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发展范文

新，是传统文化中早已有之的概念，从“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新”的含义就是要变革，要除旧布新。用朱子的话说就是“革其旧”，“去其旧染之污”。因此，文中所讲“人的革新”是指促使人从腐朽专制的封建道德思想中解放出来，从思想观念、道德信念等方面对人进行变革，促使人不断进步、不断地适应时代的发展，也即推动人的现代化。中国传统哲学一向注重对人的关注和研究，儒家强调人的自我修养，以修身为起点，将齐家治国平天下推广开来，实现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张载所讲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淑世济人的使命感是自古以来士人们一直秉承的精神传统。到了近代，在国土沦丧、外来文化入侵的境况下，前所未有地突显了人对国家的重要作用。沉醉于科名利禄的士大夫们抱残守缺，不谙世事。仅凭封建伦理道德已不足以匡扶世风。一直生活在传统观念中的人应当如何适应这个时代，如何担负起救亡图存的使命，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的转变？在救亡图存的探索中，器物变革与制度变革的相继失败，使越来越多的志士仁人意识到要诉诸于文化的变革来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而人的革新正是文化革新的关键所在。于是，从近代开始，便开启了对人的革新的历程，这一历程，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更新与发展的过程。

一、运用传统以自新

对人的革新的认识，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当时的清王朝腐败昏暗，已经开始全面衰落，经济上，英俄等殖民国家趁虚而入，大量白银外流；在朝的官吏贪污腐化、无视百姓疾苦；在下的民众愚昧麻木，毫无危机意识；世道人心的普遍沦丧已然证明封建道德文化必须更新，而文化的更新，就要从文化的主体———人入手。人的改革的重要性突显出来。在社会风俗日益败坏，道德普遍沦丧的境况下，龚自珍看到了“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作书法、赓诗而已，外此非所问也”；负有兼济天下之责的士大夫，则普遍丧失了“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如果这样的状况得不到改变，如果人们依然意识不到自身的价值和尊严，麻木闭塞，无进取心，意识不到现时代的危机，那么，社会的发展必然无从谈起。他敏锐地认识到：“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运之本也。人心亡则世俗坏；世俗坏，则王运中易。”因此，龚自珍指出了人心是立国之本，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对于世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想要挽救国家的危亡，推动文化的发展，就要改造人。在对传统文化所存在问题的敏锐感知中，龚自珍意识到专制制度束缚着一切。他提出了平均论的变革思想，指出为人君者应当有个公平的心，才能使人心正，才能消除贫富对立。他还倡导突破束缚、寻找自由、尊重自我的真情实感，为传统文化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他的《病梅馆记》强调了人的解放，力求摆脱束缚、限制和摧残，给人以自由。他还专门作《宥情》以强调尊重人的真实情感，给人情感的自然发展以宽容和空间。从“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到“影形各各照秋水，渣滓全空一世无”，从“寄言后世艰难子，白日青天奋臂行”，到“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种慷慨激昂、不落窠臼的思想正是要唤醒人们冲破藩篱，革新自我，对封建文化加以改造。

与龚自珍同时的魏源，历经了鸦片战争失败给予的触动，这一触动使得魏源清醒地认识到列强的强大和自身的腐朽落后，也深刻地意识到“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认为“凡事化而导之，宣而通之，贵在得人”。人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改革既然要革故鼎新、除弊兴利，就不可避免地会触动当权者的利益，而当权者开明与否就直接影响到改革的成败。于是，和龚自珍一样，魏源也看到了人的革新对于社会变革、文化再造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人要“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摒弃空谈，注重实效。进而，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指出人的革新必须要向西方学习，要以西方为师。他突破了封建道德的范围，以冷静而客观的态度看到了西方之长，这对于传统文化的更新无疑彰显着巨大的进步意义。但是，龚自珍、魏源这一批较早的先觉之士，对人的革新的提倡，依然是在传统文化内部，运用传统以自新。例如，龚自珍追慕远古，要求恢复三代君臣“坐而论道”的制度，并且其对人的“革新”之“新”也是强调对封建伦理纲常的时刻之遵守和实践。因此，他并没有借鉴外来思想，没有提出具体的措施和方法，对文化的改造是返观诉求。同样，尽管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但所师之内容主要为器物技术等。在制度、文化上依然维护传统观念。例如他依然强调：“君令臣必共，父命子必宗，夫唱妇必从。天包地外，月受日光，虽相反如阴阳、寒暑、昼夜，而春非冬不生，四夷非中国莫统……相反适以相成也。”可见，内忧外患的境遇激发了一批先觉之士的觉醒，使他们看到了人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但对人的革新还局限在传统文化内部。随着这种文化自觉的发展，人的革新势必要吸收先进的观念和文明，传统文化的革新势必会冲破封建的藩篱，注入现代化的观念和元素。

