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规范与方法范文

内容提要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重视学术规范的呼声不小。确立学术规范，对于深化新闻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在批评一些不规范现象的同时，提出若干有利于新闻学术规范化的做法：提倡题小文深，反对大而不新；提倡博采百家，不用权威法代替旁征博引的研究；要充分占有学术信，不可大胆立论疏于求证；要甘于坐冷板凳，切忌粗疏浮躁；核对原始资料，不以讹传讹；重视引证注释，不侵占别人知识产权。论文认为，掌握和运用好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通向规范化的最重要的途径，也是深化新闻学研究的必由之路。论文从思维习惯和缺乏研究方法的角度，探讨了我国古代科学发展缓慢的原因；概述了思辨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各自特征及它们在当今社会科学中的不同的适用范围。论文还花较多的篇幅介绍了新闻、传播学中的一些重要的研究方法，如逻辑方法、观察方法、社会调查方法、内容分析方法、实验方法、个案研究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简介了这些方法的特征、适用范围，并举例说明它们在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中的应用情况。文章认为，如果致力于新闻学、传播学研究的每一个人，在自己进行某项研究时，先能考虑一下采取何种方法，尽可能把所选择的方法运用得好一些，并能在写论文时尽力规范一些，那么可以肯定，这片学术园地将会开满各种奇光异彩的鲜花。当今的我国学术界，重视学术规范的呼声不小。哲学界徐友渔说：“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相当一批学者苦口婆心、坚持不懈地提倡建立和健全学术规范，以保障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1）经济学界林毅夫指出：“近年来社会科学界出现严重失序现象，剽窃抄袭成风，问题经常重复讨论而又不见水平提高。每年发表的论著可谓不少，但迄今为止国内的经济学研究在国际上尚未得到多少承认。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规范我们的研究，建立一个大家能够有共识的，理论创新、接受、修改、摒弃乃至理论批评的规范机制。只有大家都能遵循上述规范，才能避免过去那种低水平的重复，使得我国的学术研究能够取得重大进步。”（2）本人也与他们有同样的体会，并且认为，由于种种原因，新闻学的不规范现象更为严重，更加需要强调学术规范，因此最近两年写过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在本文中，准备谈以下分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提倡一些规范的做法，同时评论新闻学研究中的一些不规范现象；第二部分谈研究方法；因为只有运用合适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才能使新闻学研究成为真正规范的研究。重视学术规范促进新闻学术发展就我们所看到的新闻刊物上登载的、各种论文集中收录的林林总总的新闻学论文中，自然有些堪称精品，是作者科研之成果，心血之结晶；但确有不少是陈陈相因，是没有新意或很少新意的文字组合。没有新的观点、新的结论，也没有新资料的发现，甚至也没有提出新的问题。通篇是人云亦云，既不错也不新，或偶尔有一两句有新意的话，也没有围绕它展开。这类文章看十篇所得收获与看一篇相差无几。就社会付出的出版、发行成本和读者花费的时间而言，实在是极大的浪费。同是社会科学，新闻学研究比不上文史哲研究的深入和深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新闻学学科历史短（七八十的历史），内外干扰因素多等原因以外，学术风气不够严谨，以及不得学术论文的要领，用写惯了的“急就章”的新闻文体来写学术论文等等，也是重要的原因。现在有一些人，把写论文看作很容易事，将有关的文章找来几篇，自己做点“整合”的工作，就把其他人的成果整合成一篇新的“成果”，可是“整合”来“整合”去，洋洋大观的众多“论文”，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科学发现并没有增加多少。这种风气漫延下去，会使学术界像物质商品世界一样，充斥假冒伪劣之作。就像国家如果不保护专利，为科学技术投入多、贡献大的人和单位就没有积极性一样；学术界不确立规范，种种不良风气受不到斥责，受到损害最大的是严肃治学的人，会使学科的发展速度大为减慢，恶劣风气还会遗害我们的下一代。可见，确立良好的学术规范，培养严谨的学术风气，意义很大。就在我想写新的一篇文章，来归纳新闻学论文的不规范现象之时，我读到了一份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对新闻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以下简称《看法》）（3），里面有一些内容与我所要谈的不规范现象相符，所以不妨以此论文中的某些内容作例证，来说明不规范的特征极其弊病。现在，本人试图列举一些抵制不规范现象，有利于学术规范化的做法。（一）提倡题小文深，不要大而不新。常见一些人写论文拟很大的题目，比如舆论导向、舆论监督这样大的题目，你写我也写，写的都差不多。因为题目大，一个大题目下又得分许多实际上还是很大的小题目，光是“题中有应有之义”的交待也得花去很多篇幅，还有多少篇幅去深化独到见解呢？为何不把大题目分解成许多小题目来写呢？可以说，大而不新是一部分新闻学论文的通病。题目定得小，又必须有一定的篇幅，论文就得向深度开拓。