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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评魏晋时期的批评文学范文

时间:2022-05-06 04:59:29

述评魏晋时期的批评文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学术思想等都发生重要变革的时代,所有的这些变革无不深深影响着当时文士的心灵,在王晓卫先生的著作中就曾提出“时代的变革使得文士们生出种种前此未有的文学观念及创作冲动,惟有这些新的观念和冲动,才使魏晋文学走上自觉之途”。“文学评论”作为最重要的文学形式之一在此时大放异彩,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奠定了我国文学批评发展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到来了。

此时文学批评的发展,表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一大批文学批评专著涌现,其中的翘楚有曹丕的《典论  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陆机的《文赋》等。很多专著不但从文学的内容形式进行了分析归类,也从文学欣赏等方面都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另外,这一时期的文论观点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如曹丕提出的“文体四科——夫文本同而未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为当时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寻找一个初步的客观的标准提供了依据。另外,陆机提出了“缘情”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指出了各种不同体栽的作品所具有的不同风格。而刘勰的《文心雕龙》则更是一部完整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著,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座丰碑。

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呈现繁荣局面的成因为何?

笔者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浅析:

(一)特殊时代背景推动了文学批评的变革。这一时期文学评论是在先秦两汉文艺思想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的。先秦虽未出现文学评论专著,但文学批评观点早已散见于诸子散文作品中。孟子的“文气”说,主张学诗要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孔子提出的诗的“兴、观、群、怨”的作用,被看作是“诗言志”理论的基础。这些观点都是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精辟论述。两汉时期,王充在《论衡》中提出文人之笔要“劝善惩恶”、“文实相副”,反对华而不实。汉代文化的繁荣加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及文学批评的发展。当时的文学创作逐渐独立于经史之外,以魏晋赋及散文为其代表,这就要求文人找到适应时代需求的文学创作的标准和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完整地系统地对文学作品的创作、欣赏及社会作用进行探讨研究也就具备了应有的历史条件。

(二)险恶的政治现实和活跃的时代思潮在互相矛盾又互相推动的特殊背景下促进了文学批评的发展。社会动荡不安,政治环境的险恶迫使文人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分化:杨修、孔融的被杀,使文人“噤若寒蝉”;稽康虽然小心谨慎,也未逃脱被杀的下场;阮籍一生看似洒脱,实则只是明哲保身。南朝道学、佛学的广泛传播和晋代玄学的盛行,都是当时文人思想变化的社会表现形式。知识分子不敢妄言政治,只能致力于探讨玄学、道学、佛学和文学,品评文学作品,而品评的繁荣则推动了文学批评的发展。活跃跳脱的学术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汉代独尊儒术的束缚。

(三)曹氏父子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产生的最重要的文学评论专著,首推曹丕的《典论  论文》。曹丕旗帜鲜明地提出“文本同而末异”、“文以气为主”等前无古人的文学主张,号召文人之间要“审已以度人”,并对建安七子每人的长处和短处进行了评定,比如“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等,不仅指出了作品的优劣,而且开了评价作家作品之先河。而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大批文人都在曹氏属下追求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观肯定会受曹氏父子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恰好契合了当时文学品评的思想潮流,从而对整个社会的文学观念,创作风气都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

在充分肯定魏晋时期文学批评发展进步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一时期还是具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文学批评的指导思想没有超出儒家思想范畴。

第一、从文学批评本身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更多地是从儒家思想体系中继承而来。在儒家思想已深入人心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文人,其观念必然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孔子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提出了“兴观群怨”之说,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曹丕,他把文章看成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另外,陆机和刘勰都把文学看作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对社会生活有重大影响,而不单单是一种消遣娱乐。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道学盛行,那只是政治高压下文人思想的变型罢了。无论是在官位上进行文学创作的山水诗人谢灵运,还是在曹氏家族的统领下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的建安七子,都表现了文人强烈的入世思想,这也正是儒家所倡导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治天下”思想的具体体现。

第二、从这一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来看,儒家思想仍是内容的主流。建安时期的文人们,他们作为社会战乱的参与者观察者,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南北朝诗人把描写对象转向自然山水,但他们的作品仍难以掩饰对现实的关注。曹操的《嵩里行》、王粲的《七哀》,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都是此类作品,不论以何种形式表现,其儒家思想本质都是难以改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自然难以超出这个范围。

总之,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也是思想大解放的时期,此时的文学批评发展在我国文学史上影响很大,但由于其思想理论基础没有大的突破,依然在儒家思想这一框架内进行,因而使得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成就受到了历史的限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缺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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