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汉语文学史的建构范文

海峡彼岸的台湾地区，现代主义文学流脉，却在暗中涌动，且不说自觉或不自觉，但是，处在世界潮流中的台湾地区，不如冷战格局中的大陆，闭关自守而沾沾自喜，确是不争的事实。隶属于思想、文化领域，并且总是十分敏感又活跃的文学，向外学习，吸取养料的积极性非常高。台湾大学外文系的一群青年学生创办纯文学杂志《现代文学》，并以此为阵营，举夏济安等前辈为旗帜，激情地描画着他们的文学梦。当代名家叶维廉、刘绍铭等，其时，便是白先勇、欧阳子们依然在读的师兄。夏济安之外的幕后支持者，著名的还有黎烈文。他是留学归来的法国文学翻译家、研究家，早在1930年代，就已蜚声文坛，曾主持过《申报》副刊《自由谈》。执笔政期间，掀起一股改革旋风，大刀阔斧地改掉了《自由谈》的风花雪月和鸳蝴气息，支持左翼文学运动，旗帜鲜明，约请鲁迅、郁达夫、茅盾等新文学的先进，给《自由谈》撰稿，在文坛闹得风生水起。若论文学存在与生长的外部环境，如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方面，大陆和台湾也大相径庭，而直接影响文学生产的各种思想文化元素、制度因子，诸如文学生产与消费的方式、机制，文学评价、评奖的标准和制度，文学传播的方式等，又大异奇趣。那时，台湾虽然远不及现在这么开放和自由，但是，《自由中国》还是准予出版、发行。文学生产和消费，走的是市场化的路。大陆则套在计划经济的牢里，缚住了手脚，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消费，被当作物质产品一样，以行政的方式计划配置。在消费结构上，中小学语文教育和大众的文学消费，在大陆，以白话文学作品为主，文言文和传统文化、外国文学／文化的消费和传播，在整个文化消费中占比很小，外国文学差不多就等同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文学，如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少数几个。台湾大中小学校教育，传统文学／文化所占比例，明显高出大陆许多，外国文学／文化，也占有相当份额。在各层级的升学考试中，语文考试也以中国古代文学／文化为主，大学外语系不仅没有取消，反而因国家、民族的现代化需要，反而不断被强化、力量不断增大。文学的多元态势，发育较为充分。

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大陆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鲁迅是怎么都绕不过去的一座大山，学生的每一个学习阶段，都会被强制要求阅读鲁迅作品，文学性的小说、散文，论说性的杂感、随笔，各种文类一应俱全。就中国内地的学生而言，若说，没有读过鲁迅的书，就等于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国民教育，大概不算夸张。隔着窄窄海峡，浅浅海湾的台湾岛上，1980年代以前，一般市民大众，并不知道鲁迅何许人也，当然大陆赴台人员除外，正如张爱玲鲜为大陆读者所知一样。鲁迅为台湾大众所熟知，那是在1982年，鲁迅之孙周令飞，娶台湾女子张纯华为妻之后的事，因周令飞赴台，岛上掀起了一场小小的鲁迅热。两地文学／文化生态大相径庭，可见一斑。台湾和大陆，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势如水火的阶级对垒，你死我活的正当意识形态，呈现完全不同的价值立场、审美意识和文学趣味等等。所有这些，都直接影响作家的精神创造和知识生产，并制约着文学产品的质地，给20世纪文学史的著述增加了很大难度。为此，大陆学者撰写、编著的文学史，要么绕开台湾地区的文学状况，按下不表，要么在文学史叙述中生硬地划出一小块“自留地”，笼统地讨论被许多学者称之为“台湾文学”的那些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等。在叙述策略的定制和整体构架的设计上，则偏重于作家／作品的介绍、评析，文学“史”的线索，似续实断，完整的文学面貌，大多一片模糊。类似的文学史写作模式，同样被用于港澳地区的文学史叙述。

