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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叙事学下的七巧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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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锁记》的叙事视角包含全知叙事和限制叙事。结合后经典叙事学的分支学说———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叙述视角和叙述声音,可以发现新视野下的性别政治,从而给予七巧以非同于男权视角的解读,使得人物在人性的堕落上具有了可循的依据。

关键词:

全知叙事;限制叙事;七巧;女性主义叙事学

20世纪60至80年代,西方经典叙事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批评家开始注重作品的结构技巧和结构美学,从形式层面入手来探讨文学的内涵和价值。这种形式主义的批评方式与传统注重社会道德意义的批评有了区分,为文学意义的阐释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包括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叙述节奏、文本层次等形式要素。经典的结构主义叙事学聚焦文本而忽略了历史语境和社会氛围。后经典叙事学不仅关注叙述者和叙述本身,还考虑了读者接受、语境以及意识形态等,打破了西方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的对立。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后经典叙事学的分支,相对于女性主义批评而言,其内容既包括性别研究,也包括社会、历史语境等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叙事批评的理论内涵。“女性主义叙事学关注叙述视角所体现的性别政治,同时注意考察聚焦者的眼光与故事中人物的眼光之间互为加强或互为对照的关系。”[1]女性意识很强的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就在视角的转变中完成了对七巧形象的复杂呈现。

一、叙述视角与女性主义

《金锁记》的叙事很巧妙,粗略看是一篇古典式小说,作者运用全知叙事的手法将人物的动作、服饰、神态、心理等一一展现,用说书人常用的“道”字将人物的话语干脆利落地写下来。仔细阅读,发现张爱玲在叙事中暗暗地转换了叙述角度:在情节发展的关头,往往从故事中人物的角度,即以限制叙事方式讲清了故事延续下去的因由。全知叙事的小说,叙述人往往处于旁观者的位置冷静地“看着”故事发展,如同摄像机后面的导演把镜头一一投向表演者。而限制叙事,叙述者则成为了故事中的某个人物,其他人物处于被动的位置“被想象”和“被描述”,故事沿着这个特殊人物的视角在发展。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根据叙述焦点对人物的限制程度不同,把叙事视角分为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三种。零聚焦是指叙事者无所不知,是传统的小说所采用的主要叙述方式。内聚焦是指叙述者只说某个人知道的情况,而外聚焦则是叙述者所说的比人物知道得少。这与全知叙事、限制叙事相一致。《金锁记》实际上就是零聚焦和内聚焦相交织的结果。在主要叙述角度全知叙事之外,文中存在几处限制叙事:一次是七巧和姜季泽的首次交锋,一次是七巧和姜季泽的彻底决裂,一次是在七巧残害女儿长安的过程中,一次是在芝寿被疯子似的婆婆残害之后。这些限制叙事拉长了叙事时间,放慢了叙事节奏,让读者感受到了人心的欲望和悲剧的力量。

(一)悲剧的承受者———七巧七巧和小叔子季泽的首次交锋带着暧昧的色彩。七巧所嫁的那个人害了骨痨,天天躺在床上,没有生命力,用七巧的话说就是“软的、重的”,碰他的肉就像人的脚发麻了摸上去那感觉。七巧把季泽的太太兰仙挤兑走以后,开始向季泽哭诉自己的不堪命运。慢慢地,七巧开始向季泽示爱,但是季泽完全不理会,听到脚步声之后赶紧溜走。姜季泽不务正业,平日走马章台,对于丫头也是毛手毛脚的,对于七巧,却是严叔嫂之防。这是为什么呢?叙述者叙述七巧和季泽在一起的对话是全知视角,而对于季泽“严叔嫂之防”的原因交代则转换到限制视角。季泽看着她,心里动了动。可是那不行,玩尽管玩,他早抱定了宗旨不惹家里人,一时的兴致过去了,躲也躲不掉,踢也踢不开,成天在面前,是个累赘。何况七巧的嘴这样敞,脾气这样躁,如何瞒得了人?何况她的人缘这样坏,上上下下谁肯代她包涵一点,她也许是豁出去了,闹穿了也满不在乎。他可是年纪轻轻的。凭什么要冒这个险。[2]13叙述者如此把季泽躲避七巧的原因交代清楚:季泽花心而自私,他的拒绝不是伦理观念的自觉,而是怕惹上泼妇一样的累赘拖自己下水。夏志清这样说:“《金锁记》里面,一个出身不高的女子,尽管她不乐意,投身于上流社会的礼仪与罪恶之中。最后她却成为上流社会最腐化的典型人物。七巧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可是更重要的,她是她各种巴望、考虑、情感的奴隶。”[3]349季泽是腐化、罪恶环境中的一条寄生虫,利用七巧的情欲将其推入了地狱更深处。之后,他利用七巧对他的感情,在分完家以后找到七巧想与其续情,这时候,叙述人将叙事的角度转到了七巧的身上。

