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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论文范文

文化研究论文

文化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纵观岩画研究的历史不难发现,中国是最早以文献形式记载岩画的国家,《韩非子》《史记》等先秦和秦汉时期的典籍中已有相关记载。《水经注》是北魏时期地理学家郦道元留下的巨著,其中《河水》篇中关于北方草原岩画的记载和描述尤为详尽:“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战马之状”“故亦谓之画石山也”。在此,我们且不论先秦、秦汉,就是北魏距今也有千年之久,其历史价值不言而喻。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上述有关岩画的重要记载长期以来一直湮灭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之中,确实遗憾。20世纪末叶以来,随着北方草原岩画考古的深入,研究者开始用一种新的视角审视岩画与中国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的关系、与蒙古族音乐的关系,颇具创意。时至今日,有关北方草原岩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主要标志是,继《阴山岩画》《乌兰察布岩画》《巴丹吉林沙漠岩画》等早期研究著作问世之后,《贺兰山与北山岩画》《红山岩画》《达茂岩画》《西桌子山岩画》等著作陆续出版,其研究成果所包括的范围涵盖了整个北方草原。与此同时,《古代岩画》《中国岩画》《中国岩画艺术》等诸多有关岩画研究的理论著作相继问世。上述有关岩画的研究成果对草原音乐文化,特别是蒙古族音乐的研究者来说具有重要价值。其原因是:材料不仅完整、系统,更具原生性质,实属难得。但我们在肯定成果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就研究的深度而言,目前仍处于初始阶段,可以拓展的空间很大。

二、蒙古音乐与草原音乐的关系问题。

蒙古族集草原文化之大成,这已经是学界的共识,应该说音乐文化也在其中。我们所说的“集大成”不仅体现在宏观视域,也包括实例佐证。就宏观而言,历史上曾经生活在中国北方草原的匈奴、乌桓、鲜卑、党项、契丹和奚等游牧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各自的文化,这些文化用“辉煌灿烂”来表述很是准确。从文化生成的环境看,上文所涉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同源性。也就说,这些民族文化所生成、所依附的自然环境是一致的,其范围同在被称为“草原地貌脊梁”的阴山——大兴安岭山脉和南北两麓的广阔草原。在此,我们将其概括为所处的自然环境一致、社会环境一致、生产方式一致。正因为如此,以上民族在文化(包括音乐文化)上表现出了较多的一致性或相似性。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蒙古族代之而起,成了这块广袤土地的统治者。就生产方式等而言,蒙古族与此前的民族存在着明显的继承性。正是这种继承性导致学界从“同源角度”看蒙古族和其之前民族在音乐方面的联系,并且得出了“蒙古族的乐器潮尔、四湖等都是从奚琴演变派生而来的”之结论。就实例佐证而言,同样不乏例证。据有关文献记载,成吉思汗“从西夏征用旧乐”,窝阔台“在燕京征用金朝太常寺遗留的雅乐”。进入忽必烈时期,活跃在宫廷中乐师、乐士、舞者数以百计,有的来自草原,有的来自内地。不难看出,蒙古族音乐与曾经存在于草原上的各个北方游牧民族的音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二者互为依存。离开了对草原音乐文化的研究,对蒙古族音乐,特别是蒙古族早期音乐的研究就不可能深入;而将草原音乐文化的研究不适当地放大,就会偏离研究的主体,进而失之偏颇。

三、有关早期蒙古音乐的系统研究问题。

对早期蒙古族音乐的系统研究到涉及到音乐本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因研究力量较为薄弱,研究方法较为滞后,研究所需的基础材料较为缺乏等原因,目前对此问题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其成果缺乏系统性和学理性。正因如此,草原岩画的恰当“介入”,会从另一个侧面推动研究领域的拓宽和相关问题的解决。所谓系统研究离不开音乐形态、基本特征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解决,此前的研究者已付出了相当多的努力,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有学者将早期蒙古族音乐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曲调简短,节奏急促”“粗犷有力,稚拙古朴”;另有学者将蒙古族早期的音乐,也就是“狩猎经济时代”的音乐置于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关照,并提出“歌、舞、乐融于一体,唱歌跳舞、游戏娱乐”“边唱边舞”的观点,在业界具有很大的影响。以上论述对于早期蒙古族的音乐文化研究之所以有导向意义,其根本原因在于透过现象而关注了问题的本质,进而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路径。通过对具体的岩画作品进行分析、解读,不难发现,在如此众多的画面中,粗犷有力、稚拙古朴的作品不在少数,而将歌、舞、乐融于一体,在同一时空内唱歌跳舞者也可谓比比皆是,如果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找出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并非没有可能。

四、结语

文化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研究组织文化理论体系转向研究组织文化的作用机制和运用组织文化理论解决实际管理问题,由理论研究向应用研究和量化研究方面迅猛发展,并侧重实证研究。

1.关于组织文化的研究方法与测量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对组织文化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方法论流派:一派是以Shcein教授为代表的定性化研究流派,他们对组织文化的概念和深层结构进行了系统探讨,也曾提出进行现场观察、现场访谈以及对组织文化评估的步骤等,但这种方法难以客观量化,在考察组织文化与经营业绩时难以进行比较研究,因而受到批评;另一流派是以Quinn教授为代表的定量化研究流派,他们认为,组织文化可以通过一定的特征和不同的维度进行研究,并提出了组织文化模型测量、评估和诊断的学说,后被学术界称为“现象学”流派。20世纪90年代初产生了实证流派。(1)对组织文化的量化研究。量化评估在西方一直作为主要的测评手段。①OCP方法。奥瑞利(O’Reilly)等人作了一些组织承诺和人与组织适应的扩展研究,OCP量表从团队导向、注重细节、进取心、结果导向、尊重员工、稳定性、创新七个组织文化维度进行测量,被用于检验人与组织的适合度,它涉及工作态度和行为。[10]②竞争价值观框架CVF和OCAI量表。CVF是由对组织有效性方面的研究发展起来的,Quinn等人研究了如何寻找到决定一个组织有效与否的主要判据,以及影响组织有效性的因素有哪些。结果表明组织有效性的研究应从三个价值维度进行,即手段与目的,内部与外部,控制与柔性,进而建立了CVF框架。此后,Quinn和Cameron在CVF框架的基础上构建了最具代表性的测评工具OCAI表。[11]OCAI量表将主导特征、领导风格、员工管理、组织凝聚、战略重点和成功准则作为测量的判据,分别对应四种类型的组织文化。该量表在辨识组织文化的类型、强度和一致性方面很有效,OCAI的突出优点在于为组织管理实务者提供了一个直观、便捷的测量工具,在西方也经过了20多年的实践检验,系统非常稳定,效果很显著,影响面很广。更重要的是这套系统较为简单,便于操作,实用价值很高。目前,中国组织文化测评中心所采用的组织文化类型的测评,其主要理论来源与其有极大的关联。经过修正后的OCAI的名称为“中国组织文化类型测评量表”,经过了多家中国组织的检验,反映较好,在中国组织中,认可度较高。③双S立体方块方法。伦敦商学院地Rob和Gareth从组织中地社交性特点出发,以社交度和凝聚力作为维度,采用了47道测试题将企业文化划分为融合型、社交型、分散型、目标型,而且每种类型地企业文化都存在正、反两种效果。这个双S立体模型为企业文化的量化评估提供了简单又直观的方式,从组织社交方面更为精准地把握了企业文化的类型特征。(2)组织文化定性研究。在定性研究学者看来,组织文化是多层次的,是无法进行量化的,要掌握企业的文化特性,就必须从文化的层次要素出发,主张通过面谈等方法来对企业文化作定性评估。Schein对企业文化本质做出了五种深层基本假设,他认为企业文化的测评可通过个人和小组面谈来进行。测评在确保测评小组成员掌握了文化的层次模型,即组织表象层、外显价值观层和基本潜在假设层的前提下,研究企业价值观与企业表层现象的匹配程度,再从不匹配处探查深层次的潜在假设,最后测评价值与行为的终极来源———最深层次的共享假设,以便于发现企业文化发展的推动和阻碍因素。Janicec(1997)传递文化的心像:组织稳定与变化的个人构念(Imageofacultureintransition:Personalconstructsoforganizationalstabilityandchange;Occupationalandorgani-zationalPsychology),从知觉角度介绍了一种定性测量组织文化的技术———个人构念积储格技术(repertorygridtechnique)即RepGrid。该技术从员工所识别的基本文化和价值进行研究,避免研究人员使用前提分类的偏差。RepGrid提供了一个运用各种具体例子明晰文化观念、行为和假设的有效结构;容许研究人员了解经理人员如何知觉他们的组织文化可以使误差最少。[13]Robin(1997):想象测量方法与质量文化发展(Amethodforimaginativemeasurementanddevelopmentofqualitycul-ture),这个方法是假设员工理解了当前行为模式、该模式为什么存在、并且可能同意采用一套新价值时,能够取得有效变化。想象方法可使员工将想象作为一种催化剂来教育自己。想象方法适用于独特情景中,组织文化是独特的实体,要求有独特的方法进行改变。[14](3)组织文化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研究。也有研究者将定性与定量法相结合,Hofstede通过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方法增加了几个附加维度,构成了“组织文化研究量化表”。克罗拉多大学工商研究生院的RayamondF.Zammuto和华盛顿.美国医学院学会的JackY.Krakower“组织文化的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QuantitativeandQualitativeStudiesofOrganizationalCulture)他们用聚类分析的方法提供了混合研究的范例。[15]对组织文化的测量非常重要,它是研究组织文化的基础,更是设计组织文化规划的依据。但是组织文化的定性与定量研究各有利弊。定性测量能提供深入的、整体的观点,但受到主观因素和情景因素的影响,没有严谨的理论支持,其结果难以具有普遍性,也难以得到普遍认同。定量测量大大减弱了主观因素和情景因素的影响,并且结果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检验,结果具有普遍性,也容易得到普遍认同。但是,定量测量的理论基础、样本选择、分析工具共同决定着结果的质量,因而定量测量也容易受到反对者攻击。虽然如此,由于定量测量更科学更理性更普遍,越来越受到理论界的关注,更多的学者不是在质疑,而是在尝试如何设计和完善定量测量。

