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电视批评范文

电视对社会注意力资源的大肆掠夺，特别是电视的商业化和庸俗化倾向，使得电视批评成为电视研究中的一门显学。从表象上看，在印刷媒体日常对电视收视热点的新闻批评中，在大大小小的电视研讨会之后，我们总想静下心来研读一下电视批评的书面文本，以便在“武器的批判”时获得“批判的武器”。电视是典型的舶来品，于是，我们自然不能不注意到西方电视批评理论这一重要的思想资源。因此，我们的注意力便逐渐聚焦于这样两点上——伦理的追问和学理的批评。

一、“文化的颠覆者”——对电视的伦理追问

将电视称为“颠覆性传媒”的是大名鼎鼎的美国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他在《力量转移》一书中的第27章的标题就是“颠覆性的传播媒介”。托夫勒认为：“在全世界各地，人们在利用新的传播媒介或使用老传媒的新方法来对国家的权力提出挑战——有时是推翻这种权力。”⑴托夫勒在这里说的“新的传播媒介或使用老传媒的新方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指的就是电视，因为他详细地描述了电视在东欧巨变、马科斯倒台等重大社会变革和政权交替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因此，将电视视为“颠覆性传媒”，正是托夫勒在研究分析了80年代以来世界上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后得出的结论。

“文化的颠覆者”是美国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给美国的影视制造厂家下的结论性的断语。他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好莱坞影片和电视制作厂家已成了文化的颠覆者，正是他们——毫无顾忌地利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提供的保护——一直不断地传播自我毁灭的社会伦理。”⑵

相比较而言，如果说托夫勒提出电视是“颠覆性传媒”，以此来表明一个学者的“政治热情”，那么布热津斯基对电视的文化角色的评定，则更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学术情结”。

曾经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在充分注意到电视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的同时，对电视的批评可谓入木三分。布热津斯基对电视的批判的深刻和尖锐，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十分少见的。一方面，他对电视影响的正面评价可以达到很高的程度：“随着全世界观众越来越多地盯着电视机屏幕，不论是在强迫的宗教正统观念的时代，还是在极权主义灌输教育的最高潮，都无法与电视对观众所施加的文化和哲学上的影响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布氏在列举20个美国需要兴利除弊的基本难题时指出：“通过视觉媒体大规模地传播道德败坏的世风——作为吸引观众的手段，以娱乐为幌子，事实上宣扬性和暴力以及实际上是传播瞬时的自我满足。”⑶

布热津斯基认为：西方的电视逐步地越来越成为感官的、性的和轰动性的，电视在破坏代代继承的传统和价值观念方面起了特别大的作用。电视的娱乐节目——甚至新闻节目——都拼命渲染现实，使之产生脱离道德支柱的有新奇感的刺激，同时把物质或性欲的自我满足描绘成正当的，甚至是值得赞扬的行为。电视对美国价值观念形成所起的特别消极的作用，它迎合最低级的尽人皆知的本能。大众媒介所传播的价值观念一再表明，它完全有理由可被称之为道德败坏和文化堕落。在这方面，电视尤其是罪魁祸首。布热津斯基这种对电视的激愤之情，并没有影响到他曾作为美国政府的高级谋士的“预警”职责，在他看来，“丰饶中的纵欲无度”是西方国家面临的历史性危险，在西方社会里，物质享受上的纵欲无度越来越主宰和界定着个人生存的内容和目标。因而，对这个问题表示认真的和正当的关注是不无道理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布热津斯基提出的“丰饶中的纵欲无度”，堪称所谓追问“现代性”的一个著名命题。它与马尔库塞提出的“虚假需要”等命题一样，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人的贪婪和欲望的无限扩张，不仅塑造了独断的主体，而且也塑造了工具和手段意义上的客体。布热津斯基得出的这一结论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一个以自我满足为行事准则的社会也会成为一个不再有任何道德判断标准的社会。人人都认为有权利得到他所要的东西，不论他应不应得到。这样一来，道德判断就成了可有可无的了。这种道德真空状态界定了精神空虚概念的基本定义——一种看来越来越扩散到所谓西方文明的大部分领域的空虚之感。

［内容摘要］伦理的追问和学理的批评是西方电视批评理论的两条基本线索，而后者较之前者的更为深刻之处就在于：伦理的追问只是着眼于电视“有什么”、“干什么”，而学理的批评则进一步研讨了电视“是什么”。而将资本、商品、交换等经济学范畴引入电视批评理论，就获得了对电视本质的更为全面的、科学的认识。本文提出：应当把西方电视批评理论置于一个更广阔、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与框架中来作完整的解读，这其中的经济学视角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了这些对电视传播具有监督和校正意义的思想资源的出场语境，指出了在把西方电视批评理论作为一种行业自律和价值考量时，必须注意理论的跨语境移植最忌简单化的机械搬用。

［关键词］电视批评；伦理；学理；文化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