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对唐代舞蹈的吸收与摈弃范文

日本舞蹈根据自己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特征把外来舞蹈元素进行改造，这也使中日舞蹈形态美感的差异性受到影响。第一，日本舞蹈注重造型美，但不注重动作之间的衔接。而中国舞蹈对这一点十分重视，讲究的是舞蹈的延伸、流畅与连贯的美感。而日本舞蹈的动作为上下运动，一般表现为身体的屈直或者踩脚的步伐，它注重对舞蹈造型的排列和定型，却缺乏动作与动作间的延续性。第二，日本舞蹈以“稳”为核心，注重动作的平稳性，并且节奏缓慢。而中国舞蹈则以变化为主，尤其体现在舞蹈的轻盈飘逸。这与日本的文化特征密切相关，跪坐和榻榻米更直观的反应了日本人的社会生活习惯。第三，对面部表情的要求不同。中国舞蹈直到现在都非常重视面部的表情，其中突出表现在对眼神交流的要求。而日本舞蹈与中国舞蹈在这一点上是截然不同的。日本的舞蹈面部表情很少，有的舞蹈甚至以浓妆和面具淡化面部表情。

意识美感，是人在内在精神活动上对美的主观反应和评价中国传统的意识美感包括和谐、内敛、超逸。日本的传统意识美感则包括物哀、和谐、天然。两者之间的交汇点在于“和谐。”但由于两国的自然环境、民族精神和文化特征的差异，在意识美感上的差异性也尤为突出：第一，自然环境影响下生成的不同意识美感。日本位于中国大陆东侧，孤悬海外，且自古以来受地理条件影响长期受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影响。因而对大自然生成了一种莫名的敬畏感“，物哀”的审美意识也逐渐形成。而中国地大物博，自然环境优越，反而不太可能形成这样的审美意识。第二，对“真善”产生“美”的文化的不同吸收。日本崇尚自然、简朴的审美风格，从传统文化角度看属于“真”；而中国则以“至善”作为行为规范和准则。第三，中国的意识美感是内敛与超逸的统一，而日本则表现为以闲寂为主的“静”。中国舞蹈的气质以内敛为主，但开合之间包含着灵动超脱的元素。而日本的岛国根性使其国人拥有着一份民族自卑感和隐忍的气质。

中国舞蹈发展史上，唐代可以说是一个高峰。舞蹈作为文化艺术中多彩的一部分，广纳国内外各族乐舞开创了一段唐舞新风。轻盈柔媚逐渐被矫捷奔放所取代，日本在对健舞和软舞的吸收中是否也和中国一样发生了这种转变呢？唐代舞蹈丰富多彩，繁花似锦。按舞蹈风格特点可分为“健舞”和“软舞”两个部分。健舞和软舞是唐代广泛流行于宫廷、贵族士大夫家宴及民间的小型表演性舞蹈，多为独舞或双人舞。前者风格大多刚健矫捷，后者风格大多优美婉转。其艺术技巧很高，后成为教坊传教授业的主要内容。唐代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高峰，此时的日本正处于飞鸟时代后期、奈良时代与平安时代前期。舞蹈作为文化艺术的一个领域在当时的中日交流中并没有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对其的分析，可通过唐代日本遣唐使从中国带回的音乐中寻找舞蹈交流的足迹。以遣唐使为中心的中日音乐交流活动的开展，为中日文化的交流写下了崭新的一页。早在中国隋代，日本已经派遣遣隋使到中国学习文化，继遣隋使之后，日本于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8月第一次派遣唐使团，期间经历长达264年的历史，正式到达唐国土的一共有十三次，到达人员包含了以学习唐乐为首要任务的声音长和声音生。他们所带回的唐乐中包含了唐代各种舞蹈。那么，在这些东传日本的舞蹈中，日本是怎么进行吸收和摈弃的呢？日本的审美意识对其的作用和影响是怎样的呢？据崔令钦的《教坊记》和段安节的《乐府杂录》记载，当时的“健舞”有《阿辽》、《柘枝》、《黄獐》、《拂菻》、《大渭州》、《达摩支》、《棱大》、《阿连》、《剑器》、《胡旋》、《胡腾》，共12种。软舞也是由民间乐舞改编而成，多用于宴享。这种舞蹈姿态柔婉，舞步轻盈，音乐伴奏舒缓平和，表演时感情较为细腻。见于记载的舞蹈有《垂手罗》、《春莺啭》、《乌夜啼》、《半社》、《回波乐》、《渠件席》、《兰陵王》、《凉州》、《屈柘枝》、《团圆旋》、《绿腰》、《苏合香》、《甘州》共13种。

日本对其的吸收和摈弃，从当时传入日本的唐乐曲目中，我们可以初见端倪。朱雀天皇承平年间，日本最初的分类形式汉和辞书《倭名类聚抄》中，就记录有塘区132曲。其中包含有软舞的有《团圆旋》、《春莺啭》、《兰陵王》、《甘州》、《苏合香》、《凉州》，包含健舞的有《剑气浑脱》。此记载后来被日本唐乐研究家岸边成雄根据中国古代文献整理证明，上述曲目虽不完全肯定是唐乐曲目，但至少和隋唐燕乐有着莫大的渊源。为什么在健舞和软舞中，只有上述舞蹈被吸收呢？一方面，部分曲目和舞蹈可能在东传日本的过程中因为各种原因而消失，不存于史料。另一方面，日本的审美意识可能对其产生了作用和影响。日本是流传和吸收较多的是软舞。软舞优美柔婉，符合日本舞蹈形态美感的柔和要求。而健舞刚健矫捷，则不太符合日本形态美感的娴静要求。因此绝大多数健舞没有被日本所选择。虽然健舞中仍有一支《剑气浑脱》（又名《剑器浑脱》）被吸收，但此剑舞原为男性舞蹈，经长期流传，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缓慢、典雅的女性舞蹈。

限于手中的史料匮乏，已经无法考证清楚其中的一些舞蹈与日本审美意识之间的具体关联，但从上诉材料分析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是存在的。当然，日本对唐传舞蹈的取舍不会仅仅只因为审美意识的原因，这也为我们今后的研究留下了更多的线索和课题。现在“宫内厅式部职乐部”设在日本皇居中仍有《雅乐》的演出，如《兰陵王》等，这些活化石见证着中日乐舞交流史，也为残存的唐代乐舞留下了一声叹息。（本文作者：杨秋单位：浙江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