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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壶与茶文化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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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位于江苏南部,丘陵纵横,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夏季湿润多雨,冬季雨量较少。山区太阳辐射不多,加之地形的影响,直接辐射较少,但是散射辐射充足,特别适合茶叶、竹子的生长。翠竹幽篁,郁郁葱葱,山间石砌小道,曲径通幽,环境极为雅致,古韵悠长。宜兴山间还蕴藏着制作紫砂的紫泥,为紫砂的制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明清时期宜兴紫砂壶的流变

宜兴紫砂享誉世界,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完美的实用性,是艺术和实用相结合的统一体。当我们疲惫之时手持一把紫砂茗壶,自酌自饮,茶香淡雅,茗壶古朴,意蕴悠长,一身的困倦顿时得以解脱,神清气爽,沁人心脾。都市高节奏的生活之余,摆弄几盆种植在紫砂盆中的盆栽,也同样可以放松我们的心情,把我们带入诗画般的乡野田间,尽享闹市之外的一份静谧与安宁。宜兴紫砂究竟起源于何时,至今众说纷纭,但明代中晚期宜兴紫砂壶的制作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是不容置疑的。明代宜兴制作紫砂的名艺人首推时大彬。时大彬,字少山,也称时彬、大彬,具体的生卒年月无考,主要活跃于明末万历至清初顺治年间,据说时大彬的父亲为明末紫砂四大家之一的时鹏。“宫中艳说大彬壶”。他的名字如雷贯耳,响彻大江南北,“明代良工让一时”,“为前后名家所不能及”。明•陈贞慧《秋园杂佩》中记载:“时(大彬)壶名远甚,即遐陬绝域犹知之。其制始于供春,壶式古朴风雅,茗具中得幽野之趣者,后则如陈壶、徐壶,皆不能放佛大彬万一矣。”时大彬对于宜兴紫砂壶艺的贡献不是单方面的,是多方面的、多元的。不管是紫砂的成型工艺,还是紫砂泥料、紫砂器形、紫砂神韵都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在明代晚期,形成了一个以时大彬为领袖的制壶团体,其中的成员要么是大彬的徒弟,要么其钦慕大彬所制茗壶,仿其手法、风格,壶风与之相近。这一团体的形成也是明末特定的环境所造就的,大彬的徒弟中技艺最为娴熟的当属徐仲芳、李有泉。惠孟臣,宜兴人,大约生活在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具体的生卒年无考,是明代末期宜兴地区的制壶名家,明末吴骞认为其是继大彬之后又一壶家妙手。惠孟臣擅长于制作小壶,特别是潮汕地区所喜好泡功夫茶的水平壶,还有梨形壶。往往使用朱红泥制成,朱艳光润,朴素玲珑,古拙内蕴,线条圆转、流畅,古韵悠长。难怪大家都会为之倾心。明代中后期开始,文人的力量开始真正的与紫砂艺人发生联系,掌握着技艺手法和掌握着艺术评价标准的两股力量的碰撞,深刻的改变了紫砂陶艺的发展方向,自此开始,就一直引领着紫砂陶艺的发展,使得任何的改变与创新都与他们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诉求为标准、准则。陈鸣远和陈鸿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陈鸣远,本名远,号鹤峰、鹤?,又号石霞山人,亦号壶隐。出生于宜兴市川埠上袁村。活动年代大致在康熙、雍正年间,具体年代无考。陈鸣远由于“一技之能,间世特出”,声名鹊起,轰动艺林,“足迹所至,文人学士争相延揽”,受到了文人雅士的追捧、礼遇。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壶艺独步艺林,更主要的是他身上具有文人学士所欣赏的书卷气、雅气,并能够将这些人文上的修养融入到壶艺中,脱去匠气、俗气,创制出能够与文人沟通情感的“构思之脱俗、设色之巧妙、制作技巧之娴熟”的紫砂珍品。鸣远制作的紫砂器形多样,有莲花形壶、松段壶、虚扁壶、海棠形壶、四足方壶、朱泥壶、蚕桑壶、朱泥扁壶、石榴形小杯、梅花形笔山、笋形水盂、回文水盂等,还有大量的象生器。陈鸿寿是继供春、陈鸣远之后紫砂壶艺史上的又一座高峰。陈鸿寿字子恭,号曼生、曼寿、曼公、恭寿,别号种榆道人、种榆老人、西湖渔者等等,别号众多。浙江钱塘人,今杭州人。生于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卒于清道光二年(1822年),他主要活动于嘉庆至道光年间。陈曼生一生爱好壶艺,与许多制壶名家如邵友兰、杨彭年、杨凤年等合作制壶,特别是与杨彭年合作的最多,成效也最为显著。他们所合作创制的紫砂壶就是冠绝古今的“曼生壶”,也叫“曼生十八式”壶。“曼生十八式”砂壶造型古雅,巧妙绝伦,有“石瓢壶”、“半瓦壶”、“半瓜壶”、“箬笠壶”、“扁圆壶”、“井栏壶”、“高井栏壶”、“圆珠壶”、“六方壶”、“葫芦壶”、“匏壶”、“传炉壶”、“觚?壶”、“柱础壶”、“四方壶”、“石铫提梁壶”、“合盘壶”、“合欢壶”。泥色深沉、造型既有仿古器之形体,又有模生物之物态,壶身上刻有诗文雅句,壶底钤“阿曼陀室”篆书印,把下钤“彭年“篆书印。真可谓神来之妙。邵大亨,是清代中后期嘉庆至道光时期宜兴地区制壶妙手。代表性的茗壶有“掇球壶”、“鱼化龙壶”、“掇只壶”、“仿鼓壶”、“八卦壶”、“鼓腹壶”、“圆扁壶”、“圆胆壶”、“钟德壶”、“蛋包壶”等等。大亨所制鱼化龙壶,泥色红润,如秋枣色,红而不艳,深沉纯正。整个壶身呈扁圆形,上面有线条装饰的水波纹,江水翻涛,水波缭绕,壶盖和壶身的水波纹紧密衔接,无一丝错位,在江涛之中突然跃出一鲤鱼和飞龙,动感十足,壶盖上部也有一可以活动的龙头,双目圆瞪,气势夺人。邵友廷,清代末期宜兴地区著名紫砂艺人,是民国时期著名紫砂艺人程寿珍的养父。邵友廷擅长于制作掇球壶、汉扁壶,其养子程寿珍得其家传,所制掇球壶,乃一代绝品,其壶艺造诣在其养父之上,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邵友廷的传世紫砂器有“掇球壶”、“汉扁壶”、“蛋包壶”、“圆扁壶”、“瓜形壶”、“一粒珠壶”等。所制砂壶器形均圆浑、光润,做工细腻精到,丰腴致密。一般在砂壶的盖下和柄下钤印“友廷”楷书椭圆印章。黄玉麟,原名玉林,宜兴紫砂史上赫赫有名的紫砂艺人,黄玉麟一生制壶颇勤,用力甚多,对于紫砂壶泥料的选择、造型的尺度、壶体的韵味都有很深入的研究,这从流传于世的玉麟紫砂茗壶中可以看出。代表性的作品有“鱼化龙壶”、“供春树瘿壶”、“铺砂升方壶”、“雪花提梁壶”、“弧棱壶”、“方斗壶”、“假山盆景”等等。清代中后期嘉庆至光绪年间,宜兴地区的紫砂名艺人层出不穷,除了上面介绍的之外,还有邵二泉、邵景南、邓奎、吴阿坤、周永福、邵赦大、王东石、邵维新、陈伯亭等等。