面对一个很大的题目，在新闻学圈中泡了几年的人，恐怕谁都能写出万字文章来，但是要深、要新就困难了。现在读到囊括了新闻学11个问题的《看法》一文，这恐怕是新闻学术史上涵盖面最广的论文。学术研究上讲究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的学术见解都应符合学术规范，都要接受科研成果标准的检验。其中一条重要的标准，就是论文要对它提出的论点进行充分的、扎实的论证。因为论文不是发表看法宣言。在各种文体中，论文，又称学术论文，与一般文章不一样。它是作者用一定的研究方法，研究某一领域中的某一问题所得出的成果的书面报告。对论文的实质要求，是给学术界和社会提供新的观点、新的资料、新的发现。一篇论文，不是单纯的笔头工夫，它付出辛劳最多之处是作者的研究。所以写论文，首先是科研活动，其次才是写文章。论文讲究立论和论证，一篇论文应该由若干进行充分论证的论点构成。“知识是论证了的认识。因此论证对于科学认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4）在科学研究中，任何作者自认为的新观点，如果没有经过有力的论证，只不过是提出了一些假说而已。“假说仅仅是尝试性的、未经验证的，而研究者认为事实确是如此的陈述。”（5）这也就是有的论文有一两句有新意的陈述，却算不得研究成果的原因。一篇论文中摆出很多问题，却都是蜻蜓点水，不予充分论证，就成为“假说连篇”；倘若假说也是别人说过的话，连假说也算不上，那就更无新意了。论文贵在新、贵在深，故大而无当，切不可为。（二）提倡博采百家，不用权威法代替旁征博引。众多的论文中没有新观点、新见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新闻学领域中，原因之一是对权威法的滥用。有位学者在归纳科学研究中的非科学的方法时，提出有四种，即惯常法（TheMethodofTenacity）、权威法（TheMethodofAuthority）、直觉法（TheMethodofIntuition）、推理法（TheRationalisticMethod）。何谓“权威法”？“此法诉诸权威（个人、团体或典籍），认为某方面的权威所说的事情，便是真实的或可信的。”（6）迷信权威法者，既不需要博览群书，旁征博引，也用不着去作辛苦麻烦的社会调查、抽样分析，只要找来几条权威语录，就可以拉出长篇“论文”。由于新闻学的特殊性，权威法在这个学科领域中用得比较多。众所周知，像文史哲等人文科学和许多社会科学领域，都没有像新闻领域有那么多革命导师和各时期领袖人物发表那么多的看法，提出那么多的要求，这本来是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财富，而不会也不应该限制新闻学研究的深入开拓。可是长期以来的实际情况是，一些人不是把领袖特定时期对新闻工作的要求，与新闻学本身固有的范畴、原理、规律结合起来研究，不是以领袖们的说法、观点和方法作为研究的重要基石，向更深的更广的方向开拓，而是用权威法总结出几条，一会儿放到“党性原则”这个题目之下，一会儿又放到“政治家办报”这个题目之下，一会儿又用类似的几条放到“舆论导向”这个题目之下。他们不提出新观点、新成果也是可以的，没有关系，但另一方面，他们对那些进行新的探索，有些独立见解的文章，很不以为然，甚至扣以吓人的大帽子。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舆论导向，都是对当前新闻工作中极为重要的方针政策，报刊都作了广泛的宣传，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就理论创新而言，党性原则、政治家办报、舆论导向的发明权分别属于列宁、、等领袖人物。新闻学研究者想写出体现自己研究成果的论文，仅仅靠演绎推论这些论点，是难以奏效的，必须把新闻的政策与实践，结合新闻学、传播学和各相关学科的原理和方法，作更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为此，学术界必须鼓励创新，鼓励大胆探索，鼓励不同学术流派的涌现，促成百家争鸣的真正实现。正确的态度是把它们结合新闻学的概念、范畴、原理一起研究，结合新闻学和相关学科中的百家一起研究，得出新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不能只要权威，不要百家，要博采百家，互相补充丰富。《看法》一文中，作者谈到，他在对香港高级新闻从业人员研讨班讲课时说：香港的传媒各自有鲜明的党性，“对于香港传媒来说，正确的党性应当是‘爱国、爱港’。”对香港传媒讲党性，这简直是荒唐、滑稽的事。与各种其他社会集团相比，政党是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或政治倾向性，以及严密的组织性的社会集团。所以党性应该具有阶级性和组织性这两个方面的内涵。从最先使用“党性”一词的领袖人物列宁，到，到当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由于他们讲党性时都是对本党人讲的，所以都没有必要强调组织性的内涵。但是当我们用党性这个概念去分析一国乃至全世界的报纸时，这个党性已经不是专指无产阶级党性了，而是抽象为各种政党都具有的党性。由于《看法》一文的作者不肯结合新闻领域的这一实际来研究党性，结果视阶级性为党性的唯一的内涵，最终把“党性”这个标签贴到了香港传媒身上，造成对党性一词的滥用，把不属于任何政党的报纸强加一个党性的概念。我相信，作者的用意不会是鼓励香港报纸加入政党吧。其实，对香港报纸，用政治倾向性来描述就行了。（三）要充分占有学术信息，不可大胆立论疏于求证科学研究旨在作新的发现，因此研究者必须占有充分的学术信息，知道自己领域的研究成果已出了哪些，防止搞重复研究。而且也只有在占有最新学术信息的基础上才能提出新问题，开拓新领域。我国新闻学者外文水平高者不多，参阅国外文献受限制，这个问题只能逐步解决。但是对于国内已有的重要著述，已经译成中文的外国学者的主要著作，总该努力参阅，使自己避免重复研究，同时使自己的论文有丰富的引证。如果占有学术信息不多，却又敢于作出断言，就会出现大胆假设，又不小心求证的偏差。