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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经济学论文范文

投资经济学论文

投资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篇

培育学生的商业意识。《投资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联系极为紧密的学科,应该在培育学生商业意识方面发挥作用。从理论上看,商业意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分别是市场洞察力、对市场的反应力和执行力。市场洞察力指的是学生主动发现商机,积极面对商机的能力。《投资经济学》课程中项目可行性分析方面的教学,可以为学生市场洞察力的培育夯实理论基础,学好了并充分掌握这一部分的内容,学生的市场洞察力应该会较之以前有所提高。对市场的反应能力,指的是学生发现商机后能够立即制定出相应的应对策略。《投资经济学》教材中筹资方式、筹资决策等方面知识的讲授,会增强学生对市场反应能力的信心,有利于发现商机后能够立即付诸行动、采取措施、抢抓商机。

执行力指的是学生投资策略制定后,为全面贯彻落实相应策略所应当具有的强大的后期可持续发展的执行能力。《投资经济学》教材中关于项目管理方面的知识,可以为学生强化执行力提供理论基础。通过《投资经济学》的学习,能够为学生商业意识的强化提供理论支撑,这也是学生应当学习并学好《投资经济学》这门课程的重要原因之一。培育学生的风险意识。作为投资的重要特征之一,风险(意识)是《投资经济学》课程应该传授给学生的重要意识之一。《投资经济学》课程中的风险,一般指的是风险自身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损失的不确定性。前者包括风险产生的后果可能是损失、可能是获利也可能是无损失也无获利,后者则仅仅指损失。从《投资经济学》课程的内容来看,无论是对内投资还是对外投资,无论是筹资还是投资,无论是做项目决策还是规避项目所可能带来的损失,这些都与风险紧密相关。任何一项投资活动都必然会伴随着风险的存在,这是因为对于投资者来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对于产业发展方面的政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及其他无法避免的不可抗力因素等,有一定程度的预测能力,也有一定的规避风险的意识,但对一些实实在在发生的损失在很多时候是无能为力的。面对损失,只能是尽量采取措施减轻程度,而不是彻底规避损失。以对外投资为例,东道国(地区)政局变动的情况是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等也是不可以控制的,投资在可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极有可能会带来风险。风险不可怕,可怕的是学习了《投资经济学》以后却不能对风险采取有效的规避措施。

显而易见,风险意识是在《投资经济学》教学中应该重点传授给学生并要求灵活掌握、运用的意识。培育学生的开拓意识。开拓意识是建立在商业意识和风险意识基础上的,其对于学习过《投资经济学》的未来投资者综合素质的培育极为重要。商业意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确保商业机会不会失去,风险意识可以进一步强化商业意识,为抢抓投资机会夯实基础。但是,仅有这两方面意识,即使是商业机会被抓住了,有效规避风险、确保项目收益的目标仍然难以有效达成。从各种投资活动的实际过程来看,即便是抓住了商业机会,制定了极为缜密的投资策略,在纷繁复杂的多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下,投资活动的收益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难以一直保持不变的。这就要求投资者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针对现实困境克难奋进、排除万难、以不变应万变,随时随地监控投资活动的进展,分析投资活动所可能带来的风险。在出现风险的情况下,要求投资者不仅要沉着镇定,还要求投资者根据形势发生的变化,及时采取措施控制风险,尽量减少损失。虽然在《投资经济学》教材中没有明确提出要培育学生的开拓意识,但是基于投资活动的特殊性,开拓意识应该始终贯穿于《投资经济学》教学之中。

与高职高专类学校相比,本科院校在办学模式方面封闭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校企合作问题也很难落到实处。即便是部分高校与相关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有项目合作,但对于全面提升本科生的综合素质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难以发挥作用,学生缺乏从学校到企业的良性流通渠道。一方面,部分高校的学生很少有机会到企业实习,真正掌握企业投融资决策活动基本流程的学生更是凤毛麟角。即便是毕业实习,很多高校也是流于形式,很多学生难有真正的动手机会,接触不到企业的一些真实的操作,课堂上所学的知识难以在实习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巩固。另一方面,与高校签订有合作协议的企业,往往在实习过程中将目光锁定在要招聘的所谓的“优秀人才”身上。只有这部分学生能够真正接触到企业的实际工作流程,而大部分人即便是待在企业实习,所从事的也都是一些琐碎的工作,几乎不可能接触到企业核心层面的一些东西。比如,企业投资决策之类的材料往往被企业以保密为理由加以封锁,学生无法接触到,自然也就难以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从目前高校的《投资经济学》课堂教学来看,绝大多数高校仍然以理论教学为主,无论是平时的课堂教学,还是对课程的考核(主要以闭卷考试为主),均难以切实有效地将学生所学的知识与课程本身所要求的实践标准相结合。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一是高校对教师主要以公开的数量和质量来进行考核,以至于大部分教师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撰写并的过程中,对教学工作松懈,能够与时俱进,及时补充自身知识并传授给学生的教师相对少。另一方面,与高职高专类教师招聘相比,普通本科院校在人才招聘的过程中更为注重科研型教师的招聘,实践经验丰富、科研成果一般的教师难有机会进入到重点大学中,往往是科研成果丰富、实践经验缺乏的教师更有进入重点院校的优势。与以往相比,现在的大学生主要以90后为主。90后的成长环境与80后、70后存在显著差异,90后大多数是独生子女,成长环境较之以往明显好转,是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很多学生没吃过苦,不懂得生活的艰辛,自我认知能力差,自身期望值高,对待学习也不像以往学生那样刻苦和认真,学习效果欠佳。对某师范院校和工科院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实地调研发现,对农业生产的基本常识有所了解的学生极为少见,这从侧面说明,吃过苦的学生很少。部分学生虽然学习努力,但“死读书、读死书”的多,对于自身、对于课程缺乏认识,很多人学习动机不明确,甚至仍然抱着高中时的学习态度来对待大学课程的学习,更喜欢的是教师满堂灌的填鸭式教学,学习的自觉性不强,自主性不够。在此情况下,自然不难理解《投资经济学》课程的实际教学效果与教学目标相背离的现实。要通过《投资经济学》课程的学习,强化学生的商业意识、风险意识和开拓意识,必须高度重视学生自我认知能力的提升。在缺乏正确的自我认识的情况下,学生的学习效果难以有保障,教学目标难以达成。

要发挥《投资经济学》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方面的应然角色,达成《投资经济学》的教学目标,有效地将《投资经济学》课堂教学与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结合起来,需要学校、教师和学生三者共同付诸努力。学校要重视实践教育,创新办学模式。鉴于《投资经济学》课堂教学对于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方面的重要性,开设有《投资经济学》的本科院校需要高度重视实践教育,创新办学模式。一方面,学校要积极主动地与相关企业加强合作,畅通学生实习的机会,为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条件,提供支持。在有条件的地区,学校应根据经济管理类专业自身的特点,定期组织学生到企业实习,让学生切实参与到相关企业的实际工作中。同时,学校还可以有意识地尝试改革本科生的毕业实习工作,根据学生所学课程的实际情况,将实习贯穿到不同年级的寒暑假等时间段中。另一方面,考虑到本科生的就业等诸多现实问题,不同高校可以在充分发挥自身学科优势的前提下,主动与企业合作,尝试新的办学模式。比如,可以借鉴高职高专院校订单式培养学生的办法,在本科院校开设专门的实验班,为特定企业培养人才。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侧重学生对专业知识的运用和掌握,将上岗培训等有关知识理念贯穿到平时的教学工作中。教师需要重视理论教学,重视动手能力。针对《投资经济学》课程自身的特点,要切实达成该课程的实际教学目标,必须在继续高度重视学生专业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强化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培养。对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教师,要在平常的学习过程中,强化自身动手能力的提升。要充分利用高校人员到企业挂职的机会,直接参与到企业的运转过程中,稳步提升自身的动手能力,为更好地教育学生夯实基础。

对于工作经验丰富而理论知识较为欠缺的教师,要利用学校各种资源,强化自身的理论学习,力求能够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在发挥自身实际工作经验的同时,更好地传播理论知识,提升教学效果。高校在人才招聘的过程中也要转变过去的做法,以论文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高低作为评价人才的标准有失偏颇,应该根据不同的课程设置不同的人才招聘标准。对于操作性较强的课程,在强调应聘者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更应该强调应聘者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学生需要端正学习态度,提高学习效率。在宏观经济形势不景气的情况下,普通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显著增大。要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找到合适的工作,对于经济管理类毕业生来说,学好《投资经济学》这门课程尤为重要。商业意识、风险意识和开拓意识是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体现,也是《投资经济学》这门课程所要灌输给学生的重要理念。学生要充分认识企业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自己的优势和缺点主要表现在哪里。只有扬长避短,努力将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才能够更有竞争力。这就要求学生自身端正学习态度,正确对待所学的专业课程,特别是像《投资经济学》这样的课程。应该在强化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重视动手能力的培育。在信息经济时代,知识更新换代的速度尤为迅速,面对海量的新知识,学生要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在抓紧学习《投资经济学》基本理论知识的前提下,提高学习效率。在实践中,要强化《投资经济学》课程所灌输的商业意识、风险意识和开拓意识,逐步提升个人的综合素质。

