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古代言官制度的舆论学范文

林语堂在《中国新闻舆论史》中认为御史监察制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产物，意在表明中国古代的言官制度应与西方区分开来，区别对待①，这启示我们应从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语境分析其舆论学意义。而谢清果等认为，当前“讨论华夏舆论传播，或可结合现代‘公共领域’概念，以不同历史阶段特殊的舆论形态为线索，探讨舆论在古代社会结构之中的影响及其在制度上与现实权力之互动”②。现代公共领域是由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与转型》中提出的一个模型。中国古代的言官制度从严格意义上讲，未能体现出西方的公共性，在古代王朝的管制之下，言官的发声受到现实局限。讨论中国古代言官制度的舆论形态，可以借鉴西方“公共领域”的理论构建以分析中国古代的官方批评—言官制度—具有“公众批判”的现实条件。言官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集权王朝③时期，言官制度通常被作为维护统治者统治以规避君主言论或行为上的过失与不当的制度保障，该制度的设置为中国两千多年来的王朝社会争取了最重要的言论空间。言官包括监官和谏官，监官主要秉承皇帝旨意监察各级官吏；谏官则是负责对君主的过失直言规谏、促其改正的官员。④而要从舆论学上讨论言官制度，笔者主要以负责直言规谏的言官主体——谏官及其职能角度进行分析。

言官制度研究现状目前学界有一些关于言官制度的研究，但有关言官制度与舆论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从现有文献来看，言官制度与舆论之间有两种立场。一是把言官制度看成专制政体下的统治工具，言官的舆论制约与影响力取决于君王的态度。二是把言官制度放在权力机构下，认为言官制度不仅是意见表达的制度化保障，同时还影响着政治决策。白文刚在《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中提出：“中国古代不应该被简单粗暴地界定为专制政体，重要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中国古代存在着政治批评的言论环境。”⑤他在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框架下从政治传播的角度探析了言官制度。但是，我们还应认识到其背后所体现的言路通道还是一种社会体制，其功能的发挥保证了古代社会的运转。而在言官制度和舆论的研究中，大多以言官与上层决策的权力互动为中心，但较少注重言官与民间和上层决策的互动关系。谢清果等在《华夏舆论传播的概念、历史形态及特征探析》中认为，言官制度总的来说，其毕竟是统治者自上而下所缔造的社会安全阀，受上层建筑之政治风气影响较大，其实际效用有待斟酌，代表某种社会阶级的发声。⑥但笔者认为，谏官这一群体作为中国古代言论空间的意见领袖，在中国古代的舆论表达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我们应充分认识到谏官所承接的民间和上层决策之间的舆论互动的社会角色，以及重视其言路具有形成社会舆论的条件。陈虹、潘玉在《跨学科视野下中国舆论史研究体系构建》中提出“中国舆论史研究应注重与其所处历史社会情境的深层互动关系，以史为据探讨中国舆论发展的历史表征”⑦，基于此，笔者认为从舆论学上看，中国古代的言官制度与民间和上层决策的互动过程还有更多值得挖掘的空间。下面，笔者将从谏官这一群体以及谏官职能角度对中国古代的言官制度进行舆论学分析。中国古代“公众批判”的主体及其职能建设言官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的“公众批判”形式，其言论空间是否具有“公众性”？首先，中国古代，受小农经济的生产关系模式影响，市民社会未能形成，“私人”观念模糊。同时，由于受儒家仁政以及忠君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舆论对象主要针对时政以及统治者。而言官制度作为中国古表舆论的“公共组织”，为“公共性”发声既是言官的政治职能，也是言官的社会职能。所以，从“公共性”角度而言，笔者认为言官批判的言论空间具有“公共性”。

