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系统廉政文化建设范文

一、当前教育系统廉政文化建设的困惑与文化建设使命问题的提出

(一)困惑一:经济部门廉政文化建设是否比教育系统更紧迫当前教育廉政文化建设的内生需求尚显不足，一个常见的误区是“教育廉政文化建设可有可无、与己无关”，与经济部门、权力部门相比，教育系统面临的贪腐情况相对较轻，廉政文化建设并不迫切，学校讲廉政建设是“小题大做”，问卷调查发现，仅有57．6%的受访者认为教育廉政文化建设非常需要。不少教育机构将廉政文化建设置于边缘位置，仅靠有关主管部门“一厢情愿”推动，简单搬抄上级文件或规定，缺少结合自身实际特点的合理延伸、阶段目标和具体措施，有的学校廉政文化建设流于形式且只在“廉政月”等期间开展，廉政文化建设与实际效果“两张皮”等现象广泛存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教育系统反腐倡廉工作复杂性与紧迫性的误判，以及对教育廉政文化建设战略意义的浅解。

(二)困惑二:廉政制度建设是否比文化建设“更重要、更见效”近年，教育系统围绕经费使用、设备采购、基础建设等关键部位与关键领域的制度约束不断增强，廉政风险点大量减少，发生在教育系统的职务犯罪案件数占全国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比例呈下降状态。［9］因而不少人认为，相对而言，教育廉政制度建设比文化建设更为重要、更易见效。但实际上，这种认识具有一定“局限性”，忽视了教育廉政文化建设的长效作用。长远来看，随着教育改革深广度的增强，教育资源配置中新的风险和不廉洁因素将不断增加。例如，调研发现，不少地方中小学财务改革后，学校腐败情况大幅下降，但却产生风险集中上移、设施设备质量下降、部分领导干部态度松懈等新问题。显然，仅仅依靠廉政制度建设并不足以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风险，廉政文化建设内生性拒腐防变作用难以替代。

(三)困惑三:领导干部腐败该不该让学生“吃药”有关“领导生病，学生吃药”的争论是教育廉政文化建设中的又一常见困惑，即认为教育系统中易于滋生腐败的主要群体是领导干部，因而廉政文化建设应当针对领导干部展开，而非针对学生，否则教育廉政文化建设既有失公平，也难以取得成效，同时一些师生也认为廉政主要是领导干部的事情，调查表明，88．7%的社会公众与91．8%的教育系统工作者认为教育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对象是学校领导，而两者认为学生应当作为廉政文化对象的比重分别仅有20．9%和13．6%(图1)。某种程度上，这种认识是对教育廉政文化建设的曲解，教育廉政文化建设的意义不仅在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拒腐防变能力，更在于引导下一代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与价值准则，这也正是教育系统有别于其他系统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特点所在。

(四)困惑四:教育廉政文化建设会不会加重学生负担、影响教学质量教育廉政文化建设与学校教学之间的融合不断加强，以青少年廉洁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三进”活动为主渠道，教育系统内部与外部的资源正积极展开整合，涵盖不同教育机构以及广大教师、学生、家庭、纪检部门、文化设施、社会组织等多样主体，共同提升教育廉政文化入耳、入脑、入心的效果。对此，有的人担忧，廉洁文化教育是否可能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甚至部分教师与家长存在“学校进行廉洁文化教育会影响升学”等忧虑，调查发现，在不支持学生廉洁教育的受访者中，24．2%的人理由是“学生学习任务已经很重”。实际上，上述困惑所反映出的对教育系统反腐倡廉工作复杂性与紧迫性的误判，以及对教育廉政文化建设战略意义的浅解，已经共同触及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教育系统廉政文化建设的使命。使命是任何一项行动必须回答的根本性问题，只有明确使命才能明确廉政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战略方向，教育系统廉政文化建设使命的确立必须以准确把握教育系统的特殊性为前提。就此而言，从全国廉政文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来看，“防腐”是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目标，《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明确将“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纳入“科学有效预防腐败”的内容之中，显然，“防腐”应当成为教育系统廉政文化建设的使命之一。更重要的是，从教育系统廉政文化的自身特点来看，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立德树人，因而教育系统廉政文化建设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领导干部的防腐问题，更应着眼下一代廉洁价值理念的培育，并由此对国家与社会发展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因而“育人”正是教育系统廉政文化建设独具特色的另一重要使命所在。“防腐”与“育人”共同构成教育系统廉政文化建设的双重使命。

二、文化防腐:构建教育系统反腐倡廉的潜在防线

如前所述，“防腐”作为教育廉政文化建设的使命之一，看似与其他部门或系统相同，因为国家倡导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完善预防腐败体系。但实际上，教育系统腐败行为的构成十分复杂且具有独特性，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IIEP)将教育腐败行为定义为“系统地使用公共职权为个人谋取利益，对教育产品和服务的获得与质量产生巨大影响的行为，以及对教育升学机会、教育质量和教育平等造成严重影响的行为”，可见教育腐败的内涵十分广泛。与此同时，教育系统防腐体系建设也具有自身特点，脱离教育系统特点的廉政文化建设将使“防腐”成效大打折扣。大致说来，教育系统腐败与防腐的特点至少呈现以下三方面特点:

