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网络传播论文范文

一、历经三千年的国学传播

传统认为中国学术产生于春秋战国，即诸子百家之学。《汉书•艺文志》中说“诸子出王官”，无论是章太炎持赞同的意见，还是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学者们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诸子之学不是空穴来风，一定有着作为源头的学术存在。古代文献所记并非完全可信，李学勤用考古事实证明，中国的学术起源还要早于西周:“在甲骨文里发现了“太学”，“太学”在殷墟小屯南地甲骨里就有了。这是非常重大的发现。不要看只有两个字，它很确切地证明了至少在商代的晚期已经有了太学。……2005年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件西周初年的青铜器，是一件方鼎，叫“荣仲方鼎”。这件方鼎上有铭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时学校的情况。……中国的学术早在商周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明显的传统，并且和教育结合起来”［4］。人类传播史就是人类信息技术的发展史，这句话强调了人类传播实践活动中传播媒介的重要性。最早萌芽于商周时期的学术，如果没有三千多年的传播活动，何来“国学”之称?又何来对国学的现代学术研究呢?以传播学视域来看，以往的国学研究，无论是传统的训诂考据法，还是现代的文化人类学等，多是以传播的内容(文本)为研究对象，兼涉传播者，偶有提及接受者、传播效果。一部中国传统学术史主要以历史时期为线索，来讲述学术内容、学术流派、学术代表、学术传承、学术影响……而对于学术传播媒介的发展，很少考虑在内。

媒介(传播渠道)研究是传播学五大研究领域之一。以下以媒介为线，梳理出中国传统学术的传播简史。如李学勤考证，中国学术从商周时代起，“庠序”、“成均”、“辟雍”等教育场所，即为国学最初的主要传播场所。那么传播者为何人?即是《汉书•艺文志》所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教国子，教之以六书”中的“周官保氏”。《周礼•保氏》亦云:“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可见，从文献中得知，商周时代的学术知识“六艺”、“六书”等，应该是由商王朝、周王朝的“保氏”或“保傅”之官，作为传播者，传播给当时的贵族子弟“国子”。最初的接受者也只能是这些贵族子弟，一来是有森严的等级制度所规定，二来是由简单的传播媒介所限制。从现有的甲骨文碎片实物上考证的文字信息大多是占卜刻辞、少数是记事刻辞来推断，虽然商代已有文字，但文字符号不如口语符号丰富，而承载文字信息的载体(甲骨、青铜)昂贵而神圣，所以知识信息的传播还是依靠声音介质，呈现口头传播的特性。可以想象，遥远的几千年前商末周初时期，“保氏”与王子贵胄，面对面地心口相授的情景，这在传播规模类型上属于人际传播。故此，只有贵族子弟才能拥有知识，生产知识，也就掌握了政治话语权并实际的政治统治权。

至东周时期，诸子百家———真正的中国学术产生并迅速走向繁荣。这有其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社会方面的原因，致使“三官失守，学在四夷”，但也不可小觑传播媒介发展的推动。最初的“周官保氏”之学从口口相传、单个对单个、无法跨越时空阻隔和阶级等级的狭小范围，借助竹、刀之力跳了出来，发展流变为诸子之学。所以班固认为的“诸子出于王官”，原来是有一定道理。退一步说，即使各家的思想观点并非直接上承于一官一职，但文字的源头必在王官。“左氏记言，右氏记事”，从只有祭司、史官等掌握文字，到普通士人都会书写，承载文字的媒介工具的普及功不可没。诸子若不掌握文字，没有机会阅览大批书籍，如何形成深刻的思想体系?孔子韦编三绝，《周易》借竹简能存于孔子之时;孔子修《春秋》，所修之书借竹简而流于后世……学问以简册为载体，超越时空，做到隔代间接传播。而有的甚至越千年保存到现在，直接成为国学研究最可信的证据。至于学术的传播类型，则从单人对单人或几人的人际传播，发展为一人对多人的群体传播，传播的规模扩大，才使得学术繁荣成为可能。《淮南子•泰族训》云:“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墨家是组织严密的学派，孔门则有弟子三千，均是典型的组织式群体传播。在稷下学宫的讲学、游学，学者可以任意发表自己的见解，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老师，师生之间的联系松散，传者和受者间是非组织的群体传播。

