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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文化视域下的院校研究范文

时间:2022-12-04 11:08:56

大学文化视域下的院校研究

一、院校研究在我国的发展

1701年,美国耶鲁大学创始人对苏格莱大学的组织结构之综述和研究被认为是院校研究的最早发端。二战后,由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高校管理的复杂化,院校研究在欧美高等教育界兴起并迅速流行开来。1965年美国院校研究协会成立,通常被看作是这一新领域正式形成并且组织化的标志[1]。如今,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众多美国高校都成立了相对专业且独立的院校研究机构。院校研究已成为美国大学管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美国高等教育长期独霸世界的格局。作为舶来品,由于历史原因,院校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大约在20世纪70—80年代,才被引入我国,最初主要是对国外院校研究学术论著的介绍、翻译。随着我国对高等教育战略的调整,在高校扩招、其办学自主权的逐步放开以及高等教育市场化等因素形成的合力作用下,开启了我国院校研究的中国化进程。2000年3月,华中科技大学院校研究发展研究的中心成立,标志着院校研究在我国的正式兴起[2]。国内院校研究在历经“感知阶段”和“认知阶段”[3]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批关注并从事院校研究的专业人士,如华中科技大学的刘献君和赵炬明、苏州大学的周川、北京大学汪庆华、南京农业大学的刘晓光和南京师范大学的蔡国春等。

除了对国外院校研究成果进行介绍之外,学者们开始立足我国国情,探寻院校研究的本土化实践以期解决高等教育的现实问题,从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尤其是2003年10月我国首届院校研究学术研讨会的顺利召开标志着我国院校研究已初步形成规模。但与美国院校研究相比,中国院校研究的氛围不浓,许多大学领导对院校研究缺乏足够的兴趣和认知,大学的职能部门对院校研究的需求和支持程度不够,社会公众对院校研究的了解程度还很低,高校还普遍缺乏开展院校研究所需要的最基础的数据系统[4]。这或许也是我国院校研究一直以来不能深入且无法充分发挥其作用以解决高校现实问题的症结所在。

二、大学文化与院校研究的内在性关联

美国高等教育专家布鲁贝克指出,大学确立其地位主要有两种途径,也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是,以认识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二是,以政治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5]。前者强调大学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功能,后者强调大学的社会适应性。大学的本质是一种功能独特的文化组织[6]。作为大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院校研究与大学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1.大学文化认识论取向与院校研究目标的一致性英国学者迈克尔•吉本斯指出,现代知识的生产与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现代大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是可以实现来源于不同途径的现代知识相互交流的最重要场所[7]。知识运动常常与问题解决过程结伴而行。大学的院校研究主要是针对单个特定高校实际运行中的问题,结合相关理论,通过相关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诊断,以试图解决高等教育问题。同时,院校研究主要是为了提升该校领导层管理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换句话说,院校研究追求高校管理效能,能够营造民主、科学、有利于知识传播的环境。院校研究过程有助于知识运用与传播、同时又将会产生新的知识。

2.大学文化的政治论取向与院校研究的目标具有同一性自中世纪大学诞生以来,大学的职能从培养人才到发展科研,再到服务社会的发展过程,每一次都是大学适应社会的调整过程。这与潘懋元先生曾提出的“教育的外部规律是教育要与社会相适应”是一致的。大学合法性是社会需要,大学唯有适应社会才不会被社会淘汰。正是由于高等教育适应了社会发展变革的大趋势,作为组织机构的高等教育才得以保存、延续并基业长青[8]。院校研究是结合一定的理论,针对单个高校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运用科学手段进行的研究。这些研究对象与社会需求变化有关或直接来自社会变革,基于院校研究结果的决策将更加有助于使大学适应社会得以生存、实现其服务社会的功能和使命。