2.关于组织文化的跨文化研究

CheeW.Chow和KamalM.Haddad通过实证方法研究了跨文化差异对组织文化与绩效的影响(Cross-Na-tionalDifferencesinCorporateCulturesandTheCul-ture-PerformanceRelationship:AStudyofTaiwaneseandU.S.Firms),发现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组织文化,而且组织文化与绩效的关系也以不同的方式存在,民族文化影响组织文化,也影响组织文化与绩效的关系。组织文化的某个方面可能在一个国家与绩效相关,而在另一个国家则不然,了解这一点有助于领导层更好的识别组织文化有效改变,及如何达到目的。

3.关于组织文化对经营绩效影响的研究

组织文化影响组织各种绩效已为人们所认可,也是公司经理们最关心的问题,也有几百篇文章对这种关系进行了探讨,但是多数探讨是实证性、推测性的,而不是根据系统的、科学的证据,总体上说,可得的证据都支持公司文化———绩效之间关系(Calori、Sarnin,1991;Deni-son,1984;Gordon,1985;Gordon、DiTomaso,1992;Kotter、Heskett,1992)。但是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文章既没有得出一致性的看法,也不像其他推测性文章一样得出一个较有力的结论。Gordon和Christensen(1993)发现,这些研究的不一致可能是由于方法的不同所引起的。(1)从组织文化作用机制角度研究对绩效的影响。1990年,Beenjamin·Scheider出版了他的专著《组织气氛与文化》(OrganizationalClimateandCulture),其中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文化、组织文化、组织气氛与管理过程、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行为和组织效益的关系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组织文化通过影响人力资源的管理实践、影响组织气氛,进而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行为以及对组织的奉献精神,最终影响组织的生产效益。[17](2)从组织文化类型上实证研究其对绩效的影响。1992年,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JohnKotter、JamesHeskitt教授出版了他们的专著《组织文化与经营业绩》(OrganizationalCultureandPerformance),在该书中,Kot-ter总结了他们在1987~1991年期间对美国22个行业72家公司的组织文化和经营状况的深入研究,列举了强力型、策略合理型、灵活适应型三种类型的组织文化对公司长期经营业绩的影响,并用一些著名公司成功与失败的案例,表明组织文化对组织长期经营业绩有着重要的影响,并且预言,在近10年内,组织文化很可能成为决定组织兴衰的关键因素(JohnKotter、JamesHeskitt,1992)。JohnKotter、JamesHeskitt的研究为管理学家所推崇。[18](3)从组织文化特质研究。Dr.DanielDenison的“组织文化是驱动组织改变的关键杠杆吗?”(OrganizationalCulture:CanitbeaKeyLeverforDrivingOrganizationalChange)研究了将组织文化与绩效联系起来的途径,如收益、质量、创新、市场份额、销售增长、员工满意度,通过15年研究高绩效与低绩效组织文化,发现文化有四个特质影响组织绩效:卷入、一致、适应、使命。该研究有助于领导人、关键人士、及员工理解文化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并学习如何引导文化来提高组织的效力。[19](4)从文化影响力研究。1991年,密西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KimS.CameronandSarahJ.Freeman发表了“文化的和谐、力量和类型:关系与效益”(Culturecongru-ence,Strength,andTtype:RelationshipstoEffectiveness)的研究,他们用现场调查的方法以334家研究机构为样本,研究了文化整合、文化力量、文化类型与组织效益之间的关系。[20]关于组织文化与组织经营业绩的研究还有:1995年R.K.Divedi的《组织文化与经营业绩》(Organza-tionalCulture、Performance)和1997年DanielR.Denison的《公司文化与组织效益》(CorporateCulture、Organiza-tionalEffectiveness)。其中,人力资源管理对组织效益也有着直接的影响。[21]有关组织文化的共同作用和变革型领导在组织中的绩效,Ogbonna和Harris进行了唯一的研究,发现支持型领导和参与型领导是通过创新与竞争性文化间接与绩效成正相关,而工具型(任务指向型)领导则与绩效成间接负相关。这一结果表明领导能力在领导方式与绩效之间通过组织文化起调节作用。[22]Stepen、Ahmad、Rodwel(l2003)发现拥有不同文化的组织所感知到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性不同,市场文化显示的有效性最高,并且三分之一的组织显示拥有市场文化;[23]Dwyer、Richard、Chadwick(2003)发现性别差异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依赖于所处的公司氛围;[24]Lau和Ngo(2004)[25]证明OC在人力资源系统和产品创新间有调和作用。组织文化有很多因素影响组织知识管理,按照不同特质和作用,可把它们归结为四种表现形式:组织的凝聚力、组织力、员工的行为驱动力、员工的活力。[26]总之,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组织文化研究出现了新走向:一是关于组织文化测量研究;二是组织文化与组织效益和组织发展的应用研究,通过测量组织改善组织文化,利用组织文化提高组织效益已广为关注。组织文化对组织绩效有重要的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众多的实证研究廓清了组织文化对组织效能的各种影响。但是,关于组织文化如何影响和传播的机制没有更多研究。因此,在实证研究基础上,重视对组织文化影响机制的研究,是未来研究需要加强的方向。

二、结论

文化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主文化和亚文化是社会学领域建立的一对分析范畴,强调文化结构是一个动态的阶梯,文化结构本身可能是一个相对矛盾体。一般看来,主文化是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亚文化是对主文化的一种补充,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现象。在每一个社会中都包含着各种各样的亚文化,社会成员常常同时身处多个亚文化中并发挥作用,而每个社会成员在一生中都会经历多种亚文化。社会性格是一个社会或群体多数成员所具有的共同的性格结构。社会性格的形成是个人与社会文化环境互动协调的结果,既包括个人对环境的适应历程,也包括环境对个人的塑造过程。在任何一种复杂的文化中,都有着一些普遍构成的社会性格与文化特征。亚文化性格,主要界定于它代表着不同于正式的主文化要求的那种行为模式特征。应该说是大众文化间接塑造了我们这个时代青年的亚文化性格,使之成为打上这个时代烙印的一种文化特质。在我们所处的信息时代,青年亚文化性格不断被塑造和强化,主要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化的发展、国民教育的普及、信息技术的进步、消费时代特征的出现,使青年群体从一个人口学上的群体变成一个重要的文化群体。大众传媒提供的开放与多元的信息空间所引发的社会变迁跨越了数代人的经验。年轻一代不再只是从书本上接受社会化的知识,前辈的经验也不足以帮助人们应付未来的不确定性。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用“时间上的移民”来描述当今青年人如何在复杂的文化环境与现实状况中成长起来,反映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青年亚文化、亚文化性格被塑造、被认同成为这个时代年轻人思想生存和社会生存的另一种需要。在当代,青年亚文化性格首先表现为由大众文化培养出来的一种逆向化思维和行为方式。这种亚文化性格创造出的“社会距离”使青年人单薄的个性不会在过分沉重的社会压力下崩溃垮塌。青年需要这个“距离感”来保持他们的个人化空间,保持不同于主文化的生活方式,保持自我独特的个性。正是这种与主流文化的距离感,与自我及标准社会性的距离感创造出了这个时代青年的另一社会性格特质——前卫型品格,表现为一种广义的理念与个性,一种生活信念的追求,它的特点就是保持个性与时代同步状态,并渴望超越时代。前卫品格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打破传统行为定势,成为开发行为潜能和创造力的力量,另一方面它又带来行为的非标准化、对秩序的排斥与心理反抗。总体看来,青年亚文化性格的发展改变了青年社会化既有逻辑,青年文化开始成为社会文化变迁的前导。它一方面打破单项平衡,改变个人被动接受文化的状态,使青年拥有自己的文化语言、行为方式和价值理念,并由此影响青年一生的心理及性格;另一方面,它强化了逆向型自选性行为的价值认同与心理满足。玛格丽特•米德曾给了青年文化现象一个漂亮的名词——后喻文化,即从晚辈向长辈传递的文化。网络文化、手机文化、拇指文化都可以称为典型的后喻文化。微电影的流行也不例外。

二、从当代青年文化性格看微电影的流行

有学者将我国青年流行文化特点概括为:新型传播技术与高科技文化产品的应用是其技术特点,社会分层所形成的多重亚文化圈是其阶层特点,右手拼命工作,左手拼命刷卡的生活方式是其消费特点,游戏、嘲笑与躲避崇高是其价值观特点。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微电影的兴起与流行视为青年流行文化的一道新景观,因为其从制作、播放到观看,无论是社会功能、技术特点、文化特征还是消费特点或价值观取向,都与当代青年群体的社会文化性格相当契合,也因此才能在同青年文化的良性互动中取得强劲的发展动力,使得电影艺术借助青年文化的力量获得一次现代化的“重生”。

