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砂壶与茶文化研究分析范文

宜兴位于江苏南部，丘陵纵横，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夏季湿润多雨，冬季雨量较少。山区太阳辐射不多，加之地形的影响，直接辐射较少，但是散射辐射充足，特别适合茶叶、竹子的生长。翠竹幽篁，郁郁葱葱，山间石砌小道，曲径通幽，环境极为雅致，古韵悠长。宜兴山间还蕴藏着制作紫砂的紫泥，为紫砂的制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明清时期宜兴紫砂壶的流变

宜兴紫砂享誉世界，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完美的实用性，是艺术和实用相结合的统一体。当我们疲惫之时手持一把紫砂茗壶，自酌自饮，茶香淡雅，茗壶古朴，意蕴悠长，一身的困倦顿时得以解脱，神清气爽，沁人心脾。都市高节奏的生活之余，摆弄几盆种植在紫砂盆中的盆栽，也同样可以放松我们的心情，把我们带入诗画般的乡野田间，尽享闹市之外的一份静谧与安宁。宜兴紫砂究竟起源于何时，至今众说纷纭，但明代中晚期宜兴紫砂壶的制作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是不容置疑的。明代宜兴制作紫砂的名艺人首推时大彬。时大彬，字少山，也称时彬、大彬，具体的生卒年月无考，主要活跃于明末万历至清初顺治年间，据说时大彬的父亲为明末紫砂四大家之一的时鹏。“宫中艳说大彬壶”。他的名字如雷贯耳，响彻大江南北，“明代良工让一时”，“为前后名家所不能及”。明•陈贞慧《秋园杂佩》中记载:“时(大彬)壶名远甚，即遐陬绝域犹知之。其制始于供春，壶式古朴风雅，茗具中得幽野之趣者，后则如陈壶、徐壶，皆不能放佛大彬万一矣。”时大彬对于宜兴紫砂壶艺的贡献不是单方面的，是多方面的、多元的。不管是紫砂的成型工艺，还是紫砂泥料、紫砂器形、紫砂神韵都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在明代晚期，形成了一个以时大彬为领袖的制壶团体，其中的成员要么是大彬的徒弟，要么其钦慕大彬所制茗壶，仿其手法、风格，壶风与之相近。这一团体的形成也是明末特定的环境所造就的，大彬的徒弟中技艺最为娴熟的当属徐仲芳、李有泉。惠孟臣，宜兴人，大约生活在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具体的生卒年无考，是明代末期宜兴地区的制壶名家，明末吴骞认为其是继大彬之后又一壶家妙手。惠孟臣擅长于制作小壶，特别是潮汕地区所喜好泡功夫茶的水平壶，还有梨形壶。往往使用朱红泥制成，朱艳光润，朴素玲珑，古拙内蕴，线条圆转、流畅，古韵悠长。难怪大家都会为之倾心。明代中后期开始，文人的力量开始真正的与紫砂艺人发生联系，掌握着技艺手法和掌握着艺术评价标准的两股力量的碰撞，深刻的改变了紫砂陶艺的发展方向，自此开始，就一直引领着紫砂陶艺的发展，使得任何的改变与创新都与他们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诉求为标准、准则。陈鸣远和陈鸿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陈鸣远，本名远，号鹤峰、鹤?，又号石霞山人，亦号壶隐。出生于宜兴市川埠上袁村。活动年代大致在康熙、雍正年间，具体年代无考。陈鸣远由于“一技之能，间世特出”，声名鹊起，轰动艺林，“足迹所至，文人学士争相延揽”，受到了文人雅士的追捧、礼遇。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壶艺独步艺林，更主要的是他身上具有文人学士所欣赏的书卷气、雅气，并能够将这些人文上的修养融入到壶艺中，脱去匠气、俗气，创制出能够与文人沟通情感的“构思之脱俗、设色之巧妙、制作技巧之娴熟”的紫砂珍品。鸣远制作的紫砂器形多样，有莲花形壶、松段壶、虚扁壶、海棠形壶、四足方壶、朱泥壶、蚕桑壶、朱泥扁壶、石榴形小杯、梅花形笔山、笋形水盂、回文水盂等，还有大量的象生器。陈鸿寿是继供春、陈鸣远之后紫砂壶艺史上的又一座高峰。陈鸿寿字子恭，号曼生、曼寿、曼公、恭寿，别号种榆道人、种榆老人、西湖渔者等等，别号众多。浙江钱塘人，今杭州人。生于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卒于清道光二年(1822年)，他主要活动于嘉庆至道光年间。陈曼生一生爱好壶艺，与许多制壶名家如邵友兰、杨彭年、杨凤年等合作制壶，特别是与杨彭年合作的最多，成效也最为显著。他们所合作创制的紫砂壶就是冠绝古今的“曼生壶”，也叫“曼生十八式”壶。“曼生十八式”砂壶造型古雅，巧妙绝伦，有“石瓢壶”、“半瓦壶”、“半瓜壶”、“箬笠壶”、“扁圆壶”、“井栏壶”、“高井栏壶”、“圆珠壶”、“六方壶”、“葫芦壶”、“匏壶”、“传炉壶”、“觚?壶”、“柱础壶”、“四方壶”、“石铫提梁壶”、“合盘壶”、“合欢壶”。泥色深沉、造型既有仿古器之形体，又有模生物之物态，壶身上刻有诗文雅句，壶底钤“阿曼陀室”篆书印，把下钤“彭年“篆书印。真可谓神来之妙。邵大亨，是清代中后期嘉庆至道光时期宜兴地区制壶妙手。代表性的茗壶有“掇球壶”、“鱼化龙壶”、“掇只壶”、“仿鼓壶”、“八卦壶”、“鼓腹壶”、“圆扁壶”、“圆胆壶”、“钟德壶”、“蛋包壶”等等。大亨所制鱼化龙壶，泥色红润，如秋枣色，红而不艳，深沉纯正。整个壶身呈扁圆形，上面有线条装饰的水波纹，江水翻涛，水波缭绕，壶盖和壶身的水波纹紧密衔接，无一丝错位，在江涛之中突然跃出一鲤鱼和飞龙，动感十足，壶盖上部也有一可以活动的龙头，双目圆瞪，气势夺人。邵友廷，清代末期宜兴地区著名紫砂艺人，是民国时期著名紫砂艺人程寿珍的养父。邵友廷擅长于制作掇球壶、汉扁壶，其养子程寿珍得其家传，所制掇球壶，乃一代绝品，其壶艺造诣在其养父之上，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邵友廷的传世紫砂器有“掇球壶”、“汉扁壶”、“蛋包壶”、“圆扁壶”、“瓜形壶”、“一粒珠壶”等。所制砂壶器形均圆浑、光润，做工细腻精到，丰腴致密。一般在砂壶的盖下和柄下钤印“友廷”楷书椭圆印章。黄玉麟，原名玉林，宜兴紫砂史上赫赫有名的紫砂艺人，黄玉麟一生制壶颇勤，用力甚多，对于紫砂壶泥料的选择、造型的尺度、壶体的韵味都有很深入的研究，这从流传于世的玉麟紫砂茗壶中可以看出。代表性的作品有“鱼化龙壶”、“供春树瘿壶”、“铺砂升方壶”、“雪花提梁壶”、“弧棱壶”、“方斗壶”、“假山盆景”等等。清代中后期嘉庆至光绪年间，宜兴地区的紫砂名艺人层出不穷，除了上面介绍的之外，还有邵二泉、邵景南、邓奎、吴阿坤、周永福、邵赦大、王东石、邵维新、陈伯亭等等。

