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对非洲投资的政治风险范文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资企业对非洲投资不断增多，所面临的风险也相应增大。一是非洲政治环境诱发的系统性政治风险。二是东道国利益集团与民族主义者排挤外资引发的内生性政治风险。三是域外势力搅局带来的外生性政治风险。四是中资企业自身问题引发的政治风险。在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中资企业应增强风险防控意识，坚持走本土化经营之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互利共赢中实现可持续发展。政府层面应加强对非洲区域和国别的研究，及时对当地的政治局势和潜在的风险进行评估，建立和完善风险预警机制。

关键词:中资企业;非洲投资;政治风险

近20年来，中非经贸合作迅猛发展，中国对非洲投资逐年上升。据商务部统计，2016年，中国对非洲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33亿美元;2017年，投资流量达31亿美元，是2003年的近40倍。投资领域覆盖建筑业、采矿业、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和零售业等［1］。与此同时，在对非洲国家投资的过程中，中资企业所面临的政治风险也与日俱增。

一、系统性政治风险

系统性政治风险主要包括战争和内乱、违约、征收、延迟支付等。这几大风险在非洲国家都一定程度存在，且分别随着整体形势变化有所加重或表现出新的特点。

1.政局不稳、政权更迭风险上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拉大了非洲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强化了殖民历史给非洲国家带来的支柱产业在特定群体、特定外国资本上的高度集中，从而激化了因资源分配不均引发的社群、族群、宗教三大传统矛盾。自2011年北非动荡开始，民主化浪潮下的非洲，部分地区进入新一轮政治动荡期。2016年非洲“选举年”加剧了这一趋势，导致未来政局动荡、政策转向的可能性激增。南苏丹、中非、刚果(金)等国家的内战在选举前后进入高潮。2015年，布隆迪在大选期间发生暴力冲突和未遂军事政变，造成上百人死亡，近20万人沦为难民，国家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2018年6月，津巴布韦总统和埃塞俄比亚总理先后在群众集会上遭到炸弹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2］。政局动荡导致的战乱，给我国在非洲的既有投资成果带来巨大打击。以利比亚内战为例，内战导致中资项目全部停滞，27个企业在战争中遭劫，直接经济损失达15亿元［3］。刚果(金)是2016年我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第二大国，存量总额达35．1亿美元［4］。然而2016年以来，刚果(金)试图推动选举法修正案，总统大选延期，期间骚乱频发，导致中国投资流量锐减，既有资产也受到威胁。政权更迭下，靠政变上台的新政府，往往“新官不认旧账”，导致既有共识与投资环境的不可延续，违约风险高发。2006年10月，尼日利亚交通部与中国中土集团签署拉卡铁路建设合同，项目资金10亿美元。至2008年10月，工程已经完成逾1/4，新上台的尼政府却单方面宣布终止该合同，称这项由前总统奥巴桑乔推进的项目“需要政府进行重新核查”，导致中方前期的投资全部“泡汤”。

2．政治暴力事件频发。非洲民族宗教矛盾历来错综复杂，近年来伊斯兰极端主义抬头，“阿拉伯之春”引发极右思潮，使得恐怖主义与反政府武装相互关联，催生新一代宗教极端主义反政府恐怖组织。目前，活跃在非洲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组织至少有16个，其中以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索马里“伊斯兰青年党”两大组织最为猖狂，西非和中非成为受害最重的地区。部分恐怖分子和反政府武装为扩大事端，故意针对中资企业制造恐怖事件，以达到政治目的。2007年，中原油田勘探局埃塞俄比亚公司在欧加登地区的项目遭到200多名持重武器的反政府武装组织的袭击，造成中方9人死亡，1人轻伤，7人被绑架，价值近1亿元人民币的设备被毁［5］。2012年，24名中国工人在埃及西奈半岛遭“统一和圣战”极端组织人员劫持。苏丹是我国最大的海外石油投资地之一，但自2004年以来，已经发生了4起针对中资企业的绑架袭击事件。2012年，苏丹反抗军在南柯多凡(Kordofan)绑架了中水电集团29名员工。2013年，苏丹北达尔富尔(Darfur)地区再次发生绑架中国员工的事件。

