他一些古典作者的作品。人文精神教育致力于培养道德品格、灌输社会价值观。到18世纪晚期,人文教育的目的是要规范人们的言行举止、思维方式和道德准则,从而能够逐步灌输“虔诚、公正、尊重真理的原则,爱国、仁慈、普遍的善,清醒、节约、纯洁、适度和节欲以及其他能让人类社会更加美好并赖以建立共和宪政的美德”。

在美国,二战以后的工业化扩张呼吁高等教育要变得更加实用。这使人们更加强烈地认为人文学科课程早就不可救药地过时了,无法再适应现代美国人的需要。有些人为传统课程辩护,认为它们仍然是一种有助于培训人的思维方式或者开发通用知识技能的方法。另外一些人则强调对技术专业化加以平衡的重要性,认为人文学科应该承当起打造“全面发展”之人的角色。在管理教育的早期,人文教育被人视为美德和道义的堡垒。但是,二战以后,旨在强化分析型和技术型技能的专门化倾向日益加剧,最终导致了管理学与人文学科脱节的后果。管理教育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只是一些职能块上的受教育者,他们对于自身对整个社会所应承当的更广泛的责任一无所知。人文精神教育的理念也受到了整个社会中教育角色变化的压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生们就开始提出通过大学教育掌握符合市场需求的技能这一要求。高等教育成为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到的产品,因此消费者要求自己的付出能够得到最高的回报。随着教育的目的从打造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转变成为人们提供具体的与雇佣相关的培训从而帮助他们在职业市场上有所斩获,关于人文教育的整体概念就再一次受到了猛烈的抨击。亨利•明茨伯格在1973年和1980年所进行的有关管理者的研究《管理工作的性质》一书揭示了管理活动固有的非人性化特质。在明茨伯格看来,所谓的白领,与泰勒笔下使用铲子的工人一样,都是其时代的奴隶,异化于工作之中,被上级赋予的任务掌控。哈佛商学院教授罗伯特•海耶斯和威廉•阿伯内西在题为《加强管理规避经济衰退》一文中认为,管理学教育一味强调管理学是一门科学最终产生“一个错误而又浅薄的观念,使得专业的管理者,其实是‘假专业人士’,错误地以为自己贸然地‘空降’到一家完全陌生的公司,通过推行严格的财务控制、利用投资组合概念和市场驱动策略这几招就能够成功地经营好该公司”。随着股东价值和短期财务结果成了公司业绩唯一有效的衡量标准,芝加哥学派的市场驱动哲学充斥着对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讨论。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学家对商学院的影响逐渐增强,代理理论主导了MBA课程。通过建立一家公司,所有者可以享受因为减少交易成本而带来的利润。

