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魏晋南北朝文学成果与影响范文

魏晋南北朝之际，中国社会虽处于一种长期的动乱状态，却给学术研究带来了宽松的氛围，以至出现了百家争鸣、诸学竞长的局面。在此期间，曹丕、陆机、挚虞、任畴、刘勰等人的文学理论论文、论著相继问世，促进了古代应用文写作理论发展，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有较多的文论专著、专论问世。应予说明的是，古人对于文学作品与一般文章(包括应用文)的差异经历了漫长的认识过程，到“五四”时应用文才作为独立的文章体裁提出来，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应用文体的研究并不是以专著、专论的形式出现，而是散见于相关的文论著述之中。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中提出：“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明体才能合体，才能得体。魏晋南北朝的应用文体研究始于曹丕，经陆机、挚虞、刘勰，就具体论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清楚地呈现出继承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其研究成果与方法都值得总结和借鉴。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篇论文，始创“以体论文”的研究方法。曹丕提出：“夫文本同而末异。”本同，是就文章的基本规律而言，是各种文体所共有的；末异，指不同的文章体裁有不同的形式特点。他据此立论进而概括：“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些论述在古代文体研究中具有开创意义。第一，从理论上第一次提出了“末”，把本、未结合起来考察。这比先秦文史哲浑然一体，对文章、文学也同于学术著作限于本而不及未，有了历史性的进步。第二，从表现形式的角度探索不同文体的不同特点，以体论文把当时的常用文体区分为四科八类。由于这四科八类主要是应用文体，这种探索对于应用文体研究同样具有开创意义。尽管曹丕对不同文体的分析还较为简括，像对奏议、铭诔仅概括为雅、实；或还不够准确，像对诗赋没有触及形象化特点；或还不够深入，只是从形式上考虑，但是，这一探索略引端绪，其后陆机、挚虞、刘勰等人的文体研究，可以说都是在《典论·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陆机的《文赋》是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的专著，对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艺术想象、灵感等重要问题提出了创造性见解，也对文体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关于文章体裁特点，陆机着重从形式与内容间关系的角度，首先指出了体裁的多样性：“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物，指物象，即文章所反映的客观现实；量指标准、分限，客观现实多样而且千变万化，作者的认识又有所不同并无一定的标准，这些因素反映到文章上就有千差万别。在此前提下，他进一步概括各种文体的特点：“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这段论述与曹丕把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简括为雅、理、实、丽相比，有三点发展。第一，区分体裁更细致，把四科八类扩展为十类。涉及更多的应用文体裁，如碑、箴、颂。第二，概括文体特点较准确，例如诗为“绮靡”(李善注“绮靡”为“精妙”)；赋为“浏亮”(李善注“浏亮”为“清明”)；铭已不仅是“实”进而是“约”，即“文省”(据张铣注)，且兼褒赞所以言辞“温润”。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有重要发展，分析文体特点不是单纯从形式出发，而是考虑到不同的内容反映到形式上的不同特点。例如称“诗缘情”，强调诗歌创作缘于感情的抒发。再如称“赋体物”，指形象的描写。他对这两种文体的分析是从内容上探索创作规律，触及文学的根本特征：感情与形象。对应用文体裁的分析也如是，例如称碑“披文以相质”，指言辞合乎评价(陈桂注“碑本以纪功德，然必立言不乱，称乎其人，故日披文以相质”)；称诔“缠绵而凄怆”，指诔本为陈哀(李善注“诔以陈哀，故缠绵凄怆”)。这些都是兼论意与言，注意到了一定的形式反映一定的内容。

此外，陆机还从不同层次深入探索了文体研究的基本理论。他在概括文体特点的基础止，进而有两点重要论述。一是“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禁、制即约束，指各种体裁虽有区别，又须有准绳。二是“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物指文章，体指体式，即文章是多姿的，体式是变化的。把这两点与全文中的文体论结合起来看，关键在于阐明文体特点的相对性。这有两层含义：第一，文体特点使不同的文体相区别，但只是就各文体之间相对而言的，各种文体则应有共同遵守的准绳；第二，文体虽有特点，但不是绝对的，而且即使是同一种体裁，也应文章多姿，体式多变。

陆机的文体研究较曹丕辩证，从内容与形式的主从关系上进行文体辨析，并从不同层面探索文体研究的基本理论，体现了文质兼顾和定体则无、大体须有的辩证原则。这些研究把中国古代文体论和应用文体研究引向了深入。