1.从社会功能上看——用后现代的外观提供感性内容,帮助释放现代性焦虑。

从社会学意义上来看,大众文化得以风行并在本世纪初成为近乎带有全球意义的生活方式,与现代性的焦虑不无关系。所谓现代性,即现代人的社会性,以及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现代性与市场时代竞争秩序紧密相关。市场竞争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但也带来了作为追求社会效率最大化的社会分化、收入与社会地位分化以及个人生存状态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等结果。现代性虽然意味着无所不能的梦想、奋斗与成功的可能,但是当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建立自己的自致性社会关系,追求事业成功时,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残酷、失败、淘汰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不得不面对心理上很脆弱的自己,以及由社会竞争、失意带来的无法抑制的焦虑。现代性引发的焦虑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改变。2007年英国研究机构针对城市居民的步行速度作了调查,把人们行走60英尺所花费的时间作为一个重要的依据,得出排名前四位的是新加坡、哥本哈根、马德里和中国广州。英国的另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英国青年群体迫于工作压力,一日三餐花费时间总共不到40分钟,还有45%的调查对象吃饭完全以感觉饥饿为标准,常常等到处理完手里的事物才吃饭。在这个生活压力过于沉重的时代,讲究效率成为人们行事的唯一准则。同样是休闲方式,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就能看到起承转合的情节、生动有趣的故事、达到调节情绪效果的微电影显然比2小时左右的电影更符合“快餐文化消费时代”人们的消遣需求。现代性带来的心理负荷有多大,大众文化市场的潜力就有多大。因为在大众文化产品的娱乐消费中,现代性的焦虑可以得到有效的宣泄和转移。当代青年的现代性精神需求为微电影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适合的土壤。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青年人每天面对繁忙的学习生活、沉重的就业压力,理想迷失的工作状态渴望得到情绪的释放,微电影出现填补了生活中的那些碎片时间,并帮助他们缓解、转移、释放现代性压力所带来的焦虑感。微电影给青年群体提供了一个现代性与人性交织的舞台,用后现代碎片化外观提供一个个人性化的故事,通过高科技数码工具带给青年人轻松愉快、休闲刺激的感官体验,这是以往任何时代都不曾有的。

2.从制作主体上看——打破专业垄断与模式化创作,重新诠释艺术内涵。

微电影的低门槛、普及性和互动性催生了许多草根导演,其中绝大多数是有志于电影创作的青年。信息时代的青年强调的已不再是社会与长辈们曾经说过什么,而是一种“我行我秀”的思维方式和胆量气魄。微电影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契机——打破传统电影由专业制作团队角色分工共同完成创作过程的模式,强调个人只要有兴趣和技能,就可以写剧本、做演员、做导演、做摄影——这使得电影从过去曲高和寡的艺术向民主与草根靠拢。同时在线视频技术的成熟更为这些草根作品提供了丰富的播出渠道,进一步使影像艺术走下神坛、摆脱专业人士把控。在这个充满青春气息的“草根秀”时代,人人都有机会用电影的形式去展现自己眼中的世界。从这一角度而言,电影这一传统艺术形式的内涵已然发生了改变。同时,微电影创作的高度自由性和无模式化作业流程,也是吸引青年群体参与创作的重要因素。当代青年文化的特点是,不破坏和颠覆主文化的制度与秩序,但却通过自身特有的文化行为表达着对正统权威的逆向思维、不顺从、不恭敬、不在意、崇尚偏离行为倾向。正因为此,我们看到青年导演们吸收着不同的灵感元素,探讨各种人文主题,剖析出人生的不同侧面,时常以另类表达重新诠释“年轻”的涵义,由此形成当前审美取向五彩斑斓、表现形式千姿百态的微电影格局。

3.从内容生产上看——体现消解崇高的生活态度,满足颠覆传统的快感体验。

在关于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现象的各种讨论中,人们敏锐地注意到青年一代“游戏”、“嘲笑”与躲避崇高的性格特征及其与他们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同中国近代当代历史上激进青年的“反抗”文化不同,“游戏一代”的文化是以“拒斥”为其性格特征的,这样的拒斥在他们与社会的关系中是以自我边缘化的姿态去对抗来自社会的角色期待、角色要求的,是以对成年人社会的支配价值以及政治社会化、道德社会化的担当团体的激烈否定为背景的。当代青年似乎对一切无法呈现于传统媒体的新鲜事物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因为他们可以从中得到一种颠覆传统的快感。21世纪的互联网科技无限扩展了青年人的媒介触角和窥视欲望。微电影常常以一种“去中心化”的碎片叙事模式和惊悚、、无厘头搞笑等元素的运用吸引青年受众,体现出消解崇高、游戏一切的生活态度和全方位的感官体验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青年群体的好奇心和意念幻想的欲望。另一方面,当代青年文化性格的社会距离感需求,使得他们崇尚个性张扬,喜欢与众不同,强调自身个性的独特性。微电影以或娱乐休闲或刺激新奇或简洁感人的故事情节满足了青年受众的心理需求,并借助视频分享网站一键转载的便捷性、微博的链式传播及SNS网站的庞大社群关系,触动青年的“分享”神经,达到病毒式传播效果。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心理机制的作用下,青年群体会根据个性化需求选用不同的媒介、选择不同的信息去满足不同的心理需要。比如在观看如《四夜怪谭》《酒店星座爱情故事》等游走于敏感禁忌话题边缘的微电影时,就满足了自我身份认同的心理需求,同时释放了心中压抑的情感,达到了自我宣泄的目的。

4.从营销模式上看——改变生硬灌输的广而告之,诉求情感共鸣的信息传达。

与传统电影植入式广告常常受到猛烈抨击不同,大多数青年观众对微电影广告却持宽容态度,认为与品牌传播相结合是微电影艺术创作的一个有机环节,是无法避免却可以接受的。这是因为微电影改变了将产品或品牌信息生硬直白地添加到广告中向消费者“硬”性推销的传统营销方式,通过讲述一个个情节完整且生动有趣的故事,吸引广大网民主动关注、有趣性观看,乐于自发自愿的转载和传播,以实现产品及品牌信息迅速广泛的传播。虽然在情节设计上难免带有商业色彩,但只要剧情设置合理、情感打动人心,观众的抵触情绪比对传统广告要小得多。Web2.0时代的互联网受众以青年为主体,微电影能否与他们产生情感共鸣是微电影能否成功的关键。情感共鸣分为深浅不同的两种,浅层共鸣由文化符号构成,如特定时代的音乐、当下热点新闻事件、有代表性的符号表征等,这类共鸣发生速度快但要持续影响力却不太容易;深层共鸣以受众群体共同的心理经验、精神情感、人生经历为基础,这类共鸣的持续时间更长,影响力更为显著。全球知名的苏格兰威士忌品牌尊尼获加2011年投资拍摄的微电影《语路》讲述了l2位具有新青年标杆性先锋人物的奋斗故事,通过分享这些过来人走出困境的智慧和勇气,激励当代青年“永远向前”,使他们对品牌产生了切身体会,有效地实现了拉近和青年群体距离的营销目标。

5.从传播方式上看——满足身份认同与社会互动需求,获得自我实现的价值感。

作为“后喻文化”形式的微电影符合当代青年逆向型行为方式的特点,它不仅是一种被同辈人认可的行为方式选择,更能通过参与其间而获得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感。它的传播方式有着极强的互动性、参与性和自主性,迎合了当代青年渴望得到自我身份认同和参与社会互动的心理特征,满足了青年受众张扬个性、表达自我的社会交往要求。首先,影片的播放在时间空间上是自主的,甚至包括播放的内容,完全由受众自主选择;其次,在微电影的传播过程中,青年观众可自由选择转发、参加投票或参与评论,同样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影片评价在论坛、博客以及各大网站,可以在电影公司甚至演出明星的官方或个人网络空间留下自己对于影片的看法和建议。在此,匿名性评论给予了青年群体自我的无限释放,在发表影片评论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的意见与观点毫无保留地表达出来,而不必存有太多顾忌,这种行为方式可以使观众得到情绪的彻底宣泄和自我释放。当然最值得关注的是,微电影的传播方式为草根青年提供了参与传播的经验,这被学界认为是培养大众参与能力的最有价值的途径,使得草根阶层意识到自己并不只是社会传播活动的简单陪衬,由此获得一种参与的快感,进而把网络原生态文化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三、总结