二．宜兴的茶文化

宜兴自唐代开始就以产茶出名。茶文化至此开始延续1000多年，至今盛行不衰。这一方面是宜兴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所造就的，另一方面也是宜兴所处的文化区域所赋予的。宜兴市境内如今尚存有许多关于阳羡茶的遗迹，当身处闹市中的人们亲临山间田野，面对着这些斑驳、枯朽的遗存，不禁会发出思古之情，畅游于古今之间，徘徊于曲水松林之际，缓解了工作后的疲惫，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

1．唐贡村、唐贡山

唐贡村位于今宜兴市丁蜀镇，唐贡村以“新长铁路”为界，铁路以东为外唐贡村，铁路以西为内唐贡村。内唐贡村前有几座小山，当地老年人仍称之为“唐贡山”。唐？李郢题有《茶山贡焙歌》:“春风三月贡茶时，尽逐红旌到山里。焙中清晓朱门开，筐箱渐见新芽来。凌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朝饥暮匐谁兴哀，喧阗?纳不盈掬。……万人争春山摧，驿骑鞭声春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记载了唐代时制作阳羡贡茶进贡的场景。如今唐贡山上还可以见到老茶树和唐代的石臼、陶臼。唐代茶叶成片状，也称饼茶、片茶。所发现的石臼、陶臼即为制作片状茶时“捣”茶之工具。饮用茶时，要把片状的茶捣碎，碾细，过筛，烹煮，连茶末一起喝下。

