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汉语文学批判范文

近年来,“全球化”(包括“地球村”)与“多元化”(包括“本土化”)、现代与传统、中国与西方、“中心”与“边缘”、主导文化与通俗文化等问题,似乎成了汉语文学理论界(本文主要讨论中国大陆的汉语文学批评状况)的主要论域。围绕着这些论域,出现了不同的理论主张以及对它们的反拨,诸如关于“中华性”的理论构想,关于重建中国古代文论的主张,以及对所谓“全球化”、“现代化”、“现代性”的呼唤与拥抱。①实际上,这些论域所涉及到的问题之多,问题之重要,问题之复杂,远非一两篇文章所能言说清楚。在我看来,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些论域中,可以寻找到汉语文学批评界所面临的真正困惑,以及探寻出路的基本路向。本文无意具体讨论这些论域,而试图就它们涉及到的一些关键概念和理论上的迷误,提出自己的看法,由此探讨汉语文学批评界所面临的真正问题与困惑。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的主旨并不试图进行理论上的建构,而在于对理论现状的剖析和批判。在我看来,这也许比那些向壁虚构的“理论”建构要切合实际一些。我之所以使用“多元文化与汉语文学批评”这样一个题目,是认为它可以较好地把上述似乎分隔的论域集合在一起,与此同时,它也可以揭示出我所关心的主要问题。

一在上述论域中,“全球化”与“多元化”是世纪之交的一个热门话题(不仅仅在文学理论和批评当中)。然而,当我们在操着这两个时髦的外来词语进行言说的时候,大概很少想到以下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是这两个词语的确切含义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无论它们的含义是指什么,它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与实际情况相符,尤其是与当今中国特殊的语境到底在何种程度上相符。我们已经看到,不少中国学者对“全球化”的进程似乎坚信不移,甚至欢呼雀跃。我们也可以发现,在这种乐观姿态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根本性的误解:把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全球化”,理解为经济、政治、文化等全方位的“全球化”,似乎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全球一体化的过程,这意味着全球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将全面趋同,而这种全球一体化是我们最终的走向和归宿。从文化方面来说,他们把“全球化”理解为全球文化的同质化、一体化或者西化。在这种乐观态度的背后,我们实际上可以隐约发现一种经济决定论的简单化路向。其实,这种态度,不仅误解了“全球化”的含义,而且也夸大了“全球化”进程的力量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很容易使我们产生理论方向上的错觉和迷误,使我们把复杂的文化和文学批评问题简单化。不错,“全球化”的确是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着的一种进程;但它主要还是一种经济方面的进程,其含义主要是经济方面的,绝不能把它的含义任意扩大。“所谓‘全球化’,意指一批金融精英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整个世界,造成商品和服务业价格指数的升扬,使财富再度由本来就贫困的非西方国家流向本来就已经十分富裕的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跨国秩序,使国与国的界线名存实亡,劳动力和收入都由世界性的巨头所控制。”②在我看来,对“全球化”的这种理解虽然不能说十分准确,但是基本上符合实际,它突出了“全球化”的经济实质。多年来致力于思考和研究现代化、全球化与地方知识的普世化的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曾强调说:全球化并非同质化,也未必是一体化。固然,西化、西方化和当前的全球化都以动力横决天下,因此都具有冲破界域和打开网罗的潜能……科技、信息、金融、贸易等全球化的趋向更是来势凶猛。然而,全球化并没有消解差异。水涨船高的比喻(一种乐观的预言)不能掩饰贫富不均的距离在各层次(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急速增大的现实。差别的导致异化、分离和歧视,使得地球村更多元多样,更分崩解析。③杜先生的这段话,对于我们认真反思“全球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当我们把“全球化”定位于经济领域时,对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问题就不仅仅在于中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卷入了“全球化”的进程。④更在于经济方面的“全球化”对汉语文化和文学批评有什么影响?不言而喻,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恐怕至今还少有人全面研究过。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经济方面的“全球化”是否也必定意味着不同民族的文化正在“全球化”或者已经“全球化”?或者说,不同民族的文化能否被“全球化”?显然,对这样的问题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解答,都不是负责的态度。但是,对文化和文学研究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应当承认,“全球化”的确是我们在思考和研究文化与文学问题时的一个大背景。这样一个背景的意义仅仅在于:它促使我们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的情况下来反思经济与文化、文学、文学批评的关系,而绝不能以一种幻觉来代替现实。在另一方面,“多元化”也是人们热衷于提及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除了其政治、经济方面的含义外,也常有文化方面的含义。