文化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一)国家文化与公司财务1.盈余管理。文化是影响财务披露水平的重要变量之一(Hope,2003)。例如,Tsakumis(2007)发现,美国的会计人员相较于希腊的会计人员更倾向于披露或有事项,间接验证了文化对财务披露的内在影响力。Nabar&Boonlert-U-Thai(2007)发现投资者保护与盈余管理负相关,不确定性规避与盈余管理正相关,母语是英语的企业盈余管理低;不确定性规避、男性化与盈余裁量权相关,而与收入平滑无关。Hanetal.(2008)提出假设并证明了,管理者是否进行盈余管理与他们所在国家的价值体系以及制度背景相关。其发现国家文化中不确定性规避和个人主义能够解释不同国家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且这种关系随投资者保护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该研究拓展了关于国家文化和制度结构是解释盈余管理行为重要因素的相关文献,并且说明这些因素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是有条件的。2.现金持有。Ramirez&Tadesse(2009)考察了不确定性规避、跨国公司和公司现金持有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处在不确定性规避程度较高的国家其公司趋向持有更多的现金。Menyah(2005)认为国际化公司持有更少的现金,因为存在资金池,现金的预防动机减小。该文与Foleyetal.(2007)研究一致,认为国际化程度越高,公司持有现金更多;国际化程度缓和了不确定性规避对流动性资产的作用。Chang&Noorbakhsh(2009)分析了国家文化对跨国公司现金持有的影响,发现下列国家的公司持有更多现金和流动资产:倾向于避免更多的不确定性,文化更男子气,更具有长期取向。3.投资行为。(1)R&D投资。Varsakelis(2001)采用50个多国家的数据分析国家文化、经济开放性和专利保护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的专利保护程度越高,R&D投资就越多。同时,社会的流动性以及中产阶级的流动性在权力距离指数较低的社会较强,而这种流动性实现的关键就是技术,因为人们需要投资于技术和知识来提高其社会地位,因此,国家的权力距离指数越低,R&D投资就越多。(2)机构投资者投资。Andersonetal.(2011)通过全球60多个国家超过37000个投资机构的基金持有数据,研究发现文化确实会影响投资组合的分布:不确定性规避指数高的国家更愿意在本土进行投资,当他们进行国际投资时,多元化的程度较低;机构投资者所处国家男性气质与长期取向文化指数较高时,会显示出较低的本土偏差,其进行国外投资时多元化的程度更高;投资者更倾向于在文化差距较小的目标市场进行投资。该文的一大贡献是,对于投资组合分配的多种变化从文化的角度给予了新的解释,这比制度、法律等已有因素来得更为直接。4.资本结构。(1)融资决策。文化相关理论认为,文化背景对公司的每一项决策有着不可避免的影响,包括对资本结构决策的影响(Houseetal.,2004)。Chuietal.(2002)证实了,在保守主义和征服欲得分较高的国家,企业往往具有较低的负债率。Lietal.(2011)以2002年中国与32个不同国家和地区合资的非上市公司为样本验证了文化对杠杆决策的影响。他们发现,征服欲对合资企业杠杆和短期债务融资决策有显著负向影响,对长期债务融资有直接的显著正向影响,而根植性对杠杆决策没有直接的影响,完全通过间接影响来体现。(2)债务期限结构。Zhengetal.(2012)研究了国家文化对公司债务到期日选择的影响。作者认为,基于根植性水平的文化可以通过非正式约束形成契约式环境来影响人们在市场交易中的行为动机和选择。该文发现在高不确定性规避水平、高集体主义、高权力距离和高男子气概的国家,其公司倾向于运用更多的短期债务。可见,文化确实会影响债务的期限结构。5.股利政策。Shao(2009)以1995—2007年21国家27462家公司为样本,发现了保守主义与股利分配正相关,征服欲与股利分配负相关。与传统财务理论的预测不同,该研究拓宽了我们对公司股利政策差异的理解。

(二)宗教与公司财务Hilary&Hui(2009)发现,在宗教信仰虔诚度高的国家中,公司表现出更低的风险承受水平,更低的投资率和长期增长率,更高的投资盈亏平衡点。但是,当公司宣告新投资的时候,会产生一个更正面的市场反应。文章还发现,当CEO更换雇主时更愿意加入与之前所在公司有类似宗教环境的公司。ElGhouletal.(2012)进一步发现,位于宗教信仰浓厚地区的公司可以获得更低的权益融资成本,且对于缺乏监督的公司,该影响更大,说明宗教起到了一定的公司治理作用。同时,宗教对股权定价的重要性集中体现在透明度低的公司,而这更容易受到当地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影响。总体上,文章的结论支持宗教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此外,McGuireetal.(2011)研究了宗教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发现总部位于宗教规范性较强地区的公司,更少发生财务报表违规行为。

(三)地域与公司财务Hennart&Larimo(1998)基于日本和芬兰两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如果母国具有高的权力距离、高的风险规避特征,那么公司对其外国子公司将采取更高的持股比例;两国之间的文化特征差异越大,那么外国投资者更倾向于寻找一个本土的合作者共同分享公司股份,以期利用本土合作者处理当地的劳资关系、政府关系等。Chakrabartietal.(2008)从跨国并购这一新的视角考察文化对公司财务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普遍的认知相反,收购双方的文化差异越大时,跨国收购经营越好,即收购的业绩与文化距离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该文的贡献体现在:为文化对商业活动的影响提供证据,并且对文化的定义与衡量给出了新的方法。Sarkissian&Schill(2004)研究了公司选择海外上市市场的偏好问题。结果表明,地理、经济、文化和行业相近度成为海外上市市场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发现公司更倾向于投资规模大的、高度发达的资本市场。

(四)社会资本与公司财务Coleman(1988)认为,在企业间形成的社会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资本,有利于调节和避免各企业间不协作和投机行为。这种社会资本减少了企业面临的环境不确定性,使原本不相联的企业形成紧密的社会网络,成为利益共同体,交易关系更加稳定。Lin(2002)认为社会资本是可以通过社会网络有目的地汲取或动用的资源。如果企业的社会资本越丰富,其获取资源的能力就越强。因此,社会网络的不断加强可以提升企业获取资源的速度和质量。Baietal.(2006)研究发现,紧密的社会关系可以为企业带来三个方面的收益:获得较低成本的贷款;长期客户需要提供较少的担保;在发生资金紧张时,更有可能重新和长期客户谈判贷款条件。

二、文化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一)地域与股票市场1.投资者的“就近原则”。Grinblatt&Keloharju(2001)通过研究芬兰市场发现,投资者更倾向于持有、购买或出售距离他们较近公司的股票、用投资者的母语交流的公司、管理者拥有同样文化背景的公司。Ivkovic''''&Weisbenner(2005)通过对1991—1996年78000名个人投资者的交易投资数据分析后发现,投资者偏好就近投资。相对于持有非本地股票,平均每个持有本地股票的家庭获得了3.2%的超额年收益率,这表明当地投资者可以利用当地信息获利。[29]Pirinsky&Wang(2006)发现总部设立在同一地区的公司,它们的股票收益具有很强的联动效应,而这种联动性与市场波动或行业波动无关。同时,对于如下特征公司,该效应更为显著:有更多个人投资者的小公司;高广告支出的公司;所在地居民金融复杂程度低的地区。当公司迁移总部所在地时,会减弱和原公司所在地其他公司股票收益的联动效应,增加和新迁入地其他公司股票收益的联动效应。Hongetal.(2008)认为,当一个地区公司多的时候,股票供给增加,为了争夺有限的投资者,股价就会降低。具体来说,某地区单位人均收入对应的公司账面价值越高,表明公司竞争投资者越激烈,所以股价会越低。该文利用美国普查区域的数据,证实了这一推断,通过“only-game-in-town”效应导致了较高的股票价格。2.分析师的“地理临近”优势。在盈利预测上,Bacmann&Bolliger(2001)以拉美七国的股票市场为研究对象,考察来自本国和外国的金融分析师的相对表现,得出了外国分析师表现更好的结论。然而,Orpurt(2004)以欧洲七国为研究对象却发现,由于信息不对称,本国分析师比非本国的有显著但非压倒性的优势———更准确、更及时。同样地,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发现了居住在一个国家的分析师比非常驻的分析师对该国的公司能做出更为精确的盈利预测(Baeetal.,2008)。Malloy(2005)也发现本地分析师的盈利预测更能影响股价,这些影响对位于小城市和偏远地区的公司最明显。在股票评级上,Chang(2010)运用台湾公司的本地分析师与外地分析师的股票评级比较发现,本地分析师比外地分析师更有本土优势,而且本地分析师中外派分析师在研究本地公司时比纯本土的分析师表现更好。

(二)国家文化、社会资本、宗教与股票市场1.国家文化。Kwok&Tadesse(2006)认为,美国和英国这些纯英语国家的金融系统被股票市场所控制,而在欧洲大陆和日本银行却在本国的金融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差异可以由国家文化差异解释。其研究发现高不确定性规避的国家越有可能拥有一个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系统。2.社会资本。从社会网络方面,Lambert(1998)首次实证检验了客户满意度和客户维持、未来销售和股价等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该文认为,更满意的客户将在未来再次购买。客户满意度可以看作对未来收入或者未来利润的指标。Hongetal.(2004)认为股票市场的参与受到社会交际的影响。作者使用医疗和养老研究的数据检验了这个假设,发现当控制了相关因素后,社交家庭比不社交的家庭更愿意投资股票市场。从社会规范方面,Hong&Kacperczyk(2009)研究了社会规范对经营酒、烟草、等这些所谓“罪恶”性质的上市公司的影响。该文假设存在一种社会规范,反对资金运用于这些促进恶习的行业,并且一些投资者尤其是受到管制的机构投资者,在卖出这些股票的时候要支付一定财务成本。该文发现,与自然套利者持有的共同或对冲基金相比,这些罪恶股票很少被受到社会约束的机构投资者持有,且更少受到分析师的关注。正是由于罪恶股票往往被受约束的投资者忽略且面临的因社会规范引起的诉讼风险更大,它的期望回报更高。来自美国以外的有关公司财务决策和罪恶股票业绩的证据表明:社会规范影响股票价格和收益。3.宗教。Kumaretal.(2011)研究发现,与新教相比,偏好在信仰天主教多的地区更强烈。在高的天主教-新教比的地区,投资者持有类型股票的偏好更强烈,公司采取大范围的员工股票期权计划更加普遍,IPOs当天的回报率更高,负的类型股票溢价程度更大。总之,这些结果表明,由宗教引发的偏好的不同会影响投资者投资组合的选择、公司决策和股票回报。

三、文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

(一)国家文化与金融发展Kanagaretnametal.(2011)研究39个国家的文化与银行盈利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金融危机之前(1993—2006年),高个人主义、高男子气概、低不确定性规避社会的银行盈利管理的目标只是不低于去年的盈利,这些银行倾向于报告更平滑的盈利。而在金融危机期间(2007—2008年),在鼓励发展高风险业务的文化下,银行更容易陷入高损失或高贷款损失准备金的困境。