3.院校研究发展与大学文化建设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就文化本身而言,是抽象、无形的,需要借助于具体的载体进行表现。实现存在的、具有不同校情的院校既是大学文化的体现者,也是大学文化的创新者、建设者。院校研究立足于特定高校进行研究,使高校领导们更理性、清醒地全面掌握本校情况,推进决策的科学性。决策改变行动,行动影响思维,思维建构文化,从而实现对大学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再者,整个院校研究过程绝不是“文化无涉”的纯客观活动,即研究主体带有一定的思想、以具有某些文化倾向性的理论为指导,研究对象处于特定的大学文化氛围之中,研究结果的解释、运用同样处于研究者和决策者的文化影响之下。因此,先进的大学文化可以推进院校研究。

三、我国院校研究的文化审察

1.大学管理文化的行政化倾向阻碍院校研究现代大学肇始于欧洲中世纪大学。在西方,尽管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知识经济、全球化等诸多社会变革的洗礼,但大学的精神实质,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民主管理、兼容并包等原则始终保持稳定,成为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精神内核[9]。然而,在我国,由于历史因素,我国高等教育制度深受原苏联的高等教育体系的影响。自20世纪50年代初建立的自上而下、高度计划、统一集权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成为大学行政化严重的根源。尽管自1985年以来,国内针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性文件相继出台,但改革目标偏移、改革对象模糊、改革主体缺位以及改革路径不明[10]等因素使大学“去行政化”举步维艰,依然停留于理论探讨。大学行政化的具体内容包括管理大学的行政化与大学管理的行政化两个层面,前者指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后者指在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力居于主导地位[11]。来自大学内外的行政权力桎梏、甚至破坏了大学文化,使其彻底失去了独立自主性,严重影响了院校研究。首先,院校研究机构及其研究人员缺乏独立性。“院校研究在高校中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工作岗位,具有身份和研究上的独立性。”[12]国外在院校研究方面比较发达的国家,大多数高校设具有独立性的院校研究机构,并配备了一定数量的专业化人员。如,美国“常春藤联盟”大学,院校研究机构人员配置的特点突出表现为“小团队”和“专业化”两大特征[13]。国内院校研究机构,大多隶属高校行政部门,研究者以非学术型教师系列的行政人员为主。由于行政权力的主导,院校研究人员往往以学校行政部门说了算为荣,研究人员的研究行为只对上级分管院校领导负责,校领导则只对上级政府部门负责。如此,自下而上,向自己每一级的上级领导负责,看似秩序尽然,但实际上易迎合领导个人理念、背离院校研究的目标,院校研究成了为行政体系的政策做注脚。其次,研究方法和手段缺乏科学性。数据是院校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国外的院校研究机构都有规范、可靠的数据来源。例如,美国高校院校研究数据系统的建设状况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囊括了全校各种数据的完整规模数据库;第二种是院校研究机构直接从学校各业务处理数据系统里定期提取数据,建立自己的数据库;第三种是根据学校各个部门以书面或电子形式提供的数据,院校研究机构建立数据库;第四种是院校研究机构直接使用业务数据处理库[14]。建立于客观数据分析基础之上的研究科学性强、可信度高、影响力和执行力强。相比之下,我国长期以来的院校研究一直处于迎合行政权力的研究状态。完整数据系统的建设是学校各个部门相互协作的结果,然而,在高校行政化体制下,权力形态的早熟和膨胀,就会导致对行政权力“一把手”不够重视或欠考虑的事情无法开展研究或结果极不理想。因此,数据的缺失已成为国内院校研究客观存在的事实。再者,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晋升机制都是其社会结构的核心[15]。由于院校领导由上级任命,早已是官僚体系的成员,他们深谙我国官僚系统的晋升条件:听话和维稳。而披露关乎全民利益的真实信息往往会招来大众的强烈批评,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尤其是近年来,在高等教育对社会资源的优先使用且消耗量增大、大学学费上涨、人才培养质量有下降之嫌而备受社会各界质疑的情况下,为保守起见,大学忽略真实数据已成为常态。实在不然,数据作假也成常用手段,这些假而空的数字对院校研究的分析、交流与共享毫无益处。