现有文学史叙述不能完全覆盖中国新文学，已是不争的事实，纠偏补弊的措施，就是在许多高校中文系，单独开出“台港澳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等作为本科生、研究生的选修课，某些专业研究机构，则专设台港澳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室、研究中心之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台港澳文学研究室，就是一个代表。还有更加激进的做法，则努力争取在汉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单列台港澳文学，使之脱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架构，成为与之并列的一个二级学科。类似强调台港澳文学的独立性和异质性的动议，现在，很有一批支持者。笔者认为，过分夸大、强化各地文学的异质性，实在大可不必。学科规划和分类的意图，重点主要不是给研究者圈定一个一成不变的疆域和边界，一流的研究者往往不受学科（或专业）的束缚、框范，相反，更热衷于在学科之间客串。便于现代大学的教学管理，恐怕才是学科细分的目的，换言之，削学术之足，是为适学术评价机制之履。而且，学科细化恰恰与现代社会呼唤通才的时代潮流相悖。话说回来。白先勇自1960年代初赴美国留学，此后长期居留国外，然而，他的文学创作一直操用汉语，重要作品都发表、出版在中国内地或台湾、香港。创作主体预设的潜在的文学消费对象，也是汉语读者群体。小说《芝加哥之死》主人公的名字叫吴汉魂，有经验的读者一眼就能品读出文字中淡淡的感伤和忧郁，创作者叹惋中国留学生客死异乡，漂泊异域的叹惋之情溢于言表。小说既含哀悼一种文化传统日渐式微的忧伤，也释放出作者努力想唤起人们力挽民族文化颓丧之势，复兴传统文化的热情。由于居住空间的地缘因素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难解的死结，白先勇文学文本的历史继承性和文化气质，始终未能引起读者和研究者足够的重视。他呕心沥血创作的，“献给先父先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的文学，被纳入“台港澳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的叙述框架后，①两岸四地的文学，在文化上同文同种，同根同源的特质，就可能遭遇淡化、消解的命运。近代以来，汉文化在西方文化夹击下苦苦呻吟，艰难求生的困窘，或许将被漠视。反之，接受主体受前理解的暗示，往往会顺理成章地对两岸四地的文学从阶级意识形态出发，做出种种想当然的读解。

在我看来，抛开国共两党间，你死我活的政治语境，而将白先勇的小说置于全球化、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下读解，才更能够精准地诠释白先勇以海外游子姿态写作，并置身于异质文化环境的精神、情感及其文化体验，白先勇小说丰富的历史情感和文化内涵，因此才更具别种动人情怀。文学乃一个民族精神轨迹的记录，文学史研究的就是人的心灵史、精神史。以1949年为界，之前，国共之间杀了个你死我活，鸡飞狗跳；之后，形如冰炭，水火不容，势不两立。同胞相残的悲剧、惨剧，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和书写者，倘若视而不见，一任《红日》、《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之类的“红色经典”，在哀鸿遍野的战争废墟上摇曳多姿，孤芳自赏，摒除白先勇小说《台北人》所代表的民族心灵巨大创伤的存照于文学史叙述之外，那么，支离破碎的就不只是我们的文学史，更将在另一个维度，成为中华民族自省乏力、精神残缺的耻辱印记。这样的文学史书写者，一如深知皇帝什么都没穿，却为了谀上和自保，跟着江湖骗子一遍又一遍地赞美皇上的衣服多么漂亮的弄臣！不同于白先勇的另一情形是，在中国内地早已声名卓著，因复杂的历史原因飘零异域，远走他乡的作家，如林语堂、张爱玲等，我们现行的文学史著，一般也视之为异质，以去国出走为界，拦腰斩断。譬如，现在大陆出版的文学史，几乎都不述及这些作家在域外的文学实践。再有，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文学，在现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经常也被当作可有可无的对象，随意处理。由此可见，20世纪中国文学也好，中国现当代文学也罢，都未能涵盖中国新文学的全部，并整合成一部体系严密、结构合理，在纵横不同切面，思想和艺术不同维度都经得起质疑的中国新文学史。

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多个名称同时出现，名实之间，经不起质疑和拷问，一方面，在对象、范畴上，有许多交叉、叠合，另一方面，研究者又罔顾对象的实际，在没能细致厘清学科内涵和外延之前，急于另立门户，想尽千方百计，要立海外华文文学为新的独立学科，抢占学术话语权的企图，非常突出，热衷此事的人们，竞逐的是外在于学术的名和利，并非内在于学术的义和理，带着超强的功利意识，乐在其中，侵蚀了学术的纯粹性。具体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强调的是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及其所呈现的现代性，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旨在从地理空间上，限定学科疆域。按我的理解，它们也还没有超越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之外的内在规定性，无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子系统，或分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华文”与“汉语”被做同质化处理，几乎画了等号。然而，两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否完全重叠，一般研究者大多不加细致推敲，深入论析。考察学界现状可知，当下海外华文文学讨论、研究的对象，其实指的就是中国内地以外，包括台港澳地区及中国境外的汉语文学，即除中国内地以外的世界各国和地区以汉语为载体的文学对象。［3］进入21世纪后，这个名称又更改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据考察，海外华文文学概念在学界最初被使用，始于台湾。

