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影响下的瓷制茶壶演变范文

茶文化与茶壶的关系，俗有“水为茶之母，壶为茶之父”的说法，壶始终与茶文化的发展相伴相随，并在茶文化的影响下形成各具时代特色的造型、审美特征。古代“茶具”的概念包含了采、制、煮、泡、饮等茶事相关使用的一切器具。茶具与茶器有时候也有所区分，《茶经》就有“二之具”，“四之器”①之分，陆羽认为具是指采制、贮藏所用的工具，器是烧水泡茶全过程中需要的器具。唐代茶具和茶器的内涵有所不同，这直接反映采茶、制茶与饮茶的不同阶段所使用器具也是有严格区分的。茶壶是具之一，另有茶杯、盖碗、公道杯、茶盘等这类饮茶器具；茶壶按制作材料分为陶瓷（陶、瓷、紫砂）、金属（青铜、金、银、铜、铁、锡、铝等）、玻璃等；按壶造型分为圆器、方器、塑器以及扁形器、仿生型等；壶底造型有捺底、钉足、加底；壶把造型可分侧提、提梁、飞天、握把、无把壶等。瓷制茶壶是茶壶中的主要类型，其从诞生、兴起并成熟，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历程，与茶一样，从实用性逐渐发展为艺术性和人文性，在为饮茶活动增添文化色彩与审美趣味的同时，也反过来推动了茶文化的演进。

一、汉至宋代茶文化对瓷制茶壶演变的影响

中国是最早种植茶树与饮茶的国家，茶文化则兴起于汉魏时期，而汉代末年也正是瓷器成熟的时期，二者的发展可谓亦步亦趋。不过，与茶文化相比，瓷制茶壶的发展明显滞后，这表现在从汉代直至宋代，都没有产生真正意义的专用瓷制茶壶，与水器、酒器、食器混用的情况使得瓷制茶壶难以形成自身显著的特点。汉代人们采取的是一种“半茶半饮”的独特方法，即将制好的茶饼进行炙烤，然后捣成粉末，冲入开水后与葱、姜、橘等混合后饮用，这种加入调料进行饮用的方法使之与其他粥汤类食物并无太大区别，因而用以盛载之壶也即无需进行分别。六朝时期的茶文化基本与汉代相同，晋卢琳《四王起事》即记载：“惠帝蒙尘，还洛阳，黄门以瓦盂承茶。”其中盂，即碗。表明此时的茶仍是一种普通食品，为“柴米油盐酱醋茶”中的厨房烹煮用料，“吃茶”一词在许多方言区的流行即表明了这一点。因此，此期各种瓷壶实际上都可以作为茶壶加以使用，最为典型的是“鸡头壶”（图1）。鸡头壶，始见于晋，早期仿生陶瓷器皿之一，延续至唐代初期，壶嘴作成鸡首状得名，其形态显然是后世瓷茶壶的鼻祖，后世瓷茶壶即由此演变而来。唐代是中国瓷文化繁荣时期，同时也是瓷器在全国全面发展的时期，有“南青北白”②之称。唐代时，茶虽然并未脱离其食品的地位，但人们在食用时已经更加注重于其文化品味。唐代佛教人士将茶与禅相联系，即后来所谓“茶禅一味”，并通过在贵族和文人中的风行将茶文化推向高峰。吃食式的“牛饮式”饮茶在上层社会中被排斥，因其饮茶姿态不优雅，且易发出声响，故细品慢嘬成为时尚，并出现了专用茶具。然而，在陆羽《茶经》中所列二十四种茶器中却并未有壶，表明此时壶依然为混用。究其原因，唐代早期仍是煮食法，后期已兴起更为文雅的“点茶”饮用方法，即将茶饼碾碎放碗中，然后以沸水点泡，壶在此过程中只是盛沸水的功能。