(一)在腐败特点方面更具复杂性面对教育系统严峻的腐败问题，近年来一系列新制度新举措相继颁布实施，如“制度+科技”电子监察反腐败系统、高校招生“阳光工程”、巡视工作制度等。毋庸讳言，尽管这些制度举措取得成效，但随着国家反腐败总体形势与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系统反腐倡廉建设将会逐步触及更多深层次的症结难题，以及伴随发展而来的诸多新问题、新风险。一方面是显性腐败与隐性腐败交织。挪用科研经费、钱权交易、钱学交易等长期困扰教育系统的显性腐败尚未充分遏制，许多具有教育系统特点的隐性腐败又日益突出。种种不公正、不公平行为，在“促进学校发展、提高教学质量、进行学术交流”等各种合理化解释的掩盖下被隐蔽。如在职称评定、成果鉴定等过程中，通过互派第三方、相互“打招呼”等方式，进行权力交换，规避法律规定;又如在学校人事任用中，有选择地听取意见、划定范围、预设标准等方法，排除他人竞争的可能。某种程度上，教育隐性腐败相比显性腐败更容易扩散且治理难度更大。另一方面是短期危害与长期危害交织。教育系统在国家发展与治理现代化中的基础性，决定了教育系统腐败危害的严重性，分别在短期与长期产生影响。从短期来看，教育腐败损害教育公平，干扰正常的教育秩序;从长期来看，教育腐败更将给下一代造成一种扭曲的观念，即教育中的不公平现象是正常的，通过欺诈和贿赂来换取前程是可被接受的，导致“腐败繁殖”，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使教育腐败愈发严重。由于教育腐败危害的复杂性，仅仅依靠制度途径很难彻底解决，必须通过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提升社会监督意识，增强廉政环境约束。

(二)在防腐对象方面更具多样性教育系统廉政文化防腐既要强调内在统一性，也必须注重不同机构、群体等的差异化特点，从而形成具有针对性与实效性的文化防腐策略。从机构类别来看，教育系统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教育、基础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等，不同教育机构腐败特点与防腐重点不尽相同，如中小学主要集中于办学与收费问题，中等职业学校腐败多产生于助学金和免学费政策落实过程，而高校系统则兼具“科层制”与“扁平化”特征的复合型组织体系，［13］腐败风险与对象更为多样，如在干部任用、财务、审计、招生和工程建设等不少方面常常暴露问题(图2)。从群体类别来看，教育系统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群体通常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干部和行政人员、教师与学生，其中，前两者是文化防腐的主要群体。对于书记、校长和行政干部，重点在于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权力观、利益观，以及廉洁自律的风范，着力构建思想道德防线，成为师生楷模;对于教师应侧重于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如何做人类灵魂工程师教育，倡导严谨治学、廉洁从教的教风，使广大教师真正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为学生做出表率。

(三)在参与主体方面更具公众性教育系统在廉政文化建设全局中处于特殊位置，与纪检部门、社会组织、文化机构、家庭成员等联系密切。以往教育廉政文化建设大多由党政、宣传、纪检、组织、学工等职能部门分工负责，此后进一步扩大为“广大干部师生共同参与”，新近的动向是，不少地方积极推动教育系统内部与外部联动网络的双重整合，促进教育廉政文化防腐的多方参与。就内部联动网络整合而言，教育廉政文化防腐与学校教学体系、社会实践、考核评价等的融合趋势明显，把教职工、学生、群众等相关群体均纳入教育系统廉政文化建设的对象之中，力求构建教育系统内部更为有效的多方参与方式与路径，促进不同群体的协调互动与配置优化，从而更好地营造廉洁的校园文化环境，对领导干部可能存在的贪腐行为形成文化约束。就外部联动网络整合而言，教育系统的良好运转依赖于社会体系整体的有机协调，同样地，教育文化“防腐”也不可能脱离于外部社会而独立进行，外部经济社会环境对教育系统党员作风、教师教风与学生学风等均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将大量外部社会资源转化为教育廉政文化资源势在必行，调查中大部分的受访者也对学校、家庭、社区等的合作持支持态度(图3)。在具体实践中，有的学校与地方文化部门开展合作，将廉政教育基地以及大剧院、展览馆、图书馆、文化馆、广场舞台等社会文化设施融入教育廉政文化资源，通过多种学习实践活动，优化全社会教育廉政文化资源配置，进而在双重整合中强化廉政文化资源的联动网络，多方参与中凝聚廉政文化主体的发展合力。