投资经济学论文范文第2篇

我校采用的是本校李北伟教授主编的《投资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在兼收并蓄国外同类著作精华的同时,紧密结合我国投资的实际情况,将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的观点和理论以及做法加以整理和吸收。同时,还从教学特点出发,每一章节都列出了相应的学习要点、典型案例、小结和复习思考题,方便教师与学生的使用,达到了良好的教学与学习效果。

2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投资经济及管理专业为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类的二级学科,其研究生专业技术经济及管理为国家首批批准的两家博士学位高校授权点之一,是国家重点培育学科、省重点学科。投资经济学课程是投资经济及管理专业的核心专业课之一,于本科教学的第三学年开课。以往的投资经济学课程由一位教师承担教学任务,为了给教材改革提供可靠性的实际依据,近两年来该课程由5位以上教师共同承担授课任务,每位教师承担一个或两个相关章节的内容教学。教材原有章节如下:投资概述、投资与宏观经济、投资环境的建设与评价、融资的渠道与模式、政府投资、建设项目投资、房地产投资、企业扩张并购与重组、个人理财、国际投资、风险管理与投资战略、投资价值与效益评价,共十二个章节。

2.1问题提出

教科书是专业知识的基本载体,是一个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是教师授课内容的依据。教材理论知识的严谨性、逻辑性、案例的生动性、是否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直接影响到教师教学质量以及学生学以致用的效果。因此,得到学生们的反馈可以为完善教材编撰提供重要信息,以便及时对教材在内容、形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纠正和修改。投资经济学这门课程的教材总体态势较好,但是在教材逻辑、内容新颖、部分内容的授课方式上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一门课由多个教师教学可以使学生了解不同教师的见解和讲授风格,却无法使学生完全吸收理解每位教师授课的内容,此外教师授课时间不足也导致了教学任务无法完成。除此之外,教材内容的冗余、枯燥等问题也不容忽视。我国的经济体制自1978年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即1978-1987年的自上而下的供给主导型变迁阶段、1988-1991年的中间扩散型变迁阶段、1992-2002年的市场需求诱导型初步形成阶段和2003年至今的市场需求诱导型深化改革阶段。我国从以中央政府为国有资本投资主体向企业成为投资主体的投资体制变迁,最终目标是要建立市场引导、企业自主、银行独立、融资方式灵活、中介规范、宏观调控有效的新型投资体制。因而,在此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实现的前提下,应针对投资体制的变化,对教材内容进行相应的调整。

2.2投资经济学课程调研及结果

鉴于目前投资经济及管理专业对教材改革的需求,对2008级、2009级两个学年的已学过此课程的学生开展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投资经济学课程的授课情况、课程内容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意见及建议。以第一手数据资料为基础,为投资经济学教材改革提出有针对性的优化建议。

2.2.1基本情况

在设计问卷的过程中,我们从教材内容及教学方式为主要调查方面,要求学生从几个选项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本问卷共有17道问题,其中有两道主观题。共发放纸质问卷60份,回收问卷53份,有效问卷为53份。其中,调查的学生为2008级和2009级两届投资经济及管理专业本科学生。

2.2.2调研结果分析

(1)教学内容与培养目标不符。

《投资经济学》针对经济管理类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应为:要求学生系统掌握投资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了解与投资经济学相关的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基础知识;基本掌握处理实业投资、金融投资、风险投资等方面的基础知识;能够将投资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实践之中,具有较强的投资组织与决策能力;熟悉国家有关投资的方针、政策和法规,了解国内外投资经济学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6.6%的学生认为课程内容不符合学科要求;47.2%的学生认为教材没有充分注重学科的交叉;只有1.9%的学生认为及时地引入了最新成果;还有32.1%的学生认为教学与实际业务联系不够密切;只有39.65%的学生认为课程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还有26.4%的学生认为教学内容不能满足培养需求;37.7%的学生对课程学习对未来择业是否有用存在怀疑。从目前已经出版的《投资经济学》的内容来看,大多数的版本包含投资经济学概述、投资与经济发展、投资环境、投资的宏观调控等章节,而大多数教材将重点放在虚拟投资上,忽略了实体投资的重要性。同时,在教材的章节之间缺少逻辑关系,阻碍了学生们对投资经济学整体脉络的把握。除此之外,大多数教材重理论而轻实践,不仅无法使学生学以致用,还阻碍了学生创新精神的发展。以上几点都脱离了投资经济学原本的教学目标。

(2)教学形式单一。

传统的教学形式多是填鸭式的教学,学生在学习中处于被动的地位,无法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在进行试验之后,以5位教师组成的教师团队对投资经济学课程进行教学,以案例教学的形式进行。此次的问卷调查显示,在进行改革后81.1%的学生认为案例教学的效果好;92.5%的学生认可改革后的课程教学形式;86.8%的学生认为改革后的教学形式可以满足教学需求;84.9%的学生认为改革后教师授课效果很好。但是依旧存在30.2%的学生认为教师的讲授方法、教学内容对教学效果的影响不够;还有大多数学生希望以开卷和论文的形式作为考核方式。

3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调整的对策建议

结合对投资经济及管理专业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分析,本文提出对策如下:

3.1对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进行改革

(1)整合课程设置,避免脱节和重复。

《投资经济学》原有教材内容逻辑关系不密切,依照各种分类依据进行的分类使得一些内容在不同章节都有涉猎,存在脱节和重复的现象。在进行改革时,应注重各部分教学内容的逻辑关系以及连贯性,避免脱节和重复。

(2)强化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理论联系实际。

投资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较强的学科,其学科内容的跨度、深度都较大,在对学生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应强化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关系。

(3)注重综合素质教育。

在教授学生们知识的同时,也注重其思想道德素质、综合能力发展等方面的培养。

3.2对教材内容进行改革

教师应该拓宽教材现有内容,及时将最新学科发展动态和科研成果融入到教材中,或者在教材建设过程中将其他的导读导教教科书与大量的指导性阅读书籍有机结合。针对调查中突出体现的教材内容与培养目标不符这一问题,在进行教材建设的过程中,要考虑培养目标的重要性,注重学科的交叉。同时,还要考虑到学生未来就业或深造时可能用到的实际业务,将教学与实际业务相联系。

3.3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1)课堂教学从传统灌输性教学向探索性教学转变。

探索性教学是一种由教师指引学生分组共同协作,不断提出问题,并分析、解决问题的新型课堂教学方式。这种课堂教学方式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高效吸收,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有效沟通提供了可能。

(2)实验教学从验证性实验向综合性实验转变。

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把综合性实验解释为“实验内容涉及本课程的综合知识或与本课程相关课程知识的实验”。综合性实验可以弥补传统验证性实验的不足,提升学生对问题的综合分析以及解决的能力。

(3)考核方式从应答性考试向创作性考试转变。

投资经济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区域旅游;合作;动力机制;利益。

区域旅游合作是指不同区域之间或区域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旅游经济主体,根据市场的需求,依据一定的目标、原则和制度,将旅游系统各要素在地区之间进行重新配置、整合与优化,形成规模更大、品牌更鲜明、效益更佳的区域旅游联合体的旅游经济行为。区域旅游合作机制是区域旅游经济协作系统中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和运转方式(马海鹰,2004)。完善的区域旅游合作机制,有助于促进旅游合作的形成与发展,本文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探讨区域旅游合作的动力机制问题。

一、区域旅游合作的宏观驱动力。

区域旅游合作是通过旅游业要素的流动、共享,达到旅游经济增长及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之目的,最终扩大地方就业,增加外汇收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促进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的融合,改善国际关系,提升区域形象和地位等,其主要的宏观驱动力有:

1.资源互补,市场共享。

由于自然条件与自然环境的地域分异规律作用及各地区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旅游资源的分布具有不可移动性、地区差异性的特点。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旅游资源数量、结构、质量、分布不可能完全一样,主导旅游资源也会有显著差别,区域之间的资源具有互补性。资源互补通常是区域间旅游业联合的基础,实行区域之间的合作,可以跨越地理范围限制,充分利用区域外的资源,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国区域旅游资源的区域差异较大,互补性较强,为区域之间开展旅游合作,形成丰富、完整的旅游产品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扩大要素流动范围,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区域旅游业在其成长过程中,经济总是和规模不断扩张,市场范围逐渐扩大,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逐步加快。

原有区域空间越来越不能满足要素扩张的需要,需要寻找新的更大的空间。特别是区域旅游企业营销网络的扩大和客源市场半径的增加迫使要素突破本区域限制,向区域外更大范围流动。区域合作为这种扩大的要素流动提供了发展空间,使不同区域的旅游产业要素相互融合,形成最佳的配置效率。发达地区的大量资本需要寻找新的投资项目和投资区域,一般选择资源、劳动力丰富但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作为合作的对象,以实现其资本增值之目的,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劳动力与发达地区的资本、技术结合起来,就会产生新的经济增长机会,当地的资源得以开发利用、劳动力价值得以实现,两者的联合提高了双方要素的配置效率。国际上,实力雄厚的旅游企业(以著名的饭店集团为主)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渗透、联合,为这些国家的旅游接待业和旅游经济增长带来了极大的帮助,就是这种动力机制的有力证明。

