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投资所得税范文

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有效性分析

我们利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国民总产出等时间序列数据，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其中Y为国民总产出，K、H分别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量，A为效率因子，分别表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估算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我们将变换后得到，并对模型中变量进行如下处理：

(1)利用国民生产总值GDP代替Y；

(2)利用固定资产存量(固定资产净值＋固定资产投资)代替K(物质资本投资)。根据相关文献研究，我们设定1980年前所有固定资产的平均折旧率为3.5%，1980年后所有固定资产平均折旧率为5%，并采用直线折旧。

(3)用人力资本存量(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代替H(人力资本投资)。

由表2可以看出，在回归分析中，R2＝0.996，表明K、H对Y的解释能力很强，且回归方程通过F和t检验，表明国内生产总值Y与固定资产存量K和人力资本存量H有显著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关系。据此，我们得到我国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从上述生产函数可以看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加1%，将推动经济增长0.651%，人力资本存量提高1%，将推动经济增长0.358%。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截止到2001年底，我国固定资产存量总额达到205377亿元，在5%的折旧水平下，要维持固定资产存量增加1%，我国需增加固定资产投资12322亿元，而据世界银行估算，如果我国普及6年制初等教育和基本的公共保健及卫生服务体系，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只需要每年增加20亿元的教育经费。按此推算，如果我国增加200亿元初等教育投资后，2001年平均受教育年限将提高到8.43年，人力资本存量将增加5.78%，国民生产总值将增加2.1%。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是教育投资）比物质资本投资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国外有关实证研究也表明，教育投资确实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如Barro(1990)对98各个国家的1960年～1985年GDP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教育投资是人均GDP增加的主要原因。

但事实上，我国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一直小于物质资本投资力度，据武志鸿(1999)统计，1998年我国物质资本投资比1980年增加3019.6%，而同期人力资本投资增加1280.7%。卢卡斯人力资本积累模型指出，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社会中，较高的物质资本积累需要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相对应。因此，我国必须调整投资结构，在注重对物质资本投资的同时，要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

目前，我国教育投资主要来源与国家财政性支出、企业和个人投入等，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推行以及个人教育需求的稳步增长，居民教育投资总额在不断增长，成为我国教育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同时，随着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的逐步完善，可以预见，个人所得税也将成为我国主要税种之一。而教育投资作为一项投资，其规模大小取决于投资收益率。个人所得税作为对个人收益的主要调节杠杆，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教育投资规模。有鉴于此，本文将从个人所得税的角度来探讨如何促进我国居民教育投资。

个人所得税政策调整方向探讨

1、调整税率，发挥调控功能

我国高收入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允许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倾斜性政策扶持的结果。这些倾斜性分配政策和新旧体制转换中的漏洞造成的“暴富”阶层和由于媒体炒作而形成的各种财富惊人的“星族”，构成我国高收入阶层的主体。这类高收入阶层所得既不是按劳分配所得，也不是资本、经营所得，对此课以重税不会影响人们劳动、投资的积极性。因此，为体现社会公平，营造尊重人才、尊重劳动的良好社会环境，我国应将高收入阶层作为个人所得税的调节重点，提高该阶层的边际税率。现阶段的个人所得税政策应朝“照顾低层、扶持中层、调节高层”方向发展。

(1)照顾低层。199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基本扣除额为800元，此后生活费用不断上涨，2002年物价水平比1994年上涨60%。因此，这一基本扣除额应作适当调整。我们认为将个人所得税基本扣除额定为1500元是比较合理的。

(2)扶持中层。高学历人才投资期限长、成本较高，据中国教育和科研网统计，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19年间上海一般家庭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资平均高达10.5万元。根据保守估算，一般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总共需要投资5万元，而从目前的就业形势来看，大学毕业生（包括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平均工资在1500—6000元之间，目前，我国居民高等教育投资剧增，它是我国多年来高等教育需求无法满足的一种爆发，一旦就业形势严峻，大学毕业生的未来收益将会下降，最终将导致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的下降，居民的投资热情将会剧减。针对我国教育投资的特点，个人所得税政策应对该阶层的人群进行扶持，提高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进而提高社会对教育投资的热情。

(3)调节高层。月收入超过10000元的高收入阶层将是我国所得税调节的重点，我们应适当提高该档边际税率。事实上，西方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达到80%—90%，即使后来普遍调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其最高边际税率仍高于50%，而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而最高边际税率只有45%，我国高收入阶层居民的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应适当提高。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各档边际税率进行了调整，虽然，我们提高基本扣除额，降低一般劳动阶层的边际税率，造成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的减少，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加强高收入阶层的征管和监控来增加个人所得税。同时，我们对社会未来消费主体进行扶持，从长远角度来看，我们正在培育稳定的税源，因为他们已经或者将是我国社会消费和投资主体。

2、完善抵扣政策，提高教育投资收益率

驱动个人进行教育投资的主要因素在于投资后的未来收益率，而我国目前所实行的超额累进个人所得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教育投资：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教育投资成本越高，且未来收入也越高，由于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增长更快，导致未来收益率有可能降低。因此，在促进个人增加教育投资时，个人所得税政策可在两个方面有所作为：降低教育投资成本和提高教育投资收益。

不同文化程度的受教育者，其投资成本是不同的。税收政策应对不同文化程度的纳税人制定不同的教育资本投资费用扣除标准，允许其在税前扣除。

我们可以按照固定资产折旧的处理方法来确定受教育者投资成本的税前扣除额。首先计算出不同学历的平均教育投资成本，主要包括教育支出（学杂费支出）、教育机会成本（因接受教育而放弃的工作收入）。其计算公式为：。其中为第i年学杂费支出，为第i年因接受教育而放弃的工作收入。考虑到区域经济水平发展的不均衡性，各地区课根据本地的工资水平计算出不同学历劳动者的平均工薪，据此计算出本地区不同学历受教育者的平均投资成本，然后将教育投资成本在规定的年限内（比如20年）平均分摊，允许其在缴纳个人所得税前抵扣。

舒尔茨在研究美国1926年～1956年经济增长时发现，单纯从自然资源、实物资本和劳动力的角度，不能解释经济增长的全部原因。他于1960年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并系统的阐述人力资本的投资成本及教育经济效益的核算，着重强调教育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人力资本理论另一主要推动者贝克尔，则认为教育和培训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他们二人均因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开拓性研究分别获得1979年和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人力资本理论提出，揭示教育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它的兴起和发展揭示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各国政府在提高国民素质，加大教育投资提供理论基础和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