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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时代背景及策略

2019/12/09 阅读:

摘要:文化是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内在动力,对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华文化由多种文化要素构成,其中,少数民族文化在灿烂的中华文化大家庭中具有独特、不可替代的地位。在新时代背景下,尤其是大力推进文化“走出去”的今天,如何将我国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出去,对中华文化“走出去”以及树立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文化要素;新时代;对外传播

党的十八大提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旨在展示中华文化传统,推介中华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国际影响力[1]。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化,其对外传播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背景

当今世界,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文化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立身之本,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因此,世界各国高度重视文化的发展和对外传播。中国进行文化对外传播活动的历史源远流长。两汉时期,西汉的张骞和东汉的班超出使西域,开辟了繁盛一时的古代丝绸之路;明朝时期,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传播了中华文明,促进了海外贸易。新时代的中国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文化现象,必须及时合理地调整中华文化的发展模式,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和对话,努力探索出适合自身文化的发展道路。2014年,“一带一路”战略的正式提出,为我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和推力。此外,当今世界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和人际交往方式,实现了最大范围的全球交往,为文化对外传播扫除了“物理障碍”,但同时,由于各个国家技术条件和经济基础不同,也造成了信息资源全球流通不平衡,甚至某种程度上的文化“同质化”等问题。中华文化必须面向世界,以平等的姿态进行对外传播,在对外传播中取长补短,与其他文化不断地进行交流、融合,才能以更加自信的姿态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中华文化是由56个民族构成的多元一体的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少数民族在语言、服饰、饮食、宗教、建筑、节日、习俗等方面各具特色,民族文化之间优势互补,共同促进中华文明的进步和繁荣,构成了内涵深厚、内容丰富的中华文化大家庭。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推动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少数民族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区特色和文化内涵,能够让国际社会看到更加全面、多元的中华文化,有助于我国树立一个更加积极的国际形象,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并以此为契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其次,在文化与经济相融合的今天,文化作为一个新兴产业,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因此,推动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能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将文化资源转换为经济优势,进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最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网络传播实现了最大范围的全球交往,随着西方国家文化的全球渗透,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冲击,呈现出边缘化和同质化的趋势。大力推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能够进一步挖掘少数民族文化的资源,同时在与其他国家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中取长补短,不断吸收其他文化的营养,提高少数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历史表明,一种文化愈是能够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就愈能发出夺目的光彩[2]。

二、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现状

(一)缺乏少数民族文化品牌文化品牌代表着一个民族优秀的文化内涵,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作为一种无形的资产促进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目前,我国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已取得一定的成绩,如我国在众多国家已成立孔子学院,京剧、太极拳和中国功夫也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先锋”。但是,在我国众多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中,真正实现“走出去”的却寥寥无几,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文化自觉意识的薄弱,甚至缺失。在全球化的今天,人们被不断接触着异质文化,被负载着不同文化意义的符号包围着,尤其受到西方主流文化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少数民族的本族人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的错误定位和不重视,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已受到严重的威胁。“现在,‘死了一个人,亡了一门艺’己不是个别现象,如不加紧抢救,许多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就会失传,我们将留下永久的遗憾。”[3]少数民族文化开发范围小,层次低。目前,我国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还仅停留在文化符号的表面,往往侧重于其娱乐功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被过度商业化开发,具有明显功利化、同质化的特点,在本质上偏离了文化传播的初衷,扭曲了其真正的文化内涵,因此造成其文化吸引力的贬值。如施洞独木龙舟节是苗族群众最为重要的节日,以此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融合了苗族的竞技文化、祭祀文化、服饰文化、歌舞文化和饮食文化。但商业的改造和宣传已经使该活动很大程度上被娱乐化,而忽略了其本来的文化层面的内涵,缺乏情感的触动,故对其良性的发展和传播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外向型文化企业的发展动力不足。少数民族文化相较于主流大众文化处于弱势,要想真正地“走出去”,树立国际品牌,必须要与外向型文化企业紧密结合。当前,我国对外向型文化企业在文化产品创新、对外合作、传播和发展方式方面均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阻碍着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的步伐。

(二)缺乏相关人才和国际性传媒企业高水平翻译人才的缺乏。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是在特定的地理、人文环境中形成的,民族特色十分明显,具有大量的文化负载词汇。在实际的外译过程中,往往一个少数民族文化在其他国家文化中便存在着大量的文化空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强了对文化“走出去”的重视,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我国推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大中华文库”“丝路书香工程”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等重点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项目,在翻译事业发展和翻译人才培养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存在翻译质量不够高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高水平的翻译人才不足的问题。新媒体技术人才的缺乏。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今天的我们生活在新媒体信息化社会中。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相比,利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新媒体具有高效性、互动性、实时性、个性化等优点,使传播活动摆脱了时空的局限,给文化对外传播活动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我国具有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但我国民族文化“走出去”面临的难题之一是缺少既懂文化又有较强传播技能的新媒体技术人才。当今世界,新媒体产业的发展迅速,涉及的学科知识范围广阔,文化传播对于新媒体技术人才的培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少数民族文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尚未能足够重视对新媒体技术人才的培养,且由于这些地区的工资待遇没有竞争力,因此在新媒体技术人才的引进上也存在困难。缺少一批国际性传媒企业。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二五”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质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到全球资源、人才、技术的激烈竞争中,但大多数国内企业在走出去时缺乏媒体公关意识。在面对国外媒体,尤其是西方国家媒体的不实负面报道中,往往缺乏传媒企业进行澄清,造成中国企业在国外负面形象的形成,从而导致企业在经济利益上的不必要损失。国际性传媒企业是中华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让各国民众接触和认识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要想走出去,也需要国际性传媒企业的国际传播能力来树立积极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品牌。

