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向批评理论中重构兴辞诗学范文

关键字：批评理论兴辞诗学

近来有关文学理论发展取向的争论，在一定范围内不无道理地聚焦在是要“文学研究”还是要“文化研究”这一非此即彼的选择上，这当然有其合理性，但在我看来，另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被忽略了——这就是文学理论的存在方式本身的转变，即文学理论内部理论方式与批评方式之间的新型关系的生成，这使得我们有必要正视当前理论与批评的互渗关系及批评理论的兴盛。

人们长期以来习惯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分离式发展。文学理论被看做一种普遍性表述方式，更关心从具体上升到普遍，焦点是普遍性。人们常常“把理论理解成在某种概念普遍性系统中，来确立文学阐释和评估”（?眼美?演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与文学理论在概念普遍性系统中展开文学阐释和评价不同，文学批评则被视为一种个别性表述方式，它更关心从普遍理论推演到个别作品，焦点是个别性。前者如德国美学家黑格尔有关象征型、古典型和浪漫型艺术及其变化的艺术史理论，后者如法国批评家圣伯夫有关雨果等作家的传记批评。在人们眼里，文学理论更关注普遍性，它指导文学批评；而文学批评则更关注个别性，它正是文学理论在文学现象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这种区分有一定合理处，大体符合欧美20世纪60年代前、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文论总体情形。

不过，此后西方和中国文论界都先后出现了各自的新变化，其焦点之一就在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传统关系遭遇断裂而走向重组。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起，以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影响加深、雅克·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崛起并搅动欧美文坛等为鲜明标志，欧洲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美国新批评的主流地位被解构批评所取代，加上阐释学、接受美学、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文学理论与批评思潮相继兴盛，文学理论对文学批评的指导地位及两者之间的传统界限受到了致命的质疑。这时，与以往把文学理论与批评分别看待不同，越来越多的文论家致力于认同两者的重新结合或渗透。这具体表现为以下三方面。第一，文学理论的批评化。从文学理论来看，当其传统的普遍性指导权威衰落而具体性受到重视时，重心必然向以具体见长的文学批评偏移，直到演变为以文学批评的形态而寻求新的存在。第二，文学批评的理论化。从文学批评来看，当其摆脱传统的理论附庸地位、通过具体文本分析而在文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大显身手时，本身已经承担起新的理论先锋角色了，只不过这种理论先锋角色是始终以具体批评面貌出场的。美国当代批评理论家莫瑞·克里格描述说：“作为一种知识形态，而不是仅仅作为我们与文学的情感遭遇的详细描述，文学批评必须理论化。”正是这种理论化的批评使得“理论的作用业已深化和广泛”。批评的理论化的显著后果之一便是，文学研究越来越具有深奥的理论特征：“今天，在文学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的任何地方，都不能避而不谈理论问题了。……如果文学家今天的话语似乎深奥难解，那么，我们愿意这样认为：那是因为他们所讲的愈来愈敏锐深刻，超越了直接的诗学反应，而接近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及其产品所提出的哲学问题。”[美]克里格：《批评旅途：六十年代之后》，李自修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页，第三，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跨学科化。这一点可能尤其重要。莫瑞·克里格清晰地指出：“此前兴旺发达的文学理论学科……将扩展为更广泛的、现在称为批评理论的跨学科研究，并试图涵盖我们过去认为是人文科学和某些社会科学中的许多不同理论文本，也就是我们仿照法国人称之为‘人学’的东西”。同上，第238－239页，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学科语境来看，随着文学、语言学、美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之间的跨学科互渗变得越来越经常，文学理论与批评之间不仅更为经常地实现跨学科互渗，而且这种跨学科互渗已经成为它们存在和发挥作用的通常方式；与此同时，它们还与上述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之间形成更广泛的跨学科互渗，并且还反过来成为这些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跨学科互渗的富于示范意义的实验场。正是在理论的批评化、批评的理论化和跨学科互渗语境中，批评理论似乎寻找到自身的合适的存在理由和发挥作用的开阔地带。当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的相互跨越、甚至当文学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相互跨越已经成为几乎司空见惯的事情时，批评理论在欧美的生成和登上主流宝座，显然就是必然的和合理的了。中国当代文学界的情形与欧美诚然有不同，但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已经和持续不断地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文学研究领域，就是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传统关系也解体了，出现了新的理论与批评互渗的批评理论形态。正是伴随着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互渗，一种新的文学理论形态诞生——这就是批评理论（criticaltheory）。

