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建设下的大学文化论文范文

一、学科状况是决定大学文化整体气象的主要因素

学科进入大学有着自己的历史轨迹。以中世纪为起点，学科建制经历了从孤立的个人到学会到科学院再到大学的演变路线图。发展至今，大学成为以学科为媒介开展科学研究的主要机构，也是以学科为凭借进行人才培养的教育机构。如果说学科犹如树木，那么大学文化则是森林。这个文化森林的生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树木的品种是否齐全，结构是否搭配，样态是否多元。就是说，学科状况决定着大学文化的内涵和气质。当然，学科之间对大学文化的影响是相互交织、纵横交错的，但鉴于不同学科蕴含不同内涵、展现不同特点、发挥不同作用，它们对大学文化的影响也是各有侧重的。第一，人文学科滋养大学精神文化。人文学科源远流长、源合流分，可谓是大学文化之魂的主要构成者。艺术哲学家列维和史密斯曾说：“人文学科是无法遗弃的，人文学科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具有永恒的相关意义，因为它们是交流沟通的艺术，是传承的艺术，是批判的艺术……人文学科这只杯子，必须是我们饮用生命之水的容器。”

文学、哲学、史学作为人文学科的主干对大学治校理念、育人模式产生的影响不可估量。从治校理念说，人文学科影响大学的核心价值观。大学核心价值观是一所学校长期运行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是学校师生的群体意识，是师生群体实践活动的产物。人文学者的反思和批判活动构成了这一群体实践的主要部分，他们高度关注人及其尊严和价值，从人道主义和审美需要的角度审视社会、批判现实。这种学科共同体形成的一系列观点、判断通过先后影响学生的学习、教师的研究和校长的行为，从而主导和规范着大学办学治校的理念。从育人模式说，人文学科通过课程教学、经典阅读、贤者示范、终极追求等雕刻着师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大学师生的思维方法和价值取向产生渗透性。英国哲学家培根说：“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这句话形象地说明了“学问变化气质”。人文学科的这种渗透看似不明显，其实在社会转型时期就会体现出来。20世纪初叶，北京大学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实际上是和它的学科文化、学科体系密不可分的。新文化运动中强调立人、个体精神自由和人格自主以及思想解放，是当时北大引进和支持的新哲学、新文学等学科的主要观点和主张。第二，社会科学规范大学制度文化。相对于人文学科关注人的精神而言，社会科学关注的更多的是社会制度及其规则。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曾经把社会这种极其特殊的存在方式近似地称之为“制度”，相应地把社会学或社会科学近似地称之为关于制度及其产生与功能的科学。例如经济学要研究如何建设能够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经济制度，政治学要探讨如何建立既代表经济利益又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政治制度，社会学关注的是怎样构建和谐、健康的社会制度。对一系列规范、规则乃至形成良好有序的制度文化的诉求，成为社会科学共同体一致的声音。这种声音一定会回响在大学之内。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理论往往能够直接转化为现实政策和师生行动规则，直至改变社会生活过程。正如英国当代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言：“社会学理论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和发现，不断地‘循环穿梭’于它们所研究的对象之中。这些话语、概念、理论和发现反思性地重新建构着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自身也学会了用社会学方式思考。”

