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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性财政支出研究

2015/11/13 阅读:

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党的十八大再一次强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69,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城乡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3左右。毋庸置疑,中国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大是多种原因综合影响的结果。既有制度的原因,同时也有政策的原因;既有市场竞争的原因,也有行政垄断的原因等等。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先富带动后富”确实是一种有效率的发展模式,但却忽视了“公平性”。如果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增大,两极分化严重,那么收入不均就可能通过影响增长而对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包括富人)不利[1],最终将会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在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中,财政支出结构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然而,中国长期以来财政支出“城市偏向”政策使得在“兼顾效率和公平”之路的探索中未能有效地完成目标,反而导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不同项目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互异[2],其中福利性社会支出和居民的生活直接相关,对于提高居民收入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支出状况和结构也直接影响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本文旨在探讨福利性政府财政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影响机制,结合实证检验的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完善收入再分配机制,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一、文献综述

关于财政支出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的特色制度和市场环境,国内学者从财政支出的总量、结构或者财政支出政策等角度探讨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影响机制,并得出了各自不同的结论。较早,陆铭和陈钊(2004)基于1987—200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城市化、城市偏向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认为城市化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而持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地方政府实施的带有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有关[3]。赵人伟和李实(1997)分析了改革前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特点,认为改革以来(1978年后)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由基尼系数所反映出来的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同时东、中、西三大区域内的居民收入差距同样有扩大的趋势[4]。郭剑雄(2005)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考察了人力资本、生育率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影响,发现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高生育率和低人力资本积累率所导致的马尔萨斯稳态[5]。近期,雷根强和蔡翔(2012)的研究表明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的下降、城市偏向的再分配政策是导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6]。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在探讨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关系时发现城市化水平的相对下降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7]。陈安平(2009)从财政分权的角度出发通过建立联立方程估算了财政分权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认为财政分权有助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增加[8]。而陈安平和杜金沛(2010)认为即使财政投入总量增加城乡收入差距未必会缩小[9]。莫亚林和张志超(2011)基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分析认为财政支出的增加将会提高社会的基尼系数,恶化收入分配的公平性[10]。王艺明和蔡翔(2010)认为不同项目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互异,这种互异同时还表现出地区差异性[11]。

邓璇(2011)等人从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林水务支出能够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公共安全支出以及社保支出显著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12]。许海平和傅国华(2013)从财政分权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计量角度研究,认为中国各省区财政分权与城乡收入差距均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聚集现象,支出财政分权和收入财政分权均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13]。就国外文献来看,罗伯特•巴罗(RobertJ.Barro,2000)在研究不同经济社会环境中收入差距问题时,基于经济增长、投资和收入不平等的角度运用国家间大面板数据分析显示收入不平等将会阻碍贫穷国家经济的增长,而对富裕国家的影响较小[14]。德里•古普塔和哈米德•达乌迪等(SanjeevGupta&HamidDavoodi&RosaAlonso-Terme,2002)从腐败角度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和贫困产生的原因,发现腐败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将导致基尼系数增加11个百分点[15]。基于财政支出对象的差异,一些学者考察了财政支出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吴西明等(2006)从财政政策的角度出发,针对美国50个州1981—1997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相对于农村地区,税收收入再分配政策在城市地区更有效;而政府的福利性政策则对农村地区发挥的作用更大[16]。克拉克(Clarke,1995)实证分析了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出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发展负相关的结论[17]。萨曼塔和瑟夫(Samanta&Cerf,2009)通过转型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政府财政支出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发现收入分配应该作为政府制定财政政策的一个有效工具;和收入分配公平的情况相比,收入差距越大将会导致政府财政支出也越高[18]。徐开云(TsuiKai-yuen,1998)以中国四川和广东为例,通过分解农村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差距发现和其他转型中的国家相比,20世纪80年代中国城乡福利差距的增长速度相对比较稳健,1990年这种不公平程度仍然是低于发达国家;就地区而言,虽然保持一个较快的转型速度,但是广东省城乡差距并没有增加[19]。张晓波和坎波尔(Zhang&Kanbur,2005)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教育和医疗支出方面的城乡差距一直存在,而且这种社会不平等在城市和农村、沿海和内陆之间不断扩大[20]。通过上述文献的回顾,发现既往学者的研究中在变量上多直接选取财政支出的总量和财政支出结构作为政府财政支出的代理变量,从整体上系统研究各类财政支出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在分析方法上国内外学者多从横向层面来考察财政支出和收入差距的关系,忽视了二者之间纵向层面的关系研究。而在结论中,现有研究的结论重点分析了政府财政各类支出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但并没有比较财政支出结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和地区差异。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基于时间和地区维度,进一步考察中国福利性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与既往研究相比,本文的可能边际创新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解释变量的选取上看,本文着重从微观角度即与城乡居民生活切实相关的福利性政府财政支出(教育、医疗、社保和财政支农支出)角度考察其和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而现有文献大多从宏观角度研究中国财政支出政策、总量或总体结构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因此本文是对现有研究的深入和细化。第二,从分析方法上看,本文从纵、横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在横向区域差异的研究中本文采用大多数学者的方法,选取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考察了不同区域的福利性财政支出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联动影响机制,但在纵向时间差异的研究中本文将样本区间进行分时段处理,运用动态GMM方法考察了不同时间段福利性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这在现有的研究中是没有的。第三,从研究的结论来看,现有文献讨论的多是一般财政支出结构对其的影响,却忽视了各类财政支出之间的相互对比,而本文侧重福利性财政支出(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财政支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大小的比较分析。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描述