《看法》一文把十几年前的党性、人民性问题又翻了出来。这也未尝不可。可他说，“据了解，除俄罗斯（苏联）外，各国的文学理论、新闻学理论基本上不谈‘人民性’。”这确实令人诧异。中国现代和当代史上，新闻界把党性人民性一起讲，发生过多次。胡乔木1945年跟随到重庆后，在新华日报作了一次演讲，其中说到，“我们要使人民的东西能在党报上反映出来，这要求加强人民报纸的党性，也就是人民性。说报纸党性太重，证明我们的报纸和人民还有距离。就是人民性不够，也就是党性不够。”（7）1947年1月11日《新华日报》的一篇文章称，“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是一张人民的报，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8）建国后的1956年，报纸的党性、人民性问题被再度提了出来。在后来的反右派斗争中，这方面的一些言论受到批判。但人民性这个概念，以及把党性和人民性放在一起谈论这个做法，并没有被否定，这从1957年的《新闻战线》、《新闻与出版》等报刊上刊登的文章中可以看出。（9）那么多的历史资料不去占有就妄下定论，必然会使持论者陷入被动的境地。（四）要甘于坐冷板凳，切忌粗疏浮躁有位前辈学问家告诫我们：“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可是在新闻学界常能看到一股浮躁之风。浮躁者，轻率、急躁之谓也。新闻学、传播学领域也颇为广阔，有的研究者不管自己是否熟悉的领域都敢发表看法，轻率得出结论。像《看法》一文那样同时纵论新闻学领域中的11个基本问题，就难免露出粗疏浮躁。比如，《看法》断言：“‘新闻自由’之说不通。”他摆出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只有行为才有‘自由、不自由’的问题。‘言论’、‘出版’是行为，所以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要求和规定。‘新闻’是名词，不存在‘自由、不自由’的问题。”做学问是件辛苦的事，必须详细考察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历史和现状，不是靠望文生义，耍弄一些语言技巧就能奏效的。出版自由是按英语Freedomofthepress翻译过来的。《看法》说“‘新闻自由’一说不通”，理由是新闻为名词，可是英语中的ThePress本来就是名词，原意是“出版物”，只是我们的先人没有把它译成“出版物自由”罢了。ThePress还有“报刊”、“新闻”的意思，在现在的台湾新闻学界，ThePress大多被译成新闻自由。问题的实质在于，以上各种自由的主体都是人。一切自由都是人的自由，与自由的修饰、限制词的词性没有关系。众所周知，香港基本法是全国人大通过的一项基本法律。香港基本法第20条规定，香港居民享有新闻自由。非常权威的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原版中的“出版自由”，在新版中都改成了“新闻出版自由”。（10）（五）核对原始资料，不能以讹传讹写论文不同于写新闻，研究成果不能是“急就章”。做学问当是“慢工出细活”。对自己的引文，要认真核对原著。可是，有的人凭自己的印象，甚至是听别人说，某领袖人物或某权威学者说过某话，自己一时找不到原著出处，就凭自己的记忆写下大意。等在原著中查到引文，才发现差异甚大。或者听别人讲到哪里有一段语录适合自己的立论，寻章摘句地取来引用，却并未通读全篇，结果歪曲了原著的意思。这种现象在《看法》一文中也有所表现。它为驳斥“新闻是商品”的观点，提出“新闻报道和报纸不是‘商品’，而是‘服务’。”并称，“把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亚当斯密的《原富论》对照着读，可以发现一个差别。《原富论》谈商品、价值、成本，包括了律师、医师的工作在内-----马克思谈的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商品交换，谈的是物质产品的生产、流通与交换。”可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马克思谈的商品，既涉及物质商品，也涉及服务形式的商品。他的《资本论》第4卷中有十几万字论述服务业。马克思明确地指出：“服务就是商品。”（11）马克思以工人购买缝纫劳动为例，说：“工人自己可以购买劳动，就是购买以服务形式提供的商品，同他的工资花费在购买其他任何商品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12）作者说他把两本书“对照着读”，才发现两书的差别，难道就是偏偏没有读《资本论》中有关服务业的内容？（六）重视引证注释，不侵占别人知识产权论文是研究成果的书面报告。论文中用来作论据的较为重要的观点、资料（人们熟知的“大路货”除外），凡不是作者本人的，都应当交待出处，这等于确认这不是作者的成果。常常看到一些论文一条注释都没有，或者说只有很少的注释。有人不止一次地讲，资产阶级新闻也是讲党性的，却从来没能提出一条引文作证。因为资产阶级新闻学里恰恰没出现党性的概念，而较多地谈到客观、公正，但同时会在各种情况下体现它们的阶级倾向性和政治倾向性。由于持论无须资料佐证成了习惯，人云亦云所导致的以讹传讹也难以发现和纠正。论文不同于一般的报纸文体，报纸文体主要是面向大众传递信息，普及知识，提供消遣等，而且受版面篇幅的严格限制，不作引用注释乃是惯例。论文是科研成果的书面报告。既然如此，论文中凡不是作者自己的，而又比较重要的、有价值的观点、说法，都应该注明出处，以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如果不注明出处，读者就可能视为作者的科研成果，那么作者就有侵占别人成果之嫌。所谓剽窃，实际上就是把别人的科研成果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以显得是自己的。所以在论文中，对于阐释立论有重要作用的观点和资料，如不标明出处就会有剽窃之嫌。至少是不尊重别人的知识产权。