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中国经济模式转型外部危机范文

编者按：目前，世界金融（经济）危机已蔓延到成为一个外部危机，中国的贸易通过了一个重要渠道，稳定的国外需求，出口已成为我国安全的政策选择。与此同时，外部危机，中国的对外贸易形势，如何渡过难关，以及如何在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和经济怎么也造成长期战略的重要问题在各个方面，出现了的意见，甚至各种不同的认识。这一目标，该国的经济模式的理性分析和风险和稳定的国内需求和外部需求面临扩大的关系，他说，“在外部危机的形势下，我们需要战略性的思维和全球视野，统筹全局国际和国内，创造一个在危机和良好的计划后危机时代的开放战略，开创了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理念的情况，我们要正确处理”长期的经济转型和短期反应危机“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目前，世界金融（经济）危机已蔓延到成为一个外部危机，中国的贸易通过了一个重要渠道，稳定的国外需求，出口已成为我国安全的政策选择。与此同时，外部危机，中国的对外贸易形势，如何“过冬”，以及如何在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和经济怎么也造成长期战略的重要问题在各个方面，出现了广泛的不同的意见，甚至不同的认识。一些意见似乎有一定意义，但实际上是严重脱离这个阶段，中国的国情和世界潮流，而且还误导回应我们决定推迟我们应对危机的行动是不利于该政策的顺利实施，不利于我们在危机发生不利于长期发展的潮流。本文进行了这项前瞻性思维的国际视野。

一、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的经济模式及其面对的风险

一直以来特别是近期国内外学术界甚至包括一些权威的国际机构都认为，中国存在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模式，面临巨大风险，难以持续，所以要利用这次危机加以重大调整。这种观点看似有其合理性但深入分析起来确实存在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实际上，过去30年实践充分证明：我国现有经济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巨大成功，虽然存在一些问题或不足，如出口依存度较快上升等，但这些问题大都是前进中的问题，与其他国家比较并无特别异常之处。

（一）与其他国家经济起飞和大国崛起阶段比较中国并不过度依赖出口与其他国家经济起飞特别是其他大国崛起阶段相比，中国经济真的过度依赖出口吗？虽然过去3年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日益重要的引擎、对宏观经济的贡献巨大，经济对出口确实已经形成了较高程度的依赖，但通过广泛的国际比较可以发现，我国较高的外贸依存度，总体上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

第一，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和工业化加速阶段普遍呈现外贸依存度大幅上升现象。目前，发展中国家平均外贸依存度高达69％远高于我国。

第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蓬勃兴起，导致世界经济整体上对世界贸易依存度从1990年的38.7％迅速上升到200年的69.5％。

第三，以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为代表，新兴经济体普遍存在较高的出口依赖。2007年，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外贸依存度分别高达400.6％、363.6％、123.8％和76.8％。

第四，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经济大国长期成为出口和贸易顺差大国，客观上都存在对出口的高度依赖。2007年德国贸易依存度达83.8％，日本虽然表面上外贸依存度不高但实际上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出口。

第五，西欧大多数国家奉行自由贸易政策，对外贸易构成拉动经济增长的长期引擎，如荷兰、比利时2007年外贸依存度分别达159.2％和217.9％。

综合起来，处于不同阶段的各国经济发展对出口的依赖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长期以来对外经济联系十分密切，形成了经济发展对出口历史性的路径依赖，一些西欧国家就是其典型代表；二是分享经济全球化红利，在一定发展阶段形成了对出口的路径依赖，如亚洲“四小龙”；三是在一定阶段的人口和收入分配等条件下，“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经济结构加剧了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如大多数东亚经济体过去都存在这种现象；四是在经济进入发达阶段以后，由于产业国际竞争力十分强大，尽管已经实现向高消费率和服务经济的转型，但经济对货物出口依赖程度仍然较高，如德国和日本。

我国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在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对外开放度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对外需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带有很大客观必然性。而且，由于我国同时兼具上述二至四类国家共同的特点，我国经济对外需的依赖将更具长期性、复杂性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并长期面对这一问题，不能被国外一些所谓的“主流”观点所左右，陷入人家的话语权陷阱中去。

