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茶叶外贸兴旺思考范文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茶叶的国家之一，茶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汉朝，中国茶文化便传播到了朝鲜和日本，还经由丝绸之路传到了中亚国家。随着东西方商贸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不少欧洲传教士又将茶叶带到了欧洲。然而，大宗的茶叶贸易却是始于17世纪初，此后二百年间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茶叶一直在世界市场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出口贸易中的主要货物。而广州茶叶出口贸易在清朝初到鸦片战争之间迎来了它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期，也可以说是黄金期。

一．清代鸦片战争前广州茶叶外贸的情况

广州的对外贸易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西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广州作为岭南贸易中心，岭南的货物很大一部分由广州运往海外，而海外的奇珍异宝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流入广州，所以广州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继站由来已久。虽然海上丝绸之路是以丝绸命名，但是茶叶的销量也占到很大的比重。由于封建社会时期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外贸易一直处于被抑制的状态，广州对外贸易枢纽的优势并没有发挥出来。明朝时期，海患频仍，统治者疲于剿灭，而索性关门锁国，对外贸易也因此低迷不振。清朝初期，沿用明朝之制，实行海禁，对外贸易几乎灭绝。当时，海盗时有发生，扰乱边境百姓生活。清廷想当然地认为海盗猖獗的原因在于沿海百姓与海盗勾结，所以要立法严禁，方能弥患。于是，清朝政府在沿海各地，处处设防，不允许船只出海，也严禁外来船只。而一旦有所疏忽，官员就会被议罪。这种海禁政策严重地阻碍了茶叶出口。公元1683年，清朝收复台湾，实现了全国统一。在此形势下，康熙帝于次年谕令各省，认为海氛廓清，先前所定海禁处分条例可尽行停止，海禁遂开。此后，中外对外贸易变得频繁起来，而广州也成为当时中国最为重要的外贸口岸，茶叶外贸也迎来了它的兴盛期。此时，大量的外国船只驶入广州，据统计在清朝初期，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华的船只进入广州约有一千五百艘，而其他港口则寥寥无几。广州成为外国船只来华的主要港口城市。与此同时，粤商也争相出洋贸易，“海禁既开，帆樯鳞集，瞻星戴月”“富家巨室，争造货船”(1)，“通于山海之间……远而东西二洋”。(2)外商与粤商之间的互动，使得中国茶叶由内陆源源不断地输往了国外，从来使得茶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得到广泛的传播，他们的贡献功不可没。到了乾隆时期，广州又迎来了一次重大的发展契机。公元1757年，清政府规定全国只有广州一口可以通商，由此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出口，垄断了整个中国的对外贸易，这把广州茶叶外贸总量推向了巅峰。此后，全国各省产茶区的茶叶源源不断地运至广州，与外国商人进行贸易。茶叶成为广州排名第一位的出口商品，主要输往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家。从公元1701年起，广州向英国输出茶叶，以后逐年增加，很是迅速。“康熙二年，英吉利商又向荷兰购百斤……康熙四十九年，至十四万斤;雍正二年，至十八万斤;乾隆二十四年，二百二十九万斤，三十七年，五百四十七万斤，五十年，遂至千三百万斤;嘉庆十八年，二千一百二十万斤;道光二年，二千三百七十六万斤，十年后，三千余万斤……十七年广东出口茶叶三十万石，共值银千有四百余万元”。(3)从广州出口的茶叶走向世界市场中，英国是当时世界最大的茶叶消费国。鸦片战争前，英国击败欧洲竞争对手，操纵了世界茶市。1741年广州茶叶对外贸易中，英国占的比重最大。由广州共输出英国13345担，占广州茶叶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强，1833年，这个数字增加为229270担。(4)此外，美国、荷兰和法国的进口量也很巨大，“又弥利坚国，道光十七年，购茶价银三百六十九万两，(共茶十二万余斤)，荷兰岁需茶二百八十万斤不等，佛兰西二十三万斤不等……此外西洋各国大约二百万斤”(3)。从这些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国外对中国茶叶的需求巨大，也正是这种需求以及这种需求产生的利润，大大激发了广东茶商的积极性。他们奔走于中国各大茶产区，运往广州出口(通过广州十三行)，获得丰厚的回报。而这又进一步分解着广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广州后来能够成为中国近代革命的起源地，与此有着密切的联系。纵观清朝从建立到鸦片战争，广州茶叶出口贸易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茶叶出口贸易量稳定增加，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下图统计了从1734年至1833年期间，四个时间段广州茶叶出口总量。从图1中，可以看出，自进入清朝以来，茶叶出口量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在19世纪初达到顶峰。而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之后，广州的垄断地位逐渐被打破，茶叶外贸总量慢慢地开始减少了。