例如，教师必然会将社会科学研究中养成的制度意识、规则观念运用到大学教师管理中来，以至形成和学校的互动局面，推动大学教师管理的制度化。学生也会运用从社会科学得到的武器评判学校有关学生管理、社团管理的是非得失。从此点讲，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既为国家和社会的外因所推动，也是不断满足师生科学治理学校这一主观诉求的需要。第三，自然科学引领大学创新文化。一个大学乃至一个国家的文化，同科技创新有着相互促进、相互激荡的密切关系。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创新成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主要工业国家的崛起无一例外都是从科技进步而来。而大学容纳科学、技术等学科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以英国古典大学为例，长久以来，英国古典大学都奉行的是博雅教育和绅士教育，有关科技方面的学科只是蓬勃于民间的手工工场、工厂和实验室，并没有登上牛津、剑桥的“高雅殿堂”，这种对科学技术学科的漠视和拒斥，使得英国古典大学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贡献甚小，从而因为不能适应社会发展潮流、代表社会先进文化而在17、18世纪走向了没落。相反的，同时代的德国大学却能高扬科学研究的旗帜，积极发展有关学科，进而走在了时代前列，代表了当时先进文化的要求。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证明，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对大学的发展和文化传承创新作用是重要的。无论人文学科还是自然科学都属于基础学科，从整体上看，基础学科奠定了大学文化的主色调，这一主色调既表现在显性的校园文化生活、校园生态文化、师生行为方式甚至言谈举止之上，也表现在隐性的思想构架和价值选择上。此外，应用学科随着社会变迁在大学文化的建构上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基础学科是一种主色调之中的暖色调的话，那么应用学科就是一种冷色调，二者共同描绘出大学文化景观。应用学科对大学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大学和社会的关系上。例如斯坦福大学之所以能对硅谷企业的生长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根源在于斯坦福大学始终保持研究和教学方面的卓越，发挥应用学科的优势，不断创新技术成果。当然，应用学科在影响大学文化的过程中，大学要将其在社会服务过程中必然产生的功利性甚至庸俗性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使其既能发挥应用价值又不沾染社会的商业气味。

二、在学科建设中提升和巩固大学文化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英国学者斯诺提出了“两种文化”学说。所谓两种文化，即科学文化和文学文化。斯诺提出两种文化，表现了对文化的二元分裂和隔离的担忧。21世纪初，美国学者杰罗姆•凯根针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各门学科发生的变化，对斯诺的观点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三种文化”说，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其实，无论是“两种文化”的划界还是“三种文化”的划分，背后隐藏的都是学科的分裂。文化的这种症状最早、最集中地表现在大学。“大学成为文科（人文科学）理科（自然科学）之间持续紧张的主要场所。”大学如何应对这些新问题、新现象，如何秉持宽容、理性和负责任的态度处理学科和大学文化的关系，都需要新的思考。第一，完善学科结构，提高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合力”。从学科演变看，大学的主干学科不断实现着由神学向古典学科和纯粹科学再向应用科学直到多学科共存转变。大学提高文化传承创新能力，不能单靠某一门或某一类学科，而应该依靠学科合力产生的综合优势。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共性一般是基础学科主体齐全，各种文化大致并存。西学东渐以来，学科被分门别类地引进中国大学，促进了中国学术转型和文化的创造性转变。许多大学初步构建了相对完善的学科结构，在较短的时期内取得了较大的成绩。1952年院系调整，出于政治考量而对全国大学及其学科进行重新布局，打破了几十年形成的学科结构和院系设置。这种变动虽然有其历史合理性，对促进当时的工业建设也起了一定作用。但这种国家导向的学科建设思路也酿成了诸多后果，主要是割裂了综合性大学学科结构的完整性，使得大部分学校变成单科性大学或偏科型大学，致使大学发展后劲乏力、文化日益枯萎。因为不同学科只是从不同路径、不同层面观照、解析事物，但在凸显某些特征和现象的同时，也会隐去整个背景和宏大结构，导致一叶障目、以偏概全。当前，科技进步已经不断突破人类认识的已有境界，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交叉渗透已是必然趋势。可以说，学术越来越依靠与知识整体的关系，倘若脱离了与知识整体的关系，孤立的学科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雅斯贝尔斯就强调，交给学生一种不仅包括他所研究的特殊领域而且也涵盖了所有知识门类的整全意识，这应该提上大学的工作日程。因此，大学必须不断健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架构，并不断促进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合纵连横，这也符合学科发展呈现的分合规律。马克思早在1844年即从自然史和人类史相统一的角度认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

