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对文化传播的作用范文

新媒体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在执政中倾听民意、体恤民情、研究决策的一个主要参考渠道。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利用微博开展外交活动的各国政府首脑已达60多位，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已故朝鲜领导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博客每天吸引全球600多万人的关注。重视（顾及）国内公众舆论，将其作为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依据，“贴近民意”是现代民主政治国家制定政策的共同特点。将其引申到国际关系领域，国际公众舆论影响主权国家对外利益的确定和对外政策的制定。反之，通过公共外交在其他国家制造公众舆论氛围，也可影响其对外利益的确定和对外政策的制定。2011年，美国出台《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报告，率先将新媒体的外交应用价值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世界各主要国家随即掀起新媒体外交。

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清晰地表现出文化传播结构的进步和变化。大众传媒正日趋让位于分众传媒，国际传播格局和国际公共外交战略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极大地拓展了国家的外交空间，新媒体外交作为国家重要的新公共外交战略，尤其适合运用道德的力量、舆论的力量、文化价值观的力量开展国际公众层面的信息与观点沟通，这种宣传劝服的间接方式通常比政府间的直接交涉更为有效。借助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与社交网络的普及，新公共外交（非传统外交）兴起，许多国家在文化价值观方面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相互交流融合。所以，近年新媒体外交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制定文化传播政策的重要抓手和话语平台。如何在国际社会中弘扬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观，提升话语权，早已溢出文化本身的含义，成为潜在的现实权力。许多国家纷纷利用新媒体在国际话语权平台上展开新一轮价值观博弈。目前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被视为两个平等的研究对象，共同属于“传播介质”。传统媒体的国际传播和新媒体的民间互动传播，同样拥有话语权，呈现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态势，在世界文化语境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新媒体影响国际文化关系与文化语境氛围

全球亚文化群体大量涌现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是当代文化多元化进程中的两个基本表现。新媒体具有需求无限、传输无限、生产无限的特点，可以不断采用新技术，随时调整传播方向和传播方式。社交网络超国界进行的“人民对人民”文化价值观直接交流和感化，对外传播的政治效应已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甚至超出了传统媒体的作用。2009年发生在社交网站上的“推特革命”，相继引发了摩尔多瓦和伊朗的选举骚乱；2010年谷歌宣布退出中国大陆和维基解密披露美国外交档案事件，进一步助推了数字技术空间的国际政治化；2011年“阿拉伯之春”动乱等事例，进一步证明了在全球信息交流通畅的环境下，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观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利器，作为主要传播媒介的新媒体在跨国文化交流中不仅自行设计构建传播内容，而且实现了跨文明的观点分享与理念互动，因此，导致对多个主权国家信息边境的销蚀和政府话语主导权的转移。新媒体信息传播的“去国家中心化”、“去政府管理化”和“自媒体化”等特点正在构建新的国际政治现实。新媒体并非只是纯技术进步，还具有天然的政治属性。

普通公众用手机上网、看电视、听广播，随时随地拍摄现实社会，触及各行各业、各个角落，即时信息，披露事实真相，进而调动更多的公众参与关注、传播、互动。新媒体传播内容追求新颖、快捷，无需主管单位审查把关，信息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无明确边界，形成讨论式互动。尤其是对特定人群的信息精准投放，比传统媒体的大众传播更容易争取民意的理解和支持，更容易形成社会舆论，因此受到世界各主要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相比传统媒体的大范围攻势进取的宣传模式，新媒体具有攻防兼备的灵活优势，可以退为进或以守为攻，因此受到世界各类非政府组织的青睐。非政府组织一是通过互联网络获取新闻媒体的部分舆论支持；二是通过与网民互动来增强互信，获取民意的理解和支持；三是在此基础上实现自身参与网络政治与参与现实政治的相互补充，力争实现与权力或与资本结盟，最终目标是进入“线下”的实质性政治议程。一旦新媒体的对外传播在民众中产生共识或较大影响，随即会在国内外民众中形成舆论，进而必然会涉及甚至冲击国内决策领域和国际舆论，或营造出制定相关政策的环境,或形成舆论危机，进而影响到文化语境的氛围。新媒体作为时代产物，在技术、信息、资源、服务、经营、交流各环节都呈现出相互依托并进的势头。由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同时存在文化的张力与矛盾，新媒体必然会影响到国际文化关系及文化语境的氛围。当代世界丰裕的知识量和迅速便捷的信息交流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对世界形势的看法。信息传播强国与弱国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新媒体“翻墙越界”的沟通模式，强化了信息传播强国对世界进行话语塑造的能力，同时凸显国家文化主权安全问题。

