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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翻译

一、引言

语用学(pragmatics)研究语言和语用者即人的关系。它所关心的是运用句子的目的以及在特定环境下句子(sentence)作为语句(utterance)运用得是否得体。[1]语用学将语言单位和在某一特定交际环境下的语用者联系起来,语用意义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言外之意。语义学(semantics)把语言符号与意义的关系看作是孤立的,脱离具体的语言环境、上下文、语言使用者(作者、说话人)和接受者(读者,听众)。一个句子的语义意义就是该句的命题内容,它独立于具体的语言环境,是相对来说比较抽象的东西。因此,虽然语用学和语义学都是研究意义的,但是语用意义和语义意义却有较大的区别。

二、翻译中的语用意义

根据语用学研究的对象,我们将语用意义分为语境意义(situationalmeaning)和文化意义(culturalmeaning)两类。

1.语境意义

语境“研究语句之外的语用的和非语言的特征,这些特征跟非语言活动中所用语句的意义的表达有高度潜在关系”。语境不能被看作语言或语言学层次上的东西,它是语言活动描写的一个方面。根据韩礼德的观点,语境包括领域(field)、格调(tenor)和方式(mode)三个方面。领域指出正在进行的活动,格调指说话人之间的关系,方式指表达形式。语义意义经过这三个方面的过滤,传递其语用意义。[2]语境对于原文的理解和译文的表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Yes?”这句话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表达不同的语用意义。在商店里,它可以表示“CanIhelpyou?”在电话里,它可以表示“Whomdoyouwant?”在教室里,可以表示“What’sthequestion?”等等。因此在翻译中要重视具体的语言环境,正确地理解原文的语句意义,在传达时,对原文的语义意义作适当变通。

2.文化意义

除了语境以外,文化背景是正确理解语用意义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语用学是研究语言单位和语用者即人的关系的。任何人都是社会中的人,都要受到他所生活的文化环境和思维方式的限制。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人们对语言的理解无一不受到文化的制约。比如颜色是每个文化共有的现象,在许多情况下意义相同。但有的时候不同的文化赋予同一色彩以不同的含义。Green(绿色)在英语中可以表示嫉妒,可是,常用来表示“嫉妒”的汉语却是“眼红”或“害了红眼病”。另外,green在英语中还可以表示没有经验,而汉语中就没有这样的意思。这些由于文化而引起的语用意义的差异都是造成理解和表达困难的原因。《红楼梦》的译者霍克斯曾经叹过这样的苦经:《红楼梦》的爱好者在我的译文中将看不到“红”这个意象,而“红”字在原文中却是比比皆是。[3]在原文中“红”可以代表“好运”、“青春”等,并且一再出现。但英语中没有这样的内涵意义,我明知道译文中失去了些什么,但就是无能为力。所以,在《红楼梦》的英译本中,“悼红轩”变成了“Nostalgiastudio”,“怡红院”变成了“theHouseofGreenDelights”,“怡红公子”成了“GreenBoy”。

三、相关译法

下面,以几位翻译家和著名刊物的译作为例,探讨如何正确、有效地表达原文语用意义的途径和方法。

1.释义手法

例1:华北农村土地的风浪孕育了长篇名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张万象:《她属于人民——悼丁玲》)

译文:Sheshiftedtolandreformworkinthemidstofpeasantsinsomenorthernareas.Whatshedid,saw,experienced,feltinthisrespectofrevolutionaryworksheconceivedintoaplotforalongnovel:“ThesunshinesoverRiverSanggan”whichwaspublishedandwongreatfame.

(许梦雄译)

对于丁玲来说,正是轰轰烈烈的华北农村的亲身体验、所见所闻,给她提供了丰富深刻的内涵,如将其直译,不仅不能正确表达原文的语用意义,还可能引起读者的误解。在英语中找不到语用等同的对应词的情况下,译者采用了释义手法,将“风浪”译为“Whatshedid,saw,experienced,felt……”对其深刻含义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准确而充分地表达了原文中的“风浪”二字在这里的语用意义。[6]

2.喻体转换

作为重要的文学修辞手段,比喻手法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出现频率都很高,英汉民族由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同一喻体所承载的喻义可能是不同的。也就是说,译语与原语指称意义(referentialmeaning)相同,却不能和语用意义(pragmaticmeaning)等同,因而不能产生等值的意象联想。然而,比喻手法形象生动,独具特色,是其他修辞手段无法替代的。为了达到同样的修辞效果,表达与原文一致的语用意义,译文可采用喻体转换的方法,即将原文的喻体转换成译文中承载对应喻义的物体,以取得等值的意象联想。[8]

例2:他出去了,母亲和我却叹息他的景况: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个木偶人了。

(鲁迅:《故乡》)

译文:Afterhehadgoneout,motherandIbothshookourheadsoverhishardlife:manychildren,famines,taxes,soldiers,bandits,officialsandlandedgentry,allhadsqueezedhimasdryasamummy.

