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误读缘由范文

选择《尘埃落定》作为个案，分析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传播中的误读现象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尘埃落定》作为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最高成就，也取得了同类其他作品无法比拟的传播效果；二是比之其他少数民族汉语文学作品，《尘埃落定》在传播中，读者所持争议最多，出现的误读现象也较为典型。因此，解读和分析《尘埃落定》传播与接受中的误读现象就成为一个有探讨意义的学术话题。

一、《尘埃落定》的传播与误读

阿来《尘埃落定》自从1998年出版以来就受到了读者的欢迎，2000年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国内发行量上百万册，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且先后被改编为话剧、电影和电视剧等，相关评论文章400多篇，硕士学位论文27篇，可见其传播学影响。但阿来的汉语文学实质上属于跨文化创作，因此他的作品在汉语读者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尽管没有语言文字的障碍，但因其作品所内蕴的异质文化内涵，往往被误读，特别是关于小说中的性描写，民族特色和作家的民族身份认同三个方面争议最大。例如，关于小说的性描写，有学者认为，“阿来满足于从纯粹生物学意义上来叙述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叙述“缺乏节制，缺乏深刻的心理内涵和道德价值”［1］；对于小说的民族性，有学者认为《尘埃落定》“虚拟生存状况，消解母语精神，追求异族认同，确立自身位置”［2］，关于作家的民族身份，有人将其视为“跨族别写作”［3］，有人则将其归之于“双族别文学”［4］。上述学者的接受视点固然有其合理性，但笔者以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误读。诚然《尘埃落定》中有大量性描写片段，但两性关系是人性中的重要内容，作家借助性描写揭示人性本无可厚非，而且其叙述比之同期汉族作家作品也并非全无节制，论者忽视了表层叙述之下所隐含的文化内涵，即：“在这些‘庸俗’的字眼和描写的背后其实包含着一种古老原始的情感———生殖崇拜。”［5］同样，阿来因其特殊的文化身份，他眼中的藏区生活虽不同于其本来面目但也绝不同于汉人的视野。断言这部小说“虚拟生存状况”既是论者对作家的苛刻也是论者对小说的误读。再者，阿来尽管在汉藏两种文化之间进行汉语写作，但其写作行为并非因为藏语文学的失语，而是全球化语境之下作家对文学传播效益最大化的自主选择。认为阿来作品彰显了“藏语文学失语的尴尬”［6］则是误读了阿来。