(三)对外传播缺乏创新性创新是事物进步和发展的动力。从文化对外传播角度来说,创新意味着以新的思维和方法突破传统刻板的传播模式,更新单一、浅层次的传播内容,谋求文化对外传播新发展[4]。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尚未能适应我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其中,最为突出问题之一是缺乏创新性,表现为传播模式单一化、传播内容刻板化、不正确的文化对外传播意识。传播模式单一化。当前,我国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主体仍然是政府,企业或个人等非政府渠道的文化对外传播则处于附属地位,因此在传播渠道、形式和策略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导致传播效果不明显。在这样的一种传播模式下,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往往是通过政府外宣的渠道进行,属于“优势扩散性”传播模式,在外国媒体和民众的眼中,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难以产生情感触动,甚至会产生排斥的心理,达不到良好的对外传播效果。传播内容刻板化。纪录片是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载体之一。目前,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纪录片在叙事方式上往往采用宏大的叙事角度,以传播者“独白”的方式叙述,缺乏生动性和对受众的情感触动,而在叙事内容上,也往往以少数民族自然景观和浅显的民族风情为主,观众难以感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真正内涵和魅力。少数民族文化出版业是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一环,但传统的出版内容缺少创新性,难以吸引外国读者。因此,如何使出版内容“本地化”,拉近与外国读者的文化距离也是我国出版业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不正确的文化对外传播意识。正确的文化对外传播意识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保障。但目前,我国在进行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在传播意识上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误区:将文化对外传播看作是一个单向的过程,没有对信息接收国家的历史、文化做深入的了解,只注重信息输出,不注重信息传播效果;过分强调文化差异,导致在对外文化传播时存在文化定势甚至文化偏见;在对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时,存在重活动、重眼前利益的现象,缺乏建立品牌的长远意识。

三、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策略

(一)文化传播与产业相结合,形成品牌化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发展经验不断积累,具有十分有利的文化发展条件和基础,但要想将这种有利条件转化为国际文化品牌,需要解决前文提出的少数民族文化品牌化过程中出现的三个问题。要从根本上提高各少数民族成员的文化自觉意识。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只有本民族的成员才能最准确地掌握和传播,也只有本民族的成员才能深度地挖掘民族文化的价值,因此,提高民族文化自觉性是民族文化品牌化的前提。少数民族文化地区政府应加大对本民族传统节日、服饰、语言等方面的保护,通过制作纪录片、举办民族文化知识竞赛及民族文化风采摄影大赛等方式,宣扬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起源,增进其成员(尤其是作为民族文化接班人的青少年)对本民族的了解,进而提升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最终使民族成员能够重视并主动去了解、学习、传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要深度挖掘能够体现少数民族文化独特性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文化资源。少数民族文化的吸引力之一便是其自身的独特性,在进行对外传播的过程中,要守住一个底线:不因为一时的经济效益使其同质化或过度娱乐化。此外,要培养精通少数民族文化的人才队伍,不断挖掘民族文化的价值,并寻找合适的切入点,在珍视和保持本民族文化内核的基础上,吸收其他文化的合理成分,从而丰富民族文化的内涵,使其更好地、更有效地对外传播,以加速少数民族文化的品牌化进程。如我国旗袍吸收西式服装的设计元素,经过不断地改进、创新,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服饰的对外传播具有参考意义。要加大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的力度。少数民族文化要“走出去”必须依托于外向型文化企业,在这一过程中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要主动发挥知名文化企业的带动作用,扶植、培育新兴的外向型文化企业;二是要创新文化产品,在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时,提高文化产品的吸引力;三是要与国外的主流文化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使我国的民族文化产品更容易进入外国的主流文化市场、形成对外贸易文化品牌。