(二)宗教与金融发展Renneboog&Spaenjers(2012)研究发现,有宗教信仰的家庭更容易建立信任感,有更强的遗赠动机、更长的投资期。天主教徒更提倡节俭,更规避风险,在股票市场的投资频率更低;而新教徒更看重经济责任,强调外控性。有宗教信仰的家庭更愿意储蓄。Stulz&Williamson(2003)认为宗教是衡量文化的一个重要变量,国家的主流宗教在预测债权人权益保护方面优于国际贸易、人均收入、语言或法律起源。信奉新教的国家对债权人的保护大于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同时,一个国家国际贸易的开放程度会削弱宗教对债权人权益的影响。Kanatas&Stefanadis(2005)认为一个国家越强调宗教信仰,其金融发展水平越好,经济增长率也越高;信奉新教的国家更容易建立强产权的法律体系,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相对更高,金融体系也更发达;宗教信仰越强的国家越不会选择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

(三)地域与金融发展Baeetal.(2006)发现对外国投资者开放程度的增加有利于提高公司相关信息、分析师报道,降低盈余管理。特别地,在本地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增加以后,外国分析师会增加他们对本地金融市场信息环境的参与度、活动和贡献。对外国投资者的开放不仅降低了资本成本,也改变了本地信息披露环境,从而吸引了外国资源和技术到本地资本市场,并最终促进本地金融市场的发展。

(四)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Calderonetal.(2002)研究了信任与金融结构、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其研究发现,地区的信任水平越高,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利差和管理费用越小,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越发达,金融效率越高。并且在法律法规不完善的地区,信任还可以替代正式制度发挥其作用。同样地,社会越道德,即腐败越少,产权越强大,经济增长率越高(Kanatas&Stefanadis,2005)。在社会网络方面,Uzzi&Gillesple(1999;2002)运用“嵌入性”理论,分析企业与其外部资金提供者之间的网络交换关系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他们认为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关系及其网络能够显著影响企业资金的可获得性和降低融资成本。在社会规范方面,Garretsenetal.(2004)发现,社会规范会对股票市场资本化产生重要影响,而对银行的信贷供给影响不明显,证明了社会规范总体上能够促进金融发展,间接影响经济增长。

四、未来的研究方向

文化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科技文化是一种生成于科学技术实践的文化,也必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今天,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转向,生态科技文化也随之兴起,并逐步成为当今时代科技文化发展的新阶段、新样式。所谓生态科技文化,一般有两种理解:“生态科技的文化”和“生态的科技文化”。我们这里所说的生态科技文化,指的是基于生态科学技术发展,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生态文明为归依的科技文化。一定意义上说,生态科技文化的兴起和发展,源于现代化进程中生态危机的加剧和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转向。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地球村”,生态危机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为了人类自身的发展,为了人类文明的持续进步,人们开始进行反思,于是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这个问题被提了出来。所谓科学技术生态化,是指“用生态学整体性观点看待科学技术发展,把从世界整体分离出去的科学技术,重新放回‘人—社会—自然’有机整体中,运用生态学观点和生态学思维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对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的目标,主要包括科学价值观的变革、科学世界观的变革、科学观的变革”[5]。走出生态危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呼唤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转向,而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转向,首先基于人类思想观念上的转变。生态危机实际上是文化的危机,是不合理的文化观念指导下的恶果。正如有学者所说:“对于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们曾经错误地把它当成了一座能够为人类服务的、取之不尽的天然宝库,人类利用先进的高新技术不断加大对大自然的索取,随着家园不断地被自己破坏,人类已经感到生存危机的彻骨之痛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当人类砍倒天然林中第一棵大树的时候,文明就宣告开始了;当人类砍倒最后一棵大树的时候,文明便宣告结束了。”

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既是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也是科学发展观指导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选择。文化观念上的转变必然引领科技文化的转向———从传统科技文化走向生态科技文化。生态科技文化“立足于系统整体观的科技文化思想、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技思维方式、主张保护自然和环境的科技价值观念、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科技成果评价标准,代表了未来科技文化发展的方向。生态文明社会的实现,要求人们用生态价值观来评价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应用。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从科学技术可以改一切的传统科技文化转向主张利用科学技术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的生态科技文化,将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7]。当今时代,生态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从传统科技文化走向生态科技文化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而科技文化的生态化发展必将影响甚至决定人类文化和文明发展的未来。作为科技文化发展的一种趋势,生态科技文化必将成为科技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这是因为:其一,科学技术在不断演化,生成于科学技术活动的科技文化也在不断演化,现代科学技术正在走向生态化,而科学技术生态化必将催生科技文化的生态化;其二,生态科技文化是当代中国科技文化成长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逻辑展开,建设生态科技文化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战略目标的统领下是辩证统一的;其三,科学发展观既是衡量科学技术发展合理性的重要尺度,也为我们在新时代认识和发展科学技术提供了新的视角,因而为科技文化的生态化转向指明了方向。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加强生态科技文化研究,在全社会弘扬生态科技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科技文化观的指导。西方学术界关于科技文化的思想层出不穷,理论派别也是蔚为大观。在这众多的科技文化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文化观以其独到的前瞻性和系统性备受关注,对当今时代生态科技文化的建设和弘扬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马克思主义科技文化观本质上是一种生态文明的科技文化观,它也是科技文化生态化的重要理论来源,加强生态科技文化研究,在全社会弘扬生态科技文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科技文化观的指导。坚持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科技文化观,就要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努力实现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这就要求21世纪的人类在发展和应用科学技术时,必须以更加负责和慎重的态度全面估价科学技术的环境后果,更加正确地开发和利用科学技术,努力实现科学技术的绿色化,切实把握生态科技文化的发展方向。总之,生态科技文化是当代中国科技文化成长的明智选择,生态科技文化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新的文化价值取向,必将有力促进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化转向,推动人类文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从而实现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科技文化研究,也必将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科技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科技文化社会功能研究的新视野:科技文化软实力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党中央在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发生广泛而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尤其是针对全球范围内和平与发展的新形势而提出的一个崭新理念。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科学分析当前形势,深刻总结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十八大对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大政方针和目标要求,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所谓“文化软实力”,即以文化为基础的国家软实力,是指在经济、社会活动中以人为主体的蕴涵,并通过人们的活动整合而显现出来的一种综合力,其核心是人的素质和在经济、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创造性能量。科学技术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软实力当然包含科技文化的力量,科技文化软实力是当今时代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构成。笔者曾经撰文指出:“科技文化作为一种在科学技术实践活动中积淀而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形式,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今时代,文化软实力逻辑地包含着科技文化的力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加强科技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广泛弘扬科技文化,让科技文化的理念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之中。”

加强科技文化建设,打造科技文化软实力,就要加强科技文化软实力研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科技文化软实力研究的重点应该是科技文化何以成为一种软实力、科技文化软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科技文化软实力的特质及构成以及科技文化软实力的实现路径等。客观地说,这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但却展现了广阔的研究空间。孙波撰文指出:科技文化软实力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主要包括作为智力支持的科技文化软实力和作为精神动力的科技文化软实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技文化构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和重要支撑。笔者认为,科技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其功能集中表现在:推动科学技术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向既定目标发展的导向功能,协调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以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协调功能,引导科学技术资源合理分配、提高科学技术运行效率的增效功能,以及激励全社会特别是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共同为科学技术发展而不懈努力的凝聚功能等。科技文化软实力具有不同于一般文化软实力的特质及构成。首先,科技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在自身的发展中呈现出了鲜明的特质,包括普适性、基础性和整体性等静态特质,也包括发展性、创新性和开放性等动态特质。其次,从科技文化特殊样式考察,其软实力构成主要表现在:科技文化价值观念的吸引力、科技文化政策法规的保障力、科技文化公共服务的亲和力、科技文化创新氛围的聚合力以及科技文化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影响力等。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其他方面考察科技文化软实力构成,如物质层面的科技文化软实力、制度层面的科技文化软实力以及精神层面的科技文化软实力等。科技文化软实力在当代中国文化强国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加强科技文化软实力建设,有利于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有利于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中国文化影响力;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注入文化创新的生机和活力,永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今时代,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要求,加强科技文化软实力建设,就是要努力构建具有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科技文化体系,通过宣传教育等多种形式在全社会广泛弘扬科技文化,不断增强全社会对科技文化软实力的认同感,着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让科技文化的理念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之中。

三、面向现实的科技文化研究新课题:科技文化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党的十八大坚定地回答了我们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什么方向前进的时代主题,明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提出,是我们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鲜明标志和集中体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努力,通过不断改革创新来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形成,对于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其中,文化建设逻辑地蕴涵着科技文化建设的内容,而生态文明建设也呼唤着科技文化的广泛弘扬。从文化建设的角度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打好文化的根基,切实加强科技文化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10]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文化的引领,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当然也离不开科技文化的支撑。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社会化进程,“科学技术成为一种与人类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建制化社会活动,科学文化也广泛渗透进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化之中,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深刻影响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11]。科技文化是现代社会文化的基频,科技文明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基石,代表着新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众所周知,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对科技文化的支持程度以及有效需求不同,发展水平越高,就越需要科技文化,因而对科技文化的支持程度越高。由此可以说,科技文化的广泛弘扬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支撑,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没有科技文化的广泛弘扬就无所谓小康社会。就生态文明建设而言,科技文化建设也是至关重要的。作为一种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态文明也要求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相适应,呼唤科技文化在全社会的广泛弘扬。党的十八大非常明确地将建设生态文明规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目标,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明和人类文明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文化与文明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现象,二者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文明是文化创造的结果,没有先进的文化就创造不出高级的文明。今天我们要建设的生态文明,是建立在深刻的文化反思基础之上的生态文明,没有科技文化的广泛弘扬也就无所谓生态文明建设。概言之,科技文化是生态文明的必然选择,也是生态文明崛起的前提条件。