三、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是我国第一部文体专论，尽管也涉及到文章评价，但目的是考察各种体裁的起源、性质、发展、演变，而且主要是考察应用文体裁。据《晋书·挚虞传》记载：“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另据《隋书·经籍志·总集类》，挚虞撰“《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别论》二卷”；并称《文章流别集》是文章总集的开始(后来《四库提要》也继承了这一看法)。从这些记载来看，“论”大概原附于“集”，后又摘出成为专论，即《文章流别论》。不过，“集”与“论”原书均已亡佚。后者仅存十余则，散见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之中；清代严可均《全晋文》、张鹏一《关陇丛书》有辑佚本。从现存片段看，论述到的文体有颂、赋、箴、铭、诔、哀辞、对问、碑铭等十一种，可见原书分类之细。刘师培先生说：“古代之书，莫备之于晋之挚虞，……流别者，以文体为纲也。”(《蒐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他还认为《文章流别论》“溯其起源，考其正变，以明古今各体之异同，于诸家撰作之得失，亦多品评，集古今之大成”。(《魏晋文学之变迁》)《文章流别论》首先考察了各种文体的起源，称：“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周礼》太师掌教六诗：日风，日赋，日比，日兴，日雅，日颂。”对此，我们可结合经学家的注释来分析。挚虞认为：帝王德泽流布，而有诗歌；功成治定，就兴起了颂。据《诗大序》“诗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孔颖达《正义》：“此解名为颂之意。颂之言容，歌成功之容壮也。”挚虞认为:铭是记德善、勋劳的。郑玄注《礼记·祭统》：“铭，谓书之刻之以识事者也。”挚虞认为：讳，是为有美善德行的人逝世而写的。郑玄注《礼记·曾子问》：“诔，累也。累列生时行迹，读之以作谥。”挚康认为：箴是戒王者之过的。杜预注《左传》襄公四年：“阙，过也。使百官各为箴群戒五过。”《文章流别论》对各种文章体裁的起源——考察，明确了不同文体源于实际社会生活中的不同需要、起于实用。就文体研究方法而言，这种新的视角比陆机又前进了：理清渊源，才能使人们对各种文体的性质、特点把握得更准确。《文章流别论》其次考察了文体的性质和发展、演变。例如谈颂：“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干，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则以为律吕。或以颂形，或以颂声，其细已甚，非古颂之意。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傅毅毅《显索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后者为诗者多矣，其称功德者谓之颂，其余则总谓之诗。”显然，挚虞对颂的考察极其详尽。第一，指明颂的性质是为帝王“功成治定”歌功颂德，用途是“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本是庙堂之作。第二，阐明颂的种种流变。例如，东汉班固为窦融封安丰侯作颂，史岑为汉安帝舅邓骘出征西羌和汉和帝邓皇后作颂，与《诗经》中《鲁颂》主咏僖公功德而不是颂天子，体意类同，文辞不同，是古今之变。再如，西汉末西羌有警，成帝思念名将赵充国，命扬雄作《赵充国颂》，已似雅、东汉傅毅颂汉明帝，是依《诗经》中《清庙》颂周天子，也杂以风雅。又如，东汉马融上邓太后《广成颂》和《上林颂》，实际上已是汉赋体。还有后世为诗的当中，称颂功德的可以叫作颂；其余则是诗，因为与颂的性质相去甚远了。挚虞对颂这种应用文体裁的考察，由于把握了文体性质，理清了古今流变，所以能全面、准确地判别其发展、演变过程中的种种现象，诸如颂形、颂声已非古颂之意，古今的颂在体意、文辞上的正变，颂与后来赋、诗的区别，等等。论中也涉及《鲁颂》、《周颂》和班固、史岑、扬雄、傅毅、马融之作，而所论的目的是探究文体的渊源流变。