国外有些学者的研究论文中，引证注释所用的篇幅，竟多达论文的三分之一。我收到留美博士赵月枝助理教授出版的毕业论文《中国的传媒、市场与民主》，（13）发现书后的引证注释共有666条。一看就知道论文作者参阅了哪些书籍、刊物和文章，使人不由得佩服作者的学术信息之丰富，治学之刻苦。当然，我国文史哲老学者，也有很多爱作博引，勤于注释。在本人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中，有南京大学高国藩教授写的“声与传播”一节，文长不过6000字，注释却有64个。（14）我编辑此节时颇为感动，知道这6000字来之不易。详细而规范的引证有以下几个好处：1、尊重了别人的知识产权。2、你提供的某些引文出处，还可能让某些读者发现了他们所需要的知识的新的来源，为他们作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帮助。3、显示了你是在占有大量知识和信息的基础上完成著述的，让读者增强对你的著述的信心。《看法》一文中有不少处该向读者介绍资料来自何处，而没有交待，以至令人将信将疑。比如说“西方发达国家也有登记、领取执照的制度，但一般不搞‘年检’。”这里没说哪些西方发达国家办传媒要领取执照，也没有交待资料来自何处。相反，有关资料证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典、意大利、葡萄牙、芬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办报都没有领取执照一说。（15）这之后说“一般不搞‘年检’”，言下之意好像还有某些国家搞“年检”。相信不大可能有什么根据。4、这种习惯养成后，那些不作深入研究就洋洋洒洒写大块的不规范文章的人就吃不开了，有利于严谨的学术风气的形成。当然引证并不是越多越好。烦琐引证是不可取的。至于对于引证注释的写法（特别是注释资料的项数和排列顺序），国内尚未见统一的规定。这两年我发现，有些年轻学者的论文已经在注意作规范的引证注释了。近读刘晓红的《精确新闻报道：现状、问题和教育》（16），文后有“资料来源”、“参考文献”（中英文分开排列）、“互联网资料”诸项。而且文内有插注，比如文中摘引某观点、某资料后，将作者的姓名和著述发表的年份，写在其后的括号中，以便不需要从文后获得详细资料的读者也能立即知道引文是何人何时说的。文后的注释资料通常包括引文作者姓名、书名（或期刊名）、页码（或刊物期数）、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等。研究方法与新闻学研究的深化掌握和运用好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通向规范化的最重要的途径，也是深化新闻学研究的必由之路。本文以下部分将联系我国的学术传统，谈谈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然后介绍几种研究方法，并尽力联系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的实际。从古代科学看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讲究宏观把握、整体把握。写文章喜欢由宏观到微观，由大到小，由古到今。一本启蒙读物“三字经”，从“人之初，性本善”说起；另一本启蒙读物，千字文从“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讲起。一本小说、一出戏讲究有头有尾。这种思维方式产生的典型的思想，莫过于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中对天人关系的一个重要观点，强调“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合一。战国时子思、孟子提出这种理论。后来汉儒董仲舒即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大约是天人合一的的说法正式确立。两千多年来，很多文人哲人都谈到过天人合一，直到程朱理学，都在继续论证。例如朱熹说，“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17）天人合一思想，被现代环境学者奉为瑰宝，因为我们祖先的思想早就说明，毁坏自然环境就是损害人类自己，天人合一嘛。但是停留于整体把握，并不能把天人合一的理论向推进。一两千年前的子思、孟子所说的天人合一，与一两千年后的程颢、朱熹所讲的没有多大差别，简直是同义反复而已。没见到过一本天人合一的著作。中国文人许多喜欢停留于这种整体把握、宏观思考，不肯深入下去，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只停留于一般的思辨。中国古代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几乎没有多少创新。至于实验方法很少有人使用，“君子动口不动手”嘛。中国古代科学在汉代就达到“九章算术”、“黄帝内经”的高度，后来却长期停滞不前，这当然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但仅就科学本身而言，中国人习惯停留于一般的思辨，缺乏对研究方法的孜孜追求，不能说不是原因之一。而在西方，近两百年来自然科学能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培根、笛卡尔、伽利略等近代科学先驱者对科学研究方法的发明和创造。培根推崇大量搜集经验材料，进行科学实验，再丛实验数据中探求结果的归纳法。笛卡儿则推崇数学和演绎法，而科学实验主要是作为演绎思想的辅助。伽利略在方法论上的重要贡献是把观察、实验方法与数学方法相结合，定量地表示物质运动的规律。在他们之后，方法论本身作为一门科学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完善。