二、唐、宋“点茶”、“斗茶”风尚促使茶具作相应改变

唐、宋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迅猛，尤其宋代社会重文轻武，文人介入广大社会生活的众多层面，对饮茶风俗习惯、对器物文化均有深远的影响。宋代在朝仪中加进了茶礼，使饮茶含义引申开去。徽宗时茶艺自然被大作文章，徽宗曾亲撰《大观茶论》，鼓吹斗茶之妙，斗茶之风盛极一时。斗茶关键是点茶，斗茶时先温下杯盏，再调膏，即以勺挑一定量茶末入盏，注入沸水，将茶末调制成膏状。点茶，即将开水冲入杯、盏、碗，须冲点，收止自如，不多不少；再以小苕帚状茶筅搅拌、旋转，使茶面色泽鲜白、均匀，汤花（茶汤上泡沫）紧贴边沿，以保持时间久者为胜。点茶是唐、宋时的一种煮茶方法。点茶是分茶的基础，所以点茶法的起始不会晚于五代。点茶是古代沏茶方法之一，常在二人或二人以上斗茶时进行。也可以独个自煎（水）、自点（茶）、自品，文人墨客自我陶醉其中，寻找心境、情境之用。宋代著名学者蔡襄在《茶录》中记载了点茶的步骤：“钞茶一钱七，先注汤，调令极匀，又添注入，环回击拂，汤上盏可四分止，视其面色鲜白，着盏无水痕为绝佳。”点茶与点汤成为朝廷官场待下之礼，多见于宋人笔记。王国维《茶汤遣客之俗》已有考证，云：“今世官场，客至设茶而不饭，至主人延客茶，则仆从一声呼送客矣，此风自宋已然，但用汤不用茶耳。”宋代是“点茶”最为盛行时期，并流行“斗茶”活动。这一在唐代被称为“茗战”的“斗茶”活动，在宋代被发展至极盛，“斗茶”活动拼比的是茶汤的色泽与泡沫，不仅仅是茶饼本身的品质问题，用沸水点茶也是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因点茶需要，盛沸水的壶设计造型从力学、功能上均和酒壶有了一定区别。如壶造型符合审美、壶流线条流畅、壶执把执稳健防烫热，壶腹容量充备等；加上斗茶引出的“分茶”，即将汤花调制成各种图案，其状千变万化，颜色对比鲜明，极具观赏性。据传徽宗曾为近臣表演过。点茶与斗茶中茶叶品种、茶盏与筅非常重要，但斗茶、饮茶的器皿对斗茶、点汤的作用非常大，直接关系到斗茶的技巧与成败，茶壶或类似于茶壶的器皿功不可没。“三昧手”之二即与茶壶密切相关，即点茶的最佳效果:一要注意调膏，二要有节奏地注水，三是茶筅击拂［1］(P248-249)。因而，宋代的瓷制茶壶虽然仍是盛水用具，与其它功能混用，因盛沸水且为了达到斗茶的点汤技术要求，出现了与“斗茶”活动相适应的造型改变，最大的变化即是壶流由粗短变为修长，出水口圆而小，这显然更有利于控制沸水的方向、位置与数量，壶更轻巧隽秀，壶柄也更便于把持。虽然这种被称为“执壶”③（图2）的瓷制茶壶，同时也是盛倒酒的“注子”（图3），但我们已经可以从中看到专用瓷壶实质上已经形成，而其中以景德镇的青白瓷执壶或称注子最具代表性，成为景德镇后世瓷制茶壶的雏形，并为其独领风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元、明、清时期茶文化对瓷制茶壶演变的影响