（二）中国已经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转变虽然我国外贸依存度从197年的8.9％上升到2008年的58.2％，特别是加入WTO以来升幅加快，经济发展对出口的依赖随之上升，但由此得出中国存在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模式的结论仍缺乏依据。从理论和逻辑上分析，有以下几方面难以成立：第一，我国外贸依存度不仅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阶段的水平，而且实际上也低于经济大国迅速崛起阶段的水平。第二，我国外贸依存度上升是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成果，与世界经济整体贸易依存度上升步伐基本上是一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相当长时期内世界贸易都维持了2倍于世界GDP的增速进入新一轮增长期以来世界贸易更达到世界经济近3倍的增长速度一旦危机过去世界贸易的基本趋势仍将延续。第三，中国已经由封闭、半封闭经济转变为开放型经济，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实现了与多边经贸体系的接轨，实现了贸易自由化，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是一种路径依赖，而不是政策依赖，总体上是市场竞争决定的，短期内政府调控空间有限。第四，中国出口不仅没有替代消费，反而有力拉动了即期消费、培育了国内市场，并不存在因为过度出口而忽视消费的政策安排。压缩和限制出口不仅不能促进内需，反而会导致居民工资收入和消费需求双恶化。

总之，中国对外开放从早期的特殊功能区开放起步，逐步向出口导向模式、外向型经济模式过渡；到十四大以后逐步确立了开放型经济目标，到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更加开放、更加富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体系，十七大进一步定位为“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标志着中国开放战略从目标、思维到政策体系已实现了根本性变化。伴随着加入WTO及开放市场承诺的全面履行，中国已经完成了从政策性开放向体制性开放的转变，开放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按多边规则和国际惯例办事成为必然选择，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全面提升。总之，开放型经济已经完成了对传统的外向型经济模式的跨越，我国对外经济活动总体上是由市场竞争和供求规律决定的，外贸顺差是我国产业全方位比较优势不断增强的结果，决不是所谓的“重商主义”和特别优惠的贸易汇率政策的结果。

（三）正确认识我国经济面临的外部冲击和风险大家知道，除了个别坚持实行计划经济的封闭国家外，世界各国经济日益相互融合、相互依存，“地球村”时代已经来临。中国作为“地球村”的一员，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获益者，国际贸易与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重要引擎。另一方面，发生外部金融（经济）危机时，我们自然不能置身其外、独善其身，我们一定程度上不得不承受外部冲击的压力和损失。

这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我们正确的选择就是，勇敢面对压力与挑战，做好预警和全方位应对工作，尽量减少损失、防范风险，确保安度危局，争取率先复苏，迎接新一轮繁荣周期。另外，危机也并不完全是坏事，也有难得的机遇，历史上不少国家正是在危机中率先实施了制度创新和经济重组，走上了崛起之路，创造了新的辉煌。美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每隔20年发生一次大危机的跌宕起伏中实现了崛起。

我们决不能因为遇到困难和挑战就慌了手脚、乱了阵势，放弃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政策和经验，特别是动摇我国改革开放大方向，动摇对外开放基本国策，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流而重归封闭、半封闭型经济老路。

二、关于外部危机形势下稳外需与扩内需的关系

扩内需与稳外需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扩内需短期内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外需损失，但不能替代外需；保出口、减损失不仅有利于保增长，也有利于稳内需，这是我们应对外部危机的必然选择。当前保出口政策效果总体会比繁荣时期差，但仍然有效而且更加紧迫。保出口与扩内需政策投入目的、渠道、功能不同，效果具有不可比性，计算各自的效果实际意义也不大，而且前者效果不一定就比后者差，特别是扩大消费更是长期问题，解决“高投资、低消费”深层次结构失衡绝非短期所能完成。

（一）扩内需决不能放松出口面对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同样也难以独善其身，必须做好与世界一道共同应对危机的准备。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一直以内需为主导，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在外需方面带来的巨大损失，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更要以内需为主导。在当前形势下，中央把扩大内需作为应对危机的根本立足点是十分正确的。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在今后较长时期内，我们主要依靠自身的市场、资源和资金来发展经济，这是不可动摇和无法改变的。