(二)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建设高水平的翻译人才队伍。要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翻译人才队伍应该从高校的翻译教育入手。目前,我国的翻译硕士专业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如翻译专业的师资专业化程度不高、课程设置不够合理、学生缺乏足够的翻译实践等问题。高校的翻译硕士专业应建立产、学、研互动平台,并根据社会大环境的实际需要、结合学校的特色进行课程设置优化。诸如“中国语言文化”的课程应有明确的授课目标、注重提升学生的中华文化素养和语言的感知力、提升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兴趣;而“计算机辅助翻译”课程的教学也应该更专业化,提升学生对机器翻译的重视和实际操作量。此外,通过完善翻译行业的标准规范和实行行业准入制度,提高翻译行业的待遇,从而吸引更多人才投身到翻译事业中来,扩大我国翻译人才队伍的规模。培养和引进新媒体技术人才。为了与快速发展的新媒体技术相适应,在新媒体技术人才的培养模式上必须摆脱传统教育模式。新媒体技术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新媒体的媒介特征及产业属性决定了新媒体专业设置主要由三大学科群构成,即传播学、信息科学和传媒经济学;还要有三大技术支撑,即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和传感技术。高校的新媒体专业课程设置应注重与社会实际需求和技术发展趋势相吻合,注重学科交叉。同时,学校在师资、技术设备等方面也应该相应地支持和补充,更好地培养新媒体人才。另外,国家及地区政府应提供出国学习的机会给一些文化水平较高的少数民族成员,使其成为既具备民族文化的背景,又掌握最新的新媒体传播技术的人才,为民族地区文化对外传播做出创造性的贡献。

(三)整合资源、加强合作,助力中国传媒“走出去”中国传媒企业要想“走出去”,使其成为国际性的传媒企业,需要整合资金、人才、传播渠道等资源。在资金方面,除了从国家获得有限的财政支持,传媒企业还应该加强和其他行业企业的合作。其他行业的企业为传媒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也能得到传媒企业在宣传和树立良好企业形象的保驾护航,从而实现互利双赢。同时,传媒企业应加大翻译、新媒体技术、外宣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多种人才进行强跨学科、跨行业的合作,合理开发、输出优质文化产品,丰富和创新文化产品的内容。另外,推进与国际知名传媒企业的合作。国际知名传媒企业在平台、资源、技术等方面都优于我国的传媒企业,因此,我国传媒企业应以资本合作的方式推进产品的研发、搭建新平台,并依托于其强大的国际传播能力,拓展传播渠道和范围。

(四)推动传播模式和内容的创新发展传播模式的创新。自媒体的迅速兴起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模式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创新空间。通过现代化、电子化手段,各行企业和普通大众都可以通过论坛、微博及新兴的视频网站等自媒体平台成为文化对外传播的主体。新时期,我国应建立协调互动的文化产业链,营造全行业参与国际文化竞争的环境。同时,应发挥民间交流团体的智慧和力量,使传播主体大众化和多元化,从而丰富文化传播内容,创新传播的形式,并起到弱化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的作用,使少数民族文化更容易被接受。另外,还应该与国外主要的社交媒体平台建立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如Facebook,YouTube,Twitter等,发挥其“意见领袖”的功能,扩大接收面且有利于民族文化的“本地化”。要想使一个文化群体接受某一个新观念和新事物,必须设法改变该群体中创新者及意见领袖的观念和态度,同时将新观念、新事物转换成该群体可接受的语言、观念广播[5]。传播内容的创新。在信息传播和更新快速发展的今天,为了让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纪录片达到更好的对外传播效果,纪录片应摆脱宏大的叙事策略,而采用“微”叙事的策略,即将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通过短故事进行阐释,增加纪录片的趣味性和生活性,从而更容易为外国观众所理解。此外,纪录片的内容还应该注重生活化和细节化,如《舌尖上的中国》便是一部成功地以细节化叙事方式展现我国各民族饮食文化的纪录片。少数民族文化出版物应该从内容上和“本地化”上进行创新。为了拉近与外国读者的文化距离,应创新创作模式,“将过去把中文书翻译为外文书给外国人看的模式,改为由外国人创作中国故事给外国人看”[6]。此外,少数民族文化对外传播还应做到重点突出。在跨文化交流中,由于物质文化与意识形态没有直接冲突,因此在对外传播的开始阶段,应该以物质文化为先行者进行对外传播,如服饰、饮食等,通过深入介绍一个少数民族最具特色的文化来吸引外国受众,然后再以点带面,对其他方面文化进行对外传播。如满族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是其特色服饰———旗袍,在进行满族文化对外传播时,便可以重点对外传播旗袍文化,进而再扩展至饮食、宗教等方面的文化。

四、结语

新时代,我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对我国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我国应针对目前在对外传播中存在的不足,从少数民族文化品牌建设、人才体系建设、对外传播体系创新和树立正确的对外传播意识四个方面提升对外传播的效果,更好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向世界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

参考文献:

[1]徐明玉.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阐释及文化循环[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129-133.

[2]郝朴宁.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33-36.

[3]袁金山.打造少数民族文化品牌的几点思考[J].湖北社会科学,2006(11):187-189.

[4]宋建清,高友萍.文化翻译与文化走出去[J].中国出版,2013(18):7-10.

[5]孙春英.跨文化传播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7-49.

[6]宋冰,张亚欣.中外文化交流平台“走出去”路径探析———以尼山书屋为例[J].出版广角,2018(10):23-25.

作者:任天舒 田昆 单位: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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