例如在宋徽宗时期，童贯是权倾一时的宦官，时称“媪相”，手握朝廷内外军政大权。童贯在位时，利用手上权力破坏军政，军内腐化严重，被世人称为“北宋六贼”之一。而后宋钦宗在各方舆论的助力之下，下诏历数了童贯十大罪状，最终童贯被杀，人头被带回京城悬首示众。其次，中国古代民众识字率低，且在集权王朝社会下，意见表达有所局限。笔者认为，在中国古代，只要能发挥对统治者治国理政观念以及个人行为得失的意见影响，那么进行意见表达的群体或组织可以当作中国古代的“公众”。而言官这一官方群体的意见表达是实实在在的“制度”，且其舆论是上通下情，从“公众”角度而言，言官可以代表“公众”，言官的批判可以被认为是一定程度上的公众批判。如在明万历朝立储之争中，万历皇帝采取种种措施想立小儿子为太子，但在舆论声势中，无法达成所愿。阁臣王锡爵云：“众疑成城，卒难消逝……禁之愈哗。”⑧李佳在对晚明政治生态和好谏之风评价时说：“从长时段的视野下看，政治舆论的主导权在臣，而不在君。”⑨言官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的“公众批判”，其意见表达具有DOI:10.15997/j.cnki.qnjz.2018.36.021一定的公共性特征，同时，作为能产生意见影响的群体，代表民间进行意见表达，是言官重要的职责之一，也是言官制度的重要内容。但要说明的一点是，言官制度中谏官的舆论表达并不一定是公共舆论，有可能是秘密进行的，谏官除了阐发事关公共利益的言论，还有为了个人利益进行舆论表达的现实因素。比如在北宋前期，郑学檬在《五代十国史研究》中指出，五代十国的知识分子有两种不同追求，一类向往功名，切于仕进；一类消极避世，寻求自身道德的净化和完善。⑩如后晋的御史中丞薛融“少以儒学之名”，在石敬瑭准备起事征求群臣意见时，薛融云：“融本儒生，只曾读三五卷书，至于军旅之事、进退存亡之机，未之学也。”⑪邓小南认为薛融的避世“反映着动乱年代中的文士历经血腥教训之后，收缩自身职守的倾向”⑫。在晚明士大夫的谏诤中，也有为了忠臣之名而激越言行之举，如崇祯曾言：“朝廷徒受伤谏之名，天下反归忠直之誉。”⑬所以，中国古代言官制度的舆论表达并不都是“公共批判”，其目的性有待商榷，所以称之为一种“公众批判”更为恰当。在言官制度谏官的职能建设中，《史记•周本纪》中记载：“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⑭其中“庶人传语，近臣尽规”则指平民将自己的意见转达给君王，近侍之臣尽规谏之力。近侍之臣是指封建社会中那些侍奉于皇帝左右，以规谏朝政阙失为己任的官员，即为“谏官”，又称“言官”。

周本纪中庶人与言官的关系说明言官是民间舆论的代言人，他们可以针对民间所反映的意见进行劝谏从而影响君主决策。言官制度中，谏诤是主要的舆论内容，而谏诤包含了官谏和民谏两大主体。民谏在先秦时期就已盛行，比如尧舜时期专门设置谏鼓谤木来收集民意。⑮但言官制度经秦朝制度化以后，主要以“官职机构设置”的形式来实现对统治者的规谏，民谏这一形式在两汉时期才有进一步的发展，比如“对策”人才选拔制度的形成。对策是指考生通常在国遇大事的时候，把自己创造性的独特见解写在简策上，从而使得仕子（大部分来自庶民）通过对策有了跻身官途的良机。⑯“对策”这一选拔人才制度的形成说明民谏是对言官制度的补充，普通民众可以通过制度建设来发表对统治者或者政治事务上的言论。在谏诤表达方式上，汉代刘向在《说苑•正谏》也有相关记载：“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戇谏，五曰讽谏。”⑰死谏是言官另一言路形式，死谏发展到极端就变成了尸谏。比如春秋时期卫国大臣史䲡，在生时因未能影响统治者决策，让其儿子在他死后转告卫灵公要用尸体来进谏。言官除了对上进行规谏纳言之外，还有受理臣民的上章奏疏的职能。⑱比如北宋初年承袭唐制“掌诸上书而进之，以达万人之情，隶司正言”⑲。明朝时期言官通政司的设立也是言官与民间互动的重要渠道之一。吴晓璐在《明代舆论研究》中总结，明代通政司既是自下而上呈递各级民情舆论的运作模式，同时还能自上而下发表官方信息参与邸报编辑。⑳ 从中国古代言官在制度和职能建设上，足以可见言官、民间、上层决策三者之间具有言论的互动空间的制度化条件。在中国古代的现实社会中，很多“公共性”的事件正是三者在舆论场上的互动结果，言官在不同历史事件中也发挥了意见领袖和代言人的作用。

结论

言官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的“公众批判”，具有公开的舆论环境，其舆论主体作为民间舆论的意见领袖，可以对上发表意见进行决策影响，为中国古代封闭的信息环境赢得了重要的言论空间。言官的舆论表达不仅能改变政治决策和现实，还能影响人们的认知和舆论判断，具有一定的舆论影响力，其所承担的政治和社会功能也保证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持续运转。

作者：张萌秋  许静 单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