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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保险劳动者权益保障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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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作用:提高权益保护的质量

商业保险制度有助于在工伤保险制度的保障以外,为劳动者提供额外的保护,提高劳动者权利的质量。根据公法的受益原则,所有公民都从稳定的社会秩序中受益,商业保险制度对受伤的公民的意义在于“让所有的受益者分担负累,而不只是……那些已经遭受无法弥补之损失的人来承担”⑧。法律规范随着时空的发展而流变,传统的工伤保险制度保障劳动者的生命权、健康权,随着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人权意识的深化,商业保险制度作为一种“历时性补充”,则进一步提升权益保护的质量,保障工伤劳动者获取发展机会与享受体面生活的“进阶性权利”。第一,对于劳动者而言,商业保险赔付是在工伤保险赔付以外的“二次赔付”。《安全生产法》第48条规定:“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其中的“民事法律”包括《保险法》所规定的商业保险制度。第二,商业保险制度保障消费者对于工资的自由支配权。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劳动者能够在工伤中获得的赔付与工资存在数量关系。如果劳动者愿意把更多的收入用来防范工伤风险,必须投保商业保险。第三,商业保险制度也能吸纳社会保险制度没有的新险种。当然,利用商业保险制度提高工伤劳动者权益保护质量的前提为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使其有能力购买商业保险。这就要求劳动者的工资标准从“最低工资”走向“生活工资”。生活工资运动是从上世纪末开始兴起,并不断发展的国际劳工运动,旨在保护被私营企业雇佣的工人能够得到公共补助、贷款、债权融资、减税或其他工作机会。⑨工伤劳动者并不仅仅满足于基本的救治,还需要保持有尊严的生活。以提高宿舍待遇与员工福利代替生活工资甚至最低工资的给付是不正确的,澳门中级法院第730/2008案判决指出:如果用人单位把给劳动者的“小费”没收并重新决定其用途,即使该资金最终分配给劳动者,亦不能算在工资之内。工资必须以货币形式支付,允许劳动者选择资金的用途(包括购买商业保险)⑩。

商业保险制度在工伤劳动者权益保护中的问题

当然,法律制度的“历时性补充”必须通过“共时性检验”才能稳定化。“共时性检验”即从体制发展的角度,考察在同一时空环境下,其它因素对于法律制度运作的作用力。按照发展经济学中“体制发展的概念性框架”,商业保险制度的发展是四方面综合作用所导致的结果:具体制度、应用保险法律制度的技术、保险资源、法律文化。本文分别从具体制度、技术、资源、文化四个方面选择商业保险制度保护工伤劳动者权益的焦点问题。制度本身的缺陷助长保险公司的逐利行为;劳动者缺乏应用保险制度维权的技术;保险资源的有限性决定工伤风险防范领域商业保险制度对社会保险制度的补充性,但专业标准阻碍保险资源的应用;秩序信仰的缺失造成维权的非理性化。因而,商业保险制度本身并非是“自给自足”的系统。

(一)制度缺陷助长保险公司的逐利行为

部分保险公司将本应向工伤劳动者赔付的保险金支付到单位的账户上,使工伤劳动者难以支配保险金。例如,劳动者唐某的单位为其投保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在保险合同期限内,唐某的右手在工作时被机器压伤,经过深圳市劳动能力委员会的鉴定,得出“伤残八级”的结论。唐某经询问获悉,保险公司已将伤残保险金划拨其单位。但单位却故意隐瞒,以保险公司未赔偿为由拒付伤残保险金。后来,唐某向保险监管机构投诉成功,才获得保险金。在本案例中,由于保险交易的实质参与者为保险公司与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为实质意义上的在保险市场上具有选择权的保险消费者,而保险产品的质量是难以判定的,优质的保险产品与劣质的保险产品构成经济学信号博弈理论中的“混同均衡”。用人单位是否选择相应的保险产品,取决于经营者传递的信号。当劳动者出现工伤时,保险公司把金额直接赔付给用人单位,即是一种方便用人单位牟利的、向用人单位示好的信号。“当一种行为模式完全偶然地产生了,任何对于这种统计意义上的规范的偶然的背离都会变得引人注目,并且变成一个机会:任何人都可以发信号表明自己属于好人类型……如果其他人为了避免被归入坏人类型而模仿领导者,一种道德性规范就会从统计意义上的规范中生发出来”。瑏瑤假设用人单位购买保险产品会花费1的成本,但会带来3的收益(保证商誉,人力资源的稳定性等),最终收益为2。保险公司示好的成本为05,其保险产品被用人单位购买的收益为2。虽然示好会冒违法的风险,花费05的成本,但如果不示好,最终其产品可能无人问津,因而保险公司选择直接向单位赔付保险金(如图3)。用人单位也具有购买这些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的动力,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使工伤劳动者无法知晓赔付资金的运用情况。