几年前,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被引进中国,似乎成了“多元化”言说的主要理论来源⑤。但是仔细考察,暂且不论“文明冲突”论与“多元化”的言说之间在实质上的差异,仅就文化上的“多元论”而言,理应有两个不同层面:一个是世界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多元”,另一个则是汉语文化圈内部的“多元”。区分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极为重要;同时,我们也必须认真研究“多元”的真实状况。就世界范围而言,中国学者在谈到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多元”时,其实心目中想到的往往是中国与“西方”⑥这两个“元”,很少研究除“西方”之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回顾多年来的汉语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我们何曾深入研究过中国的文化与文学,同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非洲文化、拉丁美洲文化之间的“多元”与“对话”?我们何曾深入研究过世界上那些经济落后的国家与民族的文化?为什么我们心中就只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而少有其他民族和国家?我们的学者动辄援引的是亚理斯多德、柏拉图、黑格尔、康德、索绪尔、海德格尔、德里达、福科等等,对除了西方以外的其他文化和理论则视而不见。其实,这种状况远非始于今日。如果我们回溯历史,实际上可以发现这种状况源于近代以来时隐时现的中、西之争,以及从未断绝并交替出现的“中国中心论”与“西方中心论”。尽管学者们现在大都回避这一问题,但在中、西之间来思考和研究问题,始终是汉语学术界摆脱不了的“情绪”。这应当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面临的实实在在现状,即在世界范围内,我们的视域基本上只局限于中国与西方这两个“元”。倘若我们再仔细考察,把视域固定在中、西之间,一方面隐约折射出的是一种“天朝大国”心态或者是对本土传统的鄙薄,另一方面隐约折射出的则是经济决定论的简单思维定势。⑦

在汉语文化圈的层面上,由于话语权力的位移、知识分子角色的转移、商品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冲击、各种现代媒介的控制与操纵,倒是呈现了一种“多元”的局面,仿佛形成了一个失去“中心”的失重状态。从某种程度上说,对所谓“人文精神”的呼唤,对回归传统“寻根”的焦虑,都可以看作是对上述失重状态的回应。也有人把这种现象归之于历史转型期必然出现的情形,或者称之为“杂语共生”。通过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现状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多元”的真实情景,比如纯文学、先锋文学、武侠小说、历史小说、网络文学、市井小说、言情小说、犯罪小说,甚至还有所谓“美女文学”等等,构成了“多元”的典型表征。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共同趋势便是价值取向的失范,即我们到底以什么作为文学批评的理论支撑,似乎已经丧失了准的。无论我们对这种“多元”或“失范”的现象是赞成、欢迎,还是反对、批评,它都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和研究的,因为至少在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这种局面还是一种要延续下去的趋势。倘若我们坚持从现状出发,从汉语文化和文学批评本身的真实情况出发,便很容易看出:“全球化”或者全球文化“多元化”的言说,近乎于一种理论上的幻觉或者虚构,是没有多少实际依据的,或者说是一些人的一厢情愿。我们的确不能把它们作为判断和评价当下汉语文化和文学批评的基本前提,不能由此制定出汉语文学批评的基本策略,不能把它们当作理论建构的基本依据。也许若干年后真的会出现全球文化的“全球化”与“多元化”的双向互动,甚至有可能是健康的互动关系,但是,目前我们至少在汉语文化与其他文化相互交流的现实中,还没有看到平等对话和健康的双向互动关系的出现。