3.加强旅游信息共享和交流的需要。

21世纪是信息经济时代,信息的及时性与准确性直接影响生产。旅游行业同样也离不开信息,有些产业甚至把信息作为赢利的核心,如旅行社业。旅游信息的不及时和不准确很容易造成旅游资源的重复开发和浪费。行政区的封闭式旅游发展忽视旅游信息的重要性,既不主动了解外界旅游信息也不向外旅游信息。这样就不能及时依据旅游市场需求的变化开发一些个性化的旅游产品,因此,旅游业的发展需要信息的共享与交流。

4.合作开发与共同管理,实现区域旅游的“多赢”。

许多旅游资源的分布具有跨区域(特别是行政区域)性特征,也就是说许多地理位置邻近的区域会共同拥有某些独立旅游资源实体的一部分,如一条风景河流流经几个区域(地区或国家),一座山脉跨越几个区域,一片森林覆盖地涉及到几个区域,等等。这样,相邻的区域因为共同拥有某种旅游资源而成为联合的对象,需要合作开发资源,共同管理资源。如果不进行区域协作,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相邻区域要么没有能力(如缺少资金、技术、人才)开发,要么不愿意开发或暂不考虑开发(由于利益难以协调的缘故),最终共有的旅游资源得不到开发,失去其应有的旅游价值,这是各区域都不愿出现的结果。二是由于资源的跨地域性,各方为了各自的利益互不相让、互不妥协,无法达成合作,也无法实现资源开发;或者都只是在各方境内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开发,而不顾及到其他区域,最终导致旅游资源的破坏。这种“不合作”多以第二种形式出现。一旦出现这种混乱局面,区域之间最终会“艰难”地走到谈判桌旁,开始不情愿又不得已的合作。无论这种合作出于什么目的,对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本身都是有益处的。随着合作的深入,区域之间由不自觉到自觉,由消极被动到积极主动,最终形成旅游资源合作开发、旅游业的共同管理的内在动力机制。

5.减少地区冲突,缓和区际关系,保持社会稳定。

每个区域都有着各自独立的利益,且有着各自的发展目标和模式,在复杂的经济及社会交往中会触及其他区域的利益,由此产生区域冲突。在旅游业发展中,旅游资源开发与管理、旅游设施和项目的建设,旅游服务的提供与市场秩序的稳定等方面如果处理不好便会产生区域矛盾和冲突。为了减少冲突带来的利益损失,区域之间常会选择协商方式实现联合协作,共同解决产生冲突的问题,以缓和紧张的区际关系,保持各自的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间的联合不仅具有经济的目标,更具有政治意义。

6.经济、文化、政治相互融合。

旅游业区域合作,政府充当着重要的角色,政府在区域合作与发展中的目标是全方位的,即在进行旅游业合作中,谋求区域经济的增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政治上的信任与联盟。有的区域合作目标是要在合作的范围内实现区域一体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高度融合、共生共存、和谐统一。如欧洲联盟的合作就是要建立一体化的欧洲地区,以与北美和亚洲抗衡。近年来,东盟的区域合作进程加快,合作范围扩大到非东盟组织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中、日、韩三国。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经济自由化、政治一体化、文化区域化的“东亚自由贸易区”。旅游业成为“10+3”组织最重要的合作领域之一,旅游业合作是促进“10+3”经济、文化、政治相互融合的主要手段和重要途径。

此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态势下,世界范围内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体不断涌现,而区域旅游合作也呈现出了迅猛发展的态势,区域之间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根据区域利益主体的需求开展不同层次的合作已成为必然。

二、区域旅游合作的微观驱动力。

旅游企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是实现区域旅游发展目标的实现者和核心力量,是区域利益的主要实现者。区域之间的企业联合协作构成了区域合作的主要内容。旅游企业作为合作主体,在跨区域旅游合作中的驱动力主要有:

1.企业发展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需要。

规模经济,又名规模效益,是指在一个给定的技术水平上,随着规模扩大,旅游企业的生产规模、资产总量、原料来源、市场范围都会不断扩大。在企业规模扩大的过程中,原区域的要素供应、市场需求都不能适应企业的扩展,企业就向外拓展生产要素的供给、寻求新的市场空间、寻找新的生产项目、寻求新的投资区域和合作伙伴,通过兼并、合资合营、收购、重组、特许经营、连锁经营等方式与区域州同类企业或区域内企业进行广泛的合作,扩大自身的规模,占领更大的市场空间,获得规模经济优势。

范围经济是由企业经营范围而不是规模带来的经济优势,只要把两种或更多的产品合并一起生产比分开来生产成本要低,就会存在范围经济优势。在旅游企业规模化发展的进程中,企业的多元化经营使企业更具有范围经济的优势。

企业在合作过程中,多元化经营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将多种旅游产品合并进行开发,获得成本优势;在交易过程中,旅游企业之间互通信息,提高了合作效率,获得了交易效率优势。

2.协调企业间利益关系,加强企业间分工合作,提高企业竞争力。

在世界旅游业快速发展的今天,旅游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不规范甚至恶性的市场竞争往往使竞争者两败俱伤,严重的会造成企业的破产。企业间一旦采取相互协商合作行动,就会开展分工协作,在竞争中谋求共同利益,减少甚至消除由恶性竞争而带来的损失。通过企业合作,能有效协调彼此的利益关系,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共同丰富产品结构,扩大市场份额,壮大经济实力,提高企业竞争力。现实中,许多弱、小、散、差的旅游企业,一些处于同一区域的同类型且实力相当的企业,通过多种形式的协作联合,如兼并收购、重组参股、战略联盟、特许经营等,弱者变强,强者更强,小者长大,大者更大。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区域旅游企业的结构调整和优化、企业实力和品牌的提升以及区域旅游基础的夯实和旅游竞争力的增强。

3.引进管理机制和先进经验,转变思想观念,提高企业综合素质。

许多地区的旅游企业之所以显得弱、小、差,并非其资金、人力资源、区位或客源分布等条件不好,主要原因是企业经营思想观念落后、规划设计和管理技术落后以及经营管理机制不灵活。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表现最为突出。旅游企业要发展壮大,靠自身单打独斗,不进行行业联合、区域协作,就难以创新和发展,难以学习并借鉴世界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思想,难以获得较快的发展。通过企业协作联合,实现优势互补,互相学习借鉴,共同探索、创新。特别是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合作,能获得著名企业的无形资产,如品牌、管理经验、经营机制和企业文化等。近年来,国外旅游企业集团携资金、技术、管理和相关旅游资源大举进军中国市场,除了一些国际大饭店已进入中国市场外,其他实力雄厚的旅游企业,如香港永安、日本交通公社、美国运通公司、迪斯尼公司、德国TUI集团、凯撒旅游集团、舒曼旅行社纷纷以合资合作方式进入中国,为中国旅游企业提高综合素质、逐步走向国际化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4.扩大资源利用范围,拓展市场发展空间,增强企业实力旅游企业所拥有的资源,不仅包括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还包括人力资源、资金和信息资源等。区域协作联合,可以增加旅游企业利用资源的种类、数量和质量,丰富旅游产品的类型和延长旅游产业链。在竞争激烈的经济时代,单个企业的市场拓展能力受诸多因素的制约而变得极为有限,企业要有效地拓展市场范围,只有依靠联合,将其他企业的市场也纳入自身的市场范围才能实现目标。企业联合可以越过地区封锁和市场壁垒直接在合作对象的区域内面向市场开展营销,或吸引区域外的市场来本区域消费。旅游饭店集团的跨国、跨地区合作经营,就是通过在他国或地区建立连锁饭店(或成员饭店)直接吸引当地人,从而达到扩大市场之目的。旅游景区(点)的异地合作,则可以在异地向当地客源市场开展宣传推广,最终吸引异地游客前来本景区(点)进行游览、观光、度假等活动,其市场范围要比原市场要增大许多。

5.联合治理并优化环境,促进企业持续发展。

旅游企业在开发旅游资源、组织旅游线路、建设旅游设施和项目等方面经常会遇到资源分布跨区域,基础设施、旅游线路、环境污染跨区域等问题。如果单个企业独立解决这些问题,势必因成本、技术、利益关系等因素影响而收不到预定的效果。为了降低开发成本与环境治理和保护的成本,克服技术障碍,提高旅游经济效益,企业与企业之间往往联手行动,共同治理环境,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跨境河流、山脉、海域的旅游资源开发和环境治理,跨区域的旅游安全保障、应急事故和公共危机的处理;旅游政策环境的统一协调等领域已方面成为近几年旅游企业跨区域合作的重点。

