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S视角下的科技文化论文范文

一、宋学与湖南科技文化的交融与发展

两宋时期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极为繁荣的时代，不仅有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这三大世界发明，而且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医药学、农学、农学等学科很多方面都居世界领先地位。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触及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在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①这种“精神力量”在宋代的湖南就是理学。理学是在先秦儒家思想体系基础上，把经典的伦理学教义和推理的宇宙理论整合起来而形成新的哲学体系，常被称为“新儒学”②。作为一种崭新的文化现象，理学对当时的经济、政治、科技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天人合一自然观的伦理化倾向与有机性并存理学在湖南的发展主要是由湖湘学派完成的。湖湘理学源于周敦颐，其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宇宙图解《太极图说》。《太极图说》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周敦颐把整个宇宙当作单一的有机体，“极”被认为是有机体的中心，是世界中轴线本身，但任何一个特定的部分都不能被认为居于控制地位。朱熹在继承前人理学研究成果基础上，将世界本原探讨归于“气”和“理”，他认为这两个术语代表了基本自然世界中物质和非物质的因素。朱熹曰：“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4]朱熹的理气之分可以看作是周敦颐阴阳两极思想的延伸，但他和周敦颐一样，并不把理气对立，而认为是一体浑成，“理未尝离乎气”。（[5],pp.32-33）因而认为其存在着有机整体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李约瑟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最好把“理”译为“有机体”或“有机体原则”，表示宇宙的组织原理。[6]如果因为朱熹的有机论倾向就认为他是一个纯粹的唯物主义者，那又有些牵强。朱汉民就认为，理学家提出的诸如无极太极、理气等学说，最终要证明作为宇宙本体的天理，就是儒家倡导的“纲常伦理”。（[7],p.8）如朱熹就曾说“，且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8]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朱熹的自然观明显地与伦理思想掺杂在一起，折射出理学中的儒家身影。他的自然观中蕴涵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自然规律和伦理规律是合一的或者一致的。胡宏对“天人合一”做出了新的本体论诠释，提出了“天理人欲，同体异用”的本体论，认为天理人欲在形而上的本体中处于同等地位。胡宏的本体论既区别于程朱遵循“天-性-心”逻辑结构的天本体论，也区别于陆王两派遵循“心-性-天”逻辑结构的心本体论，但这种本体论更加反映了天人合一自然观中浓厚的伦理色彩，这表明当时的自然观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唯物自然观，也就不会有助于认识世界的物质本性，这必然对科技活动产生消极影响。李约瑟也认为，儒家对待科学是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虽然从根本上注重理性，反对一切迷信，但在另一方面，儒家集中注意于人与社会，而忽略其他方面，使得他们只对“事”进行研究而放弃一切对“物”的研究。这对科学的进展，反而不如神秘主义。

2.格物致知的方法论同时指导着道德实践与科学实践格物致知学说，初见于《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在汉唐时期沉寂了几百年后，宋学家对格物致知学说作出了自己独特的阐释。二程认为，人心中本来有知，由于被外物所蔽，使心不能直接认识自己，所以要通过“格物”或“即物究理”而获得知识，认识自己。程颐认为，格物致知是内省的功夫，是德性之知，格物致知的目的在于治理天下国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格物与致知的学说，他也认为，所谓格物致知，不在于求科学之真，而在于明道德之善。关于格物致知的认识过程，朱熹同意一物一物地格，积习多了后，便能“豁然贯通”。有学者认为，朱熹“求理于事物”只是“得君行道”设想中的一个重要环节。[10]这与二程格物致知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湖湘学派的胡宏也认为，致知的目的在于认识普遍的、先在的道德规律，而穷理致知是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他在《与张敬夫》中说，“故学必穷极物理为先也。然非亲之，则不能知味。惟不知味也，故终有疑，必待人印证也。”[11]虽然朱熹认为格物致知目的在于明道德之善，但是他并不排斥“格一草一木的理”。他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一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12]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后人在继承“格物致知”学说时，不仅用于指导道德实践，也用来格物理之理，指导着对自然的探索。这样，格物致知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如宋人朱中在研究潮汐中就运用了格物的思想和方法；宋王厚斋依据“一草木皆有理，可以类推”，将格物致知学说运用到生物知识的发展中。正因为如此，该词与西方“科学”含义最为接近，因而近代学者在引进西方“科学”一词时，最早是将“Science”（科学）翻译为“格物致知”。