二从上述简略的分析来看,我们感到,世纪之交的汉语文学批评和理论界所面临的真正问题与困惑,并不是所谓“全球化”与“多元化”的冲击和震荡,倒是在汉语文化圈内部“多元化”的语境中所出现的一系列深刻矛盾与困惑:学术上的“无根”状态;摆脱不掉的中、西碰撞和交融;生活世界同理论建构的疏离;精英文化在通俗文化冲击之下的日益“边缘化”;以及“现代化”焦虑症。可以说,当今汉语文学批评和理论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与这几个方面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下面,我想就这里提出的这几方面的矛盾与困惑作一个概述。学术上的“无根”状态。说汉语文学批评在学术上“无根”,很有可能会招来激烈的批评。然而,只要我们不是情绪化地对待这个问题,就会看到事实的确如此。这种状况一方面起因于我们主动地背离传统,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们对西方传统的误读和隔膜。晚清以来,在“救亡图存”和追寻“现代化”的社会语境中,我们一步一步地远离和抛弃汉语文学批评的传统,把传统的价值体系、范畴体系、言说方式或者当作封建余毒加以批判,或者把它们当作过时的古董而不屑一顾。即便如人们所推崇的王国维,在文学批评和理论方面也痛感自己的文化与当时社会语境的分离和矛盾,极力用西方的理论来切割、改造本土的传统。在延绵一百多年的批判、否定和背离传统的趋向中,有过两次高峰:“五四”运动前后和1980年代前后。与此同时,我们积极地“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语),把外来的理论模式和游戏规则运用于一种并无其生存语境的文化之中。结果,造成了汉语文学批评在整体上的“异质化”。这种“异质化”是指:汉语文学批评的知识背景、知识谱系、学术规范伴随着社会转型而发生了整体性的切换,从学科划分到知识形态,从言说方式到话语规则,都整体性地将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背景的“西学”移植过来;其典型特征是各种理念和主义先行;其结果是文学批评与理论的内涵和言说方式同本土生活世界的疏离,学者们的言说与现实的文学经验、与人们的生存状态相脱节,也与汉语文学批评的传统相背离;原有的汉语文学批评的概念、范畴、术语等等,成了移植过来的理论框架和言说方式的“例证”、“注脚”。这样,实际上造成了我们在汉语文学批评中在理论和实际两个层面上主动地背离传统,然而又没有、也不可能真正融入到外来的传统之中。

在外来传统之中,我们可以区分出两个明显不同的部分:始于前苏联、后又回归马克思主义原典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从欧美直接引进的古典和现代文学批评理论。前者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占据了汉语文学批评的主流,并且对改变汉语文学批评的基本格局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这种影响力至今依然可以随处发现。后者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命运,但从1978年以来,汉语文学批评界几乎完全处在欧美的阴影之下,我们把欧美的各种文学批评理论在中国全部检阅和演绎了一遍,几乎到了言必称索绪尔、海德格尔、艾布拉姆斯、韦勒克、杰姆逊、福科、德里达、巴赫金、阿多诺等等的地步,他们的各种理论成了关于文学理论的权威性言说,似乎不知道这些的人就不配从事文学批评;文论中充斥着大量移植过来的术语、词汇。这样,我们似乎丧失了自主言说的能力,失去了自己的声音,甚至失去了反思的能力。我们很少追问过:那些在特定文化、语境和传统中产生的批评理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适性?我们在援引它们时,是否存在着误读和实用主义的急功近利心态?例如,有人借俄国结构主义者普洛普分析俄国民间故事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小说的叙事模式。⑨暂且不论早有西方学者批评过结构主义的致命缺陷,单就这种分析的结果来说,它到底对我们具有多少真正的启发性?摆脱不掉的中、西碰撞和交融。当我们主动背离本土传统之后,便把眼光盯住了欧美;欧美几乎成了汉语文学批评的唯一参照系。而当我们发现欧美传统在汉语文化圈内也并非灵丹妙药之时,却又回过头来寻求本土的传统。但时世变迁,语境改换,“传统”早已变得难以辨认。一百多年来,我们总在中、西这两个“元”之间来回运动。这或许是我们始终摆脱不掉的一个“怪圈”。刘小枫先生说:“从中国思想的语境来看,我觉得,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中国知识人尤其这一百多年来紧迫地感到的文化上或精神上的冲突问题。”他甚至断言:“汉语思想的现代承负是从中国问题出发理解西方问题,再回头理解中国的思想。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的冲突,是二十世纪汉语思想的承负,下一世纪可能还无法摆脱。”○10这个说法所切中的,可能是我们并非愿意面对的一个重负。事实上,现在的我们,对中国和西方这两个“元”都缺乏深刻的理解,以至于我们既无法真切地走进本土的传统,又无法在西方文化中完全找到认同,更无法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和交流。例如,美国的汉学家的注意力多半在古代中国文化之上,他们认为那些东西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中国学者则把目光紧紧盯住现代“西方”,试图追赶世界“热点”。也许,这种错位是“异质化”的必然结果,而这个已经发生和仍在发生的汉语文学批评、乃至汉语思想的“异质化”过程,几乎是不可逆转的。