6.政府和社会的引导与服务,使旅游企业健康发展。

政府为了实现地方经济增长、增加当地就业、调整经济结构、引进管理和技术经验、促进要素合理流动等目标,增强区域竞争力,为不同地区间的旅游企业合作提供引导与服务,如信息、服务、政策、协调和扶持等,为企业合作营造良好的区域环境,使旅游企业产生合作动力和需求。社会组织也经常为旅游企业的跨区域合作提供便利,如金融、咨询和宣传等,促使区域内的企业健康发展以及区内外企业的合作交流。这些来自于旅游企业外部的环境条件也构成了企业实施跨区域合作重要的推动力量。

总之,区域旅游合作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象,具有内在的发生、发展机制和复杂的外在表现形态。它以区域旅游经济的合作发展为出发点,以区域社会系统(与旅游活动相关联的)的沟通交流为表现形式,最终以地域文化的影响与融合为归宿。这种综合性的区域互动过程不仅有着深刻的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和系统科学的理论机制,而且有着直接的宏观的区域主体利益增长机制和微观的经济主体利益扩张机制。通过对外合作,区域旅游经济、社会、文化系统将不断发展、演变,由弱小到强大,由混沌到秩序,由低级到高级,螺旋式上升。□参考文献:

[1]薛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区域旅游合作研究综述[J].人文地理,2003,(01)。

投资经济学论文范文第4篇

我们把最近的半个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在当今世界上被认可为主流的经济学称为现代经济学。[2]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社会科学。现代经济学以研究市场经济中的行为和现象为核心内容,而市场经济已被证明是目前唯一可持续的经济体制。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是无地域和国别区分的。“某国经济学”并不是一门独立学科,也不存在“西方经济学”与“东方经济学”或“美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概念。然而,这样说并不排斥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来研究特定地区在特定时间内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实际上,做研究时必须要考虑到某地某时的具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环境条件。

现代经济学代表了一种研究经济行为和现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作为理论分析框架,它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或基准点(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接受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训练,是从这三方面入手的。理解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也需要懂得这三个部分。

首先,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从实际出发的看问题的角度或曰“视角”。这些视角指导我们避开细枝末节,把注意力引向关键的、核心的问题。经济学家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不论是消费者、经营者还是工人、农民,在做经济决策时出发点基本上是自利的,即在所能支配的资源限度内和现有的技术和制度条件下,他们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用现代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3]从这样的出发点开始,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比如价格、激励)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经济学家探讨个人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表,却实际上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所以我们会听到人们惊叹:“我怎么没有想到?”经济学的这些视角起初是研究纯粹的经济行为的,后来被延伸到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诸如选举、政体、家庭、婚姻等问题。

第二,现代经济学提供了多个“参照系”或“基准点”。这些参照系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比如一般均衡理论中的阿罗-德布罗定理(Arrow-DebreuTheorem)([3],[7]),产权理论中的科斯定理(CoaseTheorem)([6]),和公司金融理论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MillerTheorem)([17])都被经济学家用作他们分析的基准点。一般均衡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的阿罗(KennethArrow)曾经说过:一般均衡理论中有五个假定,每一个假定可能都有五种不同的原因与现实不符,但是这一理论提供了最有用的经济学理论之一。他的意思是这一理论提供了有用的参照系,就像无摩擦状态中的力学定理一样,尽管无摩擦假定显然是不现实的。把这些基本定理定位于参照系有助于澄清两种常见的误解:一种是以为这些定理描述的就是现实世界,因此将它们到处套用。却不知在通常情况下它们是用来作进一步分析的参照系,与现实的距离因地而异。另一种是因为观察到这些定理与现实的差距而认为它们都是胡言乱语,因此认为毫无所用。却不知它们本身的价值并非直接解释现实,而是为解释现实的进一步理论提供参照系。

参照系的建立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经济学也不例外。我在哈佛大学做博士生的时候,韦茨曼(MartinWeitzman)教授问我,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和没有经过这种训练的经济学家究竟有什么区别?他研究比较经济制度,经常去苏联访问,问这个问题是从与苏联经济学家交往中有感而发。韦茨曼的回答是,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这样,分析经济问题时就有一致性,不会零敲碎打,就事论事。比如讨论资源配置和价格问题时,充分竞争下的一般均衡理论就是一个参照系;讨论产权和法的作用时,科斯定理就是一个参照系。我们常见到,一些记者洞察力很强,有经济头脑,写的文章又非常有感染力。然而,他们与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的不同之处往往是因没有参照系而会显得分析缺乏主线和深度。

第三,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象模型和数学模型。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试举几例说明。第一例是供需曲线图象模型,它以数量和价格分别为横、纵轴,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和多样化的分析工具。起初,经济学家用这一工具来分析局部均衡下的市场资源配置问题,后来又用它来分析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效果。不仅可用它来研究市场扭曲问题,也可用它来研究市场失灵问题和收入分配的福利分析等问题。第二例是萨缪尔逊(PaulSamuelson)的重叠代模型(overlappinggenerationmodel)([25])。这一模型考虑到人生命的有限性和代际之间的市场的不完备性,因此成为研究经济增长、政府财政政策、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有用的分析工具。第三例是格罗斯曼(SanfordGrossman)、哈特(OliverHart)和穆尔(JohnMoore)的所有权-控制权模型([11],[12])。它是分析控制权的配置对激励和对信息获得的影响,以及对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非常有效的工具。第四例是拉丰(Jean-JacquesLaffont)和梯若(JeanTirole)的非对称信息模型([16])。它用来分析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配置效率”和“信息租金”之间存在的利弊得失交换。这一工具被用来分析组织内部的共谋问题,政府的行业规制(比如电信业)问题,以及集权和分权的利弊问题。第五例是戴蒙德(DouglasDiamond)和迪布维格(PhilipDybvig)的银行挤兑模型([8])。这一模型的主要特征是多重均衡点,除了好的均衡以外,还有类似于“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prophecy)的坏的均衡点:因为别人去挤兑,所以我也要挤兑。这一模型对研究金融危机和金融体制的脆弱性这类问题很有用。以上五个例子中的模型都被后来的经济学家广泛用来作为分析工具,并被证明是极其有用的。

这三部分合在一起便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这是一个人受现代经济学理论训练时所接受的核心内容,也是理解现代经济学的关键所在。现代经济学提供的这种由视角、参照系和分析工具构成的分析框架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现代经济学并不是一些新鲜的经济学名词和概念的汇集,经济学家的工作也不是任意套用这些名词和概念,而是运用这些概念所代表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和理解经济行为和现象。

上述的经济学分析框架是当代在世界范围内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在这方面,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比如,社会学中没有一个主导性的范式。多元化虽然可贵,但由于缺乏一致的分析框架,学科的发展会大受局限。政治学的现状则介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虽然目前政治学有明显的朝经济学方向发展的趋势,比如,“理性选择”(rationalchoice)学派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政治学的问题,其影响正在迅速上升,但它在政治学中还不是唯一的范式。现代经济学趋同于一种范式,有利亦有弊,但到目前为止,经济学从中的受益远远大于损失:正是由于经济学的这一被广泛认同和使用的分析框架,才使得经济学相对于社会学和政治学发展得更快,应用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大。

二、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作用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包括统计学)。现在几乎每一个经济学领域都用到数学,有的领域多些,有的领域少些,而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前沿论文都包含数学或计量模型。从现代经济学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来看,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参照系的建立和分析工具的发展通常都要借助数学。下面我们分别从理论研究和实证(empirical,又译经验)研究两方面来具体看一下数学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

从理论研究角度看,借助数学模型至少有三个优势:其一是前提假定用数学语言描述得一清二楚。其二是逻辑推理严密精确,可以防止漏洞和谬误。其三是可以应用已有的数学模型或数学定理推导新的结果,得到仅凭直觉无法或不易得出的结论。运用数学模型讨论经济问题,学术争议便可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或不同意对方前提假设;或找出对方论证错误;或是发现修改原模型假设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运用数学模型做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可以减少无用争论,并且让后人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上继续开拓,也使得在深层次上发现似乎不相关的结构之间的关联变成可能。

从实证研究角度看,使用数学和统计方法的优势也至少有三:其一是以经济理论的数学模型为基础发展出可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其二是证据的数量化使得实证研究具有一般性和系统性。三是使用精致复杂的统计方法让研究者从已有的数据中最大程度地汲取有用的信息。因此,运用数学和统计方法做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可以把实证分析建立在理论基础上,并从系统的数据中定量地检验理论假说和估计参数的数值。这就可以减少经验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可以得出定量性结论,并分别确定它在统计和经济意义下的显著程度。