(一)变量选取本文接下来将采用1998—2012年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地区和时间维度作为切入点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GMM模型,实证考察福利性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其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如下。1.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GAP)的度量。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众多,常用的有相对收入差距和绝对收入差距。本文借鉴陆铭和陈钊(2004)[3]等众多学者的做法,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2.核心解释变量:福利性财政支出的测度。本文借鉴苏素的做法,并结合中国分税制财政体制中财政事权的划分,将福利性财政支出划分为教育支出、医疗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和财政支农支出。并以全国各地区财政在教育(EDU)、医疗卫生(MED)、社会保障(SSE)和支农(AGR)方面的支出作为其代理变量,具体用当年各省上述方面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占比衡量。由于2007年中国财政支出的统计口径发生过改变,经分析发现主要集中于“社会保障”与“财政支农支出”两个方面的统计口径的改变,而“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的统计口径变化不大。为了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以及检验结果的有效性,本文对社会保障支出和支农支出的统计口径进行了处理,具体的处理方法是:2007年之前社会保障支出包括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在2007年及以后统一为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1998—2002年财政支农方面支出包括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农林水利等气象部门事业费,2003—2006年财政支农方面支出包括农业支出、林业支出、农林水利气象部门事业费,2007年统一为农林水务支出。这样从纵向来看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各类财政支出数据的稳定性与连续性。除了政府的福利性支出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因此,为了避免计量检验的遗漏偏误,本文进一步根据相关理论选择了如下一些控制变量:财政支出规模(VF):即用各省级年度财政支出占当年省GDP的比来表示地方政府的经济参与度。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角,而中央政府通常以地方经济发展作为其政绩的主要考核标准。因此地方政府在发展当地经济,分配财政资源时会偏向于城市地区,农村地区只获得较少部分的财政资源,这样,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会随之增大。因此本文认为地方政府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越大,农村地区从财政支出中获得的好处反而越小,城乡差距将会越大。财政分权度(FD):衡量财政分权度的指标较多,本文将采用人均数即省本级人均预算内财政收入占省本级人均预算内支出与中央人均预算内财政支出之和的比重来衡量。陈安平(2009)[8]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财政分权实际上并不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陈工和洪礼阳(2012)[21]在加入财政分权与文教科卫支出和基本建设支出的交互影响作为控制变量后发现财政分权变量与城乡收入差距呈负相关。对外开放度():等于各省当年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折算的进出口总额占当年地区GDP的比例。对外开放会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和外来资本投入到城镇地区,相较而言,农村地区的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等政策的限制使得从对外开放中获得收益远远小于城镇地区。因此本文预期:经济越开放,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越大。城镇化水平(URBA):本文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考虑到中国经济社会政策的特殊性,城镇化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可能为正:根据刘易斯的城乡二元经济理论,可认为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地区依靠农业生产增加收入,由于土地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农村居民依靠土地增加的收入会逐渐减少,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扩大。但是这种影响也可能为负:对比分析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的几种渠道,包括户籍买卖、征地或者就业等可以发现农村居民中较为富裕的居民有更大的可能性转为城镇居民,那么,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就可能会进一步增大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是用来反映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本文采用的是对数化的名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民的收入高低离不开各地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预期这一变量显著负向影响城乡收入差距。