文化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傩戏的脚色行当分生、旦、净、丑,绝大多数的演出都要戴面具表演,这是傩戏表演的重要特点。表演者所用的面具,可用樟木、丁香木、白杨木等不易开裂的木头雕刻、彩绘而成,按造型可分为整脸和半脸两种,整脸刻绘出人物戴的帽子和整个脸部线条并涂以鲜艳的颜色,半脸则仅刻鼻子以上,没有嘴和下巴。如开山面具就将人物的面部表情刻画得张牙舞爪、表情夸张凶狠,有点面目狰狞的恐怖感,但一旦演员带上,立马有种神灵附身的感觉,所谓民间盛传的“带上面具是神•脱下面具是人”的传说由此而来,既然法师有了灵异能力,那他请出的各路神仙也会各显神通,当然能够轻易的去害辟邪,能够将各路牛鬼蛇神赶到遥远之地,让它们不要打扰逝者的清净和安宁,这也显示出神灵能量的神通广大。现今的巫傩表演从业人员,也可以享受个人生活,可以成家养育下一代,不演出的时候就是平凡人,劳动作业与常人无异,但到正式演出时也会非常专业认真,将戏曲的表演艺术传承发扬下去,这也是一种很好的继承方式。安徽贵池傩戏是以戴面具为表演特征以请神祭祖驱邪逐疫为目的的戏曲表演活动。

用反复的、大幅度的程序舞蹈动作表演,极具原生态表演风格,多在固定的节日演出。傩戏发展到有些地区,因为经费和传承等问题,有些程序进行了简化,在制作面具比较费工夫的情况下,改之以图面化妆进行表演,但不同的面部化妆则有不同的人物象征意义和隐喻,而且表演者可运用配套服装、道具和音乐、古老的吟唱风格“以歌舞的形态来讲述故事”,譬如面部化妆凶神恶煞的样貌则能赶走小鬼,代表正义一方;画得贼眉鼠眼的一般是奸角并最终没有好的下场等。相似的曲调、相同的情节和台词演了很多遍,但当地的百姓仍然百看不厌,这说明了傩戏的受欢迎度和扎实的群众基础。一般的傩戏演出,少则两三天,多则五到七天,而且是二十四小时从不间断,但可换法师和演员进行轮番出场表演,这对一般人的体力肯定是吃不消的,而且从法师的如痴如醉的投入演唱、几天几夜不间断的内心嘶吼和呐喊,对自我的挑战与突破,表达出对生命的尊重,对逝者的敬仰,对生命力的扩张,这种极具感染力的对生命的感悟,加以极具地方特色的配器配乐、当地的仪式流程等内容,这些极具民俗特点的乡间傩戏演出得到了很好的印证,这也说明傩戏不仅是戏曲演出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研究对象。

二、生命本体•中和意境

贵州傩戏主要分布在贵州东北部地区,如德江县、同仁县等,是川黔湘鄂边境县份,这些地区的共性是群山环绕、交通不便、文化比较闭塞,但也庆幸这些地区保留了较为原始的傩戏演出样式,带有非常古朴的乡土气息。贵州的“冲傩还愿”是目前流传下来保留的文化符号、仪式特点等较为完整的艺术形式,包含有“许愿、“请愿”、“还愿”等仪式结构,开坛之后插入的祭祀表演,内容多为乡民所熟悉的世俗情结,演员多用方言表演,曲调幽默诙谐,用以愉悦现场观众,演出活动也成为冲傩还愿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构成贵州傩戏的独特艺术表演样式。在湖北恩施和荆楚文化地区,同样有在亲人去世后,即世间常说的红白喜事中的“白事”,请来法师开坛做法,通过起坛、请圣、请法水、参神、劝酒下装等多个仪式,场面严肃庄重,亲人多痛哭送别,藉以希望通过道教法师几天几夜的念经祈祷、亲人的轮番跪拜和仰天长吟痛苦流涕等,表达对离世之人的依依不舍之情,表达对生命本体的尊重,希望其灵魂得以安息,所未完成之至亲人也将会一一完成,让其安心的走好;湖北的傩戏表演深受道家文化影响,从表演的服装、锣鼓配乐、唱词念白和表达主题等都深深表现出肉身已去、逝者已矣、灵魂早已变幻升天的主题,这也让内心不舍疼痛的亲人多了些许安慰之情,表现出对往生之人生命本体的尊重,对人的精神世界和灵魂的敬仰之情。在不同地区的傩戏演出过程中,都吸取了当地的民间艺术特色,如湖南、湖北的傩戏表演吸收了花鼓戏特点;安徽的傩戏则吸收了徽剧的养料等,体现了傩戏民间艺术的综合特点。

观看傩戏表演,很容易在喧闹的锣鼓打击乐中找到大脑宁静的思维状态,突觉内心受到触动,因为你在恍惚之间,看到了时空的转变,今人可装扮成古人的样子载歌载舞,进入古人的生活和审美状态,可以是年代的融合,穿插于古今之间,虽然这在现实生活中绝不可能,但在傩戏演出中可做到;可以是信仰的中和,不管是有信仰的,信佛教、基督耶稣或道家文化的,都可在这种演出形式中找到共同点或是产生共鸣,不管是为活人驱鬼逐邪,还是为死人赶鬼护魂,都表达了对生命本体的尊重,对亲人的不舍,对他人的祝福等内容。外在的面具虽然让现实生活中的人和神灵之间存在距离进而产生间离效果,但内在则体现了柔美的内心象征意义、中和的意境,只有达到天、地、人三者之间的魂灵一体,才能体现这种“大无畏”的勇者精神和气概,才能让这种艺术表演具有更高的高度和审美价值。

文化研究论文范文第7篇

如前文所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分为问卷调查式研究与诠释性研究,后者包括文化解释学派和心理文化分析学派.问卷调查式研究因行为主义者主张政治学研究应更具客观性、科学性而兴盛,用于政治文化研究自有其方法上的优势,比如能够客观地把握政治态度的分布状态与动态性的变迁趋势,更易于建立集体层面的政治文化类型学,在揭示政治文化与政治产出的因果关系时也更具体.遗憾的是,没有一种方法堪称完美,能够提供所有问题的答案.且不提问卷调查式类型的政治文化研究在可行性上的限制(诸多以大规模样本调查研究技术获取硬数据的政治文化调查已经显示出问卷调查式研究的困难:花费越来越大,并且难以组织.像英格尔哈特那样连续20年跟踪调查数个发达工业国家政治文化变迁的工作,并非多数研究者所能承担的),以及在信度与效度上遭遇的质疑,单从其解释范围与深度来看,也需要依靠其他方法来协助解决.首先,问卷调查式研究长于呈现政治态度与信念的“表现”层面,比如一些具体的政治态度及其在人口学上的分布状态,而对各种引发政治行为的观念与态度的内在心理“动力”机制与“发展”根源的分析,往往无力再作展开或深度开掘,易失于平面化.

第二,并非所有关于政治的态度、信念与价值观都可以通过问卷调查式研究发现.比如那些没有表达出来、隐而不发而又确实存在的情感,通过问卷调查往往难以获取,更不用说潜藏在“自我”之下的潜意识如何在问卷调查式研究中被分析.第三,个体对政治的影响力被筛除在外.以大规模样本调查和数据分析为基础的问卷调查式研究学派并不否认个体的人格与政治行为的关系,但是,这类研究基本上属于集体层面的研究,个体的人格不能成为一个独立解释项在各种变量中占据重要作用,个体的人格因素对政治的影响往往因此被弱化甚至筛除,从而导致某些政治现象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尤其是在人治而非法治或者说非人格化组织对政府与政治的控制力不如政治领袖的政治体系里,这种情况更加明显.第四,即便在群体层面,问卷调查式研究亦有缺陷:对群体内部的冲突与差异解释不足.问卷调查式研究对某政治体系或群体政治文化共性的关注往往大于其内部差异的分析.然而,政治体系内部的文化差异度是否确实小于政治体系之间的文化差异度,还是一个很可质疑的问题.如果忽略对群体内部的冲突与差异的关注,不仅可能丧失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还可能导致对文化的误解.可见,问卷调查式研究的解释力有明显的局限性.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诠释性研究中的心理文化学派才能够作为政治文化研究的另一主流学派而存在.那么,心理文化学派的理论主张和研究范畴、主题与手段和问卷调查式研究有哪些不同?为什么说它能够弥补问卷调查式研究的解释力局限?在阐述其理论主张之前,我们不妨先从研究范畴、研究主题与手段等方面对心理文化学派与问卷调查式研究作一比较,见表1。不难看出,心理文化学派在行为模式假定、研究范畴、主题、整体面向等方面与问卷调查式研究侧重不同.这些不同来源于其理论主张.由于心理文化学派主要是在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派、文化人类学文化与人格学派与社会心理学影响下形成的,其理论主张亦多取自上述学派与学科,其强调的观点有:其一,人的行为是文化与社会环境共同作用于人的心理的结果;其二,文化具有差异性;