但是当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时,委托—代理问题就出现了:如果所有者没有亲自去监督管理者,他如何才能知道管理者是在做他最感兴趣的事情?实际上,在企业内部存在着股东—董事会—经理—工人这样一个委托—代理链条。根据代理理论,股东是委托人,公司的管理者是代理人,管理者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往往存在冲突。根据现有的激励理论,要有效地调和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就要设计有效的激励合同。研究 委托—代理的目的是科学设计激励机制,解决激励不相容的问题。导致激励问题的因素有三个:一是代理人的行动难以观察:委托人只能观察到结果,不能观察到行动,因为有外生要素的干扰使得结果不能准确地测度努力程度,这就是前面讲的“隐藏行动”问题;二是代理人的类型不能准确观测,这就是前面讲的“隐藏信息”问题;三是代理人风险厌恶程度不同。代理人存在三种不同的风险态度:风险爱好,风险中性,风险规避。典型情况下,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得到股权和其他直接与利润相关的奖金。尽管支付给大公司CEO巨额报酬存在争论(特别是此次金融危机下华尔街金融巨头的薪酬方案),但是,现代经济学认为,以绩效为基础的报酬对股东和CEO都是有利的,而且减少CEO这样的报酬可能减少公司利润。按照以上逻辑,管理者对公司不再有任何忠诚感,相反,他们视自己的工作为由市场驱使的完全的交换行为,不带有任何道德成分,不包含任何信托责任。借用德鲁克的话来说,公司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你得带着自己的大砍刀来。”这一市场驱动一切的理念也渗透进了商学院,MBA项目也开始在一个更大的市场上相互厮杀,将希望入学的学生视为潜在的“客户””。成为一名MBA学员不再是为了掌握某些技能或者学会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相反,其目的变成了拥有一个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的校友关系网。人类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这标志着“信息社会”终于名副其实。在现代管理中,我们收集的所有数字信息现在都可以用新的方式加以利用。大数据的出现,使得通过数据分析获得知识、商机和社会服务的能力从以往局限于少数象牙塔之中的学术精英圈子扩大到了普通的机构、企业和政府部门。但正如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教授在其新著《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中所指出的“:大数据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它使得目前用以保护隐私的法律手段和核心技术失去了效果。”“在一个预测的时代里,人类的自由意志神圣不可侵犯,这一点不可轻视。我们不仅需要承认个人进行道德选择的能力,还要强调个人应为自我行为承当责任。”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将价值观看得比技能、战术或各门学科更加重要。他坚信,人文精神是道德和价值观的守护者。尽管德鲁克从来未曾公开地揭示管理学和人文学科两者之间的关联,但是,他关于管理学是人文学科的这一理念还是将人文学科培养道德品格的理想与管理学培养有效领导者的目标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我们认为,具有人文精神的管理者对人类存在的本质有着透彻的理解,能够在制约权力滥用的同时,将组织里的人培养好。具有人文精神的管理者能够认识到,尽管人性本身是不完美的,但是由人组成的组织必须努力创造一个“尚能容忍”的希望社会。杜维明先生指出:“说中国传统中的‘儒’的概念,在当代近似于人文科学的学者,也许并不牵强。”①他还指出:“在儒家看来,学就是学做人。诚然,我们无可逃避的是人,并且在自然主义的意义上说,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是,从美学意义上看,成为人却必须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因此,学做人意味着审美上的精致化、道德上的完善化和宗教信仰上的深化。”②笔者亦认为,儒家思想的传播基本可以认为是人文精神的培养。人文精神的培养离不开教育。康德指出“,人是唯一需要教育的一种存在”。③按康德的看法,人之外的动物只须以本能的方式来运用它的天性,无须像人那样经受教育的过程。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腾文公上》)人文精神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知善,以便进而择善。孔子更是提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到达“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的地步。孔子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可见,从“人的完成”这一方面看,教育不仅涉及知识的接受与传授的问题,而且与德性的培养相联系,因为道德是社会能够维系、延续的必要条件之一,社会秩序的建立无法离开道德的维度。荀子就是中国的托马斯•霍布斯,因为他跟霍布斯一样相信人性本恶,相信“人对人就像狼对狼”。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以为人生而有好利,嫉恶之心,耳目声色之欲。若听其发展,不加节制,则争夺残贼,淫乱随之升起,“正理平治”之社会生活难以实现。可是荀子的声音在孔夫子的国度却很少有人倾听。其实,荀子的思想与孔孟思想并非完全矛盾,甚至可以说是相得益彰。因为正是人性本恶,才需要不断修身,才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所以,孟子重心体之仁的呈现发扬,荀子重礼教之善的潜移默化。前者讲究“集义”,后者讲究“积善”。