(杨宪益、戴乃迭译)

该例中的“木偶人”与英语中指称意义对应的“puppet”喻义不一致。汉语中的“木偶人”与“呆滞、木讷、枯瘦如柴”相联系,而英语中的实际喻义却是“受他人指使的、操纵的傀儡”,如:apuppetgovernment,傀儡政府,伪政府。为此,译者将原文中的喻体改成了mummy(木乃伊),并与动词“squeeze”相呼应,在译文中产生了等值的意象联想,完整地表达了原文的语用意义。

上面谈的是原文与译文同一喻体不同的处理。还有一种情况,原文喻体独具民族文化特色,译语中没有对应物,导致指称意义空缺。处理这种情况,同样要采取喻体转换的方法,在译文中寻找喻义相等的对应物作喻体进行替代。

3.加注补义

翻译的目的,就是要把原语的全部信息不仅是内容方面的,也包括原作的风格、色彩。为了保持原作的风格、色彩,有时需采用直译法。但仅凭直译不能准确表达原文语用意义的时候,可采用加注补义的方法。加注,包括附注、尾注、脚注等,也是有效移植文化的补偿手段。

例3:“小方,你倒没生病?哦,我明白了!鲍小姐秀色可餐,你看饱了,不用吃饭了。”

(钱钟书《围城》)

译文:“LittleFang,youdidn’tgetsick?Oh,Igetit!MissPao’sbeautyissuchafeasttotheeye,andyougotyourfilljustlookingatheranddidn’thavetoeat.”

*LITERALLY,“someoneisbeautifulenoughtobeeaten.”

(珍妮.凯利,茅国权译)

此处即采用了加注补义的方法,既保留了原作诙谐、戏谑的语气风格,又完整准确地表达了语用意义。

例4:Itisalwaysinspiringtoseeabravemanfightingforalostcause,andIneverceasetoadmiretheJacobitishzealwithwhichyearafteryearMr.JohnErvinecarriesonaguerrillawar-fareagainsttheever-increasingpoweroftobacco.

译文:看勇敢的人为一种无望的事业而奋斗总领人鼓舞。我心里一直钦佩约翰·欧文先生年复一年地以斯图亚特王朝拥护者的热诚,进行游击战般的战斗,来对抗日益增强的烟草势力。

(转引自屠国元)

Jacobitish系Jacobite的形容词形式,指1688年被迫退位的英王JamesⅡ的拥护者,JamesⅡ王室即所谓的HouseofStuart(斯图亚特王室)。这里将Jacobitishzeal译成“斯图亚特王室拥护者的热诚”,只是部分地传递了所含的文化信息,恐怕还得加注以作补偿。

毋庸置疑,加注作为补偿确是译者移植文化的有效手段。但必须指出,在翻译实际操作时不宜太泛使用,不然,译品特别是文学诗歌译品,定会让读者感到索然无味,毫无想象的空间,因而无法享受原作的“美质”。[9]译品也不应注释过多。加注固然有效,却不是唯一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此这里也有个“度”的问题。

4.借用法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当原语所要表达的意义可借助译语文化中流传甚广、尽人皆知的人物、事件或典故进行表达时,译者不妨加以借用。譬如在翻译“口蜜腹剑”、“人面兽心”、“笑里藏刀”等语句时,若借用“犹大之吻”来表达,则更易于被西方读者所理解。

例5:中国现在已有几十种文艺期刊,今后将有更多刊物在全国发行,完全可以预料,一个全盛的文艺繁荣时期将在中国出现。

——《北京周报》

译文:Withscoresofjournalsandmagazinesonliteratureandartnowpublishedonnationwidescaleandmorecomingoffthepressatalaterdate,anAugustanageforChina’sliteratureandartcanwellbeexpected.

——BeijingReviewJune22-28,1987

Augustan为古罗马皇帝,在其统治之下出现了拉丁文学的全盛时期。译者对该词的借用,准确表达了原文的语用意义,使了解西方文化的读者对中国将要出现的文艺繁荣局面有了一个形象、具体的认识。但借用法的运用,必须与原文的语体风格融为一体,切忌生拉硬扯,牵强附会。

5.增译达意

增译,也叫增益、增词或加译,旨在译出原语发出者感到理所当然而译语接受者却不甚了解的意义,因此也是移植文化的一种有效手段。

例6:Idoknowthatmother,father,sister,teacher,wereamongthemwordsweretomaketheworldblossomforme“likeAaron’srod,withflowers.”

译文:我确实知道其中有“母亲”、“父亲”、“姐姐”、“老师”——后来正是这些词把一个美好的世界展现到了我面前,就像《圣经》上说的“亚伦的仗开了花”一样。

(转引自屠国元)

“亚伦”(Aaron)是《圣经》中的任务,摩西之兄。译文中增加“《圣经》上说的”,达到原语宗教文化信息移植的目的,便于汉语读者理解。此外,译文中加上“美好的”,以补足原语中的内在含义。如果没有这些增词,原语文化信息便难免遗失,读者也会如坠云雾。

四、结语

翻译的本质在于语际间意义的准确传达,等值是翻译中的基本问题。[10]但是,由于英汉两个民族文化、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方面的差异,在许多情况下完全等值的对应关系是不可能的。如果语形意义、语义意义和语用意义方面的等值关系是相互矛盾的,就要遵循语用意义领先,语义意义次之,最后考虑语形意义的等值为代价,因为翻译所要处理的对象是具体语境中的句子(sentence)即语句(utterance),也就是语言单位的运用价值(use-value),并且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传达原文的信息内容。

在翻译过程中,更常见的是不同语境引起的语用意义的变化而产生的困难。例如:《老人与海》中有这样两句对话,小孩问老人:

“Howmuchdoyousuffer?”

“Plenty,”theoldmansaid.

“plenty”和“一言难尽”语义意义可以说不等值,但在这种情况下,“一言难尽,道出了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生活的艰辛和他的坚强性格,在语用意义上是等值的,即所谓“神似”译文。

当然,在可能的情况下,译文要尽量保持与原文在语义意义上的等值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