二、吸纳多元文化以革新

上承龚自珍、魏源的思想，冯桂芬“第一次明白具体地提出内政、外交、军事、文化全面改革的必要”，同样强调了培养人才的重要。他指出：“世之盛衰在吏治，治之隆污在人才。”人才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要想拥有社会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就要对民众进行教育，而教育的内容就在于广泛学习西学，唤起人们对新思想的接纳与借鉴。在冯桂芬“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的倡导下，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向传统礼教作出挑战，要求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积极采纳西方近代文明观念来革新人，来弥补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失的内容。尤其是梁启超，在近代第一个提出系统而全面的“新民”主张，使人的革新的思想有了更为深刻的阐述和广泛的传播，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影响深远的新民思潮。可以说，后来者比冯桂芬更加进步，更加明确地为人的革新注入了新的观念和思想，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出路。其中群体、自由、国家、公德等思想都是维新志士用来更新人、用来改造传统文化的内容。

（一）群体与国家思想随着近代化的步伐，现代国家的观念逐步开始取代王朝天下的观念。在社会国家的框架里，需要的不再是“忠君”思想，而是“爱国”理念，需要的不是“束身寡过”，而是“群体观念”“公共意识”。况且，在救亡图存的使命面前，正是需要每个个人将自身的积极性、能动性结合成群体的力量，才能更有效地振兴国家。而中国传统观念中，缺乏“群体”意识，中国人群体意识薄弱。因此，“群体”观念在近代凸现出来，被维新志士从西方引入，成为人的革新过程中首先要培养的观念之一。黄遵宪、严复、梁启超等先进之士都对群的观念有过积极的倡导和阐释。黄遵宪指出：“故人必能群而后能为人……故国以合而后能为国。”在1902年《致梁启超书》中，黄遵宪又讲到“合群之道，始以独立，继以自治，又继以群治，其中有公德，有实办有善法。”严复也反复强调斯宾塞的“己轻群重”“舍己为群”的思想。他分析到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原因之一便是“君臣势散而相爱相保之情薄也。”与西方相较，中国人贫弱的原因之一也正是欠缺群体意识，培养人的“群体”的观念至关重要。而致力于制度变革的康有为，也没有忽视对人的革新的关注，他也看到挽救国家“惟有合群以救之”。梁启超也积极引入群体观念以作新民之内容。在《说群》《商会议》《新民说》等文章著述中，大量论述了人们培养群体观念的重要性。人们要做到“万其手，万其足，一其心、一其力、一其事”，方能团结互助，共同抵御外敌，振兴国家。因此，对群体观念的强调，也正是为了培养国民的国家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陈独秀曾经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历程时就道出了当时中国人的普遍认识状态：“那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直到甲午战争败于日本，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随着国人国家意识的觉醒，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也从西方引入并传播开来。在传统文化的更新历程中开始摒弃君臣观念，融入了新的国与民的观念。谭嗣同已经指出君民不是天生就有的分别，君是由民推举而产生。先有民，后有君，君是为民办事者。梁启超也讲到主权归邦国所有，而邦国则是民众所有。这就打破了君尊民卑的封建等级观念，认识到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对近代国家观念的探索和建构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也正是传统文化更新的重要内容。群体与国家观念的缺乏，自然也造成了“公德”思想的缺乏。积极提倡塑造新民的梁启超，也积极引入西方的公德思想。他在《新民丛报》创办章程中首先提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而对于培养一代适应新社会的新民而言，必当以培养其公德观念为先。对于公德应当如何理解，梁启超指出：“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在群体中生活，所赖以依存的德性便是相善其群的公德，公德强调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与义务，强调个人对群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尊重和维护。公德观念的引入，又进一步推进了传统文化对现代文明元素的接纳和吸收。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为推动人的革新，促进传统文化的改造与更新，先进的知识分子也非常注重立足传统去融合中西之学。例如，梁启超就在积极倡导西方文明观念中公德思想的同时，也积极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私德教育，比如儒家的“修己安人”之旨。但他所说的“修身”的内容已不再囿于四书五经的窠臼，而是拓展到近代文明所提倡的公德、独立、自尊、进取等新的思想；而“安人”也决不再是维护一家一姓之天下和专制朝廷，而是要促进国家的发展和近代化。因此，在中西文化的碰撞过程中，对人的革新要立足于融合中西文化，在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下革新自我，改造文化。