1949年以前，汉语文献没有华语的说法。1949年以后，大陆闭关自守的年月，台湾与国外的交往比大陆活跃得多，台岛的中国人在国际社会中，多半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华民国”，以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台湾人在国外（或海外）就自称或被称“华人”。殖民时期的上海，外国人称中国人“华人”。那时的上海，有“华界”（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和“租界”（外国人居住的地方）的区别，租界享有治外法权，不受中国法律约束，适用的是宗主国的法律条款，故被称为国中之国。外国人在租界修了公园，门口挂上“华人和犬，不得入内”的牌子，中国人和中国政府，若认为受了侮辱，只有按国际惯例来解决此类争议，本国法律不能提供有效的援助。可见，“华人”和“华文”的称谓，大概是清王朝终结之后，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指称。1949年后，由于国家政权分裂，这些称谓，反而被复杂化了。台湾人出境所持的护照，国籍栏上，写的依然还是“中华民国”。台湾地区使用的官方语言———汉语，理所当然就是国语。而在国际社会，还被称做华语，在广播、电视等传媒中，国语、汉语、华语常常不加区分地被广泛运用。“华文文学”或“华语文学”因此得名。很明显，中国内地当代学人在讨论20世纪以来文学版图地理空间的边界时，其实使用了多种不同的界定标准。一是单纯以地理区域设定研究边界，二是在地理空间之外加入语言载体的限定。不管何种命名，都不谋而合地默认了汉语为中国语或华语。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国家，文化、语言、信仰的多样性特征十分鲜明，不同于世界上有些以一个民族为一个国家的情形。汉语虽是主要的官方语言，但不是唯一，清代以至于今，国家重要的官方文献常常有不同文种的版本并存。现在的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地，生活用语、工作用语以及出版、印刷、传播、交际等最主要的工具，依然是本民族语文。换言之，撇开政治、外交等需要之后，汉语其实就是汉族人的民族语言。但是，汉语并不是因为在中国使用的人最多，就理所当然地要升格为国语或官方语言。考察“汉语”成为“国语”的历史过程就会发现，这一转换极为偶然和随意。

国语的称谓，近世才出现。1918年，胡适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此后，“国语”一名，逐渐为大众和官方所接受。我认为，在新文化浪潮中，倡导国语的宏伟构想，核心目标在于推进现代白话文建设，鼓吹白话取代文言，语言革新只是一个策略，而不是实质性问题，胡适的指向，是借语言和文学的变革，推动文化和思想观念的除旧布新，实现启蒙主义的理想。在胡适的名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语”指的就是“白话文”，是将生未生的标准的现代汉语。他说：“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4］72并且，他还明确地把“白话文”和“文言”、“汉语”对立，“在意大利提倡用白话代替拉丁文，真正和在中国提倡用白话代替汉文，有同样的艰难”。［4］74从文意看，胡适的所谓“汉文”就是“文言”、“汉语”，他明显地窄化了“汉文”、“汉语”的内涵。胡适提出“国语”“国文”的概念之后，只是过了短短几年，《国语》、《国文》［5］作为一门课程迅速进入小学、中学和大学，“国语”、“国文”迅速完成了由理论倡导到制度化、国家意识形态化的过程，譬如，1922年，凌独见即出版《国语文学史纲》。或许可以这样认为，“白话”代表“国语”是文学与文化现代化的产物。汉族人胡适，显然没有顾及本民族以外其他族群的语言／文字／文学，未经深思熟虑匆忙定调，以为“国语”即是“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以此推论，国语文学就等于白话文学了。后来的文学史编撰者，几乎不加任何思考，便天经地义地视汉语文学史为“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的多民族性被忽略，民族平等陷入虚空，大汉族主义的汉族本位意识，显而易见。这些，或许还不是决定文学史叙述框架的最重要因素。文学的概念，中国古已有之，但内涵与现行的意义，差距甚大。文学史的名目，中土却从来未有。如今通行的文学史体例、框架、叙述语言则几乎都是取道日本舶来的西方学术名词。