生活世界同理论建构的疏离。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学人,大概很少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学者们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基本上是从文本到文本,总是在种种文本当中循环。他们不太关心生活世界中发生的事情,或者认为那些东西与所谓“学术”没有什么关系。我在哈佛大学时,曾同杜维明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反复强调,“五四”以来汉语学界的一个致命弊病,就是观念、理论与生活世界的分离,学者们总爱陶醉在自说自话之中。他一直期盼能扭转这样一种局面。其实,在我看来,从事任何学术研究都离不开寻求思想资源,但是,思想资源并非只存在于既往的文本之中,同样也存在于生活世界之中。我们所说的“传统”,凝聚在“文本”里的观念、思想、理论固然重要,而在现实的生存状态中延续着和变化着的心理习惯、审美趣味同样是不可忽视的“源头活水”,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密切关注生活世界中人们的心理习惯和审美趣味的变化,从理论上把它们与体现在文本当中的“传统”打通,并把这当作理论建构的一个基础,毫无疑问是具有建设性的意义的。当描写詹姆斯•邦德的系列通俗小说《007》风靡欧美之时,意大利学者恩贝托•艾柯便运用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试图揭示这部小说在不同读者层面上取得的成功。○11他是在西方第一个这样做的知识分子,而当时大多数学者对这样做都不屑一顾。艾柯不仅为结构主义理论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关注点,而且也敏感到了《007》系列小说产生的文化语境明显不同于《福尔摩斯探案集》产生之时的文化语境,并试图将深奥的结构主义理论与生活世界联系起来。虽然艾柯这样做的效果本身未见得成功,但他的意图却是值得肯定的。当我们翻开如今在使用和流通中的各种教科书和学术著作时,随处都可见到学者们的自说自话和在纯文本当中游弋。有人称当今时代是“学问家突显,思想家退位”的时代。其实,这也是一个文本突显、生活世界退位的时代。精英文化在通俗文化冲击之下的日益“边缘化”。我们所说的“精英文化”,主要是指由文人们创造和传播的文化,包括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在改革开放之前,汉语文学批评界基本上是主流文化的一统天下,是话语权力的操持者。但自1978年之后,这种局面逐步改变,演变成了今日主流文化退居“边缘”、通俗文化占据了大部分地盘的格局。