（二）自由与民主观念自由与民主，也是先进之士积极从西方引入中国的。严复在翻译西学著作的过程中，吸收了穆勒和斯宾塞的自由主义思想，并积极地加以宣传和号召。他指出，自由是一个人天生所禀赋的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而且自由并不仅仅指个人自由，同时也是指群体和国家的自由，个人的自由和群体的自由是相辅相成的，国家失去了自由，民众的自由也无从谈起。而每个人要懂得去争取自己的自由，为自由去奋斗、去拼搏，进而争取国家的自由，实现国家的独立。而自由这一思想在政治上的表现即为民主。随着西学的传入，很多先进人士也都注意到了民主思想，并加以提倡，如郑观应、黄遵宪、谭嗣同，等等。而严复与之相较，理论性更强。他在《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原富》等译著中阐释了对近代民主思想的理解，从“黜伪崇真、屈私为公”［11］2这种深层次的理论角度对民主加以概括，并且看重自由的获取，强调权利与义务并举，主张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度。他认为西方社会之所以优越，关键是“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并对民主社会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国既为民主矣，则人类平等，有雇役而无奴掠，而后其义始纯，无抵牾之弊。”［11］891即便像希腊、罗马聚族而论的形式可称为“合众”而不是民主。严复认为，民主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取消奴隶，这是“民智最深民德最优时事”，因此，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从人的智识、身体素质和道德素质全面入手，推动自由民主的实现和国家的富强。严复还提出“于朝也则建民主，立真相；于野也则通铁轨，开矿功。”要将“黜伪崇真”的科学思想与民主思想相结合，使科学与民主并举，此番思考，“大大推进了国人近代文化意识的发展，为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形成写下浓重的一笔”。在新文化运动和时期，自由民主得到更深入的发展。“民主”与“科学”成为两面显著的旗帜，不仅成为主流思潮，更为进一步推动人的解放、人的革新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

这一时期，伴随着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传入，对人的思考更多地关注到了人生观的角度，呼吁人们构建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和人生追求，强调自由、创造、生命等日日创新进取的精神。陈独秀也发出要做“新青年”的号召，在《新青年》一文中指出，“倘自认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头脑中必斩尽涤绝彼老者壮者及比诸老者壮者腐败堕落诸青年之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始得谓为新青年而非旧青年，始得谓为真青年而非伪青年”，并激励新青年应当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立足人生观的角度，从伦理觉悟上发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号召，充分表达了要依靠人民的觉悟来促进社会的自由和进步。胡适、蒋梦麟、等在联名发表的《争自由的宣言》中就指出如果没有“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就不会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没有肯为自由而流血流汗的人民，就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同时，也提出人应当具有蓬勃的朝气和奋斗不已的进取心。因此，他崇尚青春的气息，认为人人都应该努力保持青年般的精神面貌，这样的社会才会充满活力，国家才会有生命力。“故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他的“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的呐喊无不流露出其挣脱束缚、推陈出新、创造新生的期望和勇气。作为“五四”运动代表人物之一的罗家伦，在《建立新人生观》《生命的意义》《人生哲学要旨》等著述中，也积极倡导“创造的”“大我的”人生观思想。此番种种都是从改变人的观念、改变人的人生信念、构建新的人生理想来促进文化的更新与变革。1923年展开的“科玄论战”更是围绕人生观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大讨论，此番包括张君劢、丁文江、吴稚晖、林宰平、梁启超、胡适等众多知识分子在内的大论战，可以说是对人的问题的一次全面而集中的大讨论。使人们在传统文化和西方科学思潮和非理性主义思潮的碰撞中寻求创新的契机，也恰恰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已纳入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吸取着现代的元素，促进着自身的更新。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融合，更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更新发展的成果。由此可见，一路走来，人的革新的历程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创新的历程。

三、结语

伴随着人的革新的进程，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文化从自我觉醒开始，历经传统文化内部的自我革新、中体西用式的文化嫁接、中西文化相融合的吸收与创新的进程。对人的革新，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内容。今天，我们依然要继续革新，社会的改革发展，离不开人的革新。站在现代性的基础上，现代社会应当具备的要素正是民主、法治、自由、权利、义务等，它们是促使人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所在，也是促进文化实现现代性的主要元素。这些从近代已经开始引入的观念，虽然不断地被提倡，但并没有广泛地深入到广大民众之中，到今天，在逐步完善现代化制度的进程中，我们要继续注入现代文明元素和观念，比如民主、法治、契约精神、人权理念，等等。党的十八大已经将民主列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十八届四中全会也以“全面推进以法治国”为主题，在推动公民增强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的同时，也推动着国家民主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总之，今天，继续推动人的现代化、推动人的革新的过程，也正是我们中国文化立足传统根基而放眼世界，以更为自信、理性和科学的精神，吸纳现代化的优秀文化成果，推动中国文化不断丰富、强大的过程。

作者：谢伟铭 单位：北京社会主义学院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