文学史是历史中的文学，又是回溯文学的历史［6］1。她来自欧洲，正式产生的准确年代，已经难以查考，但最早见于学人著述的文学史，是泰纳的《英国文学史》（1864年）。说来有点羞惭，中国文学有史，始作俑者是东洋人和西洋人。1897年，日本学者古城贞吉的《支那文学史》是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的一部中国文学史。［6］24中国人自己撰述的第一部文学史，是1904年林传甲著的《中国文学史》。但林著所据，正是日本汉学家的著述中国文学史，模仿因袭的痕迹重，自主创新的成分少，与现行文学史的面貌有天壤之别。周作人曾经指出，“中国自编文学史大抵以日本文本为依据，自古城贞吉、久保得二以下不胜指屈。”［7］西洋、东洋大凡研究中国的学问，我们一般都笼统地称为“汉学”，而不以“中国学”命名。汉学家们也显然以“汉学”对应“中国学”，所以，外国人所写的汉语文学史就大而化之，直截了当地称为《支那文学史》了，多民族多语种的“中国文学史”，在没有细密思量、谨严构思时，就轻巧地为“汉语文学史”所取代，外国人首创、独尊汉语文学的中国文学史，传入中国本土以后，第一个受命为国家官办教育机构———京师大学堂撰著文学史教本的林传甲，极为便利地搬用了这种文学史体式，其他民族语文同时被搁置一边。然而，倘若追溯到中古以前，中国的族群、语言，远比当代丰富、复杂得多，文学的多元化特征，更加鲜明和突出。现在连小学生都耳熟能详的《敕勒歌》，据日本汉学家小川环树的考证，这首诗是在北齐时，从鲜卑语转译成汉语的，可是，后人并不理会，当然也可能是未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当然，《敕勒歌》少数民族的异质性就被遮蔽了，很自然地被视为汉语文学的经典。再如蒙元时代，少数民族文学也相当发达和繁荣，许多作家都可以用多种语言写作，民间会几种语言的能人比比皆是。大清帝国，作为官方语言，满汉两种语文并行不悖。但在现代大学的建制上，如何就轻易默认了《汉语文学史》取代《中国文学史》的结果，实在还有待研究。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清朝末年，国家认同的政治诉求已经大大超越了民族认同的文化诉求。或许，这些还与新学制的倡导者、创立者的民族身份有关，直接聘用外国教习也不无关系，科举取士的官员选拔制度、清王朝建政之初开明的汉化政策等都是可能的因素。实际上，有清一代，满语文学，成绩不菲。本文难以就此深入讨论，不妨就此搁置。相比较而言，语言学和文字学研究领域，则要比文学史研究与写作审慎得多。至今学界还没听说过，有人要把汉语言文字学转换成中国语言文字学。而且，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学科的疆域、边界、功能和意义，在西方学科建制输入中土之前已经非常成型、稳定，源远流长的本土学统，早已植下坚固扎实的学术根基，学科的稳定性非常之强，外来学术思潮未必能够轻易撼动或者改变自身的学科边界。从概念、术语和体例都搬用甚至复制经由东洋而来的文学史编写模式，显然缺少本土学术资源的支撑，诸如文学是什么的命题，在从小熟读经史子集的前辈那里，尚且还是争论多时，聚讼纷繁，难成共识的一本糊涂账，遑论文学史的体例和写法。最早编写出版文学史的欧洲人，不以语种作为文学史叙述的架构和体系，区分为英语文学史、德语文学史、法语文学史等等，最为主要而且最深层次的原因，或许还是意识形态的因素。

缔造主权独立、完整的现代民族国家，是19世纪以来反抗殖民压迫和掠夺的全球化潮流。民族精英和首领，为激发族群内部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共同谋求民族自治与政治独立的热情，解除殖民压迫和掠夺，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唤起族群内部成员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忠诚感。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所指出：“身份认同感不仅给人骄傲与欢愉，而且也是力量与信心的源泉。”［8］1全民族共享的历史、文学、语言、宗教、族群记忆等各种文化遗产、精神财富，毫无疑义地被用作提升族群身份认同度的重要思想资源，由古而今，深厚的历史文化积累，很容易激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很多情况下，一种强烈的———也是排他性的———群体归属感，往往可造就对其他群体的疏远与背离。”另一方面，却又加强同一族群、国民或社区之间联系的牢固性。［8］2安德森认为，现代的民族－国家其实就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文学史借学术研究的手段，以历史回溯的方式，建构一整套事关本民族的前世、今生和来世的学科知识谱系，以丰富的证据和精彩的支撑材料，满足民族共同体的“想象”需求。因而，文学史的编写、撰述、讲授，就不仅仅是某一种知识体系传授那么单一、纯粹，而是担负着塑造国家形象、民族灵魂和精神气质，唤起民族认同的重大使命。在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中，十分重视文学史教育，并上升到国家主权建设利害攸关的高度来理解和把握，主要根由就在这里。19、20世纪之交，在帝国主义列强虎视鹰临、危机四伏的历史语境中，文学史“动人爱国保种之感情”，［9］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功能和作用，难免不被放大。由此可以认为，以“汉语文学”为“国语文学”，潜在地包蕴着汉族人的排满情绪和根深蒂固的汉族中心意识。

