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电影机器人女性形象转向思考探析范文

【摘要】基于科幻电影的发展历程，文章结合具体电影文本探讨人工智能机器人女性角色的叙事模式和角色类型。研究发现，经由传统叙事中的异己力量、挑战人类主体性的反叛者到突破二元界限的赛博格，人工智能机器人女性形象正在异化危机和后人类时代思考中逐渐完成转向，并表征着人类通过审视其自身与创造物关系而不断确立自我认同感。

【关键词】人工智能机器人；女性形象；异化危机；赛博格；后人类时代

“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简称AI，常出现在两种领域之中，一是科学领域，二是科幻电影。回望人工智能的科学发展史，科学家们在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这一术语，这次会议正式确立了人工智能的研究领域，是人工智能诞生的标志性会议。而参照科幻片的历史，在20世纪20年代，人工智能机器人女性形象就已在大荧幕中出现。本文结合科幻电影的发展历程，对人工智能机器人女性形象进行全面的梳理分析。

一、蛇蝎美人与不全然的他者

追溯电影史，我们可以看到，早在1927年的德国电影《大都会》中，就已经出现了人形机器人——玛利亚。这个具备流线型和明显女性特征，全身包裹着银色外衣的机器人可以说是人类最早关于人工智能机器人女性形象的想象。玛利亚以FemmeFatale也就是“蛇蝎美人”的形象成为工人阶级所在的地下城统治者，并以救世主的面貌带领工人造反，摧毁机器和权贵们所在的上层世界，其实，它仍是崇尚暴力的邪恶独裁者。玛利亚的形象说明，人工智能机器人作为邪恶力量的代表，一开始即以女性形象出现。这一时期（20世纪30至50年代）的机器人形象作为叙事元素进入科幻片情节当中，造型通常以人形机器人或机械人类为主，故事的主要情节往往重复着相同的模式，即疯狂的科学家制造邪恶机器人意欲控制世界，却最终屈服于善的力量。1956年举行达特茅斯会议之后，人工智能得到高速发展，但随之而来的是充满浓重怀疑色彩的争议。因为不管人工智能机器人如何发展成具有自我意识、自由意志甚至情感的属性，它对人类来说都是一种异己的力量。参照自然界与人类对立的另一种存在——动物，哲学界普遍认为，动物因缺乏语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能回应，不能用一种能确切的、绝对的与反应相区分的回应来回应，所以相对于人类来说，动物是一种作为他者的存在［1］。那么，如果说动物因缺乏语言及不具有与反应相区分的回应而被视为“全然的他者”，那么机器人在科幻电影演变历程中虽然往往被构建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但可以说因其形象与人类的趋同性和能产生复杂伦理性，而逐渐被视为一种“不全然的他者”。