二.宜兴的茶文化

宜兴自唐代开始就以产茶出名。茶文化至此开始延续1000多年,至今盛行不衰。这一方面是宜兴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所造就的,另一方面也是宜兴所处的文化区域所赋予的。宜兴市境内如今尚存有许多关于阳羡茶的遗迹,当身处闹市中的人们亲临山间田野,面对着这些斑驳、枯朽的遗存,不禁会发出思古之情,畅游于古今之间,徘徊于曲水松林之际,缓解了工作后的疲惫,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

1.唐贡村、唐贡山

唐贡村位于今宜兴市丁蜀镇,唐贡村以“新长铁路”为界,铁路以东为外唐贡村,铁路以西为内唐贡村。内唐贡村前有几座小山,当地老年人仍称之为“唐贡山”。唐?李郢题有《茶山贡焙歌》:“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旌到山里。焙中清晓朱门开,筐箱渐见新芽来。凌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朝饥暮匐谁兴哀,喧阗?纳不盈掬。……万人争春山摧,驿骑鞭声春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记载了唐代时制作阳羡贡茶进贡的场景。如今唐贡山上还可以见到老茶树和唐代的石臼、陶臼。唐代茶叶成片状,也称饼茶、片茶。所发现的石臼、陶臼即为制作片状茶时“捣”茶之工具。饮用茶时,要把片状的茶捣碎,碾细,过筛,烹煮,连茶末一起喝下。