从此之后，国学经历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的演进，直至清朝朴学，其传播一直维持着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两种类型，即知识分子间的个体交流沟通、师徒间的一脉相传，和各类学校(太学、书院、私塾等)组织的教育。而媒介载体则从书简、木牍、绢帛、发展到纸张，书写载体不断趋于轻便廉价，文字信息含量越来越大，信息传递越来越容易。公元7世纪，唐代出现了雕版印刷。公元11世纪，宋代出现了活字印刷，人类传播开始进入印刷传播时代。印刷并不是载体，并未改变承载文字的介质，而是改变了承载文字的速度。信息的快速复制，使得学术传播的范围更广泛。即便如此，古代学术传播还称不上大众传播，只算是在精英阶层内的小众传播。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虽说是对千年的中国学术进行的空前总结，但也只是抄录誊写。国学在古代一直维持着以口头和文字为主要媒介渠道，传者与受者也始终在士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之间。

二、国学的大数据时代

传播学所谓的大众传播时代是资产阶级革命后，商业化的媒介组织产生，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先进的媒介，运用产业化的方式进行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并以普通大众为对象传播信息的时代。我国的大众传播时代也肇始于近现代。为弘扬国学，章太炎发行《国粹学报》、出版《国故论衡》，胡适创办《国学季刊》……这些报纸杂志书籍的开办，目的即欲使国学达到大众传播的程度。但因时代所限，这些报纸杂志一来并不是由商业化的媒介组织运营，二来不是产业化的大规模生产，无法达到这些国学大师们预想的传播范围。新中国成立之后，报纸、杂志和广播事业都得到高速发展，大众传播序幕真正揭开。但国学及国学研究，因政治原因却进入低谷时期，其传播范围比过去更加狭小。

改革开放后，再度兴起的国学热延续至今，分支为两股热流:一支为专业性的国学研究，每年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见诸报刊、书籍;一支为业余性的国学普及，社会各阶层各组织积极学习古代的文化知识，成为当今国学热的主要外在表现。国学已经借助更先进的电视、网络传播媒介逐渐走向大众传播之路。尤其是网络媒介，已成为报纸、广播、电视后的第四大媒介，其传播具有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易复制、超文本、多媒体、活动强等特点，打破了信息传播间的界限，甚至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生存方式。利用网络媒介传播国学，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学传播的新渠道与新途径。各种国学网站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网络上，及时为受众提供有关国学的信息，大量免费阅读的国学经典文献;学者们在自己的个人博客上发表研究成果，与受众交换国学心得;在国学论坛上，爱好国学的网民们积极参与国学问题的大讨论，气氛热烈……网络已然成为国学大众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网络媒介基于数字技术发展而来，信息转化为数字，通过互联网得以快速传播。传统数字技术形成的数据库，数据量最大只达到TB(2的40次方)。近几年的数字处理技术已经能够形成超级容量的数据库，数据量可以高至ZB(2的70次方)级别，即所谓的“大数据”。如此海量的数据依托云计算的分布式处理，可以满足用户快捷准确地获取、存储、检索、共享、分析和可视化处理。互联网发展到“大数据时代”，根本上是数据分析的前沿科学时代，云技术的处理、数据挖掘与分析技术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均创立了全新的量化研究的系统知识和方法。

2012年，国内出版了学者涂子沛的《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一书。该书讲述了大数据给中国带来的思考与启示，但只限于现象描述，未做深入研究。2013年，英国学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和肯尼思•库克耶合著的《大数据时代》一书在国内外出版。该书开国外大数据系统研究之先河，为国内学界对“大数据”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基础。2013一年内，以“大数据”理论或“大数据时代”为背景，所做各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条目多达3500余条，其中亦有传播学领域内的论文，但是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国学的网络传播研究还无人问津。2013年9月16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访谈文章《国学大数据时代来了》。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赵敏俐、孙茂松、张涛、尹小林、杜晓勤五位专家学者，就“大数据时代”给古籍整理与国学研究带来的巨大变革做了前瞻式的探讨。过去十年，利用普通数字技术进行纸质版本古籍数字化保存，已经有几十亿字的规模。如今，利用先进的“大数据技术”能够建立更多功能的、更大规模的古籍数据库，全面实现“对古籍的自动识别、自动标点、自动排版、智能检索、智能分析，可实现多种数据格式的转换和输出，可以满足文、史、哲、经各学科研究所提出的各种特殊需要，更能适应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高级需要”［5］。比如，为《二十四史》标点的工作从1950年代末开始，百多名学者专家参与，历经20年才完成。如果仍用人工方式为《四库全书》标点，同样人力约需500年的时间，而借助于现代数字技术来标点，最多10年就可以完成《四库全书》的标点整理工作。目前，在大数据技术支持下，国家有望建立起超大规模古籍数据库，目标是把中国现存的古代所有书籍进行数字化整理和保存。一旦建成，将对国学的研究与传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国学网络传播的研究对象