（18）19世纪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着在我们面前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法。”（19）刘蔚华主编的《方法学原理》一书指出：“大凡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哲学家都会对方法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当他们要突破一种旧的理论体系时，首先要审查形成这种理论体系的方法有何缺陷，如果不能在方法上有所革新，要想突破旧的理论体系，只不过是一种空洞的愿望而已。”（20）思辨研究、定性研究、实证研究研究方法是一个大家族，大到哲学思维方法，如矛盾分析法、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其次为一般科学思维方法，如数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系统方法、信息方法、控制方法、结构—功能方法等；小到具体学科的特殊方法。里面包含数以百计的成员，一个长辈成员下面还会有许多下辈成员，有的成员还有多个名称。而且随着科学的发展，还在添丁加口，使家族越来越兴旺。本文不涉及作为体系的方法论层次（不少方法论与世界观紧密相连），只谈操作层面的具体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按其适用范围和普遍性程度，又可以分为多个层次，比如可以分为专门方法和普通方法。专门方法是指某一学科专用的方法，如地质学中采用碳14测定年代的方法，化学中的PH值测定酸碱度的方法，人类学中的文化层次分析方法，社会学中的抽样调查方法。普通方法是指许多学科都采用的方法，比如逻辑学的方法；或者某一类学科（如社会科学）都采用的方法，比如文献研究方法。有些起初可能是某一学科的专门方法，但后来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也都借鉴采用，也就成了社会科学中的普通方法，比如社会学中的抽样调查方法，现在是社会科学的普通方法。就新闻传播学而言，还没有哪一种方法可以算作该学科的专门方法。但是，只要认真借鉴和运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普通方法，也足以改进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毫无疑问，研究方法是否多样，运用得是否很好，是衡量一个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现在我们把话题缩小，只谈社会科学，特别是新闻学、传播学中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中的研究方法，分人文主义或解释学的方法范式，与实证主义的方法范式两大类。这两种范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研究者通过操作概念得出研究结论，后者是研究者通过操作事实得出结论。（21）操作概念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思辨的方法。人文方法来自哲学思辨的研究传统，所以，思辨方法代表着研究方法中的一个大的类型。我国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主要是依靠思辨的方法，“从概念到概念”。如研究新闻的党性、阶级性、群众观点性、真实性，战斗性，指导性等等，都是靠的哲学式的思辨。操作事实是实证研究的特点，实证研究主要依靠收集和整理事实。而因收集事实的方式不同，形成实证研究的两大分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定性研究是通过不断地采集和积累事实来发现理论结论。其基本过程是一个归纳的过程，即先积累事实，后进行推论，其研究目的是理解事实。（22）当然，这是指研究过程是这样，而不是说论文写作时也必须是这个顺序；论文写作时往往是先写出结论，然后摆出事实来论证。这就是说，研究时从具体到抽象，写论文时从抽象到具体。定性方法有利于对传播的历史过程、事件发展、人的相互关系和行为等难以量化的问题进行研究。定性研究比定量研究更容易发现理论和形成有意义的假设。定性研究的方法主要来自人类学的观察、访问方法，以及政治学的文献分析方法。靠观察和文献分析的方法采集的事实，一般是难以量化的，所以只有通过收集事实、分析和解释事实，来建立某种因果关系。定量研究则是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地收集事实来证明假说。它是根据研究者现有的对某事物的认识提出假说，然后根据检验假说的需要收集事实，以对假说进行证实或者证伪。定量研究有助于人们更精确地把握事物的全貌和变化情况，及时地了解突发事件产生的反应。定量研究的方法主要来自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传统——社会调查的方法和控制实验的方法。以社会调查和控制实验方法采集的事实，大多数是可以被量化的。（23）上面实际上谈到了研究方法的三大类型，思辨研究（属于操作概念的人文主义的方法范式），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均属于操作事实的实证主义的方法范式）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一下。由于思辨研究与定性研究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其表现形式都是词语（不是靠大量的数据分析），容易使人产生定性等同于思辨的印象，因此在我国学术界，被认为是定性方法的研究，不少是属于思辨范畴的。其实，思辨研究与定性研究是有区别的，思辨研究的对象是不可直接观测或调查的抽象概念，比如新闻与信息的定义、新闻的倾向性与真实性、传播的本质、信息的本质，等等。