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在国内的译介分析范文

叶芝（W.B.Yeats，1865———1939），爱尔兰现代著名诗人，也是足以与艾略特媲美的西方现代派诗人。1923年，他因为“成功地保持了与本族人民的联系，同时又坚持最具贵族气派的艺术技巧”[1]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20世纪20年代初，叶芝及其作品在中国就有翻译和介绍，至今已有近百年。鉴于叶芝在中国的译介以及对于新文学的建构是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本文将对近百年叶芝及其作品在我国的译介和传播轨迹做一详细梳理，试以分析其在我国的接受和影响情况，并探究叶芝译介的内在文化机制以及对新文学主体建构的意义。

一、二十年代：民族主义的高扬

中国对于叶芝的最初译介始于二十年代，而且主要集中在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艺术”，与此同时注重翻译被压迫民族和弱小民族的文学。因此，为爱尔兰争取民族自治、倡导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叶芝就受到关注。对叶芝翻译最早的是沈雁冰。1920年3月25日，沈雁冰译夏芝（W.B.Yeats）的《沙漏》发表于《东方杂志》17卷6号，同时作《近代文学的反流———爱尔兰的新文学》一文。茅盾认为叶芝“是提倡爱尔兰民族精神最力的人，他是爱尔兰民族独立的先锋”[2]。1921年，腾固所作的《爱尔兰诗人夏芝》除了介绍诗人的思想艺术之外，还对诗人下了这样的评论“：夏芝的思想艺术，固然可使我们钦服，但尤所钦服者！他对于社会的活动，非常出力；爱尔兰的所以得文艺复兴———乡土艺术与民族艺术的恢复，民族的觉醒———的胜利；夏芝的功劳很大。”[3]由此可见，叶芝最先是以一位民族主义诗人的身份引起新文学运动者的注目。叶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在中国文坛立即引起广泛的关注，对于他的译介也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小说月报》14卷12号（1923年11月10日）出版了叶芝专号，封面配有叶芝图片，并且引用了叶芝的诗句做为卷首语。郑振铎在《一九二三年得诺贝尔奖金者夏芝评传》一文中不仅对于叶芝的生平有着详细的介绍，而且还评价了叶芝诗歌创作所取得的成就。本专号还编辑了《夏芝著作年表》以及《夏芝的传记及关于他的批评论文》，这为国内对叶芝的了解和阅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王统照是译介叶芝用力最多的一位。1921年1月，王统照翻译夏芝小说《忍心》刊登于《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9月，译《玛丽亥耐》载《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4年1月，译《微光集》载《文学旬刊》；译小品文《三个奥薄伦人与邪魔》、《古镇》、《声音》载《时事新报文学周刊》。同时，王统照还专门写作相关文章介绍叶芝及其作品。1923年5月15日，他的《夏芝的诗》刊登《诗》刊第2卷第2号；第二年，他的《夏芝思想的一斑》载《晨报副镌文学旬刊》第26号，《夏芝的生平及其作品》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4]在《夏芝的生平及其作品》一文中，王统照对于叶芝的生平、作品以及思想做了详细的介绍和评论。他把叶芝的诗歌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并对主要诗歌作品给予评价。《窃童》虽然是叶芝的处女作，然而“其诗之美丽，如其他的弦歌是一样的活泼与爽利……已是‘仪态万方，亭亭玉立’的绝世美人了”[5]。他详细分析了叶芝的叙述诗《奥厢的漂泊》，并称它“取材于爱尔兰旧日的史材，加以点缀与变化，变成了他少年表示思想的大著作”[5]。此外，他还分别评价了叶芝戏剧和散文的特色，并且对于叶芝受法国象征主义和爱尔兰原始神话的影响都有深刻分析。该文对于叶芝生平、作品以及思想全面深刻的分析使它在译介叶芝的初期成为一篇颇有分量的论文。此时期，对于叶芝的译介主要集中在他前期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作品，因而叶芝是以民族主义作家的身份得到新文学运动者的承认。虽然译介者也注意到叶芝作品的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特色，然而却对作品的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注重不够。对于叶芝的作品也没有形成系统的译介，仅有零散的作品，而且主要集中在前期，对他中后期偏重于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作品有所忽视。此外，译介作品的类型主要集中在诗歌，而叶芝的戏剧和散文虽然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关注，然而此时还没有译本。

