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新闻与传播学的课程发展范文

摘要：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快速数字化，高等教育的课程设计与教学模式都面临与时俱进的挑战。本文分析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研发展，结合课程理论，探讨数字年代新闻及传播学部的管理和发展策略。

关键词：课程发展；课程理论；教研新思维；香港

中文大学在大专院校的课程规划中，“教学”注重通过师生之间的互动过程来达到学习目标。1986—2008年，英国的科研评估（ResearchAssessmentExercise）由四家高等教育资助基金共同推行，把教学研究的范畴定义为教学过程、经历与经验、环境及情境、授课目标及上述四项之间的相互影响（RAE，2006）。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快速数字化，高等教育的课程设计与教学模式都面临与时俱进的挑战，需要师生一起掌握新媒体发展趋势、提升科研素质及学生的专业知识。数字化对传媒行业的影响尤为明显，在内容编写、制作技术、信息传播及至管理架构等方面引发了根本的转变。为此，新闻与传播学科的课程发展需要积极与数字化配合并行。本文分析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研发展，结合课程理论，探讨数字年代新闻及传播学部的管理和发展策略。

一、课程发展

课程理论包含多个层面的教育相关研究，用以展示、解释和预测发展状况及教学成果。教育学家均认为“课程”不但是实践教学活动的大纲，也是院校和学生之间的基本沟通桥梁。例如Marsh和Willis（1999）指出，课程反映了院校如何规划学习过程，以及对学生的指导办法。因此，课程可以把教育理念具体化，以便实践并检视其成效（Stenhouse，1975）。透过展示课程大纲，教师和学生都能简要了解教学模式和范畴（English，2000），明确教学目的，并贯通理论与实践及其社会意义（Parkay，2006）。Glatthorn、Boschee、Whitehead与Bosche（2015）把课程理论分为4类，包括结构取向理论、内容取向理论、价值取向理论和过程取向理论。从结构取向规划课程，即注重课程模块之间的关联和配合，以便有效地教授抽象的概念。例如把课程模块的设置按照社会状况、逻辑顺序、研究方法、学习方式和应用技术层面来排序（Posner＆Strike，1976）。内容取向理论则较注重和依赖学者对于特定学术范畴的专业判断，并以此来设置课程。依据该理论，某门学科专业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技能需要全面地被涵盖于课程的各个阶段（Glatthornetal．，2015）。此类课程设置偏重以考试评定学习成果，用于职业培训，例如医学及一些存在明确评核指标的教学内容（McEvoy，1998）。价值取向的课程设置方法则源于批判学派，旨在反思教育科学与人文艺术的关系。例如Apple（1975）提出科学知识与文化艺术和神话传说都具有社会意义，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忽视。因此，以价值取向设定课程更注重全人教育，扩展学生的思维空间，使其学以致用并主动以科学方法分析社会议题、寻找答案。过程取向理论学派则进一步提出，教育是教师与学生的互动过程，课堂和课外的沟通和活动都是传授知识和技能的过程（Pollard，2005；Glatthornetal，2015）。过程导向的课程设置以学生的个人体会为本，教师引导学生学习解决问题，通过观察与反馈了解学生需要，进而调整教学方法（Wach，2014）。综合上述教育学者的观点，课程设置不单是把多门相关的学科组合成一个“课程”，更需要切合学生的学习需要、教职员及院校的资源调配、教研发展及社会大众对高等教育培训的期望。