批评理论是从大约20世纪60年代起在欧美逐渐流行开来的。从事批评理论的学者既不再被称为理论家（theorist）也不再被称为批评家（critic），而是被合称为批评理论家（criticaltheorist）。这个变化突出地表明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互渗为批评理论的新变化。可见，批评理论并不是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之间简单相加的结果，而是当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关系在20世纪60年生历史性变迁时才逐渐出现的一个新概念、一种新形式。用最简明的话来说，批评理论是一种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探索文学的普遍问题的文学研究方式。这意味着，批评理论既是一种对于具体文学文本的批评，同时又是一种对于普遍性文学问题的理论建构。

批评理论有哪些特征？由于特征一般是指能显示事物实质或内涵的那些特定的个别标志，批评理论的特征应是指能显示特定批评理论的实质的个别标志。批评理论在当代有着怎样的特征呢？下面不妨先看看三家说法。美国当代批评理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Culler）归纳出当今理论的四种特征：1．理论是跨学科的——一种其效果在原初学科之外的话语。2．理论是分析性的和沉思性的——一种从我们称为性、语言、写作、意义或主体的事物中找出其含义的尝试。3．理论是一种对于常识的批评，是对被指认为自然的那些概念的批评。4．理论是反思性的，是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它话语实践中感知事物的范畴发出质询。（JonathanCuller?Lit-eraryTheory?AVeryShortIntroduction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7，p．14－15）这里的第一条涉及批评理论的开放性和跨学科性，第二条解释其传统的演绎研究被归纳研究所取代，第三条显示了其反常识性和解构性，第四条体现了其自我反思性或质疑性。

与乔纳森·卡勒主要针对批评理论发言不同，美国电视批评理论家罗伯特·艾伦（RobertAllen）则从当代电视批评的新特点及其对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出发，揭示了当代批评区别于传统批评的新特征：“相形之下，传统批评强调艺术作品的自律性，而当代批评注重文本与特殊文本之基础的惯用技法之间的关系。传统批评以艺术家为中心，当代批评注重文化产品制作的环境，即对产品生产及产品传播渠道起作用的外力。传统批评把意义看作一件艺术作品的特性，当代批评将意义看作读者或读者群体参与文本的结果。传统批评的任务在于确立作品意义、区分文学与非文学、划分经典杰作的等级体系，当代批评审视已有的文学准则，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将非文学与关于文本的批评话语包括在内。”罗伯特·艾伦编《重组话语频道》修订版，麦永雄、柏敬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9页）这里显示了当代批评理论的四方面特征：注重文本与惯用技法的关系、文化产品的制作与传播环境、观众在文本意义建构中的作用、对现成文学准则的审视和文学研究范围的拓展。

美国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家杰姆逊（一译詹姆逊）所谓“元评论”（metacommentary），正是对于批评理论的特征的一种独特概括。他在《元评论》（1971）一文中宣告，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连贯、确定和普遍有效的文学理论”或批评已经衰落，取而代之，文学“评论”本身现在应该成为“元评论”——“不是一种正面的、直接的解决或决定，而是对问题本身存在的真正条件的一种评论”。作为“元评论”，批评理论不是要承担直接的解释任务，而是致力于问题本身所据以存在的种种条件或需要的阐发。这样，批评理论就成为通常意义上的理论的理论，或批评的批评，也就是“元评论”：“每一种评论必须同时也是一种评论之评论”。对于注重历史视角的杰姆逊来说，“元评论”意味着返回到批评的“历史环境”上去：“因此真正的解释使注意力回到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历史环境，也回到评论家的历史环境。”（詹姆逊：《元评论》，《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上面三种观察各有其合理性和特定取向，从不同方面揭示出当代批评理论的新特征。我这里不妨从如下六方面去做一点综合性概括，由此理解批评理论的当代特征：第一，跨学科性。从学科特征看，指批评理论可以跨越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而相互渗透。如今的批评理论不仅跨越理论与批评之间的界限，而且经常地与语言、历史、心理、哲学、政治、伦理等其他学科话语紧密缠绕，形成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交响。第二，文本修辞性。从操作方式看，批评理论始终依赖于文学文本的修辞性细读，并由此展开更广泛的理论分析。正是在这种修辞性细读中，批评往往同时把对象和自身都当作批评对象。第三，意义开放性。从问题重心看，批评理论追求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和读者对于文本意义的参与性，由此文本可能开放出丰富而复杂的社会意义来。第四，自反性。从内在属性看，批评理论具有质疑任何常识、陈规乃至批评理论自身的自我反思品格。第五，元评论性。从前提条件看，批评理论总是对于理论自身的历史条件的重新确认，是关于理论的理论。第六，修辞实践性。从社会功能看，批评理论总是通过文本的修辞性细读而关怀社会问题、寻求社会矛盾的解决。这表明，批评理论常常就是一种修辞实践，即是以文本修辞细读方式呈现的社会干预。