这种探究文体渊源流变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文体论和应用文体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学者认为，《文章流别论》之所以值得重视，一是把文章体裁区分得更细，二是概括前人成果且有所发挥。但我们认为，挚虞真正的贡献在于研究文体的方法。因为，如果仅就区分文体来看，曹丕始创“以体论文”，提出了四科八类；陆机扩为十类；挚虞所增论的只是略细于前人。然而，挚虞考察文体首先深入本源，正本清源，从本质上把握文体性质及特点，进而明确古今正变异同，这种研究文体的方法则是前人所没有的新视角。我们以概括文体特点为例。曹丕对四科八类从形式上概括为雅、理、实、丽。陆机从内容与形式的主从关系考虑，提出的“诗缘情”、“赋体物”触及到文学的形象与感情的根本特征；但是，对一般文章包括应用文，还较少深入到性质从而概括特点，譬如称“颂优游以彬蔚”，“优游”固然指意，然而为什么“优游”呢？挚虞从文体本源的视角考察，指出颂本是为圣帝明王歌功颂德的，是和以律吕歌于庙堂的，才从容而不窘迫，“优游”的特点也才有了解释。我们再以考察文体的源与流为例。对诔、衷辞、哀策三体，挚虞提出了“嘉美终而诔集”、“诔无定制”、“作者多异”，见于典籍的有《左传》衷公十六年为孔子诛；进而指出哀辞为“诔之流也”、“以哀痛为主，缘以叹息之群”和衷策为“古诔之义”。由上可见，对文体溯其渊源、考其正变，是《文章流别论》的核心。挚虞的研究方法使文体研究理论趋于系统，具有了一定的科学性。其后，刘勰论文体，研究方法以及不少观点、材料就采自《文章流别论》。

四、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有突出地位的不朽巨著，体大思精，集古今之大成。即使仅从应用文体研究的角度，也应专文予以阐述，这里只能极简要地介绍。《文心雕龙》全面继承了前人的应用文体研究，而且更有创建，主要体现三点。第一，论述应用文体裁周详完备。《文心雕龙》共有20篇文体论，即：《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弓》、《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占了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二。其中14篇兼论两种体裁，共详论了34种文体，大多是应用文，如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弓、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封禅等；又于《书记》中简述24种体裁，绝大多数是应用文。其论述应用文体裁周详完备，远远超过前人，可谓当时的“应用文体大全”。第二，文体研究有明确而系统的理论，表现有有二。其一，刘勰把“文笔说”引人文体研究，采用了层次递进的研究方法。“文笔说”成于南朝颜延之。此前，汉代曾有“文笔”的提法，如王充《论衡·超奇》中有“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但是没有形成理论体系。据《南史·颜延之传》，颜延之有文、笔、言三分法。刘勰借鉴了这个理论，第一层是“论文叙笔”，从表达形式上把文学体裁与各种文章体裁区分为两大类；第二层再进行个体研究。《序志》在提出写作的关键即“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经，体乎圣，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之后，指出：“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总术》中具体解释为：“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全书的文体论，正是据此而定：前10篇谈有韵文，其中不少是应用文；后10篇谈无韵笔，主要是应用文。这种层次递进的文体研究方法，显然不同于曹丕、陆机。其二，刘勰以明确的研究理论指导个体研究。《序志》提出：“原始以表末，释名以彰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意思是探究各种文体的渊源，表明流变过程；解释文体名称，阐明其涵义；选取各体文例，确定评述的篇章；阐述各体的写作理论，构成体系。由于自觉地以明确、系统的理论为指导，在论述各种文体时，不仅能够在前人基础上确定性质，概括特点，理清发生、发展、演变的概貌，而且概念准确，含义清楚，品评中理论结合写作实践，并提出写作规律、要求。《文心雕龙》中的文体论，实际上具有了分体的文章史、文学史的性质，也为全书的创作论奠定了基础；既是对以往文体研究方法、成果的总结，又更加全面、系统而更具科学性。第三，对前人文体研究的方法、成果，于继承中有所鉴别。《序志》中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研究的得失，认为是“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指各家只是从个别角度而很少有全面论述。并具体指出：曹丕的《典论·论文》“密而不周”，即评论作家、作品和提出“文气说”都细致深入，但谈文体过于简括；陆机的《文赋》“巧而碎乱”，即探索创作规律精当，但内容不够严密；挚虞的《文章流别论》“精而少功”(“功”字据《梁书》)，即溯渊源析正变精辟，但没有具体到写作规律，因而缺少功效。并评论曹植《与杨德祖书》、应踢《文质论》、李充《翰林论》，以及桓谭、刘桢、应贞、陆云之作“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正是由于刘勰对前人的研究方法、成果能够全面、深入地体察，才能做到不是一般性地继承而是有鉴别、有超越。