二、数字化时代的挑战

数字化时代的新闻与传播学课程设置正面临新挑战，其中包括传媒生态的根本性改变及教学环境的转变。过去10年，新媒体正在急速发展，并逐渐削弱传统媒体产业的盈利。部分竞争力较弱的传统媒体在过去数年相继停刊和结业，例如香港的《成报》《新报》《太阳报》和亚洲电视。余下的媒体巨擘则面对前所未有的考验，例如，在广告收益下降和观众娱乐模式转变的影响下，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在2016年的盈利同比下跌5％，纯利同比下跌62％（Li，2017）。香港免费电视广播市场发展困难，凤凰卫视旗下的凤凰香港电视有限公司也因此撤回免费地面电视广播牌照的申请（《凤凰卫视撤回免费电视牌照申请》，2017），并把资源转投在发展OTT（OverTheTop）的新媒体广播服务。虽然社交媒体不能全面取代传统媒体，但是前者拥有更具吸引力、更便捷和更实时的展示平台（Cammaerts＆Couldry，2016），这足以吸纳年轻读者和观众，使后者的经营环境更为严峻。在香港，53％的16岁以上人士拥有3个或以上的联网个人电子设备（Statista，2016）。固定网络宽带服务的用户数量由2006年约180万，增加至2016年约260万，增长率达到50％（Fixed－BroadbandSubscriptions，2017）。在网络用户和设备急速增长的同时，全球新闻业界亦加强采用移动媒体科技，提高在线内容的质量。Newman（2016）预期，在线视频应用将会是业界竞争的重点。其中，英国广播公司已经推出视频应用“TentoWatch”，纽约时报更以360度全景照相机摄制环境新闻，针对使用平板设备的读者群，提供崭新的新闻阅读体验（Newman，2016）。

与此同时，全球各地的传统媒体在过去数年逐渐数字化，开发Android和iOS手机应用平台，并大力推动社交媒体内容，建立Facebook和微信专页，从而扩大观众群并争取网络广告收益。崭新的竞争局面加上媒体制作和管理模式的转变，促使大专院校的新闻与传播学课程同步迎来数字化年代。从课程设置的角度，院校需要重新审视授课内容，包括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学科的比重、学生必须掌握的就业技能和新媒体学科的师资。引进新媒体课程与数字媒体教学的同时，由于受限于学制和学科数目，许多具体的课程问题也迫在眉睫，例如，传统印刷媒体的编制和管理应否维持为必修学科？大数据和数据新闻学等新领域该如何融入新闻与传播学课程？我把上述的难题综合称为“数字化的挑战”。虽然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高度数字化，但是对于新闻与传播学而言，这个挑战是前所未有的。首先，为了让学生学习数字化的媒体运作，硬件提升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数字化录像棚、在线导播设备、高清和4K超高清摄制器材和后期制作软件，都需要投放大量资源。然而，院校与学部对于学科发展的愿景存在差异。院校的资源调配需要平衡各个学部的整体表现，很难个别迎合新闻与传播学部的运作所需。其次，为了维持院校的国际竞争力，更多的资源往往被投放于科研项目而非教学项目。同时，院校的科研成果还需要与社会议题接轨，并运用部分资源协调社会参与，例如本地青少年问题研究和“一带一路”计划等等。这些现实问题都指向新闻与传播学科在数字化转型中不得不面临的挑战。

三、“教研新思维”下的课程发展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于过去6年逐步实行“教研新思维”发展计划，以全面的软件和硬件改革，配合人才培训来应付“数字化的挑战”。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教职员70人，2017年在《QS世界大学排名》名列20。“教研新思维”有利于科研与教学互补长短，在争取国际排名之余为学生提供更数字化和紧贴专业发展的学习经历。这个策略包含两部分，首先是整合学院的科研发展目标，以新媒体导向更新课程设置和科研范畴，配合大学发展的期望。然后是以科研经验改革课程，与数字化接轨，让学生按个人兴趣发展所长，探讨和比较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特性。改革后的新闻与传播学课程与时俱进，涵盖数字媒体、社交网络和网络文化等领域。在科研方面，大学看重各个学部和整体的国际地位，因此推动“教研新思维”首先需要了解主要国际评级的关键考核指标（KeyPerformanceIndicator），简称KPI。在《QS世界大学排名》的传播学科评级方法中，论文引用和H－Index共占40％，其余为学术声誉占50％，业界声誉占10％（QuacquarelliSymonds，2017）。其中，H－Index重点考核研究人员的个人成就，包括论文数量及被引用的次数。《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的评级方法亦类似，通过5类共13项指标来评估大学的综合表现。其中，科研表现占30％，包括论文刊登数量、学术声誉和科研经费资源；引文表现占30％，尤其重视科研成果的影响力（TimesHigherEducation，2014）。由此可见，大学的国际排名表现六成取决于研究成果。近年来数字媒体研究的引文量远超于传统媒体研究，这说明了学部需要加强数字化研究项目。在这个竞争环境下，学院鼓励教研人员发展数字化的传播学研究，并增加招聘新媒体研究方向的教员，提高整体的论文数量和引用量，力图在比重极高的科研评分中争取更好的表现。