盛极一时的“斗茶”之风在元代虽并未戛然而止，但不擅茶道的蒙元统治者代之而起的是煎茶，是往沸水中投茶再煎制，与“点茶”的向茶饼中点注沸水正好相反，也不再拼比茶色。这种简单粗放的煎茶方式正好符合蒙元人大吃大喝的习性，而用来盛放茶水的茶壶其功能亦仍与酒器、盛奶器等相混。元代统治者原属马上民族，酒、奶为其主要饮品，茶仍属中原汉族历史沿承习惯，在统治阶层引领的主流文化下，茶具的设计与其它日用器皿一样，走向粗大、厚重的趋势。元代青花瓷的出现给酒具带来了新的天地，但茶壶、茶具并未有明显起色，盛酒特点明显（图4）。多穆壶（图5）、僧帽壶（图6）的出现显示出蒙元文化所受的异域影响。元代景德镇青白釉僧帽壶，该壶茶、奶、酒、水等流体皆可盛装，因壶口沿设计象僧人毡帽，故名，以明永、宣甜白器为珍贵。多穆壶为元代创新壶式，造型受中西亚银锡器影响，为盛奶、液之类，明清仍烧造。新出现的瓷制茶壶还有梨式壶（图7）,这种壶体借用自然界梨的形状，增加了壶容量与外观形态美；以及代表了时代方向的青花扁执壶（图8），此扁壶口小，易盛酒而不宜泡茶。推翻蒙元残暴统治的明初统治者，一度力主生活简朴，反对奢侈，在这种背景下，茶文化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沸水煎茶的方式被认为有违饮茶自然之理，而崇尚更加简便自然的泡茶，这种泡茶不同于“点茶”，是冲泡条形散茶而非茶饼，这种延续至今的主流饮茶方式饱含了传统儒、道、禅哲学思想，也促使了专用瓷制茶壶的产生。之所以在明代开始形成专用瓷制茶壶，是因为泡茶饮用方式的特点是以壶泡茶、以杯盛茶，而如果混用壶具的话，势必使壶沾上各种异味而影响到茶汁的自然清新。以壶配杯也由此而成为瓷制茶具的标准配置，茶壶也首次占据了核心地位。茶壶的核心地位使人们对其泡茶实用性的要求也陡然增加。在泡茶文化下，白瓷最易显现出茶叶的本真色泽和形状，因而白瓷茶壶成为瓷制茶壶的首选材质，而为了更加美观，壶身往往配以各种彩绘纹饰，在明代时以青花和青花五彩为主流装饰。从造型来看，壶身变矮变宽，鼓腹、大口，以便于冲泡、清洗以及放置茶叶。

明代茶文化至晚明时达至极盛，江南富裕文人淡泊仕途，悠游闲适，饮茶成为其修身养性的主要活动，而对茶壶的品玩也成为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代延续部分前朝生活艺术风格，在器物中仍有所保留，如万历素三彩执壶造型纹饰（图9），壶体隽秀轻巧，纹饰呈阿拉伯银、锡器特色。明瓷制茶壶开始趋于小型化，甚至缩小至可以手持把玩，也由此催生了养壶文化。天然紫砂泥质呈不同色泽，主要有紫泥、绿泥、红泥，紫砂较瓷器透气，故紫砂壶体量较小、多不施釉，以便成品透气、呈色、可以把玩；而于此同时，以紫砂土为材质的宜兴陶制茶壶（图10）崛起，与景德镇瓷制茶壶分庭抗礼，故有“景（德镇）瓷宜（兴）陶”之说。满清统治者的入主中原并未改变明代的泡茶文化传统，相反，清人更加注重饮茶活动的艺术性和文化性，而对瓷制茶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清代，特别是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对瓷制茶壶工艺和艺术的追求可谓达到巅峰，其精巧华丽空前绝后。清代瓷制茶壶（图11、12、13）造型品种更加繁多，其绘画更加精美绝伦，新增珐琅彩、粉彩等富丽彩饰，画面往往追求诗、书、画合一，使之具有更强烈的观赏性。清三代时期，由于社会稳定，经济文化繁盛发达，加之乾隆皇帝极致奢靡，对工艺品追求名目繁多，一定程度增加了工艺品及日用品的造型变化，茶壶的造型应当是随整个工艺品与日用品的大变化而动；清代瓷器制作新工艺也大量出现，茶壶的制作与酒壶一样延续明代一些风格装饰，如镂雕开光装饰、五彩鎏金装饰；同时出现新的装饰工艺技巧与纹饰，如酒壶隽秀纤巧，茶壶造型敦厚，采用青地、红、黄地粉彩，或在白胎上彩绘装饰，贴塑，乃至出现仿生造型壶具等、。明清时期酒具与茶具应该是泾渭分明，清代的茶壶功能一目了然，茶壶茶可直饮也可洒杯。当然在追求工艺与艺术精致的同时，也不免出现了工艺过于堆砌，画面过于繁缛之弊端，脱离了茶文化的自然之性，致有本末倒置之感，显示了清人在审美趣味上与明人的差距。