讲到现代经济学中数学的重要作用时需要澄清两点。一是确有不少好的经济学的初步想法或猜想一时还难以用精确的数学模型表示,因此用非数学语言写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应视作“前期产品”。初步的原创思想往往需要后继者用数学模型表述,在此基础上做深入细致的分析,并取得明确的、有预测性的理论结果后,才会影响深远。试举两例说明。第一例是张五常(StevenCheung)在20世纪60年代末有关佃农制(即农民与地主用固定比例分成)的研究,他对交易成本对不同合同形式的选择作用提出开创性论识([5])。后来,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1974年的数学模型精确地分析了激励与风险分担的交换对农民与地主在土地租赁合同选择的影响([29])。一方面,张五常的想法是开创性的,后来的数学模型中相当多的成分都与那些想法有关。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后来的数学模型,人们的认识不仅只局限在农业土地问题上,而且对“交易成本”的论说也只是一种不大精确的概念。正是后来的数学抽象使得激励理论与合同理论迅速发展到其他领域。比如,詹森(MichaelJensen)和梅克林(WilliamMeckling)于1976年发表的论文——从公司经理的激励问题出发来研究公司债权和股权的分配问题([14]),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理论的开创篇,公司金融中对激励的研究从此起飞。地主租赁土地给农民和投资人雇用经理看上去不相关,一旦上升到数学模型,便都是激励、信息和风险分担的问题,它们原来是相通的。第二例是法玛(EugeneFama)在70年代末提出经理市场竞争作为激励机制的开创性想法。法玛认为,即使没有企业内部的激励,经理们出于今后职业前途考虑及迫于外部市场压力也会同样努力工作([9])。后来霍姆斯特朗(BengtHolmstrom)等人用数学模型精确地分析了经理们的职业生涯考虑(careerconcern)对他们的激励影响,发现法玛的猜想的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是不完全([13])。这才导致了经理的职业生涯考虑和经理市场竞争这一课题成为目前公司金融学中的热门研究课题。以上的例子说明,将经济问题转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可以使分析变得具体,知道利弊得失所在,而且还可以把貌似不同但实质相近的问题连接在一起,从而把研究从初步的想法推向深入的探索。

二是经济学家经常在理论或实证结果用数学模型推导出或用统计方法估计后,再用非数学语言来概括。这可视作“后期产品”,比如综述性、介绍性的论文,和政策性的文章,特别是后者必须用非数学语言表述并落到实处才有受众,才可能有政策影响。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虽然这些文章是用非数学语言写成,但是其中的视角、逻辑推理过程和对经济现象和政策含义的解释,都是与作者经过的现代经济学训练,特别是数学模型的训练分不开的。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EconomicReview)上发表的是原创论文,而该学会的《经济文献期刊》(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和《经济展望期刊》(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上发表的文章则都是综述性和介绍性的论文。后者虽然用非数学语言写成,但都基于已发表的有数学模型的论文,而且通常还是由在这一领域资深的权威经济学家撰写。有经济学系统训练的读者可以将这样的论文“还原”成数学模型。

在肯定数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更需要指出:经济学不是数学。这里有两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在绝大部分论文中,经济想法(idea)是最重要的,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和执行经济想法的工具。经济学的主要领域是靠经济学知识而不是数学取胜,最终是经济学想法决定一篇文章的贡献,而不是数学推导。我们不能将经济学家与数学家混同,就象我们不能把物理学家与数学家混同起来一样。经济学家的工作毕竟不是为了开拓数学理论前沿,那是数学家的事情。因此,我们不能以数学水平的高低来衡量一名经济学家的水平,我们也不能以运用数学的多少和它的难易程度来作为评判经济学论文质量高低的标准。

更深的一层涵义是,经济学是一门以现实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因此,一方面,所有的经济学理论最终都要接受现实的检验;另一方面,新的理论的创立和旧的理论的发展也要受现实的启发。现代经济学非常重视实证分析。现代经济学的实证分析,或对已有理论的检验,或发现新的、已有理论尚不可解释的经验证据,都是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出发点和导向来进行的。这与其他的一些社会科学中的实证分析不尽相同。比如在社会学中,许多实证分析并没有一致的理论基础,象通过估计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来了解事实。而现代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大都是基于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应用统计回归方法,不仅关心变量的估计值和变量间的相关性,更关心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模型假定对预测的影响以及计量结果背后的经济含义,这是计量经济学不同于统计学的最重要方面。

因此,在本质上经济学不应同数学相类比。经济学同物理相类比则更为恰当,因为物理是研究自然界中的物质世界的自然科学,而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中的经济世界,两者都是科学,其理论都必须经过经验数据的检验。而数学理论是不需要用数据来检验的。当然经济学与物理学很不同的一点是,除极少数的情况外,经济学无法象物理学那样做可控实验。因此,相对于物理学而言,经济学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假定和数学推理来推断。这可以解释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两个特点。其一,经济学对假定的现实性非常关注。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的著名的有关假定不重要、只要预测正确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论之所以不可取,就在于它没有考虑到经济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困难是可控实验的不可行性和用经验数据直接检验结论的有限性。其二,这也说明为什么经济学中超越现实的数学推理有相当大的空间。但是最终而论,由于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经济学作为整体必须瞄准事实,与经济现实相关。

以上讲的经济学与数学的关系是一般而论,但是特例总是存在的,两个极端的例子便是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RonaldCoase)和纳什(JohnNash)。在一个极端,科斯定理是一个被称作定理但是并没有数学模型的原理。虽然它没有借助任何数学模型,但是逻辑推理步步严密、丝丝入扣。科斯定理改变了通行的观察问题的视角,建立了分析产权和政府干预的新的参照系。在另一个极端,纳什是一个数学家,“纳什均衡存在性”([18])和“纳什谈判解”([19])都是数学定理。但是它们在经济问题上应用广泛,成为博弈论的基本分析工具。有趣的是,科斯一直在法学院任教,而纳什从未离开过数学系。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两个极端的特例,不能任意推广,事实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情况并非如此。本文所引用的三十几篇参考文献中不少是半个世纪以来现代经济学中的经典论著。我们从中不难发现,第一,除个别外,这些论著都运用数学(或基于运用数学的论文);第二,除个别外,它们都是论述经济学、而非数学问题。

三、现代经济学在发展

除了抱怨它的数学化,常见的对现代经济学的批评还有以下两种。第一种批评是认为它的研究领域狭窄,并由此把它归为一种或一类观点。比如,认为现代经济学只研究市场运作不研究非市场组织(如企业和政府)的行为;只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只探讨效率不注重研究平等。现代经济学起源于新古典经济学,侧重的是市场中的资源配置问题。资源配置问题当然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但其本身的研究范围并不包含经济学的其他许多领域。现代经济学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扩展到经济问题的几乎所有领域。我们从当前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些热门研究课题便可见一斑,比如,公司内部组织结构的设计、经济政策的形成与政治利益集团的关系、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演变的关系、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对经济行为的作用、收入分配如何影响效率等等。下面举两个例子来具体说明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正在迅速扩充。

第一个例子有关公司金融学(corporatefinance)内容的大幅度扩展。在50年代中的默迪格利安尼-米勒定理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公司金融学中的主要内容——公司融资结构的确定——不外乎是取决于公司和个人的不同税率以及公司破产(包括濒临破产)成本。直到70年代中,詹森和梅克林从公司经理的激励问题出发来研究公司股权和债权的结构问题,使得公司金融学的理论有了新的发展方向。这一方向性转变的核心是经济学超越传统上只研究市场的局限,把公司作为一种非市场的组织来进行研究。由此便引出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人问题,激励机制问题,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等等。在研究这些问题时,信息与合同理论就成为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到了80年代中,格罗斯曼、哈特和穆尔又进一步运用不完全合同理论这一新的分析工具来研究公司融资和治理结构问题,取得了理论上的新突破。在经验实证方面,施莱佛(AndreiShleifer)和维什尼(RobertVishny)在八九十年代对公司的融资结构、经理行为和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做了大量的研究,对实际中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不少经验实证论据([27])。比如,他们发现,现实中重要的人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发生在股东和经理之间,而是在于大股东伙同经理一起侵犯小股东们的利益。90年代末,他们及其合作者又进一步从经验数据中比较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研究各国公司法和证券法在保护小股东方面的差别,并由此确定法律对公司融资的影响([15])。最近,他们正在比较法庭裁决和行政监管这两种执行规则的方式在维护金融市场有效运作中的利弊。由此看出,近20年来,公司金融学深受微观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其内容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第二个例子是现代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ics)作为经济学中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正在兴起。新古典经济学为了集中探讨市场的资源配置问题,撇开了一切对政治因素的考虑。但是人们在实际中发现,脱离政治因素是无法解释许多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特别是那些明显低效率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比如,经济学理论早已论证了关税保护的低效率性,但是许多国家仍然高筑关税壁垒。经济学家们很清楚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造成不稳定的危害性,但是不少国家的宏观稳定政策却不断被拖延。经济体制的改革、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经常出现的放慢、停滞甚至倒退,都很难从经济效率角度来理解。于是,经济学家们把政治因素引入他们的经济模型。值得注意的是,新政治经济学或称现代政治经济学至少在两点上不同于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第一,它的出发点不是“规范的”(normative),即研究“应该怎样”,而是“实证的”(positive),即先研究“是怎样”。具体地说,它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先理解在现实社会中政治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改革决定的形成和实施。第二,它的分析方法就是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具体地说,它是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引入政治因素的。