2．悬脚岭、茶山路

悬脚岭又称垂脚岭、啄木岭，地处江浙要冲，岭上旧有“境会亭”，唐代时湖州(当时“顾渚茶”产地长兴属湖州所辖)和常州(当时“阳羡茶”产地宜兴属常州所辖)二州太守每年值贡茶采、制之时都要在这里举行隆重的仪式。康熙《武进县志》载:“茶山路。县西南广华门外十里内，墩阜累累，有山形焉。唐末湖、常二守会阳羡造茶修贡，由此往返，故名。境会亭，在茶山路，湖常二守造茶修贡会此。”3．离墨山、善权寺离墨山、善权寺如今都在善卷风景区内，离墨山高342．9米，分为张渚镇上干村、下车村所辖。善权寺，又名善卷寺，位于离墨山南麓，南朝齐建元二年(480年)以祝英台读书处宅址所建。现善权寺前存两口比邻的古井，另存十余处古代石刻。据陆羽《茶经》载:“生圈岭(宜兴)善权寺、石亭山，与舒州同。”说明善权寺一带在唐代时便是著名的产茶地，而且陆羽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明？钱椿年《茶谱》载:“善权寺前有涌金泉，发于寺后小水洞。有窦形如偃月，深不可测。”今仅在寺前有一水池，泉已不见。4．金沙寺、玉女潭金沙寺在江苏宜兴湖汶山间，湖汉镇的西南角，离丁蜀镇约十余里。为唐相陆希贤之山房。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他在宜兴(今存有东坡书院)时喜用离金沙寺不远的玉女潭潭水煎茶，并求助于金沙寺僧人为之监督取水人的诚信。古金沙寺遗址发现大最宋元时期的陶瓷残片遗存，而“玉女潭”迄今还是宜兴的名泉和胜景。苏东坡酷爱阳羡茶，曾有“雪芽为我求阳羡，乳水君应饷惠山”之叹。苏东坡在宜兴时创制的“东坡提梁壶”，成为中国紫砂上的经典壶型之一。明代时期，宜兴“阳羡茶”的兴盛还直接促进了宜兴紫砂茶壶工艺的迅速发展，到清代早期，已有“阳羡壶、茗固甲天下”之说。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征明，对阳羡茶更是爱不释手，对其不吝笔墨，写了两首诗文来赞美、褒扬阳羡其茶、其人。在一番泼墨挥毫之后，用紫砂壶煮上一杯阳羡茶，那时何等的惬意、舒畅。俯仰于宇宙之内，品鉴于炉茶之间，此情此景，意兴思发，畅快淋漓。明•文征明《闲兴》(六首之二)苍苔绿树野人家，手卷炉熏意自嘉。莫道客来无供设，一杯阳羡雨前茶。明•文征明《桐城会宜兴王德昭为烹阳羡茶》地炉相对两离离，旋洗沙瓶煮涧澌。邂逅高人自阳羡，淹留残夜品枪旗。清代对阳羡茶的描绘与赞美更加广泛的出现在文人的诗文著作中，喜爱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清•冒襄《盚茶汇抄》忆四十七年前，有吴人柯姓者，熟于阳羡茶山，每桐初露白之际，为余入盚，箬笼携来十余种，其最精妙不过斤许数两，味老香淡，具芝兰金石之性。十五年以为恒。清•卢士登《阳羡茶泉》品合中泠美，姿分上贡馨。盈盈常不溢，源远自通灵。

三．宜兴紫砂茗壶与茶文化的互动

1．饮茶器具的改变

唐代的饮茶器具有灶、釜、甑、扑、规、承、杵臼、贯、熟盂、碗、扎、畚等等。明代以来，随着泡茶之风的盛行，茶具种类逐渐较少，程式简化，现在一般意义上的茶具指的主要是茶壶。宋元之前，使用的茶壶主要是一种瓷壶，称为“注子”。明代之后，紫砂茗壶作为一种独特的泡茶器具开始盛行。紫砂简约流畅的线条、深沉暗淡的色调、古朴浑厚的气韵正好与文人士大夫所追求的宁静、深远、平淡的精神境界相吻合，于是紫砂茗壶几乎完全取代了其他所有材质的壶具，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他壶具只能望其项背。