3．间接征收复杂化。征收风险是东道国政府对外资企业实行征用、没收的国有化风险。一方面，一次性剥夺外国投资者财产的行为仍然存在。2012年，正处于民主化浪潮中的埃及、利比亚等北非国家政府先后出台政策，没收我国企业在其境内的资产，并严格限制中国在非洲投资。2016年，津巴布韦内阁曾宣布，所有在津外资企业需要将至少51%的股份转给津巴布韦黑人公民，否则将收回企业执照［6］。另一方面，间接征收取代了直接征收。“间接征收”是指对所有权人使用、占有和处置财产的干涉，使其不能有效行使其所有权。目前，“间接征收”以贸易保护主义工具、腐败等现象最为常见。反倾销调查是近年来非洲部分国家为抵制中国商品所使用最常见的贸易保护主义工具。2017年6月和9月，摩洛哥分别对自中国进口的冰箱、胶合板产品反倾销调查做出最终裁定，征收临时反倾销税。1995－2009年，南非共对中国启动了43起反倾销调查，已对17类中国产品起征反倾销税。1996至2009年，埃及共发起16起反倾销调查。有学者认为，迄今对中国发起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措施的非洲国家并不多，呈现涉案金额小但案件数量多的特点，并有向多个领域蔓延的趋势［7］。非洲国家的腐败问题为全世界所公认，且近年来没有显著改善。腐败在非洲社会的普遍化，意味着企业进行任何商业活动，只要与政府打交道就不得不行贿。贿金被扭曲为确定成本，成为实实在在的负担。以埃塞俄比亚海关为例，不少中资企业抱怨海关官员有索贿现象，对中国商品的检查过于苛严，常单方面根据欧洲商品定价对中国商品重新定价课税，以迫使中国企业交纳更多进口关税和罚款，或违反有关协议随意征税［8］。此外，腐败问题正在把中国企业拉进“腐败迫使企业行贿，行贿又进一步助长腐败”的恶性循环。严重的腐败现象与违约风险也存在密切关系，导致契约失效或大打折扣。