现代政治经济学有两大类分析工具。一类是基于“选举”(voting)的、以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经济政策的模型。在这类模型中,政治家的利益是为了赢得选票,经济人根据自身利益投票,而经济政策的确立由多数人的利益决定。另一类是基于“利益集团”(interestgroup)竞争从而影响经济政策决定的模型。在这类模型中,不同利益集团动用可支配的资源游说、影响甚至贿赂政治家,而政治家的决策确定经济政策。这两类模型以不同方式引入政治运作机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经济决策确定的原因。布莱克(DuncanBlack)早在50年代末证明的“中位选举人定理”(themedianvotertheorem)为选举模型做出了奠基性贡献([4])。而奥尔森(MansurOlson)在60年代中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可称为利益集团模型的开山之作([20])。但是直到八九十年代,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才突飞猛进,并在经济学科中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领域。刚刚出版的的两本新书:一本由珀森(TorstenPersson)和塔贝里尼(GuidoTabellini)合著([21]),另一本由格罗斯曼(GeneGrossman)和赫尔普曼(ElhananHelpman)合著([10]),集中体现了现代政治经济学在这期间的新进展。

第二种对现代经济学的批评是关于其模型中的假定。任何理论都要做假定,因此任何理论的成立也都会有局限条件。自然科学(如物理)如此,社会科学(如经济学)也是如此。历史表明,任何科学都是在对现有理论的批评中发展的,但是历史还表明,建设性的批评最有价值。仅仅指出和批评已有研究中的某些假定与现实的差距是不够的,关键的是看能否提出新的体系,不仅它的假定与现实更相符,而且还能解释更多的现象,并能够包涵已有理论。举一个物理学的例子。当年人们之所以接受爱因斯坦相对论,是因为它既能比牛顿力学解释更多的现象,而且还能把牛顿力学作为它的特例。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断发展和扩充。下面我举两例说明,在过去30年的历史中,现代经济学如何不断修改基本假定使之与现实更接近,同时修改后的理论不但能更好地解释现实,并且能够包涵已有理论。

第一个例子是7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崛起。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原本都是假定信息是对称的。1970年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阿克尔洛夫(GeorgeAkerlof)发表的关于“次品市场”的论文开创性地把非对称信息引入对市场的研究([1]),带来70年代信息经济学突飞猛进的发展。有趣的是阿克尔洛夫在完成该文后向经济学期刊投稿,连续被四五家杂志拒绝,包括美国经济学会的《美国经济评论》、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期刊》、欧洲的《经济研究评论》等一流经济学杂志。几经周折终在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立刻引起巨大反响,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引入非对称信息改变了不少已有的结论,但是阿克尔洛夫的模型是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下发展的,并将对称信息作为一种特例。而且,它的结论可以用实证方法检验。事实上,在不同市场,非对称信息的程度不同,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也不同。在对称信息假设下的理论并不是被推翻,而是被扩展和补充了。因此,非对称信息的理论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并成为其一部分,为信息经济学作出奠基性贡献的阿克尔洛夫、史宾斯(MichaelSpence)([28])和斯蒂格利茨([24],[29])一起荣获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便是明证。

第二个例子是90年代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economics)的起步。心理学的经验结果发现,在一些情况下人的决策与经济学的理性假定有系统性偏差。行为经济学(包括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finance))结合经济学和心理学,吸收现代心理学中的经验证据,修改经济学中某些有关人的理性的基本假定。它研究在这种修改后的理性的条件下市场中人的经济行为,由此得出很多与已有的理论不同的结论,并能够解释一些令人困惑的经济现象。行为经济学之所以正在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接受,也正是因为它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并且将通常的理性假设的情况包涵在其中。通常的理性假设在某些情况下是合适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修改后的理性假设下的理论更能解释现实。90年代,行为经济学(包括行为金融学)在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行为金融学方面,塞勒(RichardThaler)([30],[31])和施莱佛([26])对人的有限度理性行为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做了很多重要的研究。在行为经济学方面,阿克尔洛夫又有新贡献([2])。但最有意义的事件是2001年美国经济学会将该学会的最高奖――每两年一次、授于对经济学发展影响最大的40岁以下的美国经济学家的克拉克奖章(ClarkMedal)――颁发给为行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做出开创性贡献的伯克利加州大学的雷宾(MatthewRabin)([22])。这是该奖在过去12年来首次授于一位研究基础理论的经济学家,它说明了经济学界对行为经济学的一种认可。同时它也表明,行为经济学的兴起恐怕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基础理论发展历程中最有意义的事件。

四、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的经济改革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崛起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体制向市场转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之中的一部分。因此,中国与其他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很多相似的问题。当然,由于历史、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各国具体经历和路径会表现出不同。这些年来各国在转轨和改革中面临的共同问题和采取的类似的和不同的解决办法,对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不少已有的经济学理论适用于改革时期的中国,但不能一概而论。一些在成熟和常规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学“常识”在转轨过程中并不成立,有些改革时期的经济行为和现象甚至与已有理论的预测背道而驰,比如东欧国家在市场自由化后出现的生产大衰退和中国在产权尚未规范化前的经济持续增长便是已有经济理论事先没有预料的突出例子。因此,直接套用现代经济学已有理论的结论很难或不能完全解释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过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这并不奇怪,一来现代经济学以往的研究对象偏重于成熟经济和规范市场中的经济问题,二来由计划向市场的大规模的制度转型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什么是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可取的方法呢?首先,研究要瞄准中国的现实,经济学家要懂得中国的事情。如果不懂得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环境条件的历史和现状,研究就很容易产生困难:第一,很难识别和确定改革和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和症结;第二,不易做出与现实相符或相近的假定;第三,更难提出既遵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建议。因此,懂得中国的事情是研究中国改革问题的必要条件。但是,仅仅懂得中国的事情是不够的。为了研究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并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建议,还需要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它们是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知识的结晶。方兴未艾的转轨经济学正是如此来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转轨经济中的新现象。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罗兰(GerardRoland)的新书《转轨与经济学》概括了在这一领域中到目前为止的主要的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成果([23])。事实上,现代经济学正是在对新的经济问题的探索中发展的。前面论及的公司金融学、政治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是这样,转轨经济学也是这样。

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为什么有用且必要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与国际经济接轨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而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正是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因此,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现代市场经济的参照系,使我们在分析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问题时能够站在这一参照系的高度来观察貌似纷乱无序的现象。有了现代经济学提供的这一参照系,我们就可以把中国的情况放在国际比较中合适的位置上,以便准确地识别中国的情况中哪些具有一般性,哪些具有特殊性。否则,无论是对现实的分析还是对政策的建议,我们在研究中国改革时就会缺乏方向感,丧失大视野。

进一步说,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方法和框架适用于研究中国的改革。这可以分别从它的三个组成部分来看。第一,中国的消费者、企业家、经理和政府官员同其他国家的经济人一样,在资源、技术和制度的约束条件下受利益驱动。用现代经济学的这一视角看问题,我们可以在分析中国正在经历的复杂的转轨问题时,对人的行为作出一致的和近合实际的假定。第二,由于中国的改革大趋势是纳入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体系,所以,把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市场经济的理论参照系作为研究中国改革问题的理论参照系不仅合适而且必要。第三,在研究的初级阶段,引用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名词、概念和结论的确能帮助研究人员扩展思路。但是,由于改革是错综复杂的过程,任何比较系统、深入、精细和经得起推敲的研究都必须超越概念的解释和措辞争论的层次。深入的分析需要借助前人制作的工具,而现代经济学发展出来的各种数学模型提供了这样的分析工具。虽然它们本身并不是为研究中国改革而发明的,但是其中一些模型经过适当的修改,考虑进中国的历史和制度因素,是可以被运用来分析中国改革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的。

下面从市场、企业和政府这三个不断深入的改革层面来具体说明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国改革的有用性和必要性。第一个例子是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问题,它是改革中“计划”与“市场”之争中的基本问题。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是关于市场价格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最基本的理论参照系。这一理论让我们理解为什么不受管制的价格反映商品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经济中起到调节供需的作用,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个人的自利经济行为通过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可以达到社会的经济效率。它对于以市场取代计划,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具有根本的理论意义。无论是评估以往改革的路径和目前的改革措施,还是提出新的政策性建议,凡是探讨资源配置问题,这一理论都是讨论的基础。我国在50年代中期的改革尝试,由于缺乏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的认知,单纯强调行政性放权,结果导致改革尝试的失败。到了80年代,一般均衡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市场价格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逐渐成为中国经济改革者们关注的焦点。但是,即使在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已经确立之后的今天,各种扭曲价格、限制竞争、抑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的政府政策仍然层出不穷。诊断这些政策的后果、提出改进的方法,都离不开基于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这一例子说明了现代经济学中那些看上去尽管很抽象和不现实的理论参照系,在研究中国的改革时却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第二个例子是90年代成为中国深层次改革热点问题的企业问题。一般均衡理论是关于价格的理论,不是关于企业的理论。70年代以来,特别是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合同理论的发展,现代经济学对企业的产权、所有权和治理结构问题的研究有了突破。现代的企业理论以激励问题为出发点展开对企业内部经理层、大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调节机制的分析,而基于这一理论的实证研究发现了很多现实中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规律。这些现代经济学中正在蓬勃发展的理论和实证结果以及分析方法在80年代末、90年代被及时地介绍到中国,对于研究中国的企业改革非常有用,至少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中国的企业改革方向是同发达经济中的现代公司模式接轨,所以现代经济学对发达经济中公司的研究有助于在比较中发现中国企业改革中的问题,并提出具有远见的政策性建议。另一方面,考虑到转轨中的企业与成熟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在自身特性和所处环境上的重大差别,而这些差别又不易在短期内消除,已有企业理论中的现成结论便不可直接套用了。但是其中的分析工具仍然有用,因为它们抓住了具有一般性的企业问题的本质。运用这些工具,对已有的模型作出修改,加入特殊的历史和制度因素(比如企业所有者不全是私人,产权的安全性得不到保障,合同和法律无法被有效率地和公正地执行),就会得出既符合中国现实又有分析深度的结果。这样就可把对转轨中的企业的研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并对症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性建议。这一例子说明了现代经济学中那些关于成熟市场经济的研究结果,对研究中国的改革或可被直接应用,或可被修改和发展后运用。