由于如此，批评理论同通常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有着一定的区别。如果说，一般地看，通常的文学理论总是指关于文学的普遍问题的言说、文学批评总是指运用理论对于具体文学现象的评论，那么，如今的批评理论则是指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的传统鸿沟被填平时的重新反思与自反状态，即是那种始终不离批评并处处从批评出发的理论，更具体地说，是指在对文本修辞的开放性分析中质疑常识、透视社会、反思理论自身的跨学科言说。在这个意义上，时下有关“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的非此即彼争论的发端缘由，在于忽略批评理论的当前存在这个客观事实。作为批评理论，文学理论当然要以文学文本的跨学科分析为基本特色，也就是既以文学文本修辞为中心、同时又体现跨学科视野。既是文本的又是跨学科的，这里就不存在简单的“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非此即彼争论，而是尊重如下现状：文学文本研究可以体现跨学科的文化研究视野，而跨学科的文化研究视野需要坚持文学文本的中心地位。

如果说批评理论的存在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那么，中国当前文学理论应当如何前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首先了解当前西方批评理论的大体模式状况及其对我们的可能的启示。尽管批评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欧美）和90年代以来（中国）才逐渐生成的，而相对成熟的批评理论更是在那以后的许多年里才逐渐显出其大致轮廓的，但这不应妨碍我们以批评理论为视角去对批评理论模式作一番回头审视。批评理论模式，是指特定的批评理论所呈现的独特的概念与普遍性系统及其组合方式。简要地回顾，它在西方的发展中呈现出几类主要模式。（1）词语批评，指20世纪20－50年代英美“新批评”所代表的注重词语分析的批评模式，其主要代表是英美大学的一批学者或学院批评家。它认为文学不是对社会的再现或情感的表现的产物而是词语的构造；不是作家或社会状况而是作品本体是批评的对象；致力于分析作品词语中的富有意义的特殊状况，如“朦胧”、“张力”、“反讽”、“悖论”等；采用文本“细读”法，即异常精细地阅读和分析具体文本词语。（2）结构批评，指20世纪50－70年代盛行于欧洲的结构语言学批评模式，其主要代表为一批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批评家。这种批评模式认为文学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系统的产物；成为其关注目标的不是具体文学作品而是支配它的深层逻辑程序；致力于建立制约作品意义系统的语言学模型，如二元对立、符号矩阵等；有意忽略文本的社会再现、情感表现或词语因素而专注于更大的深层结构的发掘。（3）心理分析批评，指20世纪前期盛行于欧洲的由弗洛伊德开创的心理分析学派批评。这种批评模式认为文学是作家的被压抑的无意识的升华的产物；文本语言的隐意成为批评关注的对象；批评的焦点是建立显意与隐意之间的总的语法结构——“化装”，其具体语法规则包括凝缩、置换、视觉形象、二度润饰；批评的方式为像“释梦”那样阐释文本，主要是作家或人物的无意识结构。（4）解构批评，指20世纪60－80年代先后兴盛于法国和美国的以“解构”为特色的批评方式，主要代表有德里达、后期巴尔特、克里斯蒂娃，美国“耶鲁学派”。这种解构批评模式的特点有：文学不再是意义自足的有机整体而是充满差异的零散结构，文本也不再由作家主宰而是已经变成“孤儿”；文本的缝隙或边缘成为批评关注的对象；批评的焦点在于透过文本缝隙或边缘而发现制约意义的形而上思维的虚幻性；批评的方式为解构性细读，这种阅读具有“新批评”那种细读精神、但却让其服务于揭露文本的零散性和虚幻性，从而带有修辞性特征。（5）意识形态批评，指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在欧美流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模式，其代表人物有法国的阿尔杜塞、英国的伊格尔顿和美国的杰姆逊等。这种批评模式的主要特色有：文学不再是对意识形态的直接反映，而是通过特定语言结构而作出的想象性再现或“挖空”；文本语言及其意识形态蕴涵成为批评的主要对象；批评的焦点在于借助语言学模型而重构意识形态及更深邃而微妙的历史；批评的方式为文本细读与意识形态阐释的结合。（6）“文化研究”批评，指20世纪9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文学批评模式，它是英国60年代后期兴起的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在北美、澳洲及世界上其他地区进一步扩展的结果。这种批评模式的特点有：文学被视为更大的文化实践的一部分；文学的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亚文化等边缘文化类型成为批评关注的主要对象；批评的焦点在于文本中的异质文化冲突；对文本的具有跨学科特色的文化分析成为主要的批评方式。当然还可以举出一些，但上述模式已能大致显示现有批评理论模式的总体轮廓了。它们诚然可以代表当今世界文学理论的主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学理论就只能一味跟着这种主流节拍走。我认为，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感兴”（体验）传统与“修辞”传统的现代融汇大可以翻转出一种新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我把它成为兴辞诗学。