(二)劳动者缺乏应用制度的技术

劳动者缺乏应用保险制度的技术,具体表现为两点:一是理解保险合同条款的能力有限,二是发生争议时,工伤劳动者的维权能力有限。第一,劳动者理解保险合同条款的能力有限。理解保险合同条款的能力有限主要是因为部分保险条款的含义不清所导致的。“如果一项表达的适用存在边际的情形,那么该表达就是模糊的”“与语言做游戏”的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曾述:“遵循规则并非逻辑的命令,规则并未告诉你应当在什么时候适用它”。个别保险条款中的劳动法术语在司法实践中的含义确有争议。例如,关于参加与工作相关的交际活动时的伤害,是否属于“工伤”,保险公司、劳动者与工伤鉴定行政机关一直存在争议。如果劳动者缺乏维权意识,不将其申请仲裁或诉诸法院,将难以获得救济。虽然《保险法》规定“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但是,保险条款含义不清毕竟使工伤劳动者介入争议,耽误工伤劳动者的休养,也给工伤劳动者的权益实现增加了障碍。第二,在发生争议时,工伤劳动者的维权能力有限。例如,劳动者会因为没有及时提出工伤保险索赔的主张,而丧失维护权益的机会。如在RobinsonvSmithLanier&Co案中,劳动者的保险经纪人没有为劳动者购买工伤保险。但是,因为劳动者没有在诉讼时效内提出商业保险索赔的主张,法院认为保险经纪人没有赔偿的义务。工伤劳动者并非法律专家,难以理解纷繁复杂的法律程序,也难以意识到“权利的时效性”,缺乏依法维权的期待可能性。

(三)专业标准阻碍保险资源运用

商业保险制度对工伤保险制度具有补充性,但保险公司不认可社保机构的工伤认定标准,阻碍保险资源的运用。劳动者刘某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刘某在工作时被铣床压伤,经工伤鉴定,评定为伤残七级。保险公司认为刘某的工伤未达到商业保险条款中规定的伤残七级标准,拒绝理赔。瑐瑠桑斯坦指出:“法律体系的一个目标并不仅仅是通过允许偏好获得满足而实现自治,它更基本的是要促进偏好形成过程中的自治。自由要求有机会在可能性之中进行选择”瑐瑡。法律并未统一商业保险与工伤保险的工伤认定标准,相当于强制劳动者在购买商业保险的同时,必须接受一套比社会保险工伤认定标准更严格的工伤认定标准。然而,工伤保险的工伤认定标准是经过政府与专家的科学衡量而制定的,商业保险的工伤认定标准是从商业利益出发而制定的。社会保险的工伤认定标准更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生命、健康权。商业保险中对工伤认定的更严苛的标准提高劳动者购买保险以分散工伤风险的成本,限制经济实力有限的保险消费者购买工伤保险,不尽合理。

在法律以及与法律有关的专业标准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神秘规则,他们是极其技术化和专业的”目前,对工伤保险中的工伤认定标准,医学上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工伤认定办法》也对工伤认定的若干具体事项作出规定,但对商业保险中的工伤认定标准缺乏规制。基于契约自由原则,保险公司往往根据经营需要制定一套工伤认定标准,但劳动者在购买保险时并未仔细审查,而导致对相关认定标准不知情。以司法手段规制商业保险的工伤认定标准面临两个困境:第一,一般而言,法院不会干涉专业事务。“法院发现,对行政决定进行司法审查时,相对专长(comparativeexpertise)这一概念非常有用,确有必要予以重视。法院会考虑,在特定机构、法院或部门中,哪一家更能把握具体法律问题涉及的关键事务”。法院难以直接判定商业保险的工伤认定标准不合理。第二,美国LochnervNewYork案留下的谜题:劳动者权益保护与契约自由的法律价值孰轻孰重,在许多司法者看来是难以估量的。