其三,文化通过社会化过程习得,而非生物性因素造成;其四,文化对人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其五,早期人生体验和社会化对人格发展尤其重要;其六,早期人生体验和社会化对人格发展尤其重要;其七,个体人格影响政治过程,“一个充分发展的典型政治人格总是打着集体利益的旗号,把私人动机转移到公共事物上面”;其八,政治态度与行为是自我的意识与潜意识的外化.基于上述主张,心理文化学派的解释范围和对人性理解的深度都比问卷调查式研究更加开阔和深入.首先,心理文化学派通过引入现实背景、文化与制度传统、人生史重要片段以揭示引发政治行为的内在心理动力机制与发展根源,而不限于政治态度与观念的描述及其分布状态的呈现,同时兼顾到“表现”、“动力”与“发展”三个层面的分析.比如从白鲁恂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形成“中国文明中那种深刻的权威危机”的复杂机制;出于安全感的渴求而形成的共识与派系的冲突如何构成中国政治的动力;早年情感体验与家庭社会化、政治社会化对政治领袖的行为与政治风格的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等.其次,心理文化学派重视深蕴心理学(depthpsychology)的理论运用,研究主题除了文化、人格与政治行为的关系外,还包括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人格的形成过程等,因此,一些不容易在问卷调查式分析中出现的主题比如潜意识、自我与本我的冲突、文化对本我的压制与超我的要求、焦虑等等,反而常常作为心理文化学派的重点.再次,在研究范畴上,心理文化学派既重视群体也重视政治个体的研究.心理文化学派不忽略个体对政治的影响力,尤其重视政治精英的作用,强调“政治研究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对政治精英个体与群体的研究往往在心理文化学派的政治文化研究中占有很重的份量.心理文化学派还有一套个体政治论,比如普遍相信政治人的公共行为受私人动机左右,很注意从人格特质出发解释政治现象,借助人格理论揭示隐藏在政治黑箱内的事实从而将表面上矛盾的政治行为背后所具有的“一致性”展现出来.

最后,心理文化学派对群体成员内部的细微差异通过个体的心理与人格研究而得到凸显.心理文化学派非常重视深度访谈,而在深度访谈中,群体成员内部的态度与行为差异会逐渐凸显出来,并迫使研究者追问:为什么在相似的家庭环境、宗教信仰与文化传统、经济与社会环境下长大,具有相同教育背景甚至念同一所学校的个体会发展出不同的政治兴趣与政治风格?而要解答这些问题,就必须从个体的心理与人格特质的动力形成机制与发展根源着手.这正好是心理文化学派的研究方向.不过,与问卷调查式研究相比,心理文化研究尽管在解释的宽度与深度上更胜一筹,但它也存在一个不容忽略的解释力欠缺问题:首先,它偏重于想象,主观性较强,不如问卷调查式研究客观,甚至“可能与当事人的深层情感完全偏离”.其次,心理文化研究倚重文献,对文化变迁的把握往往比较滞后,不如问卷调查式研究敏感、及时.再次,心理文化的解释固然可以从表现、动力与发展三个层面逐步深入,但由于心理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心理学经验来源与理论本身的不充分、尤其是分析对象人生史上最关键时刻的资料获取相当困难,越到深入的层次,争议性也越强.“比之‘现象分析’,‘动力分析’更少普遍信服力,而‘发展分析’则比‘动力分析’更缺乏信服力”.此外,心理文化研究如果运用得不够严谨,就会犯下将个体研究的结论运用于集体或其他张冠李戴对象等分析层次混淆的错误,也可能出现为证实其预先设定的理论立场而筛选史料以符合其理论架构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心理文化研究与问卷调查式研究在政治文化研究中各有其价值,政治文化研究应鼓励而非排斥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但研究者对这两种方法也应抱有一定程度的谨慎,既要看到问卷调查式研究的相对客观和局限性,也要在欣赏心理文化研究的深度时警惕其主观性和易犯下的以偏概全等错误.

二、心理文化分析法的困境与前景

恰如马起华评论政治心理学这门年轻的学科时所言,以心理文化分析法研究政治文化,“有宽广的范围,有研究不完的问题,有取用不尽的材料”,所以有言说不尽的吸引力.然而,这个领域研究人类历史/文化/环境与人的心理与政治行为的关系,需要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与分析工具;其研究对象———人的心理与行为———所具有的“异质性、非连续性、积极主动构建世界的能力”不仅使诸多解释都有例外,难以达成理论的一致性,往往令证据与资料的充分获取也非常不易.所以,回避和绕开这一领域或方法的人总在多数.目前的状况,虽已不是沃拉斯形容的情形———“现在惟一缺少的一种研究方式,是按照政治与人性的关系来研究政治”,但愿意深入“政治与人性的关系”,尤其从精神分析学角度研究文化、心理与政治行为的学者依然很少,“中国政治研究中同情精神分析的屈指可数”.欲求这一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的推进与发展,不得不正视这一研究领域本身的困境,再探求可否从困境中寻找出路,或者在看法上有所突破.

(一)跨学科研究的两难运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与概念研究政治态度与行为,丰富政治学理论,是心理文化学派的基本主张与实践要求.然而,当代心理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的专业性知识正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增长的事实,给这一主张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性,“当代政治科学家再也不可能效仿早期政治理论家的做法,而必须努力将这些专业知识上的复杂发展并入系统的政治学理论.然而,许多政治学家逐渐意识到,这根本没有希望”.对于极力践行这一主张的政治学家来说,跨学科理论与分析工具的运用,会让他紧接着面临“简化主义”的批评.这是一个艰难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必须汲取其他学科理论的知识性发展以深化和丰富政治学理论;另一方面,囿于学者的精力与专业知识掌握的限度,必然会导致将其他学科理论与分析工具简化运用的现象.其结果将可能是热情的鼓励与严苛的批评以不同方式同时涌现.运用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政治学的学者,往往集“深刻”与“肤浅”的评价于一身.这真是一个既令人兴奋又让人沮丧的局面.处境的两难是否意味着退出才是最好的选择呢?退出当然是比较保险的做法,但那无疑是平庸与怯懦的表现.不过,笔者并不认为可以无条件地接受理论与知识分析工具的简化.相反,从事跨学科理论研究,必须具备必要的心理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训练基础.否则,无以建立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对于政治学家来说,最需要避免的是只看到某一概念、理论或方法的有用性,而对其局限性或者缺陷不大注意,从而在研究的一开始就可能面临批评.只有经历过专业训练或者具备充分的心理学、社会学理论储备才能避免这些问题.与此同时,诚恳地直面批评,接受相关专业领域研究者的批判与建议,一点一点地修正其错误,一个越来越专业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就有望渐渐地开垦出来.

文化研究论文范文第8篇

中国红色文化生成传播机制研究主要是把红色文化的生成传播看做一种建构过程,从文化发生根源和发生传播过程等方面,探究中国红色文化如何在革命区域与当时社会文化融合衍生出新型的文化形态,并对这种文化形态生成的动态过程进行考察,最终得出关于中国红色文化发展演变的主要规律。中国红色文化是由中国传统文化与特定区域文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等诸多文化要素融合衍生而成的。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期间是中国红色文化主体生成衍化期,而中国红色文化的延续及其新价值衍生期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今。文化的生成传播必然具有一定的历史语境和现实基础。以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为主导,中国红色文化融汇整合了中国社会存在的儒道释文化思想及其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中国红色文化正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过程中产生发展和逐步完善的,其生成传播的社会实践基础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红色文化的生成传播因为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而有了坚实的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则是中国红色文化生成传播的主体根基。“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延续的历史整体,中国红色文化生成传播的重要血脉渊源则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其最根本的理论根基就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思想则是中国红色文化生成传播最直接的理论指导”。②中国红色文化以其核心元素建构起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用独特的方式铸成群体统一意志和集体目标,并以此统领整合引导社会其他阶级与阶层的政治文化,最终实现红色文化生成的目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传统民族文化基础上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中国红色文化。中国红色文化的发生发展是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变迁的必然结果。中国红色文化区别于传统文化以及近现代以来其他党派阶层的文化创造,是20世纪以来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主导方向。中华民族文化近代以来屡遭西方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学”沉沦,“新学”屡经蜕变而未完成整合民族文化的重任。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输入与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红色文化的发生发展具备了思想前提和组织基础。中国红色文化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考察研究中国红色文化的发生发展进程,必须要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宏观背景下,深入探究中国红色文化发生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以及中国红色文化生成的动力机制。近代以来的文化危机使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脱颖而出,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红色文化的发生提供了实践主体。随着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程度的日渐提高,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使命,使红色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不断发展,成为20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变革发展中的一股新兴力量。中国红色文化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也日渐从边缘性文化和区域性文化发展演变而为主流文化,代表了20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新方向。“中国红色文化从发展演变历程可以看出,从边缘性文化到主导性文化以及从区域性文化到全国性文化的发展演变历程与20世纪以来的中国革命、改革与建设时期的社会变迁相耦合,再现了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引导下的中国主流文化变迁。”③中国红色文化的发展演变总是与时代变迁紧密相连,并在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和推动文化创新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当代红色文化研究的文化人类学视阈

“文化人类学比较研究世界各民族国家与地区文化的异同之处,考察探究整个人类文化发展与变迁的过程,并由此发现人类文化的特殊性与普同性,从而建立符合社会实际的文化理论。”④“文化整体论”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基本准则之一,文化人类学者的视野直接指涉全世界的人类及其文化。人类学重视个体及其琐事,但更强调在“整体观”指导下拼合出文化全貌。无论从时间跨度还是地域空间上看,“文化整体论”的研究视野都要比其他人文学科更为广阔。正如人类学家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所说:我们在村庄中研究,但不研究村庄。格尔茨主张对文化作深度全面的诠释。中国学者周大鸣则主张从主位的角度去观察,客位的角度和全球的视角去研究,最终将主位与客位有机统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中国红色文化处于从传统文化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化变迁之中。中国红色文化是以革命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的文化形态,是中国革命时代的文化精神与文化创造的当代呈现。近年来,中国红色文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通过各种不同媒介得以传播发展,形成了当下中国蔚然壮观的文化图景。