而作为实证研究之一的定性研究的对象，则是可直接观测或调查的经验事实。定性分析，在内容上是对事件或现象的主要性质和特征的解释，而在形式上是非量化的，比如新闻事件、信息流通极其不公平分配、流言传播、传播的长期效果和社会文化效果，等等。当然也有一些研究对象，如新闻自由，既能用上思辨方法（分析新闻自由的相对性，新闻自由与新闻法的关系等），又能用上定性的方法（如分析新闻自由在某国某社会的表现与特征），还能用上定量分析的方法（如研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自由度）。由此可见，这些研究方法都不是绝然分开的，在实际应用中是可以各自发挥特长，又互相补充的。介绍几种重要的研究方法以上所谈的毕竟还是比较宏观，为了促进研究方法在新闻学与传播学领域中的应用，有必要介绍几种重要的具体方法。在思辨研究下面，打算着重介绍逻辑方法，特别是定义的方法；在定性研究下面，着重介绍观察方法。在定量研究方面，着重介绍内容分析方法、社会调查方法和实验方法。还有对多种研究法综合运用的方法，如比个案研究方法、较研究方法。

一、逻辑方法：思辨研究的起点是概念。由于许多思想资料不能用日常语言来准确、有效地表达，所以思辨研究需要建立科学概念。然后依靠相应的逻辑来组织，概念被发展为命题，由此产生了系统的知识，同时，又可依此推演出新的知识。（24）无论社会科学研究还是人为科学研究，都必须依据逻辑，当我们选择的研究对象有较强的哲学思辨性时，就更需要使用逻辑的方法。现在新闻刊物的上不少文章，都只是经验或印象的描述，缺乏新意和理论深度。就是因为作者既没能从归纳事实中得出新的概念，也没能使用已有的概念去逻辑地推演出新的命题，靠一些老生常谈的论点，加上自己的经验与印象，就构成了论文的全部。自然没有逻辑力量，也没有思辨性。在逻辑方法中，定义法的使用很重要，有利于保证论文沿着界定的含义，集中地深入下去。常见一些论文作随感式地论述，作为研究对象的概念的含义并不确定，时而狭义，时而广义，甚至时而指这，时而指那。这样论文就不可能有逻辑力量。论文作者要重视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概念下定义，或对其内涵、外延作出界定。许多语汇有多种含义，“定义是规定一个符号应在什么意义上使用。”（25）虽然恩格斯说过“在学科上，一切定义只有微小的价值”（26）但那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定义的内涵、外延都会发展。如新闻媒介，原来指报纸，后来也包括广播、电视，以后还可能包括更神奇的媒介。但是一个研究者在作研究时，必须对其研究对象的概念作出界定。这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这种界定可以是下定义的方式；如果下定义困难，也可以采用说明内涵和外延的方式。总之，要使读者明确你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种概念。这之后，读者可以看出你在论证时是否沿着这个意义走下去。这样，就便于检验你的论述、推理是否具有逻辑力量。《看法》一文在论述什么是宣传时，竟说“对别人讲话，就是宣传。”按此“逻辑”，说话、宣传、口头传播都是一回事。在科学意义上，宣传是为着一定的政治的、社会的或经济的目的，而进行的一种传播和说服活动。宣传方式可以是说话，而说话不一定是宣传。如果作为研究对象的概念，都可以随意夸大和变形，就会有大量的概念雷同，以至混乱不堪，科学研究就无法进行下去。

二、观察方法：观察方法的特点是实地观察到现象或行为的发生。当时当地的观察可以把握事物的全盘面貌，可以领略其特别情境，感受其特殊气氛。而且，很多情况对当事人来说，都视之为当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一般都不会作为报导资料报道。但研究者的当场客观观察，会敏锐地感受到一些具有特别意义的资料。滇西北的泸沽湖畔居住的摩梭人，处在世上仅存的母系社会，实行走婚制。报刊对他们有很多报道，游人蜂拥而至。《文化间传播——泸沽湖畔的传播学随想》一文（27）的作者，靠实地观察和访问，发现那里人们的婚姻观念在开始发生变化：有一些人向往一夫一妻制；经商观念与围着游客兜售生意的做法，与外界毫无二致；物质生活与精神生与外界趋同，从可口可乐到卡拉OK到处都有。文章认为这是与外界文化交流的结果，是传播的产物。传播的途径有四条：现代交通；摩梭人外出经商，做工、求学；游客涌进；电视、电话。最后文章对文化的独特性与地理环境的封闭性的关系，以及何种文化能传承久远展开论述。这是使用观察法（包括必要的入户访问），获取资料进行定性研究的一个例子。虽然运用得不很规范，但基本方向是值得肯定的。观察方法特别适用于那些不肯直接报道或接受面谈的对象，因为对他们既不宜采用社会调查的方法，也不宜采用实验的方法，只有观察法较为适宜。科学的观察法，应该在事先具有研究目的或假设，有系统的设计，有系统的记录。假如在特殊的设计下（如单向透视玻璃），观察者不为被观察对象所注意，因此可以在最自然的情况下不受打扰的行动，由此观察所得到的资料是任何其他搜集资料的方法都不能得到的。（28）可惜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严格按照科学的观察法进行操作的研究，一时还难以举出实例。