四、当代茶文化对瓷制茶壶演变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瓷制茶壶基本是清代的延续，体现的依然是清代泡茶文化，而建国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制瓷工业的发展，茶文化和瓷制茶壶均发生了悄然变化。建国初期，具有浓郁的封建文人士大夫气息的茶文化以及瓷制茶具被认为不合时宜而受到排斥，国家急需新的形式来体现新中国文化。泡茶依然是饮茶的主要方式，但其过程被大大简化，茶道文化衰微，但用于泡茶的瓷制茶壶制作并未衰退。建国初期，在祝大年、郑可、梅健鹰等新中国陶艺先驱的带领下，成功制作了与封建社会意识形态迥异的“建国瓷”，其中即包括了瓷制茶壶。建国瓷，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由政府组织人才技术力量的制瓷项目。这种瓷制茶壶反映了新时代的审美特征，并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成为建国初期瓷制茶壶的范本。时期所制作的瓷制茶壶基本延续了“建国瓷”的风格，不过在后期所制作的“主席用瓷”中的瓷制茶壶（图14），主席用瓷最具代表性的就是“7501”釉中水点桃花茶、餐、文具，胎质、工艺非常精美，其制作水准甚至超越了“建国瓷”。当然，无论是“建国瓷”还是“主席用瓷”瓷制茶壶，是不计成本的制作，是改革开放之后无法复制的时代产物。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茶文化得到复苏，传统瓷制茶壶亦随之迅速得到复兴。这时期茶壶多以家庭型为主，壶体硕大呈圆柱形（图12），适合全家人使用，百姓使用的茶壶多白胎或画面呈现时代特征的政治明星或文字；小巧适合单个人使用的除紫砂壶外瓷器的产品较少。进入到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简单的复兴已经无法满足新兴都市白领阶层的需要，新型的更具设计创意的瓷制茶壶开始出现。而这种创新潮流在进入到新世纪以后更加如火如荼。

创意型瓷制茶壶的出现代表了茶文化的多元倾向，当代茶文化的复兴并非简单的复制传统，而是与西方现代生活方式和返朴归真的“慢生活”追求相契合的。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茶文化与西方的咖啡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同时，西方瓷制茶壶也很自然地被引入进来，除欧洲的西式茶壶以外，日本具有原生态特色的传统陶制茶壶对中国当代瓷制茶壶的制作产生了显著影响。现代茶壶将历史上酒具造型与紫砂功夫茶具特点融合，形成有传统韵味又有现代简洁明朗的造型特征（图15）。受西方现代陶艺和日本传统陶制茶壶的共同影响，中国当代瓷制茶壶近年来出现了明显的陶艺化倾向。以景德镇陶瓷学院为核心的陶艺专业师生参与到陶艺茶壶的创作当中，以紧跟时代的新颖创意和富有趣味的造型与装饰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陶艺壶中有些已淡化壶的生活实用功能，只是借重依托壶的造型符号语言，体现一种休闲、闲适、恬淡身心的艺术宏旨（图16）。这种归于生活陶艺类型的陶艺茶壶多为瓷制，但效仿的却常是粗糙的陶器感觉，既体现了现代人对工业化千瓷一面的反制和对绿色生态环境的向往，又折射出当代人个性化和多元化的审美诉求，饱含着创作者深层次的对自然、人生的思考。因而，赏玩陶艺茶壶，既是欣赏工艺美和艺术美的过程，同时也是文化的熏陶与洗礼。五、小结瓷制茶壶从作为煮、煎茶用具到泡茶用具，从大型化至精巧化，从茶酒器皿混用到茶具独立出来，并逐渐形成自身特点，其间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具有强烈的延续性，与茶文化的发展、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息息相关。当代瓷制茶壶要寻求发展，必须建立在优秀的传统瓷制茶壶的基础上，古人的经典之作是经历了千锤百炼的，需要加以继承，而现代设计理念和审美方式也必须加以融入，现代茶壶的设计必须密切关注大众生活，只有这样，我们的产品才能贴近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生活。

作者：汪冲云 汪阳坤 单位：景德镇陶瓷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