2.悬脚岭、茶山路

悬脚岭又称垂脚岭、啄木岭,地处江浙要冲,岭上旧有“境会亭”,唐代时湖州(当时“顾渚茶”产地长兴属湖州所辖)和常州(当时“阳羡茶”产地宜兴属常州所辖)二州太守每年值贡茶采、制之时都要在这里举行隆重的仪式。康熙《武进县志》载:“茶山路。县西南广华门外十里内,墩阜累累,有山形焉。唐末湖、常二守会阳羡造茶修贡,由此往返,故名。境会亭,在茶山路,湖常二守造茶修贡会此。”3.离墨山、善权寺离墨山、善权寺如今都在善卷风景区内,离墨山高342.9米,分为张渚镇上干村、下车村所辖。善权寺,又名善卷寺,位于离墨山南麓,南朝齐建元二年(480年)以祝英台读书处宅址所建。现善权寺前存两口比邻的古井,另存十余处古代石刻。据陆羽《茶经》载:“生圈岭(宜兴)善权寺、石亭山,与舒州同。”说明善权寺一带在唐代时便是著名的产茶地,而且陆羽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明?钱椿年《茶谱》载:“善权寺前有涌金泉,发于寺后小水洞。有窦形如偃月,深不可测。”今仅在寺前有一水池,泉已不见。4.金沙寺、玉女潭金沙寺在江苏宜兴湖汶山间,湖汉镇的西南角,离丁蜀镇约十余里。为唐相陆希贤之山房。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他在宜兴(今存有东坡书院)时喜用离金沙寺不远的玉女潭潭水煎茶,并求助于金沙寺僧人为之监督取水人的诚信。古金沙寺遗址发现大最宋元时期的陶瓷残片遗存,而“玉女潭”迄今还是宜兴的名泉和胜景。苏东坡酷爱阳羡茶,曾有“雪芽为我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惠山”之叹。苏东坡在宜兴时创制的“东坡提梁壶”,成为中国紫砂上的经典壶型之一。明代时期,宜兴“阳羡茶”的兴盛还直接促进了宜兴紫砂茶壶工艺的迅速发展,到清代早期,已有“阳羡壶、茗固甲天下”之说。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征明,对阳羡茶更是爱不释手,对其不吝笔墨,写了两首诗文来赞美、褒扬阳羡其茶、其人。在一番泼墨挥毫之后,用紫砂壶煮上一杯阳羡茶,那时何等的惬意、舒畅。俯仰于宇宙之内,品鉴于炉茶之间,此情此景,意兴思发,畅快淋漓。明•文征明《闲兴》(六首之二)苍苔绿树野人家,手卷炉熏意自嘉。莫道客来无供设,一杯阳羡雨前茶。明•文征明《桐城会宜兴王德昭为烹阳羡茶》地炉相对两离离,旋洗沙瓶煮涧澌。邂逅高人自阳羡,淹留残夜品枪旗。清代对阳羡茶的描绘与赞美更加广泛的出现在文人的诗文著作中,喜爱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清•冒襄《盚茶汇抄》忆四十七年前,有吴人柯姓者,熟于阳羡茶山,每桐初露白之际,为余入盚,箬笼携来十余种,其最精妙不过斤许数两,味老香淡,具芝兰金石之性。十五年以为恒。清•卢士登《阳羡茶泉》品合中泠美,姿分上贡馨。盈盈常不溢,源远自通灵。

三.宜兴紫砂茗壶与茶文化的互动

1.饮茶器具的改变

唐代的饮茶器具有灶、釜、甑、扑、规、承、杵臼、贯、熟盂、碗、扎、畚等等。明代以来,随着泡茶之风的盛行,茶具种类逐渐较少,程式简化,现在一般意义上的茶具指的主要是茶壶。宋元之前,使用的茶壶主要是一种瓷壶,称为“注子”。明代之后,紫砂茗壶作为一种独特的泡茶器具开始盛行。紫砂简约流畅的线条、深沉暗淡的色调、古朴浑厚的气韵正好与文人士大夫所追求的宁静、深远、平淡的精神境界相吻合,于是紫砂茗壶几乎完全取代了其他所有材质的壶具,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他壶具只能望其项背。