但是，扩大内需，并不是不要外需，与大力开拓国际市场、积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并不矛盾。必须全面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正确处理扩内需与稳外需的关系短期内特别要千方百计稳定外贸尽力减少损失，为扩内需政策发挥作用赢得时间和空间。正如温总理在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强调扩大内需，但绝不能放松出口。实行对外开放，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必须长期坚持。实现2009年经济平稳发展目标，不能只靠一个国内市场，还必须依靠两个市场。我们要充分估计到当前出口的困难，但决不能听之任之，无所作为。在扩大内需的同时，积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在当前我国经济工作中仍然具有重要

意义，我们需要继续将其置于经济工作重要位置。

（二）内需、外需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庞大的国内市场和需求会为出口奠定重要的物质基础。

一是庞大的国内市场可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增强产业竞争力，为出口提供坚实的产业基础；二是消费结构的升级可以拉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三是国内研发和技术设备投资的增加，可以带动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提高，特别是推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四是国内市场和产业技术优势还可以促进双向跨境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五是国内服务业的发展与升级，还可以有力推动产品开发设计、市场营销、物流供应链等产业链高端环节的加快升级，从而提高产业和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国际化品牌和知名跨国公司的培育。

另一方面，外需对内需同样也有着巨大的拉动作用，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出口扩张可以大量增加就业、提高收入并产生巨大的人口红利，有力刺激居民消费需求；二是对发展中国家拉动内需和消费结构升级有特殊效应，通常发展中国家新兴和高端产业发展都会遇到本地需求不足的严重制约，高成本、高价格瓶颈制约的打破需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我国ICT（信息与通讯技术）和消费类电子产业就是在庞大外需支撑下迅速实现了规模经济和产业集聚，大幅降低了成本和价格，激活了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我国也因此迅速跃居世界互联网用户和电话用户世界第一；三是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在规模经济、竞争效应、消费引导等综合性外溢效用作用下，我国城乡消费品市场得以迅速成长四是外需可以有力拉动关联及其上下游产业的即期投资需求；五是外贸通过上下游产业产生乘数效应拉动国内第

一、第

二、第三产业需求的扩大和升级。通过量化分析我们得出两大结论：第一，外需与国内投资和消费有较大相关关系。出口变动不仅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总需求，而且也会对消费、投资有显著的影响。在不考虑其他因素情况下，我们通过简单的二元回归，对1978年至2006年间出口与国内最终消费、资本形成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出口每增长1％，能够使消费增长0.68％，国内资本形成增长0.74％。当然，出口与投资、消费增长是不同步的，可能有一定时滞。

第二，外贸出口对经济增长还有乘数效应。从1979年到200年，我国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为0.62，平均边际进口倾向为0.22。

根据外贸乘数定义（出口增加一单位引起国民收入变动的量），由此可算出我国的外贸乘数，变化范围在0.79￣6.32之间，29年的平均值为2.18。这意味着，如果出口每增加1元，在经历一定滞后期后将通过乘数效应使国民收入增加2.18元。外贸的乘数效应体现了从供给到需求的综合性作用，当然更体现在作为最终需求的乘数作用。

（三）保出口可以为扩内需稳经济赢得时间和空间在我国对外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开放型经济日益发展的形势下，放任出口和吸收外资大幅滑坡将会对国民经济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作为一种最终需求，出口的下降通常将伴随生产、投资和消费成倍的下降，抵消国家扩大内需各种政策的作用，对实现即期经济增长目标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这也是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很多国家在非常不利的贸易条件下仍不惜代价扩大出口的一个原因，例如韩国政府就把保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同样，拉动投资，仅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更多地调动社会力量增加投资，包括更多更好地吸收外资。公共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有周期长、效率不高、对民间投资挤出效应较大等共性特点，必须正确处理好其与民间投资的关系。而且，实证分析显示，外商投资的质量和效率总体上高于政府投资和内资企业投资。因此，保持外商投资规模，提高外商投资质量和水平对国民经济的积极作用不可低估。

（四）危机形势下保出口仍可以收到积极成效相对于世界经济繁荣期而言危机时价格的需求弹性会明显降低，但同时由于价格竞争成为首要因素，加之“土豆”和“口红”效应的作用，促出口的政策措施仍会收到一定效果，特别是中国制造业仍存在多方面优势。