(四)法律观念造成维权的非理性化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治信仰的不足造成公民不相信通过法律途径能得到救济,在工伤劳动者权益保护等事关民生的领域,公民主张受关注的程度往往与得到救济的可能性成正比,公民纷纷以过激的方式维权。在实践中,确有劳动者过分地主张权益的例证:第一,主张法律上不存在、不认可的“权益”。比如,在浙江省的“张某诉蔡某劳务受害责任纠纷案”中,劳动者的工伤事实清楚,双方当事人均无异议。然而,劳动者主张在案件事实中根本没有产生的护理费、交通费,还要求被告赔偿其抚养对象的生活费、精神抚慰金、营养费。令人深思的是,该案的委托代理人还帮助劳动者争取这些不存在,或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权益。在法院驳回相关主张后,劳动者的“法感情”会受到伤害。当再次遇到类似的案件时,劳动者将可能采取极端的方式主张“权益”。第二,在损害事实尚未发生时就主张权益,这主要出现在劳动行政争议领域:桂林市的一个判决表明,劳动行政争议中劳动或雇佣关系的认定结果影响商业保险合同的履行,对于商业保险制度而言,劳动行政争议的处理结果也应受到关注。部分工伤劳动者对没有最终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还未成立的具体行政行为,处于行政机关内部运作过程中的行为,未送达当事人的文书,或者已经送达当事人,但随后又被撤消、被收回的行为提出主张。这些行为不属于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审查范围,如果劳动者抱着“防患于未然”的心态提起诉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构建能让工伤劳动者“防患于未然”的制度没有任何的讨论空间,但只能留待立法时理性地提出建议。

完善商业保险制度的建议

(一)通过信息公开制度规范保险公司的赔付行为

在保险消费环境不佳,欺诈普遍存在时,保险消费者即使获悉有更好的保险机构,由于担心自身的认识是一种“假象”,也很难放弃原来消费的保险机构,去选择另外的保险机构。保险消费者自主选择权的行使将出现难以逾越的“鸿沟”。“如果政府通过监管来强迫保险公司向消费者披露信息,或者向监管机关披露信息,由后者转介给消费者,这也许能够改善信息不对称问题……如果监管机关鼓励或要求保险公司披露成本信息,消费者就能更好地比较各种可替代产品”。因而,政府可以向社会公众披露具有“逐利违法赔付行为”的保险公司,社会保险机构也必须履行信息公开义务,向工伤劳动者提供帮助。我国已先后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国保监会政府信息公开办法》与《中国保监会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实践中也有公民利用保险信息公开制度“为权利而斗争”。2012年6月,深圳农民工申请“保险政府信息公开”,希望知晓保险数据信息,以便利用数据保护自身权益。在司法实践中,生产、生活、科研信息往往被承认。那么,维权中调研所需的信息能否算作广义的生活信息或科研信息?司法实践中仍未给出肯定的答案,司法判决的结果仍然不一。固然,我们可以寄望于良善的法官为保护工伤劳动者的权益,作出促进保险政府信息公开的判决,然而,如果立法或法律解释(包括立法解释、执法解释与司法解释)可以把相关的内容客观化、明确化以消弭争议,那么维护工伤劳动者权益的任务便不必全然推诿于司法这一“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