20世纪以后的中国文学，在现今的学科体制中，是与中国古代文学平行的一个二级学科，在学科图谱里的正式名称叫做“中国现当代文学”。相对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里的其他二级学科而言，这个学科显得特别年轻，完全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的向后延伸。最早研究、撰写、讲授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中国文学的那批学者，其知识结构、教育背景、理论视野、话语方式等，无不深深烙上中国文学史模式的印记，编写的思路、语言、体例以及材料的筛选、取舍等等，都难以跳出前人的窠臼。特别是早期新文学史著作的编撰者，如赵景深、陈子展、谭正璧、钱基博、朱自清、李何林、王瑶等，他们的学术训练和学术生涯几乎都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入手，思维惯性作用下，轻易就落入因袭中国文学史编写的框框，自然也是毫无保留地把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全部排除在外，受文献和资料的限制，域外的汉语文学也成为他们的盲点。所以，现行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基本上就只是汉族中心地区的汉语文学史。按照现行学科建制，20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学实践纳入《中国文学史》的叙述框架。此后的内容，则有“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史”等多种命名。这些命名，赫然昭示泾渭分明的两个文学史时期。如前所述，文学史编写的基本观念及编撰方式，概念、术语的运用等等，却大抵还是循着“中国文学史”的套路，不同的是，时序往后推移一百多年，文学史的整体格局变化不大，主要构成要件基本上是社会背景（政治、外交、经济、文化）、思潮、社团、流派、运动、作家、作品等。近年则拓展至文学期刊、出版、传播以及文学制度等新的研究对象。并且，“现代”、“当代”、“新文学”等不同称谓，一直存在性质规定、时间界定和学科范畴的分歧。譬如，20世纪以后依然还占据很大市场份额的各类旧体文学，如旧体诗词、章回小说等，在文学史撰述中，是否纳入现代中国文学讨论的视阈，各家的处理方式就大不相同，有学者则主张为通俗文学单独撰史，譬如范伯群教授，不仅有理论倡导，且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出版有《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下册。如果再将前面所述的台港澳和境外的汉语文学等一并考虑，“中国新文学史”（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科边界，就更加含混和模糊了。应该看到，以19世纪末为时间界碑，前后不同两个文学史时期，存在的各种差异，还体现在很多方面。

20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学史》，编写、撰述的材料依据，主要是经史子集等历代典籍。在文学难有独立性的历史阶段，纯粹以作家身份活动的文学主体并不存在，中国古代根本没有文学家的概念，同样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机构、团体、刊物、出版机关等。现酬、版税制度建立之前，考取功名才是读书人的正道，舞文弄墨被讥为雕虫小技，大丈夫当然不能以此为毕生的事业和追求。“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曹雪芹，根本不能想象，到了20世纪以后，文学生产可以成为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业”，少数人甚至还可以凭着生花妙笔，挤进富甲一方的豪门大户，现代文学史上，靠稿酬养家糊口，买田地建豪宅的作家，俯拾皆是，像郁达夫筑风雨茅庐在西湖边上，张资平造望岁小农居于上海真茹的美事，都在文学界传为美谈。相对封闭自守的农业社会，作家流动性小，跨国居住、生活、工作的机会少，跨文化、跨语际的域外写作、传播情景，由于技术手段等多种因素制约，一般情况下，只能是为数极少的个案。像李白从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迁住长安，并在居住地受到热捧的文学才子，毕竟凤毛麟角。所以，文学史研究的边界和国土的疆域，距离不大，几乎完全叠合，尚且，在20世纪以前，人类并还没有聪明到要在国与国之间，画出一清二楚的国家边界。工业化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国际交往日益活跃频繁。进入19世纪中叶后，文化交流更趋多样、频密，随着现代出版业的兴起，跨语境写作、传播、阅读蔚为风气，现代文学史上跨文化写作的案例，信手拈来。譬如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胡适、李金发、戴望舒、陈衡哲、林语堂、张爱玲等等，居留域外的文学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从来就没有因为他们在境外生产、发表，而予以独立命名。