3.书院私学成为官方科技教育的重要补充官学中的科技专科学校（如司天监中的天文历法学校）是宋代实施科技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但就全国范围而言，能在官学中接受教育的毕竟是少数，更广泛的科技教育任务，仍然需要私学来补充。宋代是私学科技教育充分发展的年代，书院是私学的高级形式。长沙作为商业发达、商人集中的地区，文化教育事业也较为昌盛，这也符合“富而教之”的传统。宋代书院已经成为一种制度被普及开来，尤其是到南宋，书院文化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据统计，宋朝共建书院173所，其中北宋建37所，南宋建136所，占总数的78.61%。[14]湖南书院教育发达，全国四大书院中湖南就占到一半：长沙岳麓书院和衡山石鼓书院，岳麓书院在南宋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书院。湖湘学派开创者之一胡宏在担任碧泉书院、文定书堂和道山书院山长期间，经过长期探索逐渐形成了湖湘书院教育的特色。他认为，创办书院的教育目的是振兴道学，培养有体有用的人才。并且，胡宏强调学贵力行，他认为“力行”既是教学的目的，又是检验学习是否有“真见”的标志。他自己甚至亲自参加生产劳动，突破了道德践履的局限。其学生张栻秉承师训，并在其主持岳麓书院工作时将其发扬光大。岳麓书院此后一直将“务实”作为执教理念，尤其体现在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上。正因为这种学风，书院所涉及内容已经不局限于传统的伦理学科，还有自然科学；不仅对以往的科技史有所研究，还包括对科技的应用与创新的扩展。如朱熹对自然科学和音律学颇有研究，认为“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理会。虽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识个规模大概。”因而他在岳麓书院讲学时，就曾告诫学生说“：为人子者，医学、地理之书不可不知也。”

4.实学精神对发展实用技术影响深远宋学通过“天人合一”肯定了人格本体与外在宇宙本体相通，但要实现这种内与外、人道与天道的沟通，则必须通过实践。理学的实践精神对湖湘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直接结果是诞生了实学思想，湖湘学派明确标明“务实近本”“、当昭示以用工之实”的实学宗旨。那么，他们这个“实”到底指什么呢？张栻是这样回答的“：于践履中求之。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日用常行之际，无非实用。（”《性理大全》卷四十九）。这段话包含了两方面内容：第一，湖湘学者所说的践履是“实行”、“实践”的意思，这种实践主要是日用伦常活动，即是一种道德实践活动；第二，实践与实用是紧密相关的。湖湘理学的这种务实思想对宋代长沙商业有较大影响，体现在提倡重视市场、注重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务实作风，以及积极实践、敬业创业的商业思想。按照《宋会要辑稿•食货十六之十二》的记录，古时长沙的潭州所辖各县商税年收入曾一度达到9.2万贯，商业水平位于全国先进行列。除此之外，湖湘学派的实学宗旨对发展实用技术具有深远影响。宋代自开国便外患四立，在统治者尊崇儒学的背景下，宋学家自觉树立“内圣外王”的志向，并通过教育将这种精英文化推向社会。湖南在实现“内圣外王”目标中不断发展“经世致用”的各类实业，不少行业发展水平领先国内其他省份。比如，代表着军事和贸易水平的湖南造船业在全国处于先进水平，潭州能制造载米万石的巨舰，其技术水平之高可想而知。（[3],p.481）此外，潭州是宋代有名的产纸地，发达的造纸业又为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最终造纸业和印刷业共同推动了潭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岳麓书院在宋代刊刻有大量书籍保存至今，这是与当时造纸业的发达密不可分的。这种实学精神甚至影响到近代，一大批在政府担任要职的湖南人，如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在鸦片战争失利后率先开眼看世界，把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引介到中国。综上，在古时科技最为繁荣的宋代，科学与技术作为文化形式在不断交融中相互促进发展，即使在相对偏僻的湖南地区也是如此。当然，科学与技术的相互作用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社会文化作为中介完成的，在湖南尤其是受到理学文化的影响。