(二)提高劳动者运用保险制度的能力

第一,推动保险条款简明化,降低应用保险制度的难度。语言具有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法律语言无法预设、涵盖不断增加的工伤种类。然而,“语言的述说乃是一种活动,或是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语言又确实影响到工伤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因而,部分保险公司故意把保险条款的语义理解成与众所周知的用法有差异的情况,从而导致工伤劳动者无法得到理赔。保险经营的专业化与保险条款的简明化一直是法律人“纠结”的问题———构建保险监管制度或设计合同样本的专家习惯使用专业术语精炼、准确地概括保险事务。这些专业术语也的确不易为保险消费者理解。保险监管机构、保险公司可以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设计简明的购险指引和格式合同,以适应非专业的消费者的需求。中国保监会在2005年就发布《人身保险保单标准化工作指引》,该指引规定保单应尽量避免使用生僻术语,必须使用的专业术语,应在条款释议中以浅显的非专业语言进行解释;保单册中应有专门的“客户须知”对需注意事项进行重点提示。这些规定也适用于具有保护工伤劳动者作用的商业保险条款。第二,提高工伤劳动者的维权能力。保险制度的专业性较强,绝大部分工伤劳动者对保险制度的了解不多。但是,我国缺乏消费教育制度,导致消费者的消费知识不足。在知识不足的情况下,消费者不敢更换金融、保险服务提供者。瑑瑤现实中往往存在多方联合,侵害劳动者权益的现象。消费者协会可以开展消费教育活动,向劳动者公布不合理的保险条款,帮助他们获得法律知识,保护自身权益。同时,也学会如何选择保险公司。在香港PacificCenturyInsuranceCo.ltd.v.TheInsuranceClaimsComplainsBureau案中,保险公司告知工伤劳动者“身体有表面瘀伤或伤口才能获赔”的规则,引起广泛争议。如果劳动者知悉这一条款的内涵,便不会签订商业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也可以对消费者进行教育。按照企业管理学的观点,企业在塑造社会风尚,引导社会文化潮流方面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甚至有人认为,这种作用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保险公司通过开展消费教育活动承担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从长远来说也有利于商誉的提高。

(三)以行政协助机制统一商业保险与工伤保险工伤认定标准

应当以行政协助机制逐步统一商业保险与工伤保险的工伤认定标准。行政协助,亦即不同行政机关之间协同处理公共事务。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行政协助”(Amtshilfepflicht)制度,规定:“(1)每个行政机关根据其他行政机关的请求开展行政协助。(2)以下情形除外:行政机关在系统内执行以命令为内容的协助任务;行政协助请求内容属于被请求机关的职责。”。在我国立法上尚无行政协助制度的明确规定,但实践中已有行政机关共同处理某公共事务的先例。由于商业保险归保监会管理,工伤保险所属的社会保险归劳动行政机关管理。统一商业保险与工伤保险的认定标准有赖于两者根据“机关忠诚”原则,积极开展行政协助。可以联合医学专家制定出统一的工伤认定标准,或构建社会保险机构工伤认定与保险公司认定标准的互认机制,以充分利用保险资源,提高行政行为的精确性。

(四)宣扬理性维权的理念

“法律是令人们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法律人应当帮助劳动者了解法律的相关规定,在法律的范围内为劳动者争取权益,使维权的工伤劳动者从“私利维护者”成为“制度建构者”。如果确实是立法问题,法律人可以通过法律解释,或者提供立法建议等手段尽力维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劳动者也应当实事求是地维权,而不是采取一种“苦大仇深”的态度,不顾法律规定,向用人单位“求偿”。劳动者购买商业保险作为工伤保险的补充,可能在索偿时更有效率。工伤保险涉及复议前置的问题。商业保险纠纷可以直接诉诸法院,更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此外,劳动者巧用制度维权的方式,并不属于过激的行为。因为利用制度带来的福利,隐含对秩序的承认。例如,劳动者建议用人单位在工伤保险之外购买商业保险,以争取未来具有得到“双重理赔”的可能,就属于理性维权的表现。

结语

《保险法》第136条规定:“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险险种……应当报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时,应当遵循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和防止不正当竞争的原则”。商业保险中的雇主责任险、意外伤害险属于“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险种”。因而,从法律文本的角度而言,关涉工伤劳动者权益的商业保险险种事实上得到公权力的“密切关注”,为法律人利用商业保险制度保护工伤劳动者权益提供充分依据。这也表明,商业保险制度事实上不应被“边缘化”。本文的主要结论为:劳动者在参加社会保险的同时,也可能根据自身需要购买商业保险,在探讨社会保险(工伤保险)法制对劳动者的保护作用时,也不能忽视商业保险制度的作用。在商业保险制度视野下,必须认识到,工伤劳动者很可能同时是保险消费者,必须从保险法、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多角度思考保险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问题。造成保险制度相关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保险公司、政府与劳动者必须共同努力,使商业保险制度更能发挥其在劳工保护领域应有的功能。劳动者应当理性、依法主张权益。法律人也应当对劳动者作出正确的引导,帮助劳动者建立法治信仰。在工伤劳动者权益保护领域,通过制度建构、实践教育、规则清理和信仰宣导,建立稳定的商业保险法律秩序是可以期待的。

作者:张双梅谢小弓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山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商业保险劳动者权益保障论述责任编辑:陈老师    阅读: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