二、三四十年代年代：现代主义的发掘

对于叶芝的现代主义发掘最早的是叶公超。三十年初期，叶公超在清华大学教书时开设关于英美现代诗的课程，王辛笛后来回忆在清华大学听叶公超授课的情形时说道：“在叶公超的《英美现代诗》课上我接触到艾略特、叶芝、霍普金斯等人的诗作。叶公超旁征博引，侃侃而谈，我们听得忘了下课的铃声。”[6]而且，他还介绍了叶芝选编的《牛津现代英诗选（1892———1935）》一书，并对叶芝前后诗歌创作的变化做了透彻的分析：“他的诗从个人美感的迷梦中走到极端意象的华丽，神话的象征化，但终于归到最朴素真率的情调与文字。”[7]1932年，施蛰存翻译了叶芝的诗12首，先后刊登于《现代》。施蛰存出于个人的喜好选择翻译的是叶芝前期的诗作，因为“他晚年的诗，喜欢参入哲理，我就不很喜欢了”[8]。施蛰存的这12首译作忠实地表达出了叶芝诗歌的原意，语言通俗易懂。同时，译者出于“信”的原则也就牺牲了诗作的音节和韵律。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英国文学概论》。该书第12章12节《爱尔兰文艺复兴中的戏剧》用大量篇幅首次介绍了叶芝在戏剧方面所取得的成就。1937年4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曹葆华的《现代诗论》，其中作者翻译了叶芝的《诗中的象征主义》一文，这也是国内第一篇关于叶芝诗论的翻译文本。这一时期，考察对于叶芝的译介和接受不得不提的是西南联大。三十年代末，燕卜荪在西南联大开设《英国现代诗》，随之也掀起了西南联大学习英美现代诗的热潮，直接影响了当时在西南联大读书的袁可嘉、穆旦、郑敏、王佐良等人。王佐良回忆燕卜荪当时的授课方法：“他用他在《晦涩的七个类型》里分析马维尔（An-drewMarvell）的“玄学派诗”的同样精细和深入的方法来为我们分析叶芝（W.B.Yeats）和艾略特（T.S.Eliot）等人的现代诗。”[9]这种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要求诗歌文本更趋向于哲理化、晦涩化，因此，叶芝被译介的重点由前期的民族主义转移到了后期的现代主义。袁可嘉是提倡新诗现代化的理论人物，叶芝的诗学理论成为他取之不尽的资源。在《诗与晦涩》一文中，袁可嘉论述了叶芝和艾略特独特的思维和表现方式“：叶芝、艾略特也分别从爱尔兰神话，古今文学铸就特殊的符号与词汇。且不说藏在这些文字背后的思想泉源或感觉方式离常人意识十分辽远，每一个意象，每一个表现法，每一个单字，到了他们笔下，也各具特殊的象征意义，为一群无穷而特殊的暗示，记忆，联想所包围散布。”[10]袁可嘉在这里不仅点出了叶芝不同于传统诗人的诗思方式，也说明了叶芝独具个性的艺术特点。在《论诗境的扩展与结晶》一文中，袁可嘉还引用叶芝的《在学童中间》一诗做为诗境结晶的例证。不过，这一时期，袁可嘉致力于新诗现代化理论的建设，并没有翻译叶芝的作品。1941年5月，《西洋文学》第9期刊登叶芝特辑；1944年3月，《诗与潮文艺》第3卷第1期刊登了叶芝特辑。1948年，杨宪益编译的《近代英国诗钞》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其中选录叶芝诗四首。杨的四首译作采用明白清晰的口语，既追求表达诗歌原意，又尽力保留原作的音节和韵律。而且，每行字数和顿数基本保持相近。其中《梭罗门与巫女》全诗42行，相近两行押同韵，同时每行十字四顿。译者扎实的翻译功底使这四首译作在同时期乃至叶芝作品翻译的历史上都称得上是优秀之作。这一阶段，叶芝在中国的译介呈现了多样化。不仅他的诗歌作品得到了翻译和介绍，而且他的戏剧和诗论也开始得到译介。然而，仍然没有出现叶芝专门的作品集。与前期注重叶芝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不同，这一阶段的译者大都注重叶芝后期的作品，把他看作一位现代主义诗人。他的象征主义、现代主义诗歌技巧以及诗艺理论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主义诗人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建国后，由于“左倾”的严重影响，国内文艺界偏重于苏联的现实主义理论，以艾略特为首的西方现代派成为批判的对象。对于叶芝的译介也进入低谷。建国后到七十年代末的三十年，仅翻译出版了叶芝的一本《爱尔兰民间故事》。