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当初她为什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吗?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他难道想哄她吗?他想她的钱。”“好容易她死了心了,他又来撩拨她。”“不行,她不能有把柄落在这厮手里。姜家的人是厉害的,她的钱只怕保不住。[2]22七巧的心理活动慢慢铺展开,由原来的喜悦到无奈,再到猜疑、愤恨,她爱姜季泽,然而黄金枷已牢牢地锁住了她。然后她试探季泽,套季泽的话,最后恶狠狠地赶走了他,七巧的心理依旧在铺展: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一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是装糊涂,就是容忍他的坏。她为什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2]22-23七巧唯一的爱情被坚硬的黄金枷劈杀。然而,我们透过季泽和七巧的不同视角来看结局,可以看出七巧其实是制度的悲剧者。她对姜季泽留着情意,而姜季泽只惦记她的钱。“女作家在写作时可以选择不同的句法结构,在作品中也可以选用不同形式的叙述声音。像句法形式一样,文本形式一般是男女作家通用的。男女作家都可以采用倒叙或预叙,都可以采用第一或第三人称进行叙述。但女作家为何采用某一种形式来进行叙述则有其个人的和社会历史的原因。”[4]结合社会语境,我们可以明白张爱玲转换叙述视角所具有的性别政治意义。“叙述视角与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往往被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关系。语境中的性别因素对文本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叙述视点完成的。”[5]季泽和七巧分别作为聚焦者,同时拥有事件过程中言说的自由和权利,各自的发声与喧哗,将两性置于平等地位自我辩护,女性不再是他者,而是对视中的一方,这样就解构了父权制中看与被看的对立。读者很容易做出判断:七巧一步步的道德沦陷与精神异化,实际是由腐朽的封建经济制度造成的,七巧是作为悲剧的承受者出现于二者关系中的。