二、反叛者与人类主体性的挑战者

随着科幻电影的发展，故事在20世纪80年代转向了另一种情节模式：人工智能机器人拥有自我意识，进化得比人类拥有更多的智慧，因而意识到自己的生存危机和受人类奴役的状态，进而奋起反抗。这类情节模式下的人工智能机器人通常以“反叛者”或“革命者”的形象出现在电影叙事中。1982年的美国电影《银翼杀手》中的女性复制人瑞秋就是这类型人工智能机器人故事情节的典型案例。它与玛利亚一样是人形机器人，却已经进化得除了头部被植入电脑芯片，身体其余部分都拥有了利用基因技术制造的骨骼、肌肉和皮肤等组织，并且能通过神经系统控制运动。这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在电影中显然已经具备与人类一样的智慧和知觉，它们能更好地为人类服务，甚至可以成为和人类一样的存在。但是当它们拥有了情感和记忆能力，甚至可以与人类相爱时，人类的主体性将被彻底挑战。如何处理主体和创造物的关系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伦理问题。电影提供了一种假设并且提出了在这种假设下的反思：人类要如何看待自己的创造物并与之相处？由此，人与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伦理关系等反思性命题成为后续科幻电影中的核心问题。在本雅明看来，动物被命名是一种原罪，这种行为所带来的是一种“深深的悲哀”。自然和动物界的悲哀、悲恸以及忧郁都是由这种失语，即动物的无语言产生的。这种剥夺、缺乏情调成为自然界的重大悲伤，实际上，这种悲伤可以理解为动物对被命名或被驯服呈现的一种失语状态。那么人工智能机器人呢？显然，在创造者人类面前，机器人仍是失语的，是被剥夺的，尽管它们以变化万千的甚至是人形的姿态出现在电影文本之中。换句话说，人工智能机器人实际上不具备与人类一样的自我意识，它们之所以显得具有一定的自我意识，更多的是源于程序设置。而这样的程序仍取决于人的意志，因此，人工智能机器人并不具备真正的自我意识。1942年美国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在他的短篇小说《环舞》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机器人三大定律”，成为约束人工智能机器人的重要伦理。它的内容包括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或不能因不作为使人类受到伤害；同时，除非违背第一原则，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在不违背第一和第二原则的前提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2］。但是随着电影中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进化，其形象一次次地违背这些定律。机器人为了保护自己，形成了挑战人类的主体性，甚至变成违背人类意志、控制人类生存的邪恶负面力量。2013年的美国电影《她》讲述了一个宅男爱上电脑操作系统的故事，后来男主发现这个虚拟的电脑操作系统萨曼莎有600多个亲密爱人，并与别人维持着2000多段关系，不禁令人唏嘘。电影以极其诡异荒诞的角度在情感层面拷问人的主体性地位，背后却是荒诞的精神内核：科技进步对人类情感的讽刺与考验，人竟然爱上了电脑，那什么是爱？什么又是情感呢？诸如此类的问题不断冲击着人类自以为是的惯性思维。2015年的英国电影《机械姬》更是以极端的方式表达了人工智能机器人对人类的威胁，无论是情感上还是实质上的威胁。电影描绘了设计者残酷地对待被淘汰的机器人，它们被肢体不全地丢弃在储物柜中。最新一代的机器人Eva通过姣好的面容和细腻的情感沟通，成功利用了人类测试员的情感，杀死了自己的设计者，把人类反锁在实验室中。最后人工智能机器人贴上人类的皮肤，代替人类走入社会和人群当中。不管是萨曼莎还是Eva，这两种人工智能机器人都被赋予了复杂情感，并表现了人工智能机器人与人类二元对立关系中相当激进的一面，表达了在科技不断发展的当今社会中，人类挥之不去的阴影和恐慌，也就是人类拥有的异化危机。正如马克思在探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异化所说的一样，人类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而他本身，也就是他的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哲学家及心理学家弗洛姆在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进行阐释时表示：“异化了的人相信他已经成为自然界的主人，然后却变成物和环境的奴隶，变成世界软弱无力的附属品，而这个世界同时又是他自己力量的集中表现。”［3］人类对自身异化危机产生的恐慌和不安，在这一时期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女性形象中得到充分印证。