兴辞诗学是对古典感兴批评与修辞论传统加以现代融汇的产物。古典兴辞批评属于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批评理论模式，是以富于感兴的阅读与评论去尽可能还原文本感兴的批评方式。从孔子的“兴于诗”到叶燮的“兴起”，兴辞批评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历程，形成了自身的模式。第一，从批评的宇宙观基础看，感兴批评表现了一种万事万物相异而又相类的宇宙观，力求揭示文学世界以及现实世界共同存在的兴发感动关系。第二，从批评的重心或焦点看，感兴批评主要谈论文学所展现的个体生活体验即“感兴”。第三，从批评的思维方式看，感兴批评崇尚与感兴相近的瞬间感悟或直觉，强调以感兴批评去还原文学感兴，而轻视或反对推理式批评。第四，从批评的表述文体看，感兴批评多采用富于文采的点评体甚至诗体，而不愿意推演出逻辑严密的学术论著体。孔子评《诗经》只留下“片言只语”，刘勰以韵文形式写成文论巨制《文心雕龙》，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开创了“以诗论诗”传统，金圣叹、毛宗岗和张竹坡等对白话长篇小说的批评仅仅“点到即止”，等等。这种古典感兴批评理论模式的关键点，在于从文学文本中寻求感兴的呈现状况。这里所寻求的感兴，并不是简单的个人生存体验，而是在个人生存体验中蕴藉的对于社会生活状况的活的体验。

今天中国所处世界状况已大不同于古典中国与世界状况，古典兴辞批评难免会遭遇“水土不服”的困境，但这不应妨碍我们从今天的生存需要及其与古典传统的相连处出发去加以重新激活。在当今批评理论语境中重新发掘古典兴辞传统的魅力，从中翻转出现代兴辞诗学，正可以视为当今一种可行的文学理论框架。今人叶嘉莹明确认识到，应把古典诗论中注重“自然感发”的“兴”概念提取出来作为现代批评的重要概念。“西方诗论中的批评术语甚多，如明喻、隐喻、转喻、象征、拟人、举隅、喻托、外应物象等，名目极繁，其所代表的情意与形象之关系也有多种不同之样式。只不过仔细推究起来，这些术语所表示的却同是属于以思索安排为主的‘比’的方式，而并没有一个是属于自然感发的中国之所谓‘兴’的方式。……对于所谓‘兴’的自然感发之作用的重视，实在是中国古典诗论中的一项极值得注意的特色。”（叶嘉莹：《比兴之说与诗可以兴》，《光明日报》，1987年9月22日）她的主张富于见地，值得重视。兴辞诗学是感兴修辞诗学的简称，是由注重个体体验的感兴论与突出特定语境中的语言效果的修辞论两者融汇起来的文论框架。这是一种在特定语境中阐释文本语言并由此显示其感兴蕴藉的文论方式。新晨

文本就是指作者创造的供阅读的特定语言构成品，而语境则是包含几重含义——首先指特定文本中的上下文、其次指这一文本所生成于其中的特定时段的更大而丰富的文化文本，最后是指最终影响这种文本意义生成的与生产方式相关的最基本的历史情境。兴辞诗学的一个显著特色，是致力于文本体验、文本修辞论分析与文化语境阐释汇通的路径。这就是，首先阅读文学文本，唤起直接的个体感兴；其次作具体的文本修辞细读，揭示文本语言的个别或独特特色，以便为文本意义及意蕴阐释提供语言基础；再次根据对文本的感兴及语言的独特性的分析，建构起与之相关的更为广泛的文化语境阐释模式；最后把上述文本感兴与语言特色带入具体的语境中加以阐释，发现文本的深层无意识意蕴。兴辞诗学具有批评理论品格，即它本身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可与批评脱离的普遍有效的理论，而总是以具体批评方式呈现的理论形态。

上面的论述难免有些粗疏，其中的种种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梳理，但我相信，在当今批评理论中重构兴辞诗学应当成为当前我国文学理论的选择方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