二、《尘埃落定》被误读的深层原因分析

根据英国著名的传播学学者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概念和符号构成的表征系统形成了一部作品意义存在的条件，而意义的产生则要靠我们积极将事物编入符码（编码）以及另一端的人们对意义进行翻译或解码来维持［7］。但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在实际传播过程中受编码者（作家）和解码者（阅读者）各自的主观因素和两者之间文化差异的影响，作家和读者各自形成了一个先在的不同的“意义结构”，这种不对等性决定了编码———解码过程中符码之间对称的程度，也即文学研究层面的“正读”与“误读”的程度。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对作家（编码者）而言，因为民族生活的汉语书写方式存在着语言置换和文化翻译，也因为进行汉语书写的藏族作家大多具有体验者和审视者的双重文化身份，普遍致使他们成为文化边缘人，这种文化身份某些时候会导致既不被本族认同也被异民族误解的尴尬处境，加之，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创作尚处于探索阶段，这些作家所使用的某些文学符码并不具有多语际、跨文化的效力，这也是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被误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第一，使用汉语书写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存在着文化翻译问题。作家需要将他用母语思维感知到的世界呈现在多文化语境之下。这种文化翻译形式，既需要考虑审美形态上的相宜性，也需要考虑意识形态上的方向性，不但涉及到作家能否在母语和非母语两种语言思维形式之间自由转换，而且要求作家能够在本民族、他民族两种文化样式之间找到“对接”点和置换符码，这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文学创作设置了障碍，也给汉语交流平台上的阅读者解读带来了难度。当代使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彝族的吉狄马加，裕固族的铁穆尔，藏族的阿来等人大多从小生活在本民族文化圈中，他们在民族文化浸淫中，其性格、习惯早已养成，而且也于潜移默化中多少受到当地民族民间智慧的影响。这些作为地域的、民族的“大传统”和“大语言”，是少数民族作家基因中隐藏并潜在起作用的“文化规约”。尽管阿来使用汉语写作，但就像他所说的，“因为藏语它跟生活联系得很紧密。然后语言它同时也是一种思维的方法跟习惯，所以它跟当地的生活结合得很紧密。而且它（语言）表达它（生活），只有这种东西它是最贴切的，也是最生动的。”［8］尽管有论者认为阿来“进行小说《尘埃落定》创作之前就已经有了人类意识、民族文化与汉语叙事之间的深层熔铸的能力。”认为他用汉语“透露出了藏族自己的思维习惯和审美特点”［9］。诚然，阿来因为受教育背景和从教经历使得他拥有了较高的汉语言能力。即便如此，他的汉语创作中也避免不了语言置换和文化翻译，他说：“如果说在汉语表达起来有困难，或者是它那种味道表达不出来的时候，我会回到藏语当中，用藏语思考局部的，然后翻译成汉语的。”［8］既然阿来承认自己的汉语创作存在着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之间的翻译，提到翻译也就涉及到译文能否忠实于原文化的问题。如若这样，因作家对自身民族历史文化的认识程度不同而产生误译就在所难免了。此类少数民族作家充当了文化交流的桥梁但自身却沦为尴尬的文化边缘人，他所叙述的故事和呈现出来的生活既不同于原生态的少数民族世界也不同于汉族所熟悉的生活。因此他既不被其他的少数族裔作家所认同，也被汉族的阅读者所误读，尤其在性描写方面受到一些汉族读者的指责。第二，进行汉语书写的少数民族作家，其特殊的民族身份所造就的双重视角，决定了他们既是自身民族文化变迁的体验者也是审视者。少数民族文学写作是该民族的文化精英在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化之间的运作，因而他们的民族和文化身份往往是分裂和多重的。他们既以自己受到的主流文化或者西方文化熏陶出来的文化身份与原民族的本土文化和文学进行对话，也以这种超越了自我民族视野的文化身份来反观和审视本土文化。在这种知识分子的启蒙和省察视角之下，原生态的本土文化经由作家的眼睛“过滤”，便以一种不同于其本来面目的形态进入了文学审美经验。作为一个藏族作家，阿来不同于居•噶桑和扎西班典等藏语文学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很难找到信仰的神圣与庄严。正如大家所见，在小说中的这片土地上，虽然也有活佛和僧人喇嘛，但他们并非智慧和法力的拥有者，则更像是乞食于土司的附庸，如济嘎活佛和门巴喇嘛。相反，世俗的统治者土司一家却成了他们生命与尊严的主宰。这种僧俗关系充分说明了《尘埃落定》中虔诚的藏族宗教信仰传统的被消解。阿来作品中这种颠覆宗教权威的解构式文化呈现，与其说是文化翻译，还不如说是阿来借助于文学表达了自己对本民族文化的反思。阿来说过“藏传佛教形成博大精深的藏族文化这是肯定的，但是对话语权的垄断太厉害了，对此我有些不平。老百姓从来就没有文化知识。”［10］姑且不论阿来是否太过极端，比之其他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张承志、乌热尔图等人，阿来明显对本民族文化多了一重批判，但这样是不是某些学者所断言的阿来在刻意追求异族认同呢？读者只要仔细品味《尘埃落定》中土司太太和黄师爷的形象，我们便可看出阿来借助傻子的视角表达了他对本民族中的“他者”（汉人）并没有什么好感。这种对本民族文化既眷顾又疏离，对他民族文化也保持距离的态度也导致了阿来的文化边缘人角色。第三，汉语中几乎没有对少数民族生活经验表达的语义系统以供借鉴。有着悠久书面文学传统的民族，其文学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树立了一部部文学经典和丰富的人物谱系，这些意象、形象和符号构成了完整而丰富的语义系统，这为后来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和阐释意义的土壤。但纯粹意义上的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相比而言较为薄弱，而且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情风物乃至深层民族情感和文化心理的抒写也在汉语文学中找不到相关的可供参考的范式，阿来在谈到自己写作的问题时曾说：“我的困境就是用汉语来写汉语尚未获得经验表达的青藏高原的藏人的生活”［11］。这无疑给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表达造成了很大困难。例如《尘埃落定》中傻子二少爷脱胎于一个藏族民间机智人物阿古顿巴形象，阿来借助这样一个大智若愚的傻子的视角冷眼看待人世的爱欲情仇权利纷争，叙述方法似有创新之处，但却遭到读者对这一不可靠叙述者的艺术真实产生了怀疑［1］。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阿古顿巴这一人物形象在跨文化语境中承载内涵和传递意义的效力发生了变化。因此说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表达形式还处在探索阶段，作家所使用的某些语词、意象等符码因跨文化、跨语际的原因出现了能指与所指的不对等性甚至错位和游离，这也是引起误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二）对于解码者（阅读者）而言，不同的阅读“前理解结构”和“期待视界”导致对作品的不同解读，甚至误读。这种阅读“期待视界”既受到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同时代社会文化背景的制约。因为艺术接受的主体性，源于接受者不同的“期待视界”。人自身的生理素质、教育背景、传统积淀以及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等，形成了每个艺术接受者在接触艺术之前的主体境况。它包括自身的敏感度、想象能力、文化基础、艺术修养、审美趣味等因素。这造就了接受者的接受眼光和特定审美文化心理结构，即姚斯所谓的“审美期待视界”。接受者的阅读过程是主体不断对艺术品提供的总体框架进行填补空白、揭示意义、参与创作的动态过程，这也同霍尔的解码过程是同一个道理。普通阅读者因其文学欣赏能力也许对该小说的理解停留在叙述表层所展现的藏族风情、傻子、性等元素，但绝大多数专业阅读者都触及到了小说的内涵。纵观《尘埃落定》相关评论文章，尽管论者因自身的“审美期待视界”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通过上文所引用的几组针锋相对的论点可以看出，论者受民族身份和社会历史环境因素影响最大。比如，持“追求异族认同说”观点的学者因为自身的民族身份，他站在少数族裔立场驳斥阿来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主题先行是为了博得主流社会的认可。这种观点不能说完全错误，但一定程度上误读了阿来，关于这点下文会进一步论述。尽管也有着同样的对阿来的民族认同和作品民族性的考量，《尘埃落定》的“性描写的生物说”观点则是受到了当时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观念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当代文学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景观化，这是那个时代文学理念转型和市场合谋的结果。同一时期的汉族作家作品如《白鹿原》、《废都》中大量的性描写也是那时景观化写作的典型。也确实如此类学者所言，《尘埃落定》中的历史资料和传奇色彩浓郁的场景构成的藏族风俗画，成了非常“好看”的风景。到底阿来作品中的景观化描写倾向是出于迎合市场的考虑，还是如一些学者所言是借助民间生殖崇拜原型的现代置换，实现生命过程中的“成长仪式”的反讽化［5］，还是两者都有？尽管上述学者都是出于维护文学崇高性的美好目的，但如果没有确凿的论据，没有对藏族文化的深入了解，笔者认为冒然定论便有些武断了。这种误读皆因论者惯用自身的文化思维去理解异质文化。汉文化传统中的性禁忌和性不洁观念与某些少数民族的性观念完全不同，汉族读者以自身文化价值观来进行道德判断，未免有失偏颇。我们如若不克服这种自身文化的“限制”，就很难理解一些少数民族作品如沈从文《柏子》、《箫箫》等小说中人物对待性的态度，误读也就产生了。