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研究界和文学史的撰述方式就大不一样了。如本文开头所述，两岸分治之后，大陆编撰的文学史，其实只叙写中国内地的汉语文学，海外、域外的汉语写作几乎被完全摒除在外。无论是1949年以前，誉满京华的林语堂、张爱玲、凌叔华等等，抑或1950年代之后在台湾、香港崛起并走红的金庸、梁羽生、董桥、余光中、聂华苓、白先勇、於梨华、陈若曦、琼瑶、三毛诸人，境遇都没有两样。1980年代以后，从中国内地移居国外的作家，如虹影、严歌苓、张翎等，在文学史叙述中的位置，尤显尴尬，五花八门的命名特别多，譬如“新移民文学”之命名，就是一例。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缺席的还有生活、居住在东南亚等地的汉语文学作家，他们中有一部分是在1949年以后，从大陆或台湾移居的。内地现行文学史撰述，把中国内地以外的文学群体及其文学实践拒之门外，不仅割裂了汉语文学／文化的整体性，同时，同胞的民族感情，不免受到伤害。族裔认同和文化认同，遭遇阻隔，不证自明。中华民族是由50多个民族组成的文化共同体。只有保持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才能真正保证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各民族之间平等共处，共谋发展，互相尊重不同民族的习俗、信仰，传承各民族语言及其他文化传统，是民族团结的前提。各民族文化，不该以对立、排拒的方式，否认别一民族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彼此共存共荣，庶几可以实现文化的多元发展。在技术和市场日益趋于同一化和全球化的后现代，多元并存的文化历史传统，尤其值得珍视。在汉语文学以外，少数民族文学缺席的中国文学史，难免不背上汉族沙文主义的恶名。

综上，笔者认为，“现代汉语文学史”的命名，或可覆盖19世纪末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汉语文学实践，而且，更加贴近“文学的历史情境”，逼近文学史真相，更加有力地推动学科的发展。其次，将汉语文学史当作中国文学史的话语霸权，或可由此得以匡正。“现代汉语文学史”的命名，在时间维度上，可不再纠缠于具体的历史节点，主要突显的是作为文学载体的语言要素在文本中至关重要的因子。一直以来困扰着现代文学史编撰的棘手难题之一，是现代作家的旧体文学和文言创作，能否入史，在“现代汉语文学史”的框架下，一切激烈的争议，都可因此迎刃而解。同时，作家的族裔和民族身份也不再成为裁量其是否入史的依据，但凡以汉语为介质的文学，都毫无疑义地为“现代汉语文学”所涵盖，如老舍、扎西达娃、阿来等，便可以不再计较他的民族身份，张爱玲、白先勇、陈若曦、虹影等，不论他们定居何处，作品首发在哪，汉语文学史没有罔顾他们的文学成就的理由，确定是否入史，唯以作品的水准和高度为依据。以多种语言发表作品的作家，则可以同时被多种文学史纳入叙述框架。若认为，现代文学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10］便又陷入了本文开头所说，是在不经意间，以不证自明的话语霸权，强将现代汉语和汉人代表中国语文和全体中国人，似乎“现代文学语言”和“现代中国人”就是纯粹的现代汉语和汉人，完全没有顾及民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如前所述，现在广为传播，并被普遍使用的学科定义，其实存在着定义与对象之间明显的不对等性。假如替代之以现代汉语文学史的命名，现代中国文学史著的汉族中心意识，即可遁于无形，名实之间会更加对等与匹配。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版图相较于现有《中国现当代文学》或《20世纪中国文学》要广袤得多，民族平等和民族融合的理想，起码可以在理论上和学术领域，得到有效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而不同的文学史格局或有清晰展示的可能。以这种文学史思路，观照、审视“历史中的文学”，那么，不论世界上任何哪个角落的汉语文学实践，都理所当然，一览无遗地进入现代汉语文学史的视阈。而在汉语文学史以外，则可以有别种语言的文学史，并行不悖。

在经济、金融、科学、技术等领域全球化趋势迅速扩张中，文化的多样性，受到极大的挑战和威胁，因此，整合全球汉语文化资源，构建覆盖全球汉语文学世界的现代汉语文学史，其意义和价值则超越了文学史建构本身，需要将此置于提升以汉语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在全球当代文化的思想价值和未来影响的时代高度加以考察。因而，这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更是全球化语境下保护民族文化，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的迫切需要。（本文作者：巫小黎单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