2.大学学术文化功利主义倾向影响院校研究一个多世纪前,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就曾指出,经济的迅速增长打破原有的社会关系,在该情况下人们容易接受新的观念,同时社会也容易失去发展方向[16]。19世纪下半叶,美国《莫里尔法案》的签署打破了洪堡时代“纯粹学术研究”的局面,开创了大学服务社会的先河。此后,世界范围内各国大学先后走出象牙塔,不同程度地走进社会、迈向市场。市场的逻辑就是迎合大众,将一切变成商品贩卖以实现资本贪婪繁殖的本性。市场的本质是功利的,唯利是图、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功利主义的典型特征。市场规则、竞争法则被引入大学,功利主义在高等教育系统大行其道。传统的大学学术文化曾经作为社会精英的代表,正在被功利主义严重侵蚀。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资源成为高校生存的基础,资源的稀缺性必然带来高校内部学科领域发展的不均衡。投资少、见效快、收益大的学科和领域成为重点与优先关照的对象,而那些建设周期长、经济收益不明显或收益速度较慢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则大大受限,大学整体的学术景观发生了很大变化。效益成为考察大学学科专业领域发展的主要指标。院校研究的目的是为院校管理提供决策支持,属于幕后辅助性活动。到目前为止,国内这方面的研究结果主要以理论为主,处于“务虚”阶段。院校研究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在短期内立刻产生经济效益。而且,许多大学领导对院校研究缺乏足够的兴趣和认知,大学的职能部门对院校研究的需求和支持程度不够[17]。因此,院校研究处于高校资源分配的边缘地带。复杂问题的解决过程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往往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进行客观、公正的院校研究需要研究人员坚守大学核心理念、守得住寂寞、专心治学。反观当下的高校考核机制,重数量、重实利,功利性极强。年终考核、职称评定等功利主义因素,无不时刻催促着研究者缩短研究周期、快速发表成果。作为社会上的高级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内部的知识生产者、文化创新者,其智力本不该轻易受到外界利益的诱惑而为之打败。但如今面对现实压力,院校研究者们也不得不放弃学术理想进行自救。市场的力量和经济利益消解了大学人的传统学术文化,外在消极的功利主义因素给院校研究带来了沉重打击。

四、结语

“如果把一所大学比喻成一辆汽车,那么,领导是驾驶员,院校研究就是这辆车的仪表盘。”[18]信息化时代的大学要实现科学、高效、可持续性发展就离不开院校研究,院校研究已然成为现代大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外部规律表明,来自外界的政治环境、经济结构等因素都会对院校研究的发展带来影响。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教育的外部规律只能通过内部规律来实现[19]。大学的本质是一个功能独特的文化组织,大学文化之于大学,正如土壤、空气、水分、阳光之于植物的生命一样,须臾离开不得[20]。对我国大学院校研究有着深刻作用的正是来自于内部的大学文化,大学文化对院校研究的影响隐蔽且深刻。大学文化具有价值导向、目标激励、行为规范和情感凝练等功能,是大学人共享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家园[21],是院校研究摆脱外界负面因素的干扰、起稳固学术价值作用的“锚”,是进一步规范院校研究学术行为、激励并引领院校研究者在时代潮流中坚守学术理念、勇往直前的内在灵魂。钱穆先生说过,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以大学文化视角审视院校研究发展成为一种应然。在剧烈变动的社会环境下,大学要实现更好的生存,迫切需要变革大学文化。院校研究立足于高校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试图促进实际存在的不同院校发展决策的科学化,营造科学民主的大学文化氛围。解决大学问题的过程是解决大学文化问题的过程,也是推动大学文化发展和创新的过程。

作者:缪红燕 单位:南通大学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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