三、社会调查方法：社会调查方法是社会科学的典型方法之一。它是以客观的态度，通过对受众的系统提问，收集并分析有关研究数据，以描述或解释传播现象及其各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的实证研究方法。社会调查方法可以获得一个群体、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某项情况，可以解决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特定的问题，如受众与媒介的各种关系，受众对媒介传播的态度，以及受众的媒介观念等等。在这些方面，是其他研究方法无法替代的。社会调查的第一步是决定题材，分析理论和拟定研究假说。第二步是问卷设计。问卷是依据有关理论和假说而设计的。任何组成假说的自变度数或应变数，均必须用一题或多题的问卷来表示。第三步是选取取样本，就是从成员总体中抽取一部分能够代表总体的样本。这种选取样本的过程即为抽样。抽样方法很多，主要分为随机抽样和非随机抽样。样本的多少与样本代表性成正比。样本数最好是整个总体数的5%以上，但最少通常不得低于500个样本。（29）第四步为访问，分入户访问、电话访问或邮寄问卷等。第五步是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撰写报告。自80年代以来，我国新闻界运用社会调查方法已经很多次。《中国传播效果透视》（30）一书收录了十几次报纸、广播、电视的受众调查，以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新闻改革态度的调查，可以说已为社会调查方法的运用积累了比较成熟的经验。

四、内容分析方法：“内容分析是一种对具有明确特性的传播内容进行的客观、系统和定量的描述的研究技术。”（贝雷儿森定义）它是传播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常见的方法。内容分析“一方面可以避免定质分析过于主观，一方面也可以做较大范围之抽样，但在分析过程中，除了传播内容量的分析外，亦注重其质的分析，这种综合的内容分析方法，可以避免两种方法的缺点，增加内容分析的正确性和有效性。”（31）内容分析方法与大众传媒及其研究的发展密不可分，在西方自本世纪初以来一直进行着。我国自1987年以来，亦不断有内容分析的研究成果出现，如《市场分析》（孙五三，《新闻学论集》第12集）、《国产与进口少儿电视节目制作形态与传播观念的比较研究》（王怡红，《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北京地区少年儿童节目内容分析研究报告》（杨瑞明，《新闻研究资料》第60辑）、《我国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刘伯红等，《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1期）。内容分析常见的有三种形式：描述传播内容的倾向或特征，如上述研究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描述传播内容的变化趋势（这需要分析若干年的样本），如研究我国10年来对环境保护的报道情况；比较不同样本的内容特征，如研究国产与进口少儿电视节目的情况。内容分析主要分以下步骤：第一步是决定研究题材，进行研究假说的设计。第二步是抽样，通常采取随机抽样。第三步就是设计类目与分析单元，即决定统计哪些要素和使用何种单位（如单字、主题词或篇）。第四步就是统计分析，撰写报告。比如有位研究生研究中共十四大至十五期间（1992—1997）人民日报的批评报道，就以这5年间人民日报的所有的批评报道为总体，用间隔抽样法，共抽得样本420天的批评报道1802篇。根据这顶研究，发现在这些批评报道中，有58.6%是读者来信版上的；而批评报道的对象是以现象为主（不涉及具体的人或单位），占半数以上（53.2%）。针对具体的人或单位的批评比较少，针对集体或单位的，占批评报道总量的17.8%；针对不法分子的，占17.1%。其中针对各级干部的批评，不到总量的十分之一（占8.5%），而批评报道针对处级和处级以上干部的仅为2.6%。且大多是根据有关部门查处的结果报道的，完全由报纸自己揭出来的很少。（32）

五、实验方法：实验方法又称控制实验方法，这种方法曾为传播学的一些重要理论的确立做出过贡献。它起源于二三十年代美国的佩恩基金会所进行的“电影对青少年的影响”的研究，后经二战中的霍夫兰的大众传播实验和战后的耶鲁说服实验而达到高峰。实验法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观察事实的方法，但它是一种有控制的观察。美国学者贝利指出：“实验是试图显示一个或多个自度量与一个或多个因变量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的高度受控方法。（33）它的方法是：研究者从600部电影中挑选了16部有某种倾向的电影，作为实验中的刺激物，来观察儿童在看电视前后的社会态度的变化。他们利用最新研制的社会态度量表，测试了儿童的态度，一两天后，请儿童看电影。隔天再对儿童进行测试。半个月至18个后，研究者进行第三次测试，以检验电影的影响是否存在。结果认为，电影会改变儿童的社会态度。（34）如果对实验对象没有一定控制，研究就无法辨别因变量的变化是由实验刺激引起的，还是由实验或实验操作引起的。因此要特别设置不接受实验刺激的控制组来作对比。实验法多适用于微观的传播效果研究领域，比如宣传、宣服、态度的改变等方面的理论假说，适宜于使用实验方法来检验。那些涉及心理因素明显、涉及社会因素较少的问题，更适宜于实验方法。儿童也许是被施用实验方法的最佳群体。

六、个案研究方法：个案研究可以用某一种方法，也可以用多种方法，如把观察法、访问法、问卷调查法等综合运用。个案研究法很适宜于对那些难以量化统计的，涉及思想观念、道德标准、心理冲突等的事物进行研究，同时也不排除在其某一个具体层面上进行量化。个案研究法有利于详尽深入地进行某一事物的研究，因为它不仅有表面的观察，各种书面资料的收集，而且还有深度的探讨。例如对台湾传媒对白晓燕被绑遇害的报道进行个案研究，可以探讨司法与新闻的关系、新闻职业道德等诸多问题。如果把香港回归报道、1998年抗洪报道等作为个案研究，那更需要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特别是内容分析等量化研究方法恐不可少。