虽然，这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大学当前并非无所作为，以人才培养为例，大学教育不仅在于清晰地传授具体学科的知识和理论，而且更要培养学生追求真理的能动性，进而促使学生逐渐突破具体学科的局限，超越不同学科的界限，从而既了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进展,又善于接受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及时回应时代的挑战。第二，提高学科质量，增强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光度”。正如天体有一个真正的发光能力即“光度”一样，大学的文化也有一个发光导热、传承创新的光度问题。在学科结构基本完善的基础上，增强大学文化传承创新光度的关键就是要注重学科特色，提高学科质量，建设一批有特色、高质量的学科群落。学科这种存在形态不是流行文化，不能依赖短期行为和投机性。虽然当代传媒的权力体系和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倾向对文化传播起了重要作用，甚至在短期内是决定性的。但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那终归是昙花一现、弹指之间，能够传之久远的只能是那些最终符合实际、体现真理的文化产品。大学文化要真正实现传承创新，必须在学科质量上下功夫，在特色上用心思。当前，我国大学的合并和扩张基本告一段落，下一阶段就是要推动学科建设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从关注硬指标向关注软实力转变。在转变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将提高学科质量的重心和焦点放在基础学科和基础研究上。基础研究作为科学之本、技术之源，是科技进步的先导，是自主创新的源泉。要支持大学教师自由探索、大胆创新，深化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在评价内容上，应更加体现鼓励瞄准重大学术问题前沿和自由探索的导向，鼓励关注间接的、长远的、隐性的价值，虽然科研成果转化周期缩短，但评价周期不能过短。如此，才能变外延式增长为内涵式发展，从而真正提高学科质量。第三，锤炼学科文化，营造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磁场”。文化犹如磁场，拥有巨大的吸引力和向心力。学科既是学术研究的承担者，也是文化价值的结晶体。就是说，任何一门学科本身，都凝结了人类文化的一般成果，都有自己的学科知识、制度、逻辑和评价。而且，学科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而连续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文化积淀的过程。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具体学科贡献给我们的使用价值和外在效应，也要自觉地认识和重视学科本身的文化价值。当前，我国大学的学科建设，有的只是重视此学科建设的物化形态，而不是文化形态。若长此以往，实证主义、功利主义将大行其道，那么“哲学不再表达为‘爱智’，而只是一堆枯燥的概念与教条；文学只是对于文字与修辞的钻研；历史不过是年代与事件的组合”。因此，在学科建设例如哲学学科建设中，就不能只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学位点、文章数、引用率等量化指标，更要返回到“哲学”本身爱智慧、为人类的道路上，着重发挥哲学的思想魅力，将哲学的思辨性、深刻性、审美性教育给学生，传递给社会，在校园营造一种“林中路”的哲学气氛。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不同学科之间学科文化的差异和交融。伯顿•R.克拉克认为，学科文化即“根据独特的理智任务，每门学科都有一种知识传统（即思想范畴）和相应的行为准则。在每一领域里，都有一种新成员要逐步养成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不同学科文化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正是这种差异构成了大学文化的丰富多彩，我们一方面要尊重学科文化的多样性，同时也要引导不同学科文化之间取长补短、和而不同。如果每一学科，都能做到学科文化自觉、自省，那么大学虽说共存着不同的知识结构、多元的价值取向、松散的集合方式，那还依然是一个统一的大学。大学文化固然受到社会的影响，但大学只要将自身的学科文化挖深做强，那就会对社会文化这个更大的磁场、染缸产生“抗磁性”，其超越社会一般文化、引领先进文化也就不是空谈而有坚强的支撑了。总之，大学文化是大学的“魂”，学科是大学的“体”。每一所大学的繁荣发展，都是“魂”与“体”完美结合的结果。我们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大学“魂”与“体”的辩证关系，以学科建设为载体，推动学科、科学和文化齐头并进，以此不断推动大学文化传承创新、永续发展。

作者：王永义单位：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