三、八十年代初———至今：全面的译介和研究

八十年代初，随着国内文艺政策的开放，西方现代派重新得到了国内学者的肯定，对于叶芝的翻译和研究也进入了繁荣的阶段。自八十年代初至今，关于叶芝作品的译本主要有：裘小龙译《抒情诗人叶芝诗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裘小龙译《丽达与天鹅》，漓江出版社，1987年；王家新译《叶芝文集》，东方出版社，1996；傅浩译《叶芝抒情诗全集》，中国工人出版社，1994年；袁可嘉译《叶芝抒情诗精选》，太白文艺出版社，1997年；赵春梅、汪世彬译《生命之树———叶芝散文集》，三联书店，1997年；傅浩译《叶芝诗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叶芝诗选：1923年获奖》，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这一时期，有两位翻译者值得注意。一是裘小龙，他翻译的《抒情诗人叶芝诗选》是国内第一部叶芝诗集；二是傅浩，他翻译的《叶芝抒情诗全集》包括了叶芝374首抒情诗，除了叶芝的叙述诗和戏剧诗，它收取了叶芝的全部诗歌作品。此外加上袁可嘉，这三位是新时期以来叶芝译介最重要的三人。下面，我们以叶芝后期的代表作《驶向拜占庭》为例简要分析一下三位译者的各自特点。拜占庭在叶芝看来象征着永恒的艺术圣地，它是理想的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叶芝认为自然物体转瞬即逝，只有精神和艺术才能够永存。叶芝在此表达了对现代物质文明的厌恶和对古代贵族文明的向往以及超脱自然追求永恒的愿望。从这首诗的译文来看，袁可嘉的译文更加通俗易懂，更加本土化，但有时为了照顾上下句的意思顺接而忽略了翻译的忠实和诗歌的优美。裘小龙的译文忠实原文，词藻优美，而且基本保有原诗的韵律。傅浩的译文词藻华丽，然而有时一些用词不能准确表达作者本意。当然，译文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三位译者的译文各有千秋。除了翻译，新时期对于叶芝的研究也颇为丰富。四十年代曾提倡新诗现代化的理论人物袁可嘉出版了《现代派论•英美诗论》一书，其中设专节介绍了叶芝的创作道路和艺术特点，并综合地评价了叶芝创作的多样性：“紧紧拥抱爱尔兰的民族传统和现实生活，不断地吸收本国和外国的优秀诗艺，刷新自己的创作方法，最终以理性和感性的高度融化，象征手法和写实手法的巧妙结合，写出了卓越的诗篇，以及出色的评论和几十出诗剧，成为影响深远的一代宗师。”[11]裘小龙不仅是叶芝的翻译者，也是叶芝的研究者。他出版于八十年代末的专著《现代主义的缪斯》收录《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叶芝》一文，该论文的创新之处是作者以叶芝的现代意识和诗的形式变化来划分叶芝诗歌创作的几个阶段，而不是根据诗人的人生经历。作者还详细分析了叶芝的“面具理论”和象征主义体系，并全面评价了叶芝受后期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爱尔兰民间文学等多方面的影响，并指出叶芝不同于其他现代诗人的独特之处：“叶芝用抒情来维护个人内心中残剩的情感和尊严，对这种文明作出具有他自己声音的批判。叶芝的抒情也就成了现代派一味反抒情倾向的一个不可少的对立面。”[12]此论文是同时期颇有深度的一篇关于叶芝的论文。同时，此时期出版的欧洲文学史、英国文学史、《英国诗史》等国别文学史都设专章或专节论述叶芝。90年代末，傅浩著的《叶芝》和《叶芝评传》同一年出版，终于填补了我国关于叶芝传记的空白。此外，到目前为止，关于叶芝的论文大约有近一百篇，涉及到叶芝诗歌的主题、意象、影响以及诗学理论和戏剧等各方面。此时期对于叶芝的译介经过了建国后近三十年的沉寂终于到达了全面的兴盛。不但叶芝抒情诗全集出版，叶芝的散文也有翻译出版。对于叶芝的认识也不再像前两个时期那样偏重于某个阶段，而是把叶芝的创作道路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然而，目前对于叶芝的译介和研究仍有不足和空白。译者大多集中在叶芝的抒情诗，而对于叶芝的戏剧和诗论翻译的很少，几乎还没有专门的译本。对于叶芝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抒情诗，而对他的戏剧和散文有所忽视。尽管叶芝的戏剧和散文所取得的成就没有他的抒情诗大，然而它们都是叶芝创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更加全面完整地了解叶芝所必须研究的对象。