荀子说“: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荀子•儒效》)这句话无异于儒家所强调“择善固执”才能成就圣人。儒家一方面重视礼乐所形成的外在规范,另一方面强调人性本有的内在要求,然后兼顾内外,肯定每一个人都有能力也有责任成就完美的道德人格。以经验事实来说,我们发现:人间有善行也有恶行,人有行善与行恶的自由,同时,行善使人心安,行恶使人羞愧。以理性反省来说,这些经验事实告诉我们:个人的快乐在于心安理得,群体的和谐在于大家行善避恶,因此,人性要求也是向善的。从理想途径来说,如果肯定人性向善,就要多做存养省察的工夫,让个人内心的指示清楚呈现,同时还要妥善安排道德教育,使大家乐于遵守外在既成的规范。儒家的人性论因此成为我国道德思想的主流。这套人性论常被称为“性善论”,其真正涵义则是肯定人有“善端”(《孟子•公孙丑上》),需要努力实践,以成就善的行为。换言之,人性是向善的。孔子是主张人性向善的,如孔子在描述有德者在政治上所表现的功效如下:1.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2.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3.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中国历史上对人文教育的作用一直是非常肯定的。儒家经典《大学》开篇就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已故著名政治学家萧公权先生详细论述了孔子人本主义的政治观,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学说,从根本到枝节,都以人为其最高、最后和最直接的对象和目的。在他的学说中,政治生活是人的人性的表现,是人性发展的过程,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是满足人类要求的努力。这种人本主义思想同样适应于现代管理。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教育往往有空洞说教之嫌,重做人轻做事。在孟子看来,做实事是“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儒家经典也很少有教人做实事的内容,相反,倒不乏鄙视做实事的人的言论。“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只须““上好礼”、“上好义”“、上好信”“、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由于儒家只教做人不教做事的传统,造成劳心者只务虚言,干不了实事。劳力者能干实事,却尽是文盲。这种社会的手和脑严重割裂的传统一直贯穿中国整整两千多年,直到西方人用手脑合作造成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中国人这才逐渐觉悟到中国传统教育手脑割裂的大祸害。在科举制度背景下,中国人的知识指向更多的是关注社会秩序的建立及与之相关的内容,包括人如何维护这种社会秩序。因此,起码从制度化儒家建立的汉代开始,中国的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如何灌注这种思想倾向,即《中庸》所谓“修道之谓教”。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精神的培养。马克斯•韦伯对于中西考试的内容的分析,充分说明了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别:“中国的考试,并不像我们西方为法学家、医师或技术人员等所制定的新式的、理性官僚主义的考试章程一样确定某种专业资格。中国的考试,目的在于考察学生是否完全具备经典知识及由此产生的、适合于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思考方式。”

④但是,科举制度这种只注重人文知识培养的理念在西方的经济强势面前,很快就失去了其合法性。在鸦片战争的屈辱面前,已经日趋腐败的科举制度乃至整个中国的教育制度和知识倾向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儒家所着力培养的人才根本无法应对洋人的“坚船利炮”。废除科举,设立新式学校,引进西方人的科学技术知识,成了维新人士首先考虑的事情。正因为中国传统教育的缺陷,因此,废除科举,引进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和现代教育模式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格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明显地把人生意义的指针指向了权力。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能够接受儒家文化教育的人,无不围绕着权力转,这当然也与中国的皇权和科举制度存在必然的联系。黎鸣指出“:两千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是人类中典型的官场化社会。社会中的一切,无论官场、市场、情场中一切人们的活动,无不受到私有化的专制权力的威慑。”⑤权力垄断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除了听命于大人、圣人,永远不会有自己的思想,儒家思想乃至圣人孔子、孟子本人也都成了权力的工具。这样,中国的人文传统被权力裹挟,人文精神被权力阉割。因此,当代人文精神的培养,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利用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挣脱传统文化的桎梏。人文精神的培养需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先秦时代,孔子可以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可以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腾文公下)。但由于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这并没有成为中国人的人文精神。中国的皇帝是金口玉言,中国的老百姓只能劳作、吃饭,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更不允许有异议,只能绝对服从,中国人的人文精神早就丧失了原创力。哈耶克认为“人民和各社会阶层,只有在长期享有自由的情况下,才会有高尚的道德标准———这与他们所拥有的自由度成正比。”反过来,哈耶克也相信,道德在一个伟大社会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只有在自由的行动受着强有力的道德信念引导时,自由社会才会良好地运作。”早在20世纪40年代,哈耶克就认识到:“在物质环境迫使我们做出选择时有决定自己行动的自由,以及对按照自己的良心安排我们自己的生活自行负责,这两者是道德情感能够赖以培养、道德价值在个人的自由决定中赖以逐日再造的唯一氛围。不是对上级,而是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不是用强力所威逼出来的责任心……以及对自己所作决定的后果负责,这才是名副其实的道德实质。”故此,哈耶克一直相信“:自由不仅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而且是大多数道德价值的源泉和条件”。