(二)数据描述本文的样本为1998—2012年的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基础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各地区《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ChinastatisticsYearbooksDatebase)。为确保检验结果的显著性,本文将人均GDP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表1所示。

三、实证研究结果

(一)地区①效应的静态分析结果———横向维度本文考虑到地区环境、资源禀赋、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从静态角度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地区之间的实证分析,考察福利性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地区差异性。估计结果见表2。结果显示,Hausman检验的P值均小于1%,本文认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更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进一步分析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首先,从全国层面来看:第一,福利性教育支出、医疗支出和财政支农支出的回归系数均为负,说明这三类支出比重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教育支出比重的上升能够从整体上改善城乡居民的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较高的劳动素质和技能能够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从而能够提高劳动者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同样,政府加大医疗支出的比重能够改善城乡居民的身体素质,在一个健康身体的支撑下城乡居民更能持久地参加工作提高收入水平,同时减少支出,变相增加收入。值得注意的是财政支农支出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说明福利性财政支出中支农支出占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这一结论和现有文献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城市偏向”等经济和社会政策所致,农村居民所需负担的教育、医疗和社保支出超过了农民的基本收入,因此通过支农支出增加的农民收入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起到的作用甚微乃至不显著。第二,福利性社保支出系数为3.2987,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福利性社保支出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原因是当前农村地区社会保障覆盖面较窄以及农村居民的社保水平普遍较低,即使从整体上提升福利性社保支出所占的比重,受惠更多的仍将是城镇居民,而农村居民将相对花费更多去承担社会保障支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更大。第三,控制变量中,财政分权度(FD)在全国层面上显著负向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说明随着财政分权度的增加,城乡收入差距会减小。这与本文的预期结果相悖,可能的解释是:财政分权度增加能够帮助地方政府掌握更多的财政经济资源,财政支持力度的增大可能会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外开放度()的系数并不显著,原因可能是东、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别。在三大地区内,由对外开放程度引起的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是各有正负,这种正负作用相互抵消从而使得全国层面的结果并不显著甚至负相关。城镇化水平(URBA)和人均GDP的估计结果显著为正,这与本文预期的结果相一致。其次,基于分地区固定效应回归的分析。东部地区的福利性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医疗支出占比和城乡收入差距亦呈负相关关系,而社会保障与财政支农支出占比和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其中的财政支农支出回归系数为2.6263,并未与全国范围的估计结果保持一致性。主要的解释是:一方面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重点依托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居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该类产业所创造的价值,而传统农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于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居民收入的作用相对较小,农民依靠农业生产所带来的收入已不再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另一方面从表2可以看出影响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福利性医疗和社保支出,如果政府提高福利性支农支出比重,势必会挤压医疗和社保支出占比。综合来看,虽然增加支农支出给农民在农业生产上带来更多的优惠,但是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将被用于支付家庭的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所抵消,甚至导致农民的支出大于收入,实际可支配收入减少,城乡之间收入差增大。东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度()在1%的水平上正相关,原因是东部地区经济产业集中度较高,自身的地理位置和经济竞争力的优势使得外来资本和投资也越多,将会吸收更多的劳动者参加工作,从而提高收入水平,与开放度不高的中、西部地区居民的收入相比,这种差距将会更大。同时,中、西部地区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福利性社会支出的估计系数都与全国范围的估计结果保持了很好的一致性。说明中、西部地区的福利性财政支出中教育、医疗和财政支农支出占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正向的,而社保支出占比对其影响是负向的。从表2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引起城乡收入差距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保障支出占比增大,主要表现为社会保障支出增加1%将会引起收入差距增加3.3632%。综上所述,对比东、中、西部的回归结果,有理由认为:福利性财政支出中,医疗支出的增加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最有效,福利性教育支出次之,财政支农支出最小;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不仅会扩大全国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同时也拉大了区域内的城乡收入差距。