一是劳动力综合优势。我国人力成本低。此外，在劳动力素质方面，中国人吃苦耐劳、训练有素，受教育水平总体高于东南亚国家。

二是30年对外开放奠定了开放型经济的良好基础，形成了产业集聚优势。我国产业、技术乃至管理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领先水平。

工业体系齐全，产业链条完整，原材料、零部件配套齐全，物流、交通、生活环境等基础设施完善，从低端到高端产业的产业集聚水平都比较高。这是近两年我国出口能够消化成本大幅上涨压力、跨国投资对我国依赖短期难以完全改变的根本原因，也是今后保出口、保市场最大的优势。三是当前出口仍有一定市场空间。根据既往的经济危机规律，在危机的特殊时期存在着“土豆”效应，人们被迫压缩中高端产品的消费，但低端生活必需品需求反而会趋于增加。例如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消费已经呈现由高端向中低端转移的态势，特别是基本生活消费品仍有一定需求；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仍将保持一定增长。由于我国出口的许多产品处在中低端，在发达国家的替代性不强，扩大出口仍有一些机遇。同样，越是危机的时候消费者越优先选择廉价消费品，相对于产品质量、花色、品种、款式或服务等竞争力而言，价格竞争力重要性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而我国通过完善相关政策、减免税费、改善公共服务等来增强出口竞争力方面仍有很大空间。因此，我们可以抓住“危”中之“机”，2000年IT泡沫破灭时我们就有这样成功的例子。

（五）解决中国“高投资、低消费”的结构问题是一个长期过程

在现阶段，中国“低消费率高投资率”的深层次结构问题，是由一系列长期体制、制度、人口和文化观念因素决定的，贸易开放与发展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自身内在发展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总体有利于促其平衡而不是加剧其失衡。关于中国过度依赖出口而抑制了国内消费的看法，恰恰是一种背离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误判。这种误判根源于对两个国际国内重大背景变迁的不了解：一是乌拉圭回合推动了全球范围内贸易自由化，日、韩等过于依赖保护的产业模式已无法延续，许多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导向战略模式变成了过去式，各国产业都走向了开放式发展道路；二是中国已经总体上实现了向开放型市场经济的转型，贸易开放已成为制度性安排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融合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中国外贸领域是市场化自由化最充分的。中国外贸2世纪90年代由长期逆差转为持续顺差，毫无疑问这是我国产业竞争力和比较优势增强的结果，近几年顺差有所扩大主要是由社会总供求变化决定的，而不是由贸易汇率政策决定的。而且从长期趋势看，这个问题必然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劳动力市场供求格局等因素变化而逐步调整，政府不应取代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而过度干预和调控，而只能是按照工业化现代化客观规律顺其自然，关键是逐步改革和完善相关的体制和制度否则将会犯急于求成的错误，陷入一系列发展陷阱中去。

三、外部危机不能改变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外部危机形势下，我们更需以战略思维和全球视野，统筹国国内两个大局，谋划好危机中和机后时代的开放战略，开辟现代建设新局面。

（一）贸易开放和发展已成推动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综合性引擎30年实践表明，外贸的开放和发展对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发挥了综合性积极作用：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交换，充分发挥了我国的比较优势，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技术进步，缓解了资源“瓶颈”，引入了竞争机制，成为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效率提高的主要动力。以进口为例，进口是促进我国生产率提高最为重要的因素，据国家统计局课题组测算，进口对我国生产率变化的贡献率约为46％。特别是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贸易开放和自由化还有助于打破国内产业过度保护的“坚冰”

在加快市场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推动宏、微观经济制度创新等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实证研究表明，贸易开放和自由化可以打破内生的体制和利益壁垒不仅成为体制转型和制度创新的重要动力，而且还可以推动金融改革的深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同时，贸易开放还可以推动金融开放，减轻金融抑制，从而降低货币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二）对外开放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选择从亚洲“四小龙”到其他新兴经济体都先后走上了对外开放之路，对外贸易无不成为经济起飞的重要引擎。世界制造业已经形成了高度产业内、公司内水平分工，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制成品就已经一半以上面向国际市场。现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融入这种产业分工体系中去，形成相互高度依存的关系。