2.禅茶一味

茗壶、香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上发育出来的具体的物象,而佛教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来源之一,作为具体物象的壶、茶与思想精神来源的禅机相融合贯通,就形成了禅茶文化。禅茶文化是两者在不断地接触、碰撞、交会中融合而来的。唐以前饮茶是将茶叶碾碎,里面加上膏脂,制成茶团,饮用的时候再将其捣碎,加入一些调味品进行煎煮的饮茶方式。渐渐地文人开始关注于饮茶的器具与法式,将其精致化、典雅化、繁琐化、艺术化,注入了人文的因素,使普普通通的饮茶活动上升到一种艺术修养的层面。宋代饮茶之风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蔓延到生活中的各个领域。王安石说:“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宋代变唐时的煎煮茶法为点茶法,由于文风兴盛,还出现了“斗茶”的方式,丰富了茶文化的内涵。明代朱元璋颁布命令改煮茶为泡茶,彻底的改变了茶的制作与饮用方式。东汉末年,佛教初传入中土时,还未站稳脚跟,依附于黄老之学而存在,至南北朝时佛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佛教开始了本土化的过程。隋唐时期,佛教的宗派林立,教义纷繁,六祖慧能创立的南禅宗提倡不立文字、直指人心、顿悟成佛,禅修方式多样,不拘于繁缛的礼节,禅定的状态贯通于日常生活之中,这些教义在民间得到很大的发展。宋代之后,禅宗又进行了一些改革和创新,逐步融入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中,影响深远。由于寺庙一般都处于深山,适合茶叶的生长,种茶、制茶、饮茶之风在禅院中流布开来。随着从种植、采摘、炒制到煎煮、品茗等一系列的步骤都在寺院中展开,茶文化渐渐地融入到了禅僧的方方面面,不仅饮茗助禅、以茶待客,还把茶纳入佛教的仪轨之中,作为佛前供物之一,赋予了茶更深层的禅理。这时的茶已不再是作为本体的茶,而是禅化之茶,禅理也通过茶这一载体表达出来,达到以茶入禅,以禅达茶。中国的茶道最高的境界是其与哲学、宇宙观相结合、融汇。“禅茶一味”是对着一过程的最为精辟的智慧的总结。《神龙茶经》:“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饮茶可以清心、寡欲、益思、节制,这都是茶叶本身的药用价值所决定的,人文将其人格化之后视茶为洁净之源、悟道之本。赋予它以新的崇高的精神内涵,这些品性与“顿悟成佛”、“人人皆有佛性”、“直指明心”的禅理是无差别的,是融会贯通的,是互为表里的。没有禅修和饮茶会“迷即佛众生”,而与饮茶相结合的最高禅修境界即是“顿悟“,也就是达到“悟即众生佛”。中国的禅茶文化历经千年的流变,其精神价值逐渐融入到文人、禅僧的血液之中,佛教禅理是中国茶道的精神源流,如翠竹含珠,灵石生玉一般。茶洁净、爽清的特性与之贯通,将山水、自然、禅机、宇宙观融为一体,创造出清新悦耳的旋律,飘荡在中国文人的心中,“寂了身外禅,洁净水中茶”。镇江市金山寺内原有一把清代紫砂方壶,通高23.8厘米,口径11厘米。壶身方形,高颈,肩部高耸,四角呈倭角弧形,腹下收分明显,方盖、方钮,四方形弯流,四棱形圆柄。壶底有长方形阳文“荆溪史维高制”六字篆书款。整个壶身上大下小,重心偏上,但不给人以头重脚轻的感觉,造型典雅古朴,包浆匀厚,古韵十足。应为当时的寺内高僧终日赏玩、清供之物。

我国的茶叶很早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和“路上丝绸之路”输往中亚、西亚、欧洲、东南亚、东亚等地。随着新罗、百济、高句丽、日本的学问僧的返国,不仅带回了中国种茶、制茶、喝茶等具体的手工工艺,还带去了作为精神层面的禅茶文化,特别是在日本得到更大的发展,他们并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创造出了有别于中国的茶道文化。

紫砂壶与茶文化研究分析责任编辑:陈老师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