三、文化育人:青少年廉洁价值理念的内生培育

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要求教育系统“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不仅如此，“平等”、“公正”、“诚信”等更明确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这表明使下一代树立廉洁诚信的道德准则与价值理念在教育工作的关键地位。显然，廉政文化育人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度契合，是教育系统廉政文化建设更为重大的使命所在，党和国家的多项重要文件均要求将培育廉洁价值理念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表2)。放开来看，通过加强对下一代的廉洁教育应对腐败问题已逐步成为海内外的基本共识，正如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IIEP)所提出的，“因为今天的青年是明天的领导人，对学生和年轻人进行伦理教育有助于破除腐败循环”，不少国家和地区在传统教育、公民教育、德育教育等的过程中都包含有与廉政文化相似的教育内容，至于教育的方式则涵盖课程教学、实地参观、社会讲座等多种类型(见表3)。立足于我国实际情况，借鉴与汲取海内外廉政文化育人的先进经验，进一步增强教育系统廉政文化建设在育人中的重要作用，至少应着力推进以下六个方面:

(一)树立科学的廉政文化育人目标框架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趋势对我国教育廉政文化建设产生深刻影响，故而实现教育廉政文化的“育人”使命，应当立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挖掘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廉政思想，更好地把握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充分提炼其中的思想精粹。基于此，更加深入地明确教育廉政文化育人的基本价值内涵，一方面，从廉政文化自身视角出发，明晰教育系统与其他系统或部门廉政文化的价值理念差异，并探究其价值核心、最终目标、价值检验标准等;另一方面，从廉政文化的对立面来反推其价值理念内涵，在分析教育系统腐败的特征中进一步明确文化价值理念的具体要求。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我国教育系统特点的廉政文化育人目标框架。

(二)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实践有机结合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拥有大量宝贵的思想和文化资源，大量廉文、廉戏、廉政格言等广为传颂，值得当前教育廉政文化建设所挖掘、继承与弘扬，荣辱、义利、勤俭、修身等传统文化思想不仅对置身其中的个体具有潜移默化的塑造作用，更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经济、社会与政治的运行。与此同时，教育廉政文化育人还应当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廉政文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注重借鉴和吸收世界各国廉政建设的有益成果，适应时展变化，不断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以建设性的思路、举措和方法扎实推进，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三)根据不同年龄段特点采取针对性策略教育廉洁文化育人应符合特定年龄段青少年的认知特点，依托中小学思想品德类课程和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等渠道，循序渐进进行培育。在此方面，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值得借鉴，例如，一些东亚国家的中小学德育课程设置兼顾道德教育的统一性与层次性:一、二年级教育中包含生活规律、不任性、不说谎话等内容;三、四年级包含适度地生活、及时承认与改正错误、勇敢去做认为正确的事、正直开朗地生活等;五、六年级主要包含学会有节制地生活、用纪律约束自己的行动、善于发现自身不足等;初中阶段则进一步包含身心健康地生活、树立理想勇气与意志、重视自律精神与独立思考、热爱真理、回顾自身进步并充实人生。

(四)以载体创新催化文化育人内生活力首先，积极探索教育系统廉政文化建设新形势下适应教育部门与机构特点的载体创新方式，如校园廉政教育网站、校友巡讲、辩论赛、家长会、文化文艺演出等;其次，依托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营造教育系统廉政文化氛围的方式方法;再次，加强各类新载体的统筹协调、互补兼容与集成效应，如探索网络平台与文化活动等的互动提升模式，形成相互促进的系统性廉政文化氛围营造网络等。

(五)在持续改进中推动文化育人长效发展实现教育廉政文化的育人使命并非一蹴而就，而需要立足长远、长效推进，面临不断产生的廉政新风险新问题及时加以应对。为此，应当深入分析当前教育廉政文化建设相关规划与方案的制定方式及主要问题，充分把握党员领导干部、教职员工、学生等群体对教育廉政文化建设的差异化要求。设立校园舆情分析、廉政发展动向等教育廉政文化建设动态信息的监测机制，建立完善针对教育系统廉政文化育人主要问题与发展动态的持续改进与创新策略。进一步密切多方联动，建立教育廉政文化育人方式创新与改进的群众反馈机制，确保教育廉政文化育人成效。

(六)建立完善教育廉政文化育人的考评监测通过对教育廉政文化育人过程和结果的考核监测，有利于准确把握廉政文化育人的状况和成果，及时发现问题、落实纠偏或调适措施，确保育人实效。结合当前相关探索经验，考评监测机制的建设至少应着力破解以下问题:如何把握教育廉政文化育人投入和产出的独特性、如何兼顾教育廉政文化育人的直接效应也考虑间接效应、如何实现对群众参与力度的衡量与评价、如何兼顾教育系统不同对象、领域、单位等的统一性与差异性特点等。

综上所述，教育系统廉政文化建设承担着防腐与育人的双重使命。随着国家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教育系统反腐倡廉的新风险、新挑战将不断出现，文化防腐的战略意义将进一步增强。更重要的是，育人作为教育系统廉政文化建设的另一大使命，是教育系统有别于其他部门或系统的难以替代的重要任务。某种程度上，教育系统廉政文化育人使命的成功与否，将对下一代的价值观塑造，乃至国家与民族未来产生深远影响。“防腐”与“育人”双重使命的确立，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教育系统廉政文化建设独特价值与建设规律，明确教育廉政文化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方向以及战略目标，也将助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现代化等的深入推进。

作者：罗国振 虞阳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廉政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