(二)时间效应的动态分析结果———纵向维度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从动态角度来考察福利性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时间差异性。考虑到中国财政支出统计口径在2007年发生调整,因此本文将分为1998—2006、2007—2012、1998—2012三个时段进行分析。结合现有文献的研究结果,推测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具有长期的影响。同时,为了克服基准回归内生性的问题,本文在回归方程(1)的基础上加入城乡收入差距的滞后一期GAP作为解释变量。最终,建立如下动态面板回归方程。由于一阶差分GMM估计容易受到弱工具变量的影响而使估计结果有偏,为克服弱工具变量的影响,本文将使用二阶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差分广义矩估计(DIF-GMM)和系统广义矩估(SYS-GMM)。最终,估计结果见表3。结果显示,模型5的DIF-GMM中AR(2)和Sargan均通过检验,优于SYS-GMM的估计结果。模型6的两种估计结果均未通过Sargan检验,推测是由于时间t的分布较短引起的,但是从SYS-GMM估计结果来看福利性财政支出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基于此,重点分析模型5中DIF-GMM回归结果和模型7的回归结果。首先,从模型5DIF-GMM回归的结果来看:福利性教育和财政支农支出显著负向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福利性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显著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其中影响1998—2006年城乡收入差距最主要的原因是财政支农支出。对此的解释是: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在观测的样本期间内中国仍然处于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状态。由于现代工业发展不成熟以及户籍制度、人口流动政策的制约,导致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并不能完全被吸收,从工业发展中获得的工资收入也将减少。为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他们必然重新投入到农业生产过程中,此时如果政府增加财政支农支出将直接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其次,再看模型7的回归结果。模型7中DIF-GMM和SYS-GMM的AR(2)和Sargan检验值均通过检验,说明模型7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并且工具变量选择是有效的。从DIF-GMM和SYS-GMM的估计结果看,福利性教育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而由财政医疗和支农支出引起的城乡收入差距变化并不明显。说明从纵向比较中,引起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福利性社会教育支出与社会保障支出。比较Sargan检验对应的P值,选择P值更大的SYS-GMM模型分析,估计结果表明:福利性教育支出每增加1%,城乡收入差距将会随之减少0.5835%;社会保障支出每增加1%,将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增加0.8181%,医疗和财政支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各有正负,但是其结果并不显著。对比表2发现,福利性医疗支出在区域和时间层面的估计结果并不稳健,说明财政医疗支出主要是通过区域差异来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而由时间差异引起的影响相对较小。可能的原因是中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各地政府财力和资源的悬殊和长期以来的“城市偏向”的经济社会政策导致政府在对医疗资源的分配上更多倾向城镇,而医疗资源的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分配不均是在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总体来看,在本文可观测的样本区间内,综合区域和时间差异实证分析结果可以认为:福利性政府支出中教育和社保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非常显著,并且在纵、横两个层面均表现得十分稳健。财政医疗支出只在区域层面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十分有效。值得注意的是财政支农支出的估计结果虽然各有正负,但是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不明显。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在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中,财政支出结构不仅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也是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毋庸置疑,不同项目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各异。其中,福利性社会支出和居民的生活直接相关,对于提高居民收入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支出状况和结构也直接影响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本文基于中国1998—2012年的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地区和时间层面作为切入点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动态GMM模型,实证考察了福利性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福利性财政支出在不同的时间和区域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表现出较大差异性。具体来讲:首先,财政教育支出增加会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扩大作用,医疗和财政支农支出随着时间和区域的不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各有正负作用;其次,教育和社会保障两项福利性财政支出占比均在纵横两个层面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医疗支出次之,财政支农支出最小。根据上述结论,本文的政策建议是直观的。首先,政府应该倾向于提高教育财政支出总体水平;同时,优化财政教育支出结构,尤其是加大对农村地区教育基础设施的投资,改善财政教育支出地区间不平衡现象。另一方面,针对城乡不同教育群体,政府要加大进城务工的民工的教育资源投入,通过民工素质的提高,以减少支出,增加收入,提高教育投资的效率。其次,平衡城乡之间的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村居民的低保水平,完善养老保险机制,让社保福利能真正受惠于农村居民,实现社会保障服务均等化。最后,从地区效应分析的结果来看政府应该提高对农村居民的医疗和支农支出水平的重视,重点解决农村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扩大医疗救助范围,让医疗救助在保障困难群众基本医疗权益中发挥其基础性作用。支农方面应该给予农业生产一定的政策和技术支持,帮助农民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业生产收入在农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配合户籍改革,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促进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让转移的人口真正稳定到城市里面去。既有利于缓解“人口红利减少”的矛盾,又有利于减少农业人口,缩小城乡差距。

作者:刘吕吉 张凤 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

福利性财政支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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