七、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有利于对有某些类似之处的事物的研究，便于评论优劣，总结经验。尤其运用于新闻观念、新闻业务的研究。樊凡、单波的《中西新闻论比较论》（35），就是一种有趣的尝试。比较可分为“共时性比较和历时性比较”。前者指同一时期事物的比较，后者指不同时期的事物的比较。笔者曾带一为研究生尝试这两种比较方法。作为“共时性比较”，1995年，美国《纽约时报》对俄克拉何马州联邦政府大厦爆炸的报道，日本《读卖新闻》对阪神大地震的报道，中国《人民日报》对湖南、江西水灾的报道，比较这三个报道，可以看出不同国家报纸对灾害的不同特点。另一种是“历时性比较”，我们曾试图把1980年、1988年、1997年这三年7、8、9月《人民日报》上的批评报道，从数量和内容上进行比较，看舆论监督有些什么发展，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律才能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由于资料获得或者时间安排上的原因，这两项研究都没能进行到底，但我一直认为它们都是很不错的选题。不难看出，比较研究的开展，对新闻实际工作的促进，对新闻传播学的发展，都会是很有意义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因研究的对象和题材不同，各有适用；因研究者爱好和特长不同各有选择。如果致力于新闻学、传播学研究的每一个人，在自己进行某项研究时，先能考虑一下采取何种方法，尽可能把所选择的方法运用得好一些，并能在写论文时尽力规范一些，那么可以肯定，我们这片学术园地将会开满各种奇光异彩的鲜花。注释：（1）徐友渔《为提倡学术规范一辩》，《中国书评》（香港）1995年第8期（2）林毅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3）《对新闻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新闻大学》1998年秋季号第5页。（4）阿迈纳《方法论导论》第181页，三联书店，1991（5）余辉炳等编译《社会研究的方法》第2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6）杨孝荣《传播社会学》第70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7）载《新华报人》，1945年12月30日出版（8）《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第78页（9）出版处王谟说：“党性和人民性是完全一致的，党性是无产阶级性集中的表现，也是人民性集中的表现。”（《新闻战线》1957年创刊号第46页）郑远（人大新闻系主任安岗）说：“我们报纸的人民性同我们的阶级使命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的党性正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新闻与出版》第8号，1957年1月25日）安徽日报总编辑欧远方说：“党性，阶级性，人民性是统一的。”（《新闻战线》1957年第10期第15页（10）参见陈力丹《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一项重要改动》，《新闻战线》1996年第10期（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分册第149页（12）同上，第436页（13）YuezhiZhao,Media,market,anddemocracyinChina,1998bytheBoardoftheUniversityofIllinois（14）《华夏传播论》第175-185页，人民出版社，1997（15）参见《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各国新闻出版法选辑（续编）》和新闻法起草办公室编的新闻法参考资料之七《关于公民创办报刊的有关资料》。有的国家如法国，有申报制度，但那只是报个“户口”，不需要批准，更不存在“领取执照”。（16）《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编，1998年第1期（17）参见《辞海》“天人合一”条目（18）陈波等编著《社会科学方法论》第2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9）《巴甫洛夫选集》第49页，科学出版社，1955（20）刘蔚华主编《方法学原理》第10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21）（22）（23）卜卫《传播学方法论导言》，《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3期（24）卜卫《传播学思辨研究论》，《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5期（25）阿迈纳《方法论导论》第181页，三联书店，1991（26）《反杜林论》80页，人民出版社，1970（27）孙茗《文化间传播——泸沽湖畔的传播学随想》，付因中（28）杨孝荣《传播社会学》第102—103页，台湾商务印快餐馆，1995（29）杨孝荣《传播社会学》第82—8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30）陈崇山、弭秀玲主编《中国传播效果透视》，沈阳出版社，1989（31）杨孝荣《传播社会学》第93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32）李晓明硕士论文《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日报批评报道》，1998（33）余炳辉等译《社会研究的方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34）卜卫《控制实验——一种常用的传播研究方法》，《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2期（35）樊凡、单波《中西新闻比较论》，武汉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