第三个例子是转轨过程中政府的行为及对经济影响的问题。这是较前两例――市场和企业――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因为政府的行为对市场功能的发挥和企业活力的展现都有着基本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不同于前两例的是,现代经济学对政府的经济行为的研究相对有限,远不如对市场的资源分配和企业问题的研究那样深入和成熟。根本原因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以法治为基础,政府的任意行为受到法律约束,使得它不易侵犯产权和限制企业的自由组建和发展,而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责是提供公共品,如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而转轨经济和发展中经济的情况非常不同:通过建立法治来约束政府行为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在完善法治之前,政府的行为,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对经济影响最大和最突出的方面还不在于提供传统的公共品,而在于政府对待本地新兴非国有企业的行为是“养鸡生蛋”还是“杀鸡取卵”,这往往决定了某地经济活力的程度。哪些因素决定地方政府的行为并进而决定地方经济的衰盛无疑是转轨经济提出的新问题,而现代经济学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但是,现代经济学提供了有用的视角,即地方政府官员同其他经济人一样其行为与所提供的激励紧密相关。同时,现代经济学在研究其他问题时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可以被借用,比如,研究企业组织内部管理中的集权、分权利弊的模型可以被用来研究政府组织内部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配置关系,以及它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激励和行为这一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评估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并进而解释在转轨过程中各地甚至各国经济表现的不同。

投资经济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经济周期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周期性波动

一、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概述

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也被称之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它主要包括四个要点:“创新”的定义;“纯模式”;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多种周期的由来。此外,熊彼特的“长波技术论”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本文将对上述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的四个基本要点进行逐一介绍与分析。

1、“创新”的定义

创新理论贯穿于熊彼特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的全部构架中。他用创新来解释社会的发展,把创新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他从创新理论出发,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问题。同时用“企业家的创新是周期地出现的”来解释经济周期,论证了经济的周期波动根源于创新。创新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是创新所引起的旧均衡的破坏和向新均衡的过渡,因此,周期性波动并不是什么“病态”的表现,而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正常情况。

按照熊彼特的定义,“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通俗地说,创新包括以下五种情况: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例如建立一种垄断地位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熊彼特特别强调了创新和发明的区别,他认为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发明则是非经济因素,一种新发明,只有当它被应用于经济活动时,才成为创新。发明家也不一定是创新者,只有具有冒险精神,应用新发明于经济活动中的企业家,才是创新者。

2、“纯模式”

熊彼特在其创新理论框架中首先提出了经济周期的“纯模式”。在他看来,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是因为企业家看到创新为他带来了盈利机会,带来了超额利润,引起其他企业仿效,形成“创新浪潮”。创新浪潮的出现,造成了对银行信用和资本品需求的增加,导致经济繁荣。当创新扩展到其他较多企业,超额利润和赢利机会趋于消失之后,对银行信用和资本品的需求便减少,于是经济就收缩,走向衰退。直至另一次新的创新出现,经济才再次进入另一轮繁荣状态。这就是说,如果排除了影响经济活动的其他各种因素,那么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实质上就是由繁荣和衰退两个阶段构成的周而复始的重复活动。这就是熊彼特的所谓经济周期“纯模式”。

3、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

正如上文所言,“纯模式”是指创新所引起的繁荣和衰退两个阶段重复出现的周期。但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实际上包括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于是,熊彼特使用创新所引起的“第二次浪潮”来解释。

熊彼特认为,在“第一次浪潮”,即创新所直接引起的创新浪潮中,创新引起了银行信用和对资本品需求的扩大,导致生产资本品的部门扩张,从而促成了新工厂的建立和新设备的生产,进而又进一步导致生产消费品的部门扩张、消费品需求的增长。这种扩张引起物价普遍上涨,投资机会增加,出现了投机现象,这就是“第二次浪潮”。“第二次浪潮”是对“第一次浪潮”的反应,它同“第一次浪潮”有着很大区别,表现为“第二次浪潮”中的许多投资机会与本部门的创新无关,信用的扩张也同创新无关,而只是为一般企业和投机提供资金。这样,“第二次浪潮”不仅包含了“纯模式”中不存在的失误和过度投资行为,而且它不具有自行调整走向新均衡的能力。因此,在“纯模式”中,创新引起经济自动地从衰退走向繁荣,又从繁荣走向衰退,现在则是由于“第二次浪潮”的作用,经济中紧接着衰退而出现的却是另一个病态的失衡阶段——萧条。萧条发生后,“第二次浪潮”的反应的逐渐消除,经济从萧条步入复苏阶段。复苏是作为从萧条中恢复过来的必要阶段存在的。为使复苏再步入繁荣阶段,必须再次出现创新。这就是熊彼特用创新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四个阶段循环的解释说明。

4、三个层次的“经济周期模型”

按照熊彼特的说法,无论是“纯模式”,还是周期的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关键在于创新活动。他又进一步认为,有多种创新存在,有的创新影响大,有的影响小;有的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引入经济生活中,有的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就能实现,这样势必会出现长短不一的经济周期。于是出现了熊彼特所谓的长周期、中周期、短周期之说。长周期根源于影响巨大、历史长久的“创新”,而短周期则可用影响较小的创新来解释。

二、对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的再分析

上世纪末,在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经济运行出现了经济周期分界模糊甚至周期性弱化的趋势,因此,本文在研究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时使用了比周期性更长的阶段性分析方法,并以此为基础,判断和估计阶段性转移和持续的特点。

图1给出了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间(1978—2008年)GPD增长率的走势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展示我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轨迹。我国以GPD增长率和经济增长动力为衡量标准的经济波动区间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1978年至1991年,1992年至1996年,1997年至今。这三个区间分别对应着三种典型的经济增长阶段,我们称这三个阶段分别为“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供给和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和“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1、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

在1978年至1991年期间,实际GDP的平均算术增长率为9.27%,最高速度为15.2%,最低速度为3.8%,表示波动程度的标准差为3.39%。这些统计指标说明这个阶段我国经济的波动性比较显著,其主要原因是在探索适合我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过程中,经历了确定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一系列重要过程,这些探索过程和所采取的相应经济政策导致了显著的经济波动和完整的周期性(张守一,1998)。这个阶段的周期波动模式为:投资扩张——供给扩张——消费扩张。这种总供给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显著的波动性,但也诱导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整个周期过程以投资扩张开始,以总消费扩张结束,其中总供给的有效扩张起到了中间传导的关键作用,进而导致了总供给驱动经济增长的完成。此阶段类似于熊彼特理论中几个短周期经济周期模型的组合,政策带来的创新不确定性导致了波动的频繁,使经济很快经历了几次波动。有的可能时间太短只是“纯模式”,自动从衰退走向繁荣,又从繁荣走向衰退;有的则迅速经历了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完整阶段。

2、供给和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

在1992年至1996年期间,实际GDP的算术平均增长率为12.08%,最高速度为14.20%,最低速度为9.60%,标准差为1.96%。对比上一阶段可见,这个期间的经济运行处于高位水平,平稳性和持续性已经较第一阶段有所增强。

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仅保持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这种经济活性最强的增长方式维持的时间确实显得短暂了一些。此间的周期波动模式是:消费扩张——供给扩张——投资扩张——供给扩张。这个周期以总消费扩张开始,以总供给扩张结束。由于没有实现新一轮的需求扩张,不仅导致以后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总需求不足,也使得这样的经济周期无法重复下去。这个期间结束的标志,就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软着陆”。此阶段增长率明显地上了一个台阶,而且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周期性波动。经历了三年的整治期后,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视察与中共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决策鼓舞下,各方面改革和发展热情空前高涨,需求和投资的潜力被调动。这作为一个作用力比较长久的创新,实现了一个平稳持续的经济周期。3、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

(1)1997—2003年间的经济低迷期。从1997年开始,在经济增长的阶段性调整要求和亚州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经济冲击双重作用下,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面临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在经济萎缩压力不断提升的时代背景下,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政策组合,努力以扩大内需为突破口,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因此,本文将1997—2003年这段时间称之为“总需求驱动阶段”。在这个阶段,经济运行出现了显著的稳定性。这个阶段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模式是:投资扩张——供给扩张——消费扩张,恰恰在最后的消费扩张上出现了粘性和障碍,所以导致了周期波动无法完整地体现出来。另外,此时投资扩张所形成的供给扩张也出现了梗阻,主要原因是提升产品层次和服务层次的渠道不畅,无法形成新的供给和消费热点。但是这个阶段在积极扩张总需求这一点上却达成了共识,而且这一轮阶段增长中总需求扩张的宏观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这一段时期比较接近熊彼特经济理论中的“第一次浪潮”。