考察世界上大国崛起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从最早的海上帝国西班牙、葡萄牙，到日不落帝国英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除了纷繁复杂、波澜起伏的军事争夺、经济较量之外，其背景都有共同的一面，即追逐海外贸易的巨大商业利益，通过对外贸易的大发展来突破自身资源和市场的“瓶颈”

实现自身的迅速崛起。战败后的日本更是实施了“贸易立国”战略，通过对外贸易的大发展摆脱了作为岛国的种种局限，创造了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实际上，现在被人们当做例外的美国相当长时间内也是依靠海外贸易和外需得以迅速崛起的。

（三）无论是危机中还是危机后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

无论外部环境发生什么变化我国发展开放型经济的进程都不能也无法中断。改革开放政策开启了我国经济由封闭、半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变的进程。迄今我国经济的开放程度有了很大提高，这大大焕发了我国经济的活力，加快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今后能不能正确处理内需与外需

、内资与外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关系，也关系到我国能否长期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世界金融（经济）危机总有结束的时候，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调整后世界经济必将进入新的发展周期，世界贸易和投资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作用不会改变。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世界整体产业链的水平分工格局已经形成，部门内、公司内贸易与投资日益成为拉动世界贸易投资超前增长的动力。既使世界最终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处于较长低迷期，但一旦过度心理恐慌和去库存化过程得以缓解，跨国双向贸易和投资活动仍会逐步有所恢复，并继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繁荣的发动机。

因此，中央关于“四个不变”

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我们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也决不能动摇。如果我们遇到严峻的外部环境和困难就将经济发展的视野完全退缩到国内，那么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有可能面临再度被“边缘化”的危险，未来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新的机遇就会与我们失之交臂。

相反，如果我们能够在防范金融风险、确保经济安全的前提下坚定不移地坚持对外开放政策，继续积极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我们就能抓住一切有利机遇，继续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进一步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经历了严峻外部环境的考验后，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必将进入新的春天，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也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更广阔的回旋空间和注入新的巨大动力。

四、关于长期经济转型与短期应对危机的关系

世界经济危机的历史证明，危机和衰退期间国际市场供求会发生巨大变化，从宏观到中观到微观主体的选择也应顺应形势作出重大调整，必须把应对危机、谋求生存、确保稳定作为首选，与此同时兼顾其他中长期目标。因此，在世界经济调整期内，我国经济贸易都必须摸索外部危机下生存和发展的路子，为“后危机时代”的发展做好准备；同时，坚持经济社会长期转型和科学发展的战略目标，并抓住“危”中之“机”，在长期转型和深层次改革方面作出新的探索。

第一，当前应把应对外部危机，保市场、保企业、减损失作为主要矛盾。目前，中国制造面临全方位的内外部压力，特别是外部冲击和前期一些政策调整的压力，需要政府、企业共同分担，共渡难关。在危急关头，各级政府都应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当前要把保增长、保市场、稳出口作为主要任务，宏观及贸易、产业、税收等短期政策必须把帮助企业化解内外部压力作为首要选择为“中国制造”的顺利转型赢得宝贵的时间，减轻短期内的冲击和代价，这是短期危机干预所必须采取的政策选择。

第二，必须抓住“危”中之“机”，推动相关改革和制度创新为打造后危机时代新的国际竞争优势奠定基础。要充分认识外部危机中暴露的深层次制度问题，特别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制造”的低端位置和粗放型外贸增长方式，除要有积极的态度和长期规划及安排外，核心选择应该是加快体制和制度层面的改革，完善市场规则，增强国际竞争力，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创造良好条件。一部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的历史告诉我们，外部危机往往也是大分化、大重组的时候，谁能抓住“危”中之“机”

超前进行一些深层次制度创新，谁能就在新一轮世界经济周期中抢得先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每隔20年就要发生一次大危机但每逢危机也是改革新政和政府监管创新频出之时，美国由此一步步建立了世界经济金融霸权，特别是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催生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繁荣。