二、湖湘科技文化的局限性

1.从区域文化层面看湖湘科技文化的局限性中国古代文化在特定的区域内，具有各自相似的特点，形成自己的社会体系，古今学者均对此提出了不同的划分方法。本文沿用中央民族学院徐亦亭的提法，中国古代有四大文化区域：即中原华夏农业文化区域、东南百越稻作文化区域、南方山地游耕文化区域，以及西部与北方游牧文化区域。古代湖湘文化被归于南方山地游耕文化区域，这是有历史根据的。《左传》昭公十二年说：“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这是春秋时长江中游山地民族游耕文化的一种写照。春秋战国时的楚人发扬了游耕于荆楚山地的火耕传统，在江汉沅湘地区形成独特的荆楚文化。作为南方山地游耕文化的湖湘文化，既不同于东南百越稻作文化区域，乐于四海为家，易于接受外来文化，也不同于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安土重迁的稳持性和逐步向周边拓展的凝聚性。湖南深处内陆，又被长江天险阻断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交通不便，思维顽固。这种地理上的特殊性一方面导致湖南很少受到外来经济和文化的冲击；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文化上的贫瘠。这种贫瘠在两宋之间由于中原文化南迁而有所改观，以理学为特征的湖湘学派逐步形成，在此后湖南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影响着湖南精英知识分子的思维。当然，也顺理成章地影响到湖湘科技文化。如果说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国各地都是以农耕经济为主，人们文化水平相差不大，资源禀赋的因素就对地方经济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反过来，生产的需求又刺激了技术发展。在这一时期，湖南由于地理上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青山绿水，土地肥沃，水源充沛，农耕发达，矿产丰富，加之人们具有较强的勤劳勇敢精神和敢于探索的冒险精神，湖南的技术水平居于国内先进水平。然而从东汉至宋明时期，整个中国的科技水平在世界处于先进水平，湖南也加快了发展速度，但却落后于江浙一带。由于这一时期整个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得到了开发而得到迅速发展，湖南人的开创冒险精神不再是优势，而江浙一带对科学技术的严谨求理、重农重商精神成为时代最需要的精神，这使得江浙一带成为此时中国科技先进地区，湖南只处于国内中等发展水平，尤其表现在科学理论研究与技术发明方面。而清代至民国初期，中国在世界上远落后于西方的科技发展水平，湖南在新技术开发上处于国内先进水平，但在科学技术研究中的发现发明上，处于国内中等水平，明显落后于江浙地区。（[3],p.12）尽管在湖南本土由于保守势力的阻止，湖南的科学发现与发明上并未取得显著成就，但是一大批在外省担任要职的湖南人，如曾国藩、左宗棠，却率先开眼看世界，大力推动国外先进技术引入中国，进行技术开发，实行产业化，商品化，成为当时中国最早的实业家。这是与湖南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与强大的人才储备紧密相关的。然而湖南人在长期封闭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倔强”或称之为“固执”性格，在建国后乃至改革开放初期相当长一段时间，难以解放思想，延误了湖南经济腾飞的时机。总的看来，影响湖南数千年的湖湘文化及其中包含的科技文化对于自然科学发展的直接影响并不大，因为湖湘文化的核心在“经世致用”，即使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和张栻等提出的知行合一，主要还是指伦理上的道德实践要求，既包括“内圣”的自我道德实践要求，也包括“外王”的救国救民的政治伦理，即使后来的王船山，杨昌济也没有超出这一传统。比如，王船山的知行观仍然是“行于君民、亲友、喜怒、哀乐之间”。杨昌济留学国外多年，但他提倡的“力行”仍以伦理道德为主，他说：“盖君子之于修身，乃毕生之事，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这也是湖湘科技文化的局限性所在。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作为湖湘科技文化根源的理学之所以能够受到士子和统治阶层的推崇，主要是其“经世致用”、“内圣外王”的主张符合了统治阶层的需求，因而被统治阶层引入科举考试，使得古时只能通过科举考试入仕的士子们被迫绑在了理学的架子上。

2.从思维方式层面看湖湘科技文化的局限性张岱年先生曾经把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特点总结为两点：一是长于辩证思维；二是推崇超思辨的直觉。老子在《道德经》中描述了事物中辩证思想的属性，“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此后《易传》中“一阴一阳之谓道”，明确表达出辩证思维中的对立统一原则。在没有实证检验时，诉诸直觉成为顺理成章的事。直觉思维在古文中称之为“体”，意为“体认”、“体验”。庄子有“体道”之说，张载也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朱熹解释体是“置心物中”。如果说老子在先秦时期由于科学技术手段不发达而没有能力探索自然，只好诉诸内心直觉来体验自然界的规律——“道”，那么到了宋代先进知识分子仍然采取这种超验的方式来认识自然，那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思维的惰性和惯性了。因此，重视整体思维，因而缺乏对事物的分析研究；依赖直觉思维，因而缺乏实验论证，而这两点都直接影响到近代科学的诞生。除了思维方式的束缚外，在自然观上也有不足。湖湘理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未能冲破天人合一自然观的束缚。这种朴素的、笼统而又无所不包的宇宙图式，具有很大的应变能力，能够通过对“保护带”的不断修补，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内核”稳定。正是因为这种宇宙观或自然观一直与人文伦理道德纠缠不清，古人始终未能将主观的自我与客观的自然作出明确的划分，也就无法形成独立的自然哲学理论，当然就更谈不上形成完整自然科学理论体系了。总的来看，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古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和影响，但从文化形态看，它们还仅仅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胚胎或萌芽性质的科技文化因素，尚未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也没有相应的社会建制。当近代科学技术摆脱宗教与传统文化的束缚后，立即获得了迅猛发展，1926年，在岳麓书院基础上建立的湖南大学挂牌成立，标志着湖南科技的社会建制正式诞生。从此，湖南的科技文化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体系登上历史舞台，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作者：宋春艳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