《文心雕龙》对大量应用文体裁进行了个体研究，本文限于篇幅仅举一例：颂。刘勰谈颂，既不同于陆机只概括文体特点，也不同于挚虞虽然探究渊源但是没有提出写作规律。《颂赞》中分为两层，进行了系统、精辟的论述。

第一层，借鉴了挚虞的研究方法，考察渊源流变。其一，溯其渊源。首先指明：“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并以尧父帝喾命咸黑歌九韶为例，证明颂本是舞歌，讲究容状，为帝王“美盛德”。然后，指出颂转为诗后与风、雅的区别：“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这样，就从文体产生的本源把握了其性质、用途。再后，指出颂的特点：“颂主告神，义必纯美。”古代告神，出于对自然神、祖先神的敬仰、崇拜，颂既然是告神，特点自然是“纯美”。并且于论述中以《鲁颂》、《商颂》为例(据郑玄《鲁颂谱》，周公摄政治理天下制礼作乐，周成王命其子在鲁国按天子祭天的礼节祭河、海、泰山，“孔子录其诗之颂，同于二者之后”。另据郑玄《商颂谱》：“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证明颂是“宗庙之正歌，非宴飨之常咏”。这样，就从文体的性质把握了文体的特点。其二，析其流变。首先，指出了颂体演变过程中开始时的渐变。以周公作《时迈》、晋文公城濮之战听众人诵、孔子相鲁鲁人谤诵和屈原的《橘颂》为例，说明颂从歌功颂德演变为“哲人之颂”、短辞以讽人事和咏物寓意。然后，分析了颂自先秦以来的种种流变。以秦代刻石、汉代乐舞，和扬雄、班固、傅毅、史岑、马融、崔瑗、蔡邕、曹植、陆机之作为例，详析颂而似雅、变为序引、雅而似赋、序详颂略以及魏晋褒贬杂居的种种现象。

第二层，概括写作规律。《颂赞》中指出：“原夫颂惟典懿，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以树义，虽纤巧曲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底，如斯而已。”即首先要求颂要典雅美好，这出于“容告神明”“义必纯美”。然后提出具体要求：内容要称扬、深广，敬慎像铭但是无规戒之意(铭有表扬功德和警戒的作用)；言辞要清丽光美，铺陈像赋而不华侈。这样，既提出了颂在内容、言辞上的写作要求。又指出了颂与其他文体在文、意上的区别和交*，比陆机概括得明确而具体，也比挚虞更有创见。现在看来，上述刘勰对颂的论述并非没有值得斟酌之处。例如就思想性来说，历史上为帝王歌功颂德的颂，很少是有价值的。相反，如果从刘勰自己提出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序》)的视角看，陆机的《汉高祖功臣颂》对所歌颂的人也感叹缺失，虽然“褒贬杂居”，却不必评之为“末代之讹体”。更何况西晋刘伶的《酒德颂》，不歌王朝却疾呼酒德，蔑视、嘲弄统治者，却是真正优秀的作品，是传统名篇。因此，刘勰所论未免过于看中文体的最初含义，忽略了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文学发展史观。尽管如此，刘勰的研究角度、深度和概括的写作规律，全面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更有创见，充分体现了明确、系统的文体研究理论，具有较强的科学性。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刘勰的研究结合了自先秦至魏晋大量的写作实践，以品评历代重要作家、作品为基础，从评价个体到认识整体到上升为理论，使提出的理论有坚实的基础；同时，研究理论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文心雕龙》的“长怀序志”陈诉了为文起因，虽有儒家传统想法“君子处世，树德建言”，但也出于认为前人论文“无益后生”而不尽如人意。从后者的意义上看，萧统的《昭明文选》的编选，就表明应用文体研究已经实际运用于指导文章编选。《昭明文选》选录了自周代至六朝130余位作家的700余篇作品，共分38类，其中应用文达20余类。像诏、令、策、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檄、颂、赞、箴、铭、诔、哀、碑、墓志、弓、祭等文体，均各成一类。这部富于创造性的规模巨大的文章总集的编选，除了作家辈出、文章纷呈、社会需要等因素外，如果没有相应的理论作为指导也是难以想象的。显然，对历代的众多的应用文，做到按体区分、从类编排，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古代应用文体研究已经用于指导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