(二)悲剧的制造者———七巧十年后的故事依然是全知视角里穿插着重要人物的限制叙事。七巧残害女儿,一次是让长安退学,一次是破坏长安的感情,逼长安退婚。长安丢了被褥单,七巧闹着要去学校兴师问罪。长安丢不起这人,打算退学:走得干净。她觉得她这牺牲是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2]25长安约会归来,带着恋爱的微笑,人变得些许沉默,七巧便生气地冷言讽刺。她逼长安退婚,说长安尽找野男人,又哭诉着长安不给她争面子。长安吓得如五雷轰顶,怕她做出什么更吓人的事来,与童世舫的感情迟早会决裂。她决心自己亲手结束这段感情: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她知道自己会懊悔的,她知道自己会懊悔的。[2]28七巧没有拥有两情相悦的感情,她的感情在黄金堆里枯死,唯一的生命力量体现在对金钱的维护上。她害怕钱财失去,同时又嫉妒女儿纯洁感情的实现,嫉妒女儿的幸福。长安的两次牺牲,叙述者都通过她的视角给予了悲凉却无助的叹惜,美丽而苍凉的手势是长安枯槁心情的象征,也是心如死灰的投射,充满了无限意味。通过受害人的视角,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体会到这份悲痛。七巧残害自己的儿媳妇芝寿。她不让长白晚上回屋过夜,而让他陪她吸大烟,并且强迫长白讲媳妇的秘密作消遣,还在牌桌上作为谈资向亲家母炫耀,羞得亲家母连女儿也没见就回去了。芝寿心里清楚得很: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丈夫不像个丈夫,婆婆不像个婆婆。”“她想死,她想死,她怕这月亮光,又不敢开灯。[2]41从芝寿的角度,我们看到了一个深陷窟穴却无法自救只能被折磨至死的可怜虫,看到七巧像个变态老巫婆一样折磨着她身边的每个人。长安和芝寿并没有简单地被定位于观察客体的位置,其内心的披露通过作家有意识的视角转换得以呈现,使得同一个人既是“观察者”又是“被观察者”,从而导致了人物关系权力的变化。在故事层面,长安和芝寿是反抗无能的软弱者;在话语层面,长安和芝寿则成为胜利的谴责者,颠覆了传统的“反抗故事”。七巧的人性恶———专制、阴毒、泼辣、自私制造了悲剧,处于悲剧中心的女儿和儿媳通过自身辩白抗拒了悲剧。读者通过二人视角厘清了事件的实质,从而明白七巧处于封建家长位置后,她的情欲、物欲不再是正常人性的舒展之需,而是沦陷在了利用男权操纵弱者的循环恶之中。

二、局外的清醒:叙述声音

“叙事学中的‘声音’特指各种类型的叙述者讲述故事的声音,这是一种重要的形式结构[4]。”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叙述者明显的叙述意识,即叙述者的声音,像是画外音给整个安静的故事画面安插了一些令人警觉的话语,如对人物的评价、带有主观色彩的意象等。阅读《金锁记》,可以倾听出叙述声音传达的复杂的韵味,有嘲弄、有感慨,也有毫不留情的直接披露。“七巧有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2]32出现在童世舫被邀于家中吃便饭、七巧计谋着用鸦片毁掉长安爱情而刻意编造出一段谎言之后。张爱玲忍不了她的恶毒,便停下故事叙述发出了反讽式的揶揄。“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2]32出现了两次,一次是长白娶芝寿的时候,一次是童世舫来看长安的时候。她的话把两个孩子的姻缘、幸福都给破坏了,声音给别人的感受就像剃刀片,让人疼、战栗、不安。这个叙述者声音的出现展现了七巧非人的一面。此番叙述手法,糅合了叙述者的愤怒和讽刺,不仅没有中断故事的叙述,反而增添了故事内容的涵量。

三、结语

作为叙述的角度,限制视角给了故事中人物自我表达的机会,他们的眼光往往与读者的眼光聚焦在一起,由此视角来观察故事的发生发展。通过剖析叙事策略,读者便可以颠覆男权视角下对七巧的定位,其不是“一个出身低微的轻狂女子”“没落的宗法社会里微不足道的渣滓”“担不起情欲的人”,而是在时代变换中,由于个人微不足道的力量难以对抗经济关系的不断构陷,在攫取权力之后沦为了疯狂的守财奴与施虐者。此是张爱玲站在人性的高度上对一个弱者的同情与理解、关怀与批判,实为哀其不幸运、怒其不放手。七巧对金钱以及子女的不放手不仅毁掉了子女的幸福,也使自己精力耗尽,沦为了欲望的奴隶。

参考文献:

[1]乔国强.叙事学与文学批评———申丹教授访谈录[J].外国文学研究,2005,(3):5-10.

[2]张爱玲.金锁记[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刘绍铭,等,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

[4]申丹.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评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136-146.

[5]陆美娟,彭文娟.《金锁记》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J].安徽文学,2008,(4):102-103

作者:唐诗诗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女性主义叙事学下的七巧形象分析责任编辑:杨雪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