二．内生性政治风险

随着我国民营企业在非洲业务的拓展，不可避免地会对当地固有的经济结构、市场格局等造成冲击。目前，中资企业同非洲本土企业在制造业、服务业领域形成一定的竞争。这种竞争客观上有助于非洲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但在调整期间，当地部分企业确实会因既有市场缩小而受到冲击。这些企业联合在一起，便成为利益受损集团。近几年，非洲经济发展低迷，产业结构、地区发展的严重失衡，国民收入分配不均等现象，同外资企业的丰厚利润形成鲜明对比，刺激了经济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加之反全球化浪潮煽动，一些非洲底层人民将种种社会矛盾归咎于外资的流入，“矿产资源民族主义”“全球化危害非洲”“街头民主争取社会权利”等思潮应运而生，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在这些因素作用之下，部分东道国的民族主义者将矛头对准中资企业。他们认为，中国的廉价商品严重威胁了非洲薄弱的民族工业，中资企业的经营活动和竞争方式对非洲同类企业构成了不正当竞争。他们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抵制中国货与中国品牌，甚至采取非理性的破坏性行动。民族主义者与利益集团除了通过自身的行动直接作用于外资企业外，还会通过游说与抗议对政府施加压力。2017年4月，数百名乌干达商人在首都坎帕拉举行罢市，当地商人和部分官员希望政府禁止中国人进行小额贸易。数月之后，发生了多起当地人与中国商贩的冲突事件，肇事者焚毁中国商品、甚至枪杀了一名中国女商人。一些中资项目已经因此而受到影响。如2010年，紫金矿业收购刚果(金)某铜矿项目，因当地反对者游行示威，斥责中国企业不重视环保，最终被驳回。非洲各国内部的利益集团虽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民众的政治表达也有局限性，但他们在社会舆论层面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能对执政党构成民意压力，进而影响政府决策。当民族主义情绪达到一定程度时，东道国政府就可能以牺牲外来投资企业利益的方式安抚国内民众。此外，一些非洲国家的内部问题也会被怪罪到外资企业头上，以转嫁国内矛盾。这一现象近年时有发生。尽管非洲领导人对中国企业的总体评价不错，但批评之声从未断绝。一种观点认为，在中国与非洲的贸易模式中，中国比非洲获得了更多的好处。2012年的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上，时任南非总统祖马在评估当前趋势时断言:这种贸易模式在长期看来是不可持续的。非洲经济的过去与欧洲的经验告诉我们，需要谨慎对待与其他经济体的合作。2013年3月，时任尼日利亚中央银行行长拉米度•萨努西在《金融时报》发文，指责中国掠夺尼日利亚的矿产资源，并削弱其制造业。一些非洲国家已经对中资企业采取限制措施。2011年，坦桑尼亚政府驱逐了达累斯萨拉姆的卡里亚科(Kariakoo)市场的中国商人。坦方一名内阁副部长表示“欢迎中国投资”，但不是“供应商或鞋匠”，因为这些工作可以由坦桑尼亚人执行。2012年5月，尼日利亚移民局逮捕45名中国纺织商，称中国商人从事“低等级”的经济活动，是在“剥夺就业机会”。2012年，马拉维出台法律，禁止外国人在四个主要城市以外的地方经营小企业。马拉维贸易部长明确表示，我们不接受来自中国一类地方的外国人，在农村开办小企业和商店与当地商人竞争。一些非洲国家反对党政客为了提高其支持率，故意抹黑中国商品与中国企业，使当地中资企业蒙受巨大压力。2018年5月，津巴布韦反对党“民主变革运动党”领导人尼尔森•查米萨在竞选中声称，现政府不关心普通工人，誓言如果他赢得选举，将“驱逐中国投资者”。然而，许多政客在掌握政权后，又会转脸拥抱中国投资者。最好的例子莫过于赞比亚爱国阵线领导人迈克尔•萨塔。在2006年赞比亚大选期间，萨塔威胁要驱逐中国工人，并实施外汇管制，防止中国公司汇回利润。2010年，他指责中国矿业公司下辖矿区把赞比亚人当作“奴隶劳工”。2011年，他在竞选总统时声称:“赞比亚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省。中国人是这个国家最不受欢迎的人……中国人是来侵略和开发非洲的。”然而就任总统后，他对中国的态度立刻转变。2011年9月他就职后举行的第一次正式会见就是会见中国大使。2013年4月，萨塔在访华期间与中国签署了数项投资协议，并希望中国公司投资铁路、农业和矿业，甚至还要求中国帮助赞比亚重建一家国有航空公司。从这一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反对党领导人对中国的攻击，纯粹是为了拉选票。同时，也要看到，这种宣传给民众对华认知与态度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

三、外生性政治风险

外部性政治风险，是指第三国、国际组织等针对东道国采取经济制裁、武力威胁等手段而导致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经济利益受到威胁的风险。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截止到2016年末，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已达530亿美元(包括香港)，是全球第三大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国，仅次于美、英。且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增速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2016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是2011年的2．3倍，英、美则不足2%，法国甚至下降了5．77%［9］38。从结构看，我国国有企业作为对非洲投资主体，与西方跨国公司形成明显的竞争关系。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资本的涌入挤占了其投资市场，威胁了其在非洲的石油、矿产等自然资源的进口来源，扩大了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因此，对中国的投资充满敌意，近年来对我国投资非洲的负面态度不断放大。

1．西方舆论攻击抹黑中资企业。舆论攻击抹黑是当前西方国家遏制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重要手段。近几来，西方政界、学术界和新闻界对中非合作不乏“中国威胁论”论调，他们一是批评中国忽视非洲大陆的人权，与专制政府打交道，行贿寻租，助长腐败。二是指责中非之间的商业交易不透明，背后隐藏着不对等的商业条款。三是指责中国对非洲国家过度借贷，加重了非洲的外债负担，抵消了它们在减轻非洲国际债务方面所做的努力。四是污蔑中国的投资开发是在掠夺非洲自然资源和廉价原料，剥削劳工，搞“新殖民主义”。五是指责中国制造业对非洲倾销，威胁了非洲本土工业的发展，破坏了生态环境。六是认为中国修建的基础设施和建筑工程对非洲当地的发展益处不大，且质量不佳。在对中非关系批评日趋理论化和系统化的同时，欧美高官对中非关系的批评日趋官方化，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前国务卿希拉里、前国务卿克里、前副总统拜登等，都发表过批评中国在非洲投资的言论。2012年出版的《中国在非洲国家的形象评估》研究报告显示，多数非洲本地民众通过本地媒体和西方媒体获得关于中国的相关信息，中国媒体在非洲公众中的影响力处于弱势地位［10］。由于西方媒体是非洲学者与民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且相当数量的非洲高层政治精英深受西方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影响，因此，西方长期的舆论歪曲将会加深非洲民众对中资企业的负面印象，继而在多个环节上影响中资企业在非洲发展。最为典型的是，一些正常的劳资纠纷，在第三方势力别有用心的煽动下，发展演变为反华浪潮。因此，中国必须加强软实力建设，提升国际话语权，增强对非洲传播力、影响力，让非洲民众真正了解中国，亲近中国。