(2)2003—2008年间的经济过热期。2003年既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考验的一年,也是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过程中带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为了全力控制“非典”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冲击,国家通过减免税负和扩大内需等多重政策组合,提升了经济应对严重突发事件的能力,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发展。同时,从2003年开始我国经济进入了一轮新的经济增长周期:2003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一直处于经济周期波动的上升段,甚至这期间的某些年份被认为带有明显的“经济过热”特征。2003年我国GDP增幅已达10%,而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仅上涨1.2%,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也仅上涨2.3%,经济进入了典型的“高增长、低通胀”阶段。但是从2004年开始,我国经济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结构性过热特征。2004年GDP增长率为10.1%,CPI上涨3.9%,PPI上涨6.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1.4%,主要价格指数涨幅明显增大,上游商品价格指数涨幅更大。2005年GDP增长率为9.9%,CPI上涨1.8%,PPI上涨4.9%,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8.3%,主要价格指数涨幅收敛。2006年上半年GDP增长率为10.9%,CPI仅上涨1.3%,涨幅比去年同期低1个百分点,PPI也只上涨2.7%,涨幅比去年同期低2.9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6.1%,涨幅比去年同期低3.8个百分点,经济结构性偏热有所校正。

关于2003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阶段的定性分析,本文倾向于该阶段具有“经济过热、高增长难以长期持续”的特征。本文认为,判断经济是否出现过热的特征,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切入:经济中是否出现过度投资,引发经济泡沫;全社会的物价指数是否迅速上涨;是否出现经济增长瓶颈,制约经济的持续增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信贷量的增长是否过快。下文依据上述分析、判断的逻辑,对该阶段的经济增长特征进行逐一分析。

首先,过度投资现象严重,经济中存在产生泡沫的隐患。图2给出了2003年至2007年全社会投资增长率的数据,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阶段经济出现了投资增长率高位运行的态势,过度投资倾向开始显现。具体来说,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投资过度问题充分显露,潜在的风险越来越大,某些行业的产能大大超出市场需求的预测,有形成泡沫的隐患。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行业泡沫现象明显且势头不减。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其次,物价上涨趋势明显,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由于部分行业过度投资,2003年至2007年生产资料价格(PPI)持续上涨,特别是基础原料大幅度涨价。另外,全面反映通货膨胀压力的GDP缩减指数变动率,在2003年至2008年第一季度持续上涨,远高于2000年0.8%。

再次,货币供应迅速增长。2003年至2007年,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9.58%、14.67%、17.57%、15.68%、16.73%。流通中现金余额同比增长18.67%、13.587%、11.78%、17.48%、21.05%。伴随着投资的高增长和CPI的高增速,我国货币供给量也呈现出扩张态势,货币供给量的扩张态势与投资高速增长以及CPI高速增长相互影响,协力推动经济过热的进程。

最后,经济高速增长的越来越受到“瓶颈”效应制约。2003年以来,受工业超高速增长和投资规模过大的影响,煤电油运供给紧张,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瓶颈”效应制约。这些现象使我们对当前经济发展速度的可持续性表示怀疑。

(3)2008年至今的经济困难阶段。近年来,美国政府为了应对世纪初“网络泡沫”带来的冲击,使经济尽早摆脱不断下滑的泥潭,不断调低利率,刺激房地产市场发展,试图以此寻找经济复苏的支撑。在这样的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很多商业银行由于竞争激励和过分注重短期利益,甚至不顾金融机构风险控制的基本原则,大胆放松购房信贷标准(不用付首期,不用收入证明,也不计较抵押单位的质素等),不仅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气息带入房屋抵押贷款市场,而且迅速推动了次级房贷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过分重视收益、轻视风险,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也积极投身于次级抵押贷款的买卖之中(次级房屋信贷经过贷款机构及华尔街用财务工程方法加以估算、组合、包装,就以票据或证券产品形式,在抵押二级市场上出卖、用高息吸引其他金融机构和对冲基金购买)。当然,这种“非理性”的繁荣必然是掩盖了大量的潜在风险,而且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当房地产市场开始回归理性,房价增速逐步下调之时,次级房屋信贷行业违约开始剧增、银行信用紧缩、次级房屋抵押贷款危机便由次引发,并迅速蔓延至国际金融市场和各国实体经济,我国的经济增长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输出型”经济萧条的影响。我国在本轮金融海啸袭来之后,出现了经济衰退的种种迹象,国家决策层对此已給于了高度关注,不仅明确调整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方向,同时针对提高消费者信心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将应对经济增长放缓作为了近期国家经济政策的主旋律。可以说,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典型的经济紧缩期。

三、基于经济周期理论对当前经济紧缩问题作出的比较分析

由于本轮经济困难的直接诱因源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和全球经济低迷,对本轮经济困难的形势分析和政策制定更多地重视外因的作用。对上述现象,本文在期望以经济周期的基本理论为基础,从我国经济运行自身的周期性和外部冲击两个角度全面考察本轮经济困难的诱因,并尝试以此为依据寻找破解经济困难问题的新视角。

不可否认,引发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我国经济困难局面的最直接诱因就是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萎靡。这些来自于外部经济体的冲击,在我国入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迅速将问题传入我国,而这中间最主要的传输渠道就是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受世界市场需求萎缩影响而急剧下降,见图4。但是,2008年下半年作为一个历史时刻又有着另外一层经济含义。正如上文所言,在2004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周期(或者称经济过热时期)中,我国在持续了近4年的GDP两位数增长,继续维持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似乎已显得乏力,一轮难以维系的高增长带来的经济结构失衡也越来越严重,突出表现为高增长伴随高通胀。从图5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2007年开始我国的物价水平走出了一轮明显的上扬趋势,这种趋势在2008年上半年达到了顶峰,随即由于外部冲击而直线下滑,而且大有由正转负的势头。

依据经济周期研究的经典理论和过去经济学界对于各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实证研究结论,一般而言,一国出现了“高增长、高通胀”之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程度不一的经济紧缩情况,而紧缩的程度往往取决于一国中央政府对于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调控力度和手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实现经济的“软着陆”或是“硬着陆”。可以说,2008年上半年之前,我国经济运行表现出的包括“高增长、高通胀”在内的种种迹象已经充分地表明:这种超速增长的局面难以为继,经济即将面临一轮新的调整。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可以有多种渠道自行解决消化,例如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实现经济“软着陆”(这种办法往往因为政府调控能力有限而难以有效实现);经济体自身的周期性调节;高增长带来产能过剩从而导致经济供求失衡,经济萎缩并逐步恢复并开始新一轮增长等。

有趣的是,本轮经济调整恰好在经济出现过热和通胀、经济体自身有周期性调整需要的时候,一个外部冲击直接导致了现在的产能过剩、经济供求失衡、增长速度难以为继局面。假使没有这个外部冲击,本文认为,根据经济周期理论,中国经济也即将进入“通胀—通缩”的波动周期,但是除去外部干扰因素之后,这个过程会显得更加自然也相对缓慢。因此,本文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从经济周期的角度考察,外部冲击加速了中国经济内部调整的步伐,本次中国经济面临的经济低迷是由世界金融危机等巨大外部冲击引发的提前一轮经济调整的表现,即使没有外部冲击中国经济也即将迎来一个经济调整的周期性转变。延续上述思路,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讲,应对本轮经济危机的政策制定必须有双重考虑:一方面是应对眼前的由进出口直接引发的需求下降;另一方面是着眼经济结构调整,逐步改善前期经济过热引发的结构性问题,将经济发展引向良性轨道。如果当前经济政策过分注重应对外部冲击,那么当外部经济环境趋好的时候,前期中国经济过热的调整需要或许将显现出来,中国经济很有可能陷入一轮新的原自自身调整的经济紧缩期,那无疑将延续当前经济紧缩境况的持续期,对经济发展的危害不言而喻。

四、结论

一般认为,经济周期的形式和持续时间是不规则的。经济周期变化无常。这就增加了人们对经济周期认识上的复杂性。从熊彼特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周期分析,显示了经济周期甚至是经济紧缩并不可怕,在正常的周期里,经济扩张——紧缩的反复是正常的、是经济自身调节的一种表现。通过上文分析,我们认为本次中国经济受次贷危机引发的外部危机影响,加速了经济周期调整的节奏,因此,从经济周期的视角来看,此次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增长困难确实是“危”与“机”并存(“危”在经济增长临难困难,“机”在中国经济提前迎来了一次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机遇)。我国应对经济困难的思路如果能在上述双重视角下进行完善,应对经济困难的措施如果能够增长与调整并重、长期和短期兼顾,那么中国经济一定能平稳而迅速地走出当前经济紧缩的阴影,同时迎来新一轮发展的良好历史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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