有学者用“卡理斯玛”的崩溃来解释1978年之后社会和文化格局的这种巨大变化,○12但这主要是1978年之后中国的社会生活的重心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转向了经济建设所造成的,而通俗文化的盛行则主要和商业化浪潮及其对文化的深刻影响有着直接关系。主流文化退居边缘,精英文化丧失了曾经有过的社会影响力,文化产品的快速制造和即时并大量地消费,商业价值取代文化价值和人文价值,普通人审美趣味的钝化和市井化,媒体介入商业炒作并牢牢控制着大众趣味的取向,所有这些,都使曾经想以文学和文学批评干预社会生活、张扬人文精神、为社会提供价值和意义支撑的文人们感到无可奈何,进而退回到“纯学术”的狭小天地中。一部分“先锋”文学,或由于过度脱离本土的文化语境,或受到经济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影响而显得“曲高和寡”。在这种景况下,文人和知识精英的迷惘与困惑是势所必然的。也许,我们目前根本无法预见这种局面还会持续多久。“现代化”焦虑症。实际上,自1840年之后,“现代化”的梦想一直是影响到中国社会和思想进程的一种时隐时现的重要力量。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现代化”追求,始终使文学和文学批评处在对汉语文化圈之外的强势文化的追逐之中(虽然这中间因为像“”的特殊原因有过中断)。而在1978年之后,这种追逐不断升温,使不少人相信文学和文学批评也可以像科学技术一样实现“现代化”。作为这种“现代化”心态之表现的突出现象,就是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膜拜。我们清楚地记得,当从来不被我们看好的拉丁美洲和非洲相继获得了这项令我们梦想的奖项之后,曾经在中国文坛引起过不小的冲击和阵痛,似乎我们的文化不仅不如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强势文化,甚至也不如经济落后国家的弱势文化。从这种“诺贝尔情结”中,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人们已经不自觉地接受了一种线性进化论和非文学的价值尺度。按照线性进化论的思路,文学和文学批评应当像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样,是不断地从低级走向高级,是在不断否定旧的过程中建设新的。这显然忽视了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总在不断的积累和继承中开拓新的领域和视野;而它始终是指向人的现实存在的。诺贝尔文学奖是按照少数几个瑞典学者的审美趣味和价值标准来颁发的,我们确实不能把它当作衡量一个民族的文学、文化的唯一价值尺度。重要的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和文化,都同它们所产生的具体语境密切相关,因而,对它们的评价,也只能从产生它们的具体语境出发,由此建立衡量它们自身的价值尺度。此外,我们也看到,在对“现代化”的追求中,实际上存在的一个根本性的误区是,不少人把文学和文学批评当作科学来对待,混淆了文学和文学批评与科学在性质上的根本差别。简单地说,文学和文学批评是一种精神现象,是以人和人的精神世界为对象,它们存在的理由在于,通过对人的存在、人的生活世界与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注和述说,来建构一个意义世界的一种价值尺度,从而为人们的精神世界提供一种支撑。而科学的对象主要是人自身以外的外部世界,它的对象是客观的,它以求真为目的,力图通过定性、定量、可操作的方法和手段,来达到揭示真理的目的,从而为人类征服和改造客观的对象世界服务。尽管汉语文学界曾经争论过文学“现代化”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并且一直在困扰着我们。

三从上述情况来看,在新的世纪到来之际,重要的是冷静和全面地反思汉语文学批评面临的真正问题与困惑,而不是急于建构什么新理论和新体系。应当承认,在过去20年的改革开放当中,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我们并没有及时地总结和分析这些巨大变化的前因后果,没有把立足点牢牢地放在本土语境之上。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呼唤人文精神,倡导建立“中华性”,倡导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化,或者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后现代主义时期,在我看来,都是不切实际的,都是一些文人们的“自说自话”,缺乏坚实的现实生活基础。

我以为,最重要的,首先是立足于对中国本土文化语境的分析,培养本土问题意识,提出针对汉语文化和汉语文学批评本身的实际问题。文化语境本身是一个各种因素在其中相互作用的“场”,除了社会历史、经济和政治因素的作用外,本土的传统文化、民间文化、通俗文化、精英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等因素,外来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因素,都是构成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语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本身就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工程。例如,被称为“赵树理道路”或“赵树理方向”的文学现象(包括1940年代延安的秧歌剧运动和“”中的样板戏),近年来在海内外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并且对它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13这种研究的可取之处在于,它明显认识到了中国本土语境和本土问题意识的重要性,认识到了简单套用西方文学理论无助于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关键的是,这样的研究,对于我们反思和清理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真实演变过程,确立我们自己的问题意识,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再如,被很多学者不屑一顾的“金庸小说现象”,实际上是文学批评学者们应当认真研究的本土文学现象,通过对它的认真分析和研究,可以获得很多有益的启示。不管我们承认与否,“金庸现象”其实早已风靡整个汉语文化圈,从青少年到成年人,从普通百姓到文化人,都可以找到为数众多的“金庸迷”。“金庸现象”可以说是非常中国化的,无论借助哪种西方的文学理论,古典主义的也好,现代主义的也好,还是后现代主义的也好,恐怕都无法对症下药,切中问题的关键。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金庸和金庸小说是汉语文化本身的产物,金庸小说的众多读者也是汉语文化熏陶出来的读者;但在另一方面,金庸小说和金庸小说的读者们,又是在现当代汉语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与古代的武侠小说的读者有很大的不同。从这样的个案分析中,我们可以追溯现当代汉语文化语境变迁的轨迹,追溯汉语文化圈读者审美趣味演变的轨迹,追溯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通俗文化错综复杂的关系,并由此了解文学与当代社会大众生存状态和精神生活的关系。毫无疑问,这应当成为新世纪汉语文学批评的重要任务之一。