四、译介者的主体选择和新文学的文化身份建构

叶芝进入中国的第一阶段正值中国追求民族独立的时期。在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历史责任下，中国文人开始从海外寻找文化资源促使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在这种文化交往和冲突中，中国文学要通过借鉴西方文化实现现代化进程，而内在情感又包括着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抵抗经验。在借鉴和创造的同时，确立现代民族主体意识就是核心主题。于是，弱小民族文学中反抗殖民统治、追求民族独立等民族话语就得到新文学运动者强烈的情感认同。因此，新文学运动者对于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就带有明显的功利化目的。文学翻译的作用在于“促使近代中国得以推倒旧文学，建立新文学，从古典审美转向现代审美艺术观”[13]。茅盾在《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中以质问的方式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翻译一件作品除主观的强烈爱好心而外，是否还有一个‘适合一般人需要’‘、足救时弊’等等观念做动机？”[14]做为爱尔兰人，叶芝不仅参与了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和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而且创作了大量讴歌爱尔兰民族传统的作品。因此，新文学运动者和翻译者对于叶芝的这一个侧面情有独钟，也就忽视了他的象征主义诗学和现代主义技巧。叶芝在译介者的主体选择中就被认为是一位民族主义诗人。此种选择的内在机制是译介者通过在异邦文学的文化诉求中寻求民族认同和凝聚力，以至有利于新文学的民族文化身份建构。中国新诗经过五四时期内容和形式的双重解放日益暴露“非诗化”倾向。新诗本身艺术的发展需要新的审美原则和艺术技巧。如果说新月诗派和初期象征诗派的前车之鉴是前辈们的探险之路，那么西方现代诗的译介就是外来的巨擘之力。而瑞恰慈、燕卜荪师徒二人先后在中国任教无疑在中国新诗和现代主义之间恰起了一座友谊之桥。特别是燕卜荪在西南联大掀起了一场现代主义风潮，直接影响到穆旦、郑敏、袁可嘉等人。袁可嘉后来回忆到：“对校园内现代派的兴趣很自然地引我去接触欧美的现代诗，于是艾略特、庞德、叶芝、奥顿、里尔克、瓦雷里等成了我的新宠，逐渐觉得他们的诗艺很有助于解决我们新诗中概念化、教条化的流弊。”[15]出于克服新诗“概念化、教条化”目的，对于叶芝的译介也就注重彰显他的现代主义特色。叶芝的现代主义诗歌对于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现代主义的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仅影响着一些从事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者，也丰富了中国现代主义诗学话语。卞之琳曾说：“写《荒原》以及其前短作的托斯•艾略特对于我前期中间阶段的写法不无关系；同样情况是在我前期第三阶段，还有叶慈（W.B.Yeats）、里尔克（R.M.Rilke）、瓦雷里（PaulValery）的后期短诗之类。”[16]卞诗中戏剧化场景的运用、非客观化抒情以及多重人格主体无疑有着叶芝的影响。新时期以来，中华民族具有了稳定的民族国家政体，民族文化也具有了很大的开放性和主动性。与此同时，个人在文学创作和翻译实践中也就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而且，八十年代是呼吁民族复兴的时期，对于民族精神资源的寻找以及民族文学走向世界再次成为时代的话题。同时，民族文化和西方强势文化之间的矛盾、纠结仍然存在。因此，那些已经取得世界性影响的弱势民族文学（比如拉美文学、印度文学等）就成为中国作家的仿效对象。在译介对象的选择上，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标准。叶芝做为一位这样合乎理想的作家再次受到译介者的青睐。当然，译介标准的选择并不是对于西方文学标准的完全认同，还包括了对于文学文本审美特质和创新意识的重视。而叶芝的兼容并包、不断发展的创作实践更使他成为了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经典教案。这种译介现象背后的文化逻辑同样是译介者的功利选择和民族文学进行重新建构的需要。

从最初的民族主义诗人，三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人，再到新时期以来的全面作家，我国对于叶芝的译介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每个阶段的译介都潜在地隐藏着译介者的主体意识以及新文学文化身份建构的需要。因为“不管是文学翻译活动的进行,还是具体译文文本的生成，都不可能将缘由和意义仅仅限定于本身，这之中有社会意识形态特别是某一时期居于主导地位意识形态的多重影响。”[17]自从三十年代现代诗派以来，叶芝对于我国新诗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叶芝也将继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国当代诗歌。历史在发展，对于叶芝的译介也将会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