⑥如果认为当今社会中的商业伦理缺失和人们道德水准下降就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这实在是对市场经济的一种误解。因为,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做出决策时才有决定自己行动的自由,也才能对自己所作决定的后果负责。市场化改革出现的社会商业伦理的缺失,不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而是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按照哈耶克的观点,把自由当作法治保障下的个人经济社会活动中的一种私人领域、一种人的生存状态,这一论辩的逻辑就是说,只有在法治社会之中,人们的道德情感才会得以展示和再造,社会的道德水准才会不断提高。而法治首先就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而我们当前的现实是,一方面引入市场机制,另一方面,政府的权力又不容易受约束,权钱交易,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腐败寻租案件大面积发生,法治还不够完善,这才是社会商业伦理缺失的重要原因。人文精神尽管无法成为治愈现代管理实践之病的神药,但是还是能够使身处权力岗位的人重新关注价值观、伦理道德和品格问题。通过重建现代管理与人文精神之间的由来已久的联系,能够为现代管理注入新的生命和活力。现代管理强调人文精神就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我们不相信世界上存在十全十美之人,因此,现代管理实践需要解决有关人格发展、美德和价值观之类的宏大问题,还要理解我们作为人无法实现亚里斯多德关于德性行为所提出的目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有所提高、有所进步。人文精神的培养与具体管理技能和方法的培养以及专业技术的培养应该有机结合,不可偏废。核心价值观的传授和劳动技能的传授,这是教育的两项基本的社会功能,现代管理教育也不例外。现代管理分工越来越细,也越来越专业化。博弈论、信息技术、大数据挖掘、云计算等现代管理方法和技术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在管理教育和管理实践中重视人文教育,能让我们的管理者理解“我们的决策背后的终极价值观”以及批判性思维技能,当然还包括提升他们说服他人的辩论能力。人文教育对品格的培养和对美德的塑造使其成为现代管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管理本质上是一种关乎人的活动,不只是关乎技术和数据。但人文精神的培养又不能只是通过空洞的说教,而要与现代管理技能的培养和具体管理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在某种意义上人文精神的培养更多地需要示范来引导,因此,道德典范的示范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孔子要求“见贤思齐”,也就是说,当我们见到有德性的人(贤人)时,就要考虑怎么向他看齐。亚里士多德也提到,要使自己的行为达到正义(道德)的层面,我们就要“像正义的人”那样去做。这就需要在现代管理教育中加强案例研究和使用案例教学,通过典型的案例来传播和彰显现代管理中的人文精神。

在德性培养过程中,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引导和涵养。引导主要表现为个体之外的教育、指引,它更多地体现社会的影响和社会的约束。比如,社会逐步摆脱权力指向的文化,逐步形成尊重财产权、诚信、平等、自由的现代商业文明。涵养主要是个体自身的体验、反省、觉悟,主要表现在企业管理者在经营实践逐步形成的经营理念、商业道德和良好品质。外在的社会影响和约束以及自身的体验、涵养在广义的德性培养中相互关联、彼此互动。进而言之,人文精神的培养涉及美的品格的形成。在美的品格的形成过程中,又涉及真、善、美三者的关系。在美和真的关系中,一方面,真隐含着美;另一方面,美往往体现真。美和善内在地相互联系,一方面,它体现了道德上崇高的力量;另一方面,它又给人以一种审美意义上的美感。宋明理学家常常讲“圣人气象”,其中便包含形之于外的人格美。杨国荣认为,从中国思想史看,相对而言,道家比较强调“美”和“真”之间的统一,儒家则更注重“美”和“善”之间的互动,所谓“美善相乐”。⑦中国人还必须进一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人文精神,因此,还需要“启蒙精神”继续在中国萌芽、生长和铺开,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精神”就是人文精神。与此同时,还必须创造性地培养现代中国人对永恒的真、终极的善和自由的美三者的信仰,用真、善、美来构筑中国人的人文精神。

作者:胡少华单位:云南财经大学商学院

现代管理与人文精神论文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