国学的继承发扬，具有的重大社会价值和战略意义，前贤已多加论述，于此不必重复。就当前世界文化的传播格局而言，若想实现国学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必须扩大国学在现代社会的传播面，使过去的小众传播成为现今的大众传播;必须加强国学在当今世界的传播效果，使过去的民族文化成为将来的世界文化。在这一点上，国学的传播创新能力决定了中国文化复兴的未来，现代化的网络传播渠道显得格外重要。大数据技术与网络传播间的关系，和印刷术与文字传播间的关系是一样的。大数据也是技术，而非媒介，没有改变承载信息的介质，但是改变了承载信息的容量，加快了处理信息的速度。大数据时代，是网络传播的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新时代，如何开启国学研究与传播的崭新局面?首先必须总结新时期以来国学传播的现状。只有在对网传国学的现状进行认真地分析总结之后，结合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新机遇，为未来的国家文化传播制定更好的路线策略，才能正确有效地加强文化传播效能，提升国家软实力。这就是国学网络传播的研究价值所在，这样的研究必不可少。2005年华中科技大学张丽平的硕士论文《论华夏文明的网络传播》可算做该方面研究的先声。但华夏文明的范围过大，正如之前所辨析的那样，国学是文化的精华、文明的浓缩。可惜的是，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国学的网络传播的专门性研究文章出现。只在2篇论文中略有提及:新疆大学梅志俊的硕士论文《国学文化传播渠道研究》中的第三章第一节“国学文化的传播渠道”和杨慧珊、尉慧靓的《国学的大众化传播》中1.3节“其他传播途径”。另有曲阜师范大学李臻的2013年硕士毕业论文《宋词网络传播初探》对网络上的宋词传播方式做了有益的探索，可以视其为国学网络传播的“宋词”个案研究。

其次要明确国学传播的主要研究对象，以使独立的个案研究扩展为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系统的全面研究。主要的研究对象有:1.国学的网络传播主体。传统的国学传播者不外是古代及现代的知识分子，而网络传播的特性，可以使每个人都成为自媒体。国学的传播者从单一性的精英阶层外溢为多样性的各阶层，有传媒机构，也有一般大众。所以，传播者的目的、意图，影响制约传播者的因素问题和传统传播者(如孔子)的就不一样，需要研究者加以区分和探究。2.网络传播的国学文本形式与内容。网络上的一切信息是以数字技术编码后以电子文本的形式保存下来。目前涉及国学的网络文本有文字和声像两种。国学研究类文本，如古代典籍原文，还是以传统文字形式呈现。而国学知识普及类文本，如对少儿进行的国学教育，则出现了声像形式。形式的进化伴随着内容的改变，也改变了国学信息的解码方式，这些改变是否有利于国学的真正继承和发扬，都需要调查分析，归纳总结。3.国学在网络上传播的各种渠道和主要阵地。网络上各类与国学有关的网站不少，如国学网、浩学历史网、中华文化信息网、中国孔子网等;还有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亦可搜索到相关的国学知识;国学数典、龙腾国学、国学论坛、北大中文论坛等BBS论坛，学者的个人博客等，权威学术期刊网站等，凡此种种都成为传播国学的网络阵地。其中有公益性的、商业性的，有专业化的、业余化的，不同的传播渠道实施的传播内容也各不相同，须对此加以分类考查，指出各自的特点。4.国学网络传播的效果。网络所具有的传播优势，是否加快了国学的大众化传播，国学的全球化传播已经达到何种程度?在网络给国学传播带来的机遇外，还给国学传播带来了什么样的负面效应?如何避免网络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传播国学的正能量?这都是传播效果研究的关注点。5.国学网络传播的受众。现代传播技术背景下，受众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不同年龄、职业、学历的人，对网传国学的接受有选择性。受众的这些特征，对国学传播的过程与效果具有促进和制约作用。全面了解不同受众的目标诉求，才能不断完善国学网络传播渠道的合理建构。6.大数据技术与媒介融合大背景下的展望。大数据与媒介融合是网络媒介技术的最新发展趋势，新技术不但给传播过程本身带来新的发展，对传播过程所处的整个系统———社会文化大环境也将带来改变。学者们应该看到环境与过程的相互刺激与影响，指出新时代新背景下，国学研究和传播的有利条件，在此基础上探索国学传播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并做出客观的预估。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国学研究和国学传播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以“大数据时代”为背景、以“网络”为基点的国学传播研究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国学与传播学的跨学科研究是方法创新，结合大数据的新视角是理论创新，只有用新方法、新理论去填补国学传播研究新领域的这处空白，大量开展国学现代传播的相关研究，才能够更好地指导国学传播的实践运用。

作者：卓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文化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