三、结语

解读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笔者认为应该紧抓两个关键词：文学性和民族性。文学性作为一般文学的共性，同样适用少数民族的汉语文学，此处不再赘述。民族性既包括了民族作家的文化身份认同，也指和汉族文学的区别程度。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历来存在争议最多的地方。论者对《尘埃落定》的贬抑实际上基于对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身份认同的单向度理解和对民族文学的民族性这一特征的简单认识。有些论者认为因为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模糊，消弭了其作品中的民族性。实际上当代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倾向性与少数民族作家各自的价值取向有关，如果单以此作为衡量民族文学作品的民族性，未免片面。当代少数民族作家如张承志，乌热尔图等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对本民族文化衰微的焦虑和守卫民族文化的强烈责任感使他们自觉为本民族书写；还有一类少数民族作家如阿来和鬼子认为文学更具普适性，他们在创作中尽力去超越自己的民族情感，力图彰显少数民族人民身上更普遍、更深刻的东西；第三类少数民族作家只有“身份”，题材和语言都是汉化的，如满族的王朔。在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性未完成的文化语境之下，少数民族主体性的现代建构也是一种未完成状态。因此对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笔者认为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差异性不应该表现在对于主流民族的离心和隔膜上，而应该表现在“跨语言跨文化写作”所造就的包容性空间和多种语言、多种文化在作家笔下熔铸所呈现出的新的文学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