为此，必须处理好外贸和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几个关系：一是速度与效益的关系，短期内要把稳出口、保增长放在第一位，同时兼顾效益；二是规模与结构的关系，优化结构的方向不可动摇，但短期内重点任务是保规模、减损失；三是短期与长期发展的关系，首先应更好地保市场、保企业，为迎接新一轮世界经济增长周期留住根基、创造条件；同时应高度重视绿色革命、技术革命新趋势、注重培育新的动态竞争优势，在“大重组、大洗牌”中抢占先机。

第三，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必须循序渐进。

目前我国产业总体上还处在国际分工的低端位置，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转型的任务确实还很艰巨。但是，我们要看到，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制造业基地，发达国家把很多制造环节已经转移到我国，很多名牌产品也在我国生产制作。这恰恰是通过3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功。我们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中总体处于低端位置，主要不是制造业本身的问题，而症结恰恰是与制造相关的研发设计、物流供应链、市场营销、金融等生产性服务环节严重滞后，是整个产业链的优化重组问题。这总体上是由我国工业化现代化所处阶段决定的，其解决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按工业化现代化客观规律办事，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

在现阶段，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恰恰是我们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巨大优势，而不是障碍它可以为我们大力承接国际服务产业转移与外包，引入外部先进的技术、管理、人才，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我国向服务经济的转型特别是产业链高端服务环节的培育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作为后起国家我们可以力争有所跨越，但不能寄希望于发达国家在长达两三百年实现的目标，我们在一朝一夕就可以达到。

我国经济向服务经济和投资出口、消费协调拉动转型的长期目标不能改变，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等战略方向必须毫不动摇。但这与政府目前反周期、抵御危机、救助产业和企业的短期任务并不矛盾，而是必须合理结合，并把应对危机和安度危局作为短期重点任务。

第四，各行业、各类企业必须探索外部危机之下的生存发展之路。应该承认，外部危机的压力确实对部分有条件的行业和企业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附加值、提升自主创新水平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些行业和企业能够将转型升级作为化解内外部成本压力、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政府对这些企业转型升级确实应给予大力支持；同时，政府公共投资必须把优化结构、技术创新放在突出位置，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后危机时代”一些重要战略产业的培育和升级。但是也应该看到，外部危机对大多数行业和企业负面影响居多，特别是让很多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危机，甚至一些大企业也面临很大挑战。在这个时候，决不能再坚持通过人民币升值和延续一些不合时机的政策调整形成所谓的“倒逼”机制，加快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对于大多数行业和企业而言理性选择是“控成本、保市场、抓管理、优服务、求生存”，也就是探索外部危机下的生存发展之路减少破产倒闭，控制亏损，尽力保住市场和客户，为未来转型升级留下根基。

第五，中国制造转型必须防范六大风险。中国制造的升级有自身的国情，同时当前又面临非常严峻的内外部形势，不能简单套用经济教科书理论和其他国家做法，必须在统筹考虑的前提下，真正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遵循工业化的一般规律，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产业政策应以正面激励为主导、尽量减少对产业和企业直接的行政干预，积极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转型之路。

近中期，要实现“中国制造”

的顺利转型必须注意防范六大风险：一是注意防范和化解世界经济贸易剧烈衰退对我国中高端产业特别是IT类产业带来严重冲击的风险，为我国下一步产业升级留下本钱；二是防范在追求高附加值、高加工度化产业导向下，劳动密集型产业进一步遭受过度打击的风险这不符合我国人口众多和区域经济差异化大的基本国情，并会带来失业等严重问题；三是防范和化解部分沿海区域和中心城市过早、过快出现产业空心化以及我国制造业过度向外转移的风险，加快沿海中心城市产业链的优化重组，更多发挥制造产业组织者功能；四是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大力完善相关政策体系，防范更多中小企业在强大内外部压力下因升级无门而关门倒闭的风险帮助多数中小企业顺利渡过难关五是继续注意防范外部形势恶化与我国前期有关政策惯性收缩“双碰头”的风险，及时转变思维，抓紧全面清理和和调整有关外贸政策全面优化贸易投资环境；六是注意防范外部危机形势下国际产业转移和跨国采购战略布局可能发生重大调整的风险，在相当长时间内要努力维持好中国作为全球重要制造业基地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