2．西方强化对非洲经济外交挤压中国投资。在展开舆论攻势的基础上，西方国家加大对非洲经济外交力度，挤压中国企业在非洲发展空间。2005年至2017年，美国千年挑战公司(MCC)向14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基础设施、卫生、教育和部门投资了超过65亿美元。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2年访非洲期间推出了“电力非洲”计划，试图提高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电力覆盖率。截止到2017年，该计划已经为美国带来了80个投资项目，总价值超过145亿美元，超过1/3由美国私营企业完成。2014年，奥巴马在美非经济论坛上提出了总规模330亿美元的对非洲投资一揽子计划。201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建设法案”，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部分业务与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整合，创建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IDFC)。整合后IDFC拥有600亿美元的贷款上限，是目前可贷款额的两倍。鉴于非洲在OPIC的投资组合中占最大份额(27%)，拟议中的IDFC很可能极大提高美国资本与中国国企在非洲竞争的能力。欧盟也加大了对非洲国家的投资。2014年的第四次欧非峰会上，欧盟积极鼓励企业到非洲投资，以提升欧非间经济贸易的紧密度。到目前为止，欧盟已经与尼日利亚等西部非洲16个国家签署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南非等6国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正在商谈中。非洲与美欧发达国家签订的自贸协定会影响中非间的次区域合作，因为欧盟在EPA谈判中增加了最惠国待遇条款，提出非洲次区域组织任何一个缔约方与第三方签订自贸协定，如涉及更为优惠的条款时，必须同样赋予欧盟国家，这势必将制约中非间的自贸区谈判进程。日本也试图制衡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日本媒体曾呼吁，要以殊死的态度改变(在非洲)相对于中国的滞后局面。2013年6月，日本在第五届非洲开发会议时，宣布2013－2017年日本将向非洲提供320亿美元的援助，以扩大日企在非洲的投资。此外，西方国家还利用政策协调、制度规范等手段，设置与提高准入门槛。如2007年，中国与刚果(金)资源换基础设施的协议，最初中方财团拟出资90亿美元，用于在刚果(金)全国范围内修建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项目。但后来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巧借名目进行施压，协议规模缩减至60亿美元［7］。综上，未来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面临的第三方势力竞争必将与日俱增。

四．中资企业自身原因引发的政治风险

诚然，当前非洲一些民众对中资企业和商人的不满情绪一定程度上是客观存在的。我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良莠不齐，劣等投资影响了中国的整体形象。中资企业在非是否本地化上升为一个政治性问题。本地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是否和当地企业合作，从当地采购生产生活的商品与服务;是否使用当地雇员达到一定比例;是否尊重当地的法律，将其生产与经营活动按照当地标准进行调整;雇员是否和本地人居住、交往，用当地语言交流，尊重当地习俗传统。一些中资企业缺乏本土经营的理念，在非洲投资过分追求经济利益和短期效益，不注重建立本土化的公共关系，很难真正融入到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体系中，这成为助长非洲民族主义的导火线。其中，以劳工权益、非法经营、移民融入等问题最为突出。