目前，新媒体在提供个体阅读、沟通、处理信息方面的总供给相对过剩，尽管内容丰富，但始终是人造的技术环境，相互连接的“二级自由传播方式”会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信息的重构、解构，造成曲解，需要依法监管和正确引领。国家文化价值观的取向不仅是制定对外政策的背景和主要动力，也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坐标，价值观直接影响国家确定国际战略时对国家利益范围的确定。只有符合民族文化精神至少不悖于国家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对外政策，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同和支持。作为国家软实力，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可以发挥正能量,也可能带来反效果。一方面，文化价值观的国际传播随教育、科技、体育交流和自由贸易往来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可以获取理解和认同；另一方面，多元信息的快速流动，正在某种程度上迅速破坏着传统的民族文化价值结构。外来文化价值体系一旦与民族国家的传统文化观念相悖或产生理念摩擦，就会导致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

新媒体具有通信工具和社交工具双重属性

当代国家间相互依存的模式其实就是一定意义的文化融合方式。世界主要国家已经注意到新媒体是国际话语权博弈的大平台：依托平民化的社交网络是开展公共外交的有效途径，因为新媒体更强调基于平等地位基础之上民众之间的政治对话、心灵沟通，更容易披露事实真相，进而进行各种价值观的比较。新闻的即时→不断更新真实信息→迅速形成广泛的网络互动→随机进行民意测评统计→引导社会舆论走向，已经成为新媒体优于传统媒体、普遍而有效的传播途径。对外传播的本质是国家之间的相互“交流”过程，这是一种双向的、身份、权利对等的交谈与沟通，旨在发挥其改善和修复国际关系的软作用。“交流”的目的是改变对方受众的观点，关键技巧在于要了解跨文化传播中双方存在的文化差异。对外传播的核心要素是传播文化价值观。载体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极具亲和力的新媒体，“交流”作用主要体现在受众不仅仅只是倾听，而且可以参与沟通、交谈，实现价值共享和理性认同。由于新媒体上传播的信息和文化作品比传统传播方式的思想灌输更容易触动公众内心，受众参与面极广，不仅阅读点击率远远高于传统媒体，而且可以超越国界，传播速度远远快于传统媒体。

在国际关系中，相近或相似的文化价值观容易形成国家共识，容易取得国际经济、技术、安全合作的机会。新媒体事先预定的、先入为主的、有选择性精准投放的对外信息传播在跨文化交际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交流”作用。新媒体具有通信工具和社交工具双重属性，可以明确地向外国公众展示出国家的公共外交目标，公开引导外国公众对其社会道德标准和行为方式的认同。目前中国新媒体用户数量占世界第一，是世界规模最大的新媒体使用大国。其中手机网络用户数量达3.88亿，已经超过3.86亿的电脑网络用户，成为全世界“第一上网终端”。中国农村的电脑网络用户发展迅速，已达1.46亿。21世纪的中国，新媒体成为最主要的思想传递工具；21世纪的世界，新媒体成为一种全球生活方式。互联网络是一个政治性社群，网络传播的匿名性、非面对面接触特点具有明显的不安全弊端。每个人在信息制作与传播中都承担一定的法律和道义责任，相互谩骂攻击、揭露他人隐私、故意造谣都属于违法行为。在世界各国，网络谣言均属于社会公害，政府持严厉打击的立场。韩国《通讯基本法》规定，对以危害公共利益为目的，利用电子设备散布虚假信息者，将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交纳50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印度《信息技术法》规定，对在互联网上散布虚假、欺诈信息的个人，最高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对故意破坏国家安全和对人民实现恐怖主义行为者，可判处有期徒刑直至终身监禁。在美国，普通民众不能把自己当成“专业记者”，联邦法律允许新闻从业人员即时尚未来得及核实的信息，享有法律豁免权，但民众并没有此权利。民众在网上发表无根据的不实言论就会被定性为造谣诽谤，受到严惩。联邦政府规定，对引发社会秩序混乱的网络造谣者处以最高6年徒刑。网络文化是公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民众自主参与”和“政府引导管理”中保持平衡、平和的常态。民主与法治是制度，平和与宽容是文化态度。文明上网需要从我做起。维护新媒体安全，人人需要律己。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公众在新媒体上的理念、气质、言谈举止，无不传递着政府“关注民生”、“依法执政”、“维护领土主权安全”、“清正廉洁”、“厉行节约”、“建设美丽中国”的新形象。自由、正义、法制与法治、向善向上、和谐相处等理念，虽然大家都了解，但理解程度不同。在新媒体中能否准确理解和表达这些价值理念尤为重要。新媒体是中国的文明之窗，真实折射公民的整体素质，是世界观察中国社会发展的广阔视角。我们需要认知当代中国社会，正确解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中国速度背后体现着中国智慧。我们有责任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道路的价值支撑和文化内涵，让世界倾听到真诚的中国声音，理解中国伟大复兴的梦想。（本文作者：朱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