其次,文学批评要走出困境,摆脱迷误,应当对“传统”进行认真的清理。这听起来似乎不是什么问题,但是,我以为问题正在“似乎不是问题”之中。尽管我们已经对古代文化传统和近现代文化传统进行过不少研究,尽管我们自以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很了解,但如何把这些了解和研究同当代的文化语境结合起来,还有很多文章可做。比如,我们都知道,唐宋以来的儒家文化有“文以载道”的传统。经过“五四”反传统运动之后,“文以载道”的传统是否被反掉了?实际上,它不但没有被反掉,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再以不同的口号、主张、理论和面目出现。那么,这个传统到底是如何演变的?这就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文以载道”大概是汉语文学批评传统与西方文学批评传统最大的不同之处,也可算作是最难以改变的“中国特色”之一吧!当然,清理传统的目的,是为了理解现实的文化语境,确立汉语文学批评自身的问题意识。

我们已经提到过,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决不能仅仅注意到以文本形式传承的传统,更要注意到以心理积习、行为习惯和身传口授积淀在普通人内心深处的传统。在我看来,后一个方面不仅更为重要,而且也更加难以把握,然而它必须引起我们的极大关注。例如,普通大众对“大团圆”式的故事结局的偏好,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是否有了改变?如果有改变,是如何改变的?此外,我们还应看到,“传统”始终处在动态的演变过程之中,因而就有“新”、“旧”之别和“新”、“旧”之间的演变与相互渗透。在前苏联文学理论影响下所形成的、在中国文学批评界主导了几十年的那一套理论,是否与我们的旧传统有着某种合谋关系?例如,经济决定论的影响是否消除了?机械反映论的影响是否还存在?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在对当下汉语文化语境的分析和反思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始终把握住“剧情主线”。在我看来,这条“剧情主线”始终是中、西之间和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碰撞、交融与影响。陈平原先生曾说:“谈论20世纪中国文学,很容易把目光集中在西方文学的刺激与启迪。叫‘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历史进程’也罢,叫‘东西方文化碰撞’也罢,叫‘中外文学交流及对话’也罢,着眼点都是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很难说是直接套用美国汉学家‘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onsemodel),因为从30年代起,探讨这段文学历史的中国学者,就基本上是采取这一研究框架。对于20世纪中国人来说,西方文化(文学)的挑战实在太明显了,以至单凭直觉就会将其置于思考的中心位置。”○14虽然陈平原先生的意图是在呼吁人们注意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剧情主线”,但这条主线恰恰就在中、西之间和传统与现代之间。既然我们始终无法摆脱中、西之间和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碰撞、交融与影响这条主线,那么清理这条主线,深入理解西方,反思中国,就是势所必然的了。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实际上对这几个方面的了解和反思都远远不够。作为汉语文化圈中的人,我们对西方的隔膜远远大于了解,毕竟那种文化对我们来说是“异质的”。同时,我们作为生活在现代文论语境中的人,对自己传统的理解也远远不如自幼背诵“之乎者也”的我们的先辈们。打通这几个方面,就成了走出困境的关键。如果我们在上述几个方面真正取得了一些积极性的成果,那么再来谈论重建问题,再来谈论“中华性”一类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和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