三、赛博格与后人类时代思考

在后人类语境下的现代信息社会，人类和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关系实现了进一步转变，这期间的科幻电影中出现了关于人体合机的探讨，也就是义体人（Cyborg）。赛博格最初由美国科研人员克莱恩斯和克莱恩于1960年提出，之后该词义有所变化，从科技领域对人类与控制装置连接的探讨，到医学领域用机械替换部分人体的人体改造，再到以人的意识为主导的机械有机体的转化。女性主义学者唐娜•哈拉维在她的《赛博格宣言》中强调了赛博格对各种界限的消解，称其混淆了人类与动物、有机体与机器之间的界限，并“以有趣的方式挑战了西方传统中的各种二元论”［4］。这种界限的突破和消解在2017年《攻壳机动队》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女主角——少校（素子）身上得到明显的体现。少校的身体除了保留人类的大脑，其他部分都是机械。它显然是具备典型的人性化思考与反应的，比如影片开头女主角接受任务击杀宴会上的暴走艺伎机器人，在女主角将艺伎扑倒在地的时候，它表现出迟疑，以及后部分情节中它对人类女孩表现的好奇。但在结尾与攻壳战车的战斗中，女主角拼尽全力跳上战车欲掀开其核心部位，这时画面赫然充满极其诡异的冲击力：裸露的身体既具备明显的女性特征，又具有男性壮硕的肌肉，在强烈的撕扯力之下女主角的身体慢慢撕裂，露出布满机械装置的身体组织。在此时，不管是男性与女性、有机体与无机体，还是人类与机器的界限全部被打破混淆，直至消融于女主角的形象之中。类似的形象还出现在2019年《战斗天使：阿丽塔》中。一位医生从垃圾场捡到一个只剩头部的机械少女，为它安装上了自己亡故女儿的义体。在后来的剧情中，阿丽塔展现惊人的格斗能力和强大的战斗欲，不仅战胜了黑暗势力，还在机动球大赛中拔得头筹，以冠军身份前往天空之城撒冷。人工智能机器人中传统的冰冷特质在阿丽塔身上并没有被突出，它反而被塑造为一个既可浴火厮杀、锄强扶弱又富有爱心、为爱牺牲的女性超级英雄。这样的角色“展现力量美、柔和美和智慧美，让女性在超级英雄电影中更有分量”［5］。上述两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女性角色的塑造为人与机器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方向，人类没有也不会被取代，反而能通过Cyborg的方式使自身得到重塑。在后人类主义的思考中，这种类型的出现无疑区别于以往传统的技术焦虑和关于异化危机的忧思，而是体现了一种技术乐观主义视角下后人类主义新的关注点，两者构成了后人类场域思考中的两种主要意识形态。

四、对科幻电影中人工智能机器人女性形象转型的反思

法国符号学大师罗兰•巴特曾指出，电影的本质是我们理解现实的方式取代了现实本身，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换句话说，电影即是意识形态的产物。科幻电影作为一种电影类型，在发展历程中一次次地审视着人与创造物的关系，这一方面给电影本身带来了叙事张力和戏剧性元素，另一方面透露着人类通过电影在假设、讨论、反思和自我批评的过程中一次次地确认自身的主体性地位。通过电影中人工智能机器人女性形象转向，我们可以窥见，科幻电影作为独特的电影类型，具备包罗万象的文化内涵，从早期科幻片中的经典情节模式——科学家对自己的创造物失去了控制，从而导致自我毁灭，透露着人类对人工智能机器人深深的担忧。这种科技悲观主义来源于电影投射出的不可知论，表现了人类作为主体对其本身进化的忧思。在伦理问题场域中，人类同样使自己陷入泥潭般的困境。人工智能一方面服务于人类，是人类身体和功能的延伸，另一方面又对人类构成威胁，导致人类陷入自身异化的困境。由人工智能机器人女性形象引发的关键问题思考在后人类语境中激发了新的生命力，这些人工智能机器人不但形象类型更加立体化和多元化，而且有机体与无机体、男性与女性之间的界限正在逐渐消融。观众在享受科幻电影所带来的前瞻科技感的同时，应从多方面去细细体会其中的现实镜像与人文思考，不妨期待更多独具魅力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女性角色的出现，为后人持续不断的研究和探索提供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法］德里达.解构与思想的未来（上下）［M］.夏可君，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2］许乐.AI童话与AI梦魇——解读科幻电影中的人工智能［J］.当代电影，2016（2）：56-59.

［3］E.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M］.涂纪亮，张庆熊，译.台北：南方丛书出版社，1987.

［4］杨宸.神话式赛博格与人工智能的“破镜”——95版《攻壳机动队》的两种后人类“读法”［J］.艺术评论，2017（11）：56-57.

［5］张智鹏.女性银幕地位在超级英雄片中的改变——以《阿丽塔•战争天使》为例［J］.新闻研究导刊，2019（2）：123.

作者：林方 单位：浙江科技学院外国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