二．清代广州茶叶外贸兴盛的原因

(一)广州的历史地理环境

广州拥有良好的气候条件。广州地处岭南，北回归线附近，属于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20度左右，所以广州港为终年不冻港。这大大提高了广州港口的年运营时间，从而提高了年货物的吞吐量。另外，广州盛行季风，船只还需要依赖外界自然风力的时候，这为船只的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每年夏季，外国商船可以乘南风航行而来;秋天则可借北风回去。在早期，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始，船只的航行受气候的影响比较大，借助季风航行是很重要的。从区位上来看，广州南临南海，向南可到东南亚地区乃至印度等南亚国家，进而进入欧洲;向东可穿越太平洋到达北美;往北则可通向日本。这种地理区位使得广州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从广东内部来看，广东河流纵横，河网密布，河流大多自北向南流。最长的珠江由西江、北江、东江汇流而成，长2122公里，是中国第三大河流。广州是地处西江、北江的结合部，离东江口亦不远，所以广州具有极为有利的水上交通条件。历史上，广州就是岭南政治、经济中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很早这里就形成了四通八达的内河航运系统。广州往东可到达潮汕、福建等地;往西可到广西、贵州、云南;往北则可通江西。在陆路交通方面，岭南地区主要通过五岭山隘与中原取得联系。此外，广东省内众多的茶叶产区也是广州茶叶外贸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清代，广东茶叶种植区不断扩大，茶叶种类也不断增加，如:有白云山的顶湖茶、罗浮山的罗浮茶、新安茶、紫姑峰毛茶、番禺河南茶、乳源县毛茶、香山县神仙茶、凤凰山茶、黄杨山茶等。由此可见广东产茶多，为广州茶叶外贸提供茶叶来源。

(二)清政府的经济政策

清初全国局势稳定之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宣布取消海禁，实行开海贸易，并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务。乾隆二十年(1755年)左右，洋船到宁波贸易的很多，宁波有成为又一个澳门的可能，这种情况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因此，乾隆皇帝谕令，增加浙海关税收，以抑制外商北上，使其无利可图而返广东，虽增税一倍，但仍然没有效果。于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宣布封闭闽、浙、江三海关，仅保留粤海关对外通商。从此，粤海关成为中国对海外通商的唯一口岸，全国的进出口商品交易，都由广州一口经营。广州一口通商外，商船日繁，茶叶贸易也日趋繁荣，清政府的课税也日渐增多。由此引起广州的商行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开始分门别类管理，分出三类专业商行;第一类是洋货行(即十三行)，专门办理对外进出口贸易;第二类是本港行，专管暹罗贡舶贸易及南洋贸易;第三类是福潮行，专办福建、潮州的国内贸易。除本港行业务范围外，全国对外贸易都要经过十三行行商之手。后来本港行被撤销，其业务便划归洋货行办理。从此，对外贸易全归十三行垄断。广州一口通商和十三行贸易垄断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在这一时期，广州的海外贸易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迅速发展起来。广州一口通商制度和十三行垄断贸易制度，不仅促进了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和繁荣，还推动了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广州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中国内地的商品就大批地源源不断地运至广州出口，而外国商品也通过广州集散。广州由此成为中国最大的茶叶外贸中心。

(三)粤商的努力与广东外贸制度

粤商与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粤商文化历史渊源深远，商业氛围浓厚。粤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毗邻东南亚、香港、台湾，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最早由广东进入，然后辐射全国。明清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尚处于萌芽阶段，粤商就以其独特的岭南文化背景、与海外的密切联系在中国商界独树一帜。早期粤商的代表在广府，其中以十三行最为突出，主要从事贸易和运输。粤商伴随着广东商品流通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发迹于东南亚、香港和潮汕地区。明清以后，西方对中国的茶叶的需求激增，广东生产的茶叶无法满足外销需要，长距离贩运在所难免，广东茶商显得十分活跃。为适应茶叶外销发展的需要，有些茶商亲自到外省产区收购茶叶，加工生产之后运往广州，鸦片战争前，茶叶贸易发展迅速，苏皖浙闽桂赣湘鄂八省区茶都运销广州。这样庞大的产区均以广州为出口地，势必推动广东茶商实力的膨胀。而广东茶商群体的壮大反过来又推动了广州茶叶出口贸易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广州珠江沿岸，茶行、茶庄比比皆是，其加工工厂规模也非常庞大。清代控制广州外贸的十三洋行行商多为广东省的商人，而他们也因为经营茶叶贸易而富甲天下。与此同时，广东的外贸管理制度也日趋完善。广州具有悠久的开放传统，自古就是外向型的港口。在中国许多的外贸港市中，只有广州开港最早，并长期保持着国内第一大港的地位。早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广州已经开始和海外一些国家有了往来。到了唐代，广州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港口，对外贸易范围扩大到南太平洋和印度洋诸国。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管理，历代政府在这里设置了中国最早的外贸机构和海关机构以管理对外贸易。明朝到鸦片战争时期，由于当时我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各个港口都关闭，广州一口通商，于是广州便成为对外交流的重要城市。广州的外贸管理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诸如牙行制度，明代有三十六行，清代前期演变成行商制度。他们为外商在广东贸易代为交纳关税，购销商品，代办一切交涉事务，设办商馆招待外商，向外商提供商业信息等，大大方便了不熟悉中国情况和不懂中国语言的外商的经营，对中外商人贸易起了沟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