1．劳工权益问题。非洲国家劳工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较为健全，法律对劳动合同签订、最低工资标准、雇佣关系的解除、工作时间等方面都有较为严格的限制，且工会和行业组织在维护劳工权益方面拥有影响力［11］。一些到非洲投资的中资企业对当地劳工法等相关法律缺乏了解，不注重保护劳工权益，容易引起劳资纠纷，进而引发罢工、游行示威等事件。近年来，时有媒体报道，一些中资在非洲矿场、工厂存在非法解雇劳工、薪金低、工作时间过长、工作环境恶劣等问题。在非投资的较多中资企业都曾遇到过劳工纠纷。劳工纠纷的频发会放大劳工权益的被剥夺感，触发群体性公共事件，恶化企业的舆论环境与形象。劳资纠纷甚至引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群体性暴力事件。2010年，因不满劳工待遇与工作环境，赞比亚科蓝煤矿矿工举行罢工示威活动，期间中方管理人员向抗议人群发射散弹并导致多人受伤。2012年，该煤矿矿工在抗议工资低于赞比亚新出台的最低工资标准时，愤怒之下杀死了一位中国职员。2013年2月，赞比亚政府强制收回了科蓝煤矿的经营控制权，并指控其虐待劳工，工作环境恶劣。这一事件被外媒争相报道，为西方鼓吹中国“新殖民主义”提供了口实。

2．非法经营问题。在对非洲投资过程中，少数中国投资者忽视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违反非洲国家的法律法规而遭受东道国规制，给中资企业在当地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加纳作为非洲仅次于南非的第二大黄金生产国，由于执法滞后，非法采金活动非常普遍。一些中国公民利用该国的法律漏洞，非法入境从事淘金活动，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与当地部族产生了尖锐矛盾。自2012年10月起，加纳政府多次采取联合执法行动，打击非法淘金者。2013年5月，加纳政府下令清理在当地非法开采黄金的中国人，焚毁大量开采设备。一些加纳当地居民也对中国人展开报复行动，洗劫华人商铺，甚至暴力袭击中国人。这一事件导致很多在加纳的无辜中国人受到波及，损失惨重。据统计，共有169名中国公民被关押或拘留，5000余中国公民因此事件离开加纳［12］。2014年12月，安哥拉抓捕中国公民事件，以及2015年3月肯尼亚中餐馆事件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不负责任的中小企业的非法经营行为给中资企业造成的恶劣影响。

3．移民融入问题。在非洲投资的中资企业雇员和一些商人，绝大多数人没有长期在非洲发展的打算，只想干几年赚了钱回国。他们倾向于将自己封闭在中国人的圈子里，不与当地社会接触，甚至对非洲人心存偏见。例如在坦桑尼亚的达雷斯萨拉姆与赞比亚的基特韦，中资企业职工在当地有专门的社区，其中涵盖了衣食住行所需的大多数设施。他们基本生活在社区中，不与外界进行交流，甚至自己打井取水，使用的商品也都是从中国运来的。这种情况目前在对非洲投资的中资企业中普遍存在，导致当地人认为，中国人来到非洲只是为了赚钱，消耗当地资源，抢夺他们的就业机会。这种“本地人”与“外来客”之间的矛盾，往往会因为缺乏交流与理解被放大，引发当地民众对中国企业的敌视和排斥。中资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在东道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稳定的情况下，不会造成太大问题。但是，一旦出现政治危机或社会动荡，或者遇到第三方势力煽动，就会产生连锁反应，成为东道国不同政治力量交锋的焦点，或者第三方势力干涉的切入点。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行，主席发表了题为《携手共命运，同心促发展》的主旨演讲，强调中非要携起手来，共同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重点实施好“八大行动”。中非合作迎来黄金机遇期，中资企业对非洲投资必将掀起新高潮。中非合作符合中非人民的共同利益，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资企业要积极布局、大力开拓非洲市场，认真总结在非洲投资的经验与教训，树立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理念，坚持走本土化经营之路，主动融入非洲当地社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同时，要增强风险意识，下好先手棋，加强对投资所在国市场调研，采取必要的风险防控措施。政府层面，外交、商务等部门应加强对非洲区域和国别的研究，及时对当地的政治局势和潜在的风险进行评估，建立和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必要时，采取灵活积极的外交政策与手段，帮助中资企业化解危机。这不仅关乎中资企业的投资收益，也是“一带一路”倡议能否在非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作者：范宏伟 王嘉梁 单位：厦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