(一)“文化民族主义”:中国红色文化的身份认同建构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经济全球化”和“文化民族主义”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的重要表征,文化固守与全球变革已经成为国家或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有张力。英国学者道金斯1976年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杜撰了“文化基因(Meme)”一词,用以说明文化传承中的基本单元。道金斯认为“文化基因”是社会文化中类似基因的复杂单元,是一种具有感染力的文化信息模式。人类的进化是“文化基因”与生物基因并存共进的过程,“文化基因”的传承总是在纵横两个方向上传播延续,以实现文化特色的继承发展。“文化基因”的复制传播,使不同文化模式得以保存传承。“文化基因”具有维系民族身份认同和规范社会行为以及制约社会发展方向等功能。“中华民族文化基因”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根基,中国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层积传承的结果。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因,使中国红色文化具有了超越时空的强大生命力。在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和中华民族救亡求变的过程中,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解放中华民族的思想武器。其原因就是中国优秀民族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土壤。正是这些优秀的思想文化基因,使近现代先进的中国人在感情与道义上更加亲近和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推动着近现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文化是社会整合的基础,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国家都十分重视自己的文化建设,目的就在于能够促进社会整合与民族文化认同。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民族是以文化同质性为基础的“观念共同体”,社会成员是在共同文化缔造的结构化社会关系中被组织起来的。“认同”是文化固有的特定功能,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使社会成员对民族文化产生身份认同。“文化认同”主要是指社会特定的群体或个人把某一文化系统内化于自己心理和人格结构之中,自觉遵循这一文化系统并用以评价事物和规范自己的行为。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曾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文明史,未来必须以文明为基础来构建世界新秩序,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⑤“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存在的根基,是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源动力。“文化认同”构成了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意义系统,从而促进“国家认同”。文化通过民族这一载体存在和发展,民族又因为依托了文化这一根基而日益牢固紧密。而“文化民族主义”是指表现在文化领域内的一种强调本民族共同文化认同、维护本民族文化独立性和自主性的民族主义倾向,也就是寻求维护和弘扬共同体民族文化的“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或民族国家的象征。从中华文明传承演变的历史进程考察,中国红色文化是在封建文化没落、资产阶级文化先天弱势的背景下,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输入而成长起来的文化新形态。中国红色文化融汇包含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文化。“中国红色文化具有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并用马克思主义创新文化传统的基本功能,是中国特定时代的一种文化创造,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转化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红色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文化体系,涵盖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来中国文化建设的主要成果。中国红色文化内在于20世纪以来中国主流文化的变迁之中,顺应了中国主流文化的发展方向。”⑥中国红色文化不只是一种文化形态,更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思想,应该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文化基础。在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中国红色文化能够发挥其思想教化和行为规范以及政治导引作用。

(二)“生态整体论”:中国当代红色文化生态的整体性建构美国生态学家奥德姆(E.P.Odun)认为:生态系统是在一定区域内共同栖居着的生物群落与其环境之间由于不断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而形成的统一整体。生态系统不仅是一个生态区,还是一个具有一定自然或人为边界的功能系统单位。“整体论”是人类学的重要标志,它是人类学整体探讨与综合研究方法的理论基础。人及其文化是一个有层次结构的整体和相互作用的系统,具有整体的特有性质。要把握整体的性质就要用系统的方法,把研究对象放在与若干不同系统的关系中来进行考察。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作为动态的有机体,人类创造的各种文化之间交互影响和分流整合,从而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文化群落。形态各异的文化群落都是人类文化整体的组成部分,都在为维护人类文化的完整性发挥着各自独特的作用。”⑦“文化生态系统”就是这个动态的文化整体。“文化生态系统”中的各种文化元素通过交往互动而出现融汇整合的过程。文化遗传是人们接受社会习惯和共享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观念始终处于不断被传递和强化之中。而人类文化交往活动中的文化传播是文化遗传的一种方式。遗传性和变异性是文化生态系统的基本特征,遗传与变异的张力普遍存在于文化发展的历程之中。因此,在推动“文化生态系统”变革和探求“文化生态系统”发展所需新的文化思想的同时,还要保持“文化生态系统”的遗传特性。也就是说,超越于所处的文化背景,而又不背离文化背景。中国红色文化是一个规模巨大并且结构较为复杂的文化生态系统。分析研究这个系统的结构,可以具有多重视角和多种方法。中国红色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和开放常新的文化体系,从文化生态的视角来审视和研究中国红色文化,能够更好地把握中国红色文化的发展演变规律,最终达到对中国红色文化进行生态整体性的建构。红色文化是内涵丰富的特定文化概念。从文化生态的角度来看,中国红色文化的生成发展具有遗传变异性和整体开放性的生态意味。中国红色文化生态体系是由物化生态、理论生态和精神生态等构成,红色精神则是贯穿于整个文化生态体系的灵魂。中国红色文化的物化生态主要包括旧址遗址和纪念馆等,是纪念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的场所。红色文化的物化生态最为直观地再现了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历史见证。物化生态是理论生态和精神生态的显性载体。中国红色文化的理论生态则以红色文献为载体,红色文献主要指所出版发行的各种文献资料,其中包括各级党组织各类文件及根据地出版的各种书籍和报刊等。中国红色文化的精神生态是以红色精神为载体,红色精神是中国红色文化的灵魂,是民族精神在革命历史条件下的再现与创新。中国当代红色文化生态的整体性建构,就是要注重中国红色文化的物化生态层、理论生态层和精神生态层的整体协调发展。在文化创新和时展中,要始终坚持红色精神是中国红色文化生态体系的内核。中国红色文化在发展演变的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变异维新的方式与内容也各不相同,中国红色文化的内涵在不同时期也具有不同的体现。中国红色文化引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社会思潮,形塑着革命先进分子及其普通大众的理想信念。在当代文化生态语境下,中国红色文化所呈现出的文化品格与文化功能具有整合当下其他文化形态的价值与担当。

三、“全球场域”:中国当代红色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全球化”意味着人类从彼此分隔的状态走向全球社会的整体性变迁过程。在人类学研究中,文化被看做是一个群体共享的文化价值和文化行为。全球场域下社会关系和交往方式所发生的诸多变化,赋予全球社会一种崭新的全球意识。“全球化”使全球范围的文化资源扩散流动加快,文化发展处于高度融合与分化的张力之中。容量巨大的文化信息相互碰撞交汇,重构着各种文化复杂的内在结构。全球范围内的文化相互渗透整合,引发了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矛盾,其中也蕴含着“全球本土化”的整体发展趋势。传播是社会间文化特质的散布,传播与文化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传播以符号化和意义化的方式呈现着文化,文化则规定着传播的方向效果和内容方式。⑧人类学学者霍尔在其著作《无声的语言》中指出:文化即交流,文化是媒介。这句话反映了文化与传播的互动实质,传播功能是文化的基本功能。“传媒世界化”和“世界传媒化”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在“全球本土化”浪潮之下,文化传播的范围内容以及速度将不断改变着全球文化的地理版图,“文化杂交”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跨文化传播”是在特定的异质文化间进行的能够跨越文化差异实现意义共享的传播活动。在全球文化一体化进程中,经济与政治力量使“跨文化传播”在不断融合与冲突中呈螺旋式上升,引发全球文化冲突以及寻求文化身份认同的潮流。“作为全球一体化的文化运动,‘跨文化传播’包含着全球化与本土化以及同质化与异质化两种文化力量的对峙与互动。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兼容并蓄地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并结合本土文化的优势,才能在发展中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全球化’创造了不同文化发展与并存的‘增量空间’,不同文化的影响力和生存空间得到了空前扩张,跨文化交往也激发了各种文化内部的独创性表达”。

德国人类学家莱奥•弗罗贝纽斯曾说过:文化本身并没有脚,文化是靠传播对人类产生影响的。作为一种新型的文化形态,中国红色文化也具有如此特性。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中国红色文化是一种开放的、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文化。中国红色文化的创造与传播都离不开人以及人的主动性。作为中国红色文化传播的担当者,广大人民群众是中国红色文化传播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则是中国红色文化传播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红色文化传播的主导者,具有极大的感召引导力量,在明确红色文化传播目的和规定红色文化传播性质方向等方面起到重大作用。⑩在当代多元文化背景下,应鼓励支持和引导人民群众成为中国红色文化传播的主体力量,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主流文化的主体性建构和跨文化传播。如果从跨文化角度考察埃德加•斯诺当年之举,则无疑会对中国当代红色文化的跨文化交流有着启示意义。当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欧洲出版后,斯诺作为驻华记者的职业生涯开始走向巅峰。斯诺的文化跨越取得了多重收获,客观上为“红色文化”由中国西北一隅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这是中国红色文化跨文化传播的成功案例。中国红色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与功能,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精神生态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综上,文化是为社会创造意义的一系列价值观和实践的总和。文化要具有同化力,才能有助于国家目标的实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中国红色文化是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解放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所创造出的新型文化样态。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要大力弘扬中国红色文化,深度挖掘中国红色文化的思想内涵和独特价值,扩大中国红色文化的传播影响力,从而提升中国红色文化战略能力。最终从根本上全面提升中国红色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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