2．禅茶一味

茗壶、香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上发育出来的具体的物象，而佛教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来源之一，作为具体物象的壶、茶与思想精神来源的禅机相融合贯通，就形成了禅茶文化。禅茶文化是两者在不断地接触、碰撞、交会中融合而来的。唐以前饮茶是将茶叶碾碎，里面加上膏脂，制成茶团，饮用的时候再将其捣碎，加入一些调味品进行煎煮的饮茶方式。渐渐地文人开始关注于饮茶的器具与法式，将其精致化、典雅化、繁琐化、艺术化，注入了人文的因素，使普普通通的饮茶活动上升到一种艺术修养的层面。宋代饮茶之风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蔓延到生活中的各个领域。王安石说:“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宋代变唐时的煎煮茶法为点茶法，由于文风兴盛，还出现了“斗茶”的方式，丰富了茶文化的内涵。明代朱元璋颁布命令改煮茶为泡茶，彻底的改变了茶的制作与饮用方式。东汉末年，佛教初传入中土时，还未站稳脚跟，依附于黄老之学而存在，至南北朝时佛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佛教开始了本土化的过程。隋唐时期，佛教的宗派林立，教义纷繁，六祖慧能创立的南禅宗提倡不立文字、直指人心、顿悟成佛，禅修方式多样，不拘于繁缛的礼节，禅定的状态贯通于日常生活之中，这些教义在民间得到很大的发展。宋代之后，禅宗又进行了一些改革和创新，逐步融入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中，影响深远。由于寺庙一般都处于深山，适合茶叶的生长，种茶、制茶、饮茶之风在禅院中流布开来。随着从种植、采摘、炒制到煎煮、品茗等一系列的步骤都在寺院中展开，茶文化渐渐地融入到了禅僧的方方面面，不仅饮茗助禅、以茶待客，还把茶纳入佛教的仪轨之中，作为佛前供物之一，赋予了茶更深层的禅理。这时的茶已不再是作为本体的茶，而是禅化之茶，禅理也通过茶这一载体表达出来，达到以茶入禅，以禅达茶。中国的茶道最高的境界是其与哲学、宇宙观相结合、融汇。“禅茶一味”是对着一过程的最为精辟的智慧的总结。《神龙茶经》:“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饮茶可以清心、寡欲、益思、节制，这都是茶叶本身的药用价值所决定的，人文将其人格化之后视茶为洁净之源、悟道之本。赋予它以新的崇高的精神内涵，这些品性与“顿悟成佛”、“人人皆有佛性”、“直指明心”的禅理是无差别的，是融会贯通的，是互为表里的。没有禅修和饮茶会“迷即佛众生”，而与饮茶相结合的最高禅修境界即是“顿悟“，也就是达到“悟即众生佛”。中国的禅茶文化历经千年的流变，其精神价值逐渐融入到文人、禅僧的血液之中，佛教禅理是中国茶道的精神源流，如翠竹含珠，灵石生玉一般。茶洁净、爽清的特性与之贯通，将山水、自然、禅机、宇宙观融为一体，创造出清新悦耳的旋律，飘荡在中国文人的心中，“寂了身外禅，洁净水中茶”。镇江市金山寺内原有一把清代紫砂方壶，通高23．8厘米，口径11厘米。壶身方形，高颈，肩部高耸，四角呈倭角弧形，腹下收分明显，方盖、方钮，四方形弯流，四棱形圆柄。壶底有长方形阳文“荆溪史维高制”六字篆书款。整个壶身上大下小，重心偏上，但不给人以头重脚轻的感觉，造型典雅古朴，包浆匀厚，古韵十足。应为当时的寺内高僧终日赏玩、清供之物。

我国的茶叶很早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和“路上丝绸之路”输往中亚、西亚、欧洲、东南亚、东亚等地。随着新罗、百济、高句丽、日本的学问僧的返国，不仅带回了中国种茶、制茶、喝茶等具体的手工工艺，还带去了作为精神层面的禅茶文化，特别是在日本得到更大的发展，他们并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创造出了有别于中国的茶道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