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唐律疏议》成文的时代背景出发，着眼于当时唐朝疆域状况，尤其是边疆民族政治状况及周边政权情况，结合相关条文、疏议及字词意思，对唐朝统治者眼中的“化外人”涵义进行思考。
关键词：唐律疏议；化外人
几乎所有全面论述《唐律疏议》的著作、教科书都会谈及其中的“化外人相犯”条，即《唐律疏议•名例律》卷6总第48条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但不论褒贬，对于“化外人”涵义的理解却又往往成为该条争议之焦点所在。
简单来说，“化外人”、“外国人”及“少数民族”的争论可细化为两个问题：
一、唐朝周边民族政权及王朝是否属于“化外人”？
二、对于唐王朝而言，它们的定性如何，是否属于外国？因此，我们采取的考察方法是着眼于当时唐朝疆域状况，尤其是边疆民族政治状况及周边政权，结合该条条文、疏议及字词意思，来推测唐朝统治者眼中的“化外人”。
从《辞源》、《辞海》及通常理解上，“化外”这个词一般解释为：“旧时指政令教化达不到的偏远落后的地方，是文明地区以外。”而“化”字则包含“教化”、“开化”之意，教化者，即“政教风化或教育感化”，开化者，则为“启蒙、教化”。从这些解释上看，认为“化外人”是以“文化标准”区分的观点是有其道理的，尽管这种标准在可操作性上有所欠缺。大家又发现这种文化的不同常常存在于不同的民族中，于是“族群标准”被引入。事实上，古人以华夏为中，四边有东夷、西狄、南蛮、北胡之说。唐朝时，东北边主要有靺鞨、室韦、奚诸族；北方、西北及西域地区主要有突厥、薛延陀、回鹘（回纥）、黠戛斯、吐谷浑、党项诸族；西南边主要有吐蕃、南诏（乌、白蛮）及牂牁诸蛮；岭南主要有俚、僚等族。这些民族在不同时期大都建立过各自的政权，目前还没找到文献能明确指出其是否全部或哪些属于“化外人”。如果按照民族标准，似乎只要“非我族类”，即为“化外人”。但《疏议》对于“化外人相犯”条的解释，似乎又给出了另一个答案，即“''''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有人认为，《疏议》已经明确地提到了“国”，这不正说明了“化外人”是以“国籍标准”区分的吗？至此，似乎文化标准、族群标准、国籍标准三者各有道理，相互冲突，使“化外人”陷入一种混乱状态。
但是，其实由于复杂的民族情势、模糊的疆域观念、正统的夷夏观念等因素，唐朝在对待边疆不同的民族上，是分一定层次处理的：①对于完全降服的民族或部落，设置“羁縻府、州、县”。这是一种不同于内地的行政建制，有着高度的自治，其中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世袭都督、刺史。如室韦、奚、薛延陀、俚、僚等。②对于基本降服的民族或部落，以敕封承认其已有君王爵位，并设置都护府这种特别行政机构来“抚慰诸藩，辑宁外寇”、处理边疆民族关系等事务。如西域等地即有安西都护府等。③愿与唐通好，列为藩属国，域内基本独立成“国”（王朝），以唐王为尊，纳入唐帝国势力范围。如吐蕃、高丽、百济、新罗等。当然，由于有些民族及其政权时常归附又叛乱，使得它们在上述层次中也在不断变动。再配合上面的层次，有人提出，“总结历代王朝的王权思想与疆域理念，大致可以把他们主张的疆域层次分为三大类型：有效统治范围（政区包括特殊政区）、实际控制范围（属国、属夷、属部、土司、蛮夷长官、藩属）、理论上的统治范围（实际上是中外关系，隐喻理论上应属王朝中国）。”所以，简单的“国籍标准”似乎没法适应这些情况，比如有些民族今天归附、明又自立为国，难不成其今为“化内”，明即“化外”？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那么，《疏议》所言“蕃夷之国”又如何解释呢？其实，中国古代对“国”的理解并非是今天的“主权国家”，而是有着其历史特征的，如一些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称“国”，各朝代对峙的政权称“国”，分封的“诸侯国”也称“国”，当然还有“藩属国”、与中国交往的“国”。《疏议》所言“蕃夷之国”的解释更多的是为了加强“化外人”条的实践性与操作性，如果以其后所述“别立君长，各有风俗，制法不同”为“蕃夷之国”乃至“化外人”的特征的话，那么上述许多民族政权都基本符合，即使其君长在称号或接受唐朝的封号上有所不同，也不能否认他们在自己政权区域内的统治与君主地位。因为，在更多的时候，正统王朝统治者们对这些政权的要求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臣服”与“归附”。所以，与其说是“国”，不如说“王朝及不同与内地之民族政权”才是“化外人”在实际操作中的标准，而列举高丽、百济当因其比较有代表性，且为的是说明“同类”与“异类”的问题，并不能从这两个“个别”就推出“一般”并以其涵盖一切“化外人”之情况。
如果从立法原因和目的来看，之所以特别对“化外人”加以规定，盖因在当时“化外人”到唐朝的活动极为频繁，已经达到非要以法律调整的地步了。这样的话，以当时地理状况及交通水平，罗马人到唐的活动显然不可能比吐蕃人频繁，因此，尽管“化外人”包括更远的地方的“外国人”，但其主要针对的是唐朝周边的民族政权（今已纳入中国版图）及“国家”（今仍独立为外国），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用了“国家”、“外国人”来解释这一现象，却要清楚从唐朝统治者角度来看这些“国家”、“政权”都属于其所统治的“天下”，即使随着地理距离的扩大，这种统治更多停留在一种“抽象的理论”上。在古人看来，正统王朝文化、华夏民族之外的政权就是“蕃夷”，因为这类民族地区大多具有未开化的特点，游离于华夏文明之外，未受礼教之教化，因此笼统地称为“化外”。而且，这种“化外”的身份并不因学习中国的儒家文化及受礼教熏陶而有所改变，否则积极向唐学习的高丽、百济就非“化外人”了。
所以，我们认为唐朝周边民族政权及王朝属于“化外人”，对于唐王朝而言，从实际情况上看，其中某些民族地区显然不属于“外国”，而如以其那“隐喻理论上的王朝天下观念”，它们就都不属于“外国”了。因此，“化外人”应指华夏正统王朝之外各民族建立的政权及其他王朝“国家”，其以文化和族群作为理论上区分的主要标准，在实际操作时以疏议的方式引入古代“王朝国家”的标准加强人们的直观理解。于是，从现代人眼光看，“化外人”包括了“外国人”和“少数民族”，但在没有现代国家和少数民族观念的唐朝，主要以汉族为主的建立起来的华夏正统王朝之外的地方都是“化外”，从那里来到唐朝腹地的人都是“化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