学部的科研表现不仅反映在国际排名中，更包括研究人员的个人成果，同侪协作和发展研究中心和学刊。教授的个人表现，按照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拟定的研究评审工作（ResearchAssessmentExercise，简称RAE）执行。助理教授、副教授及正教授需要自选五项学术著作，送交RAE的国际评核团队，并申报个人在国际学刊出版的著作数量。经审核后，教授的著作被分为四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可获第三或第四等的最高评级。因此在RAE评审中，研究项目的国际影响力是成功的关键。综观现在的传播业界和学界的发展趋势，数字传播范畴备受国际学者热议。若研究人员加强出版这个方向的学术著作，整体的论文引用量和国际影响力将会逐渐提升。这说明了数字研究的发展，有利于强化教授个人和学部在RAE的表现。另外，学部鼓励教员在进行个人研究计划以外，多参与跨院系和跨校研究项目，扩阔研究范畴并争取更多研究资助。由于研究经费透过严谨的同侪评分审批，学部会为教员提供适度支持，例如转介校对服务提高行文素质。同时，为了整合研究资源并促进国际传播学者与学部师生交流，新闻与传播学院在2012年成立了中华传媒与比较传播研究中心，简称C研中心。C研中心致力发展数字化传播学研究方向并举办专题会议和工作坊，例如2013年的“创意及媒体产业新路向国际会议”、2014年的“数位时代的传播伦理问题”工作坊、2015年的“数位时代的传播教育：问题与挑战”工作坊、2016年的“公共关系与战略沟通：数码时代的挑战与机遇”会议和2017年的“数字科技对新闻的冲击”工作坊。过去十多年，新闻与传播学院发行了《传播与社会学刊》和《中华传播学刊》。前者于2006年创刊，2013年收录《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5年成为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sociation）的附属学刊。后者于2008年创刊，2011年收录于《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这两本学刊加强大中华地区和国际传播学者的沟通，并提升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区内和国际传播学界的影响力。其中《传播与社会学刊》已经提供在线免费版，配合互联网讯息流通和在线阅读的趋势。

在教学方面，数字化传播学研究的成果为学生带来更多新观点和理论分析，使课程更加贴近传媒发展趋势。再以《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为例，除了六成的科研评分，余下三成评分来自教学质素及学习环境，最后一成是国际化和产业贡献（TimesHigherEducation，2014）。因此，在传播业界高速数字化的同时，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课程发展方向也需要加大数字媒体和新媒体的比重，提高教学素质和课程质量，以争取更佳的教学评分。由传统的新闻与传播学课程向数字化过渡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最理想的发展则是课程与数字媒体研究方针无缝接轨，把研究成果结合在课程发展中。然而，课程数字化不能只靠改动教学内容，更需要协调整个学部的愿景和氛围，让师生怀着共同的理念和学习目标，迎来数字化时代。新闻与传播学院在2015年重塑学部的定位与形象，以“专业承传、开拓创新”（Inherit，Innovate，Inspire）为发展理念，让学部师生以专业的传播学理论知识，朝着新媒体和数字化方向迈进。除了教研数字化，新的发展理念为学部带来更多优势。透过革新学院形象，教师与海外同业积极开拓合作项目，加速国际化。同时，学院的科研成果与前瞻性的思维，有助促成学院主导的产业合作关系。在招生方面，学院的新形象展现时代感和创意，并透过开设Facebook和微信账号加强与网络社会的联系，贴近新世代学生的期望，提升竞争力。现在，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课程及研究领域已经实现数字化，本科学生在第二及第三学年可按兴趣选择新闻专业、广告及公关专业和创意及新媒体专业，各个专业的授课内容都与新媒体的理论和应用层面配合。除此以外，新闻与传播学院亦进行了数字化的硬件提升，更新电视摄影棚和成立创意媒体实验室。

教职员的工作间亦参照创新科技企业设计，加强数字化软硬件配套，实现云端管理和办公室无纸化。在推动教研新思维的过程中，新闻与传播学院实现全球化人才招聘与科研发展，促使课程发展具备国际视野，并获得更丰富的资源分配。来自不同地区和教育背景的教师令学部的科研项目趋向多元化。本科和研究院课程，例如新闻、广告、公关和新媒体都有相对应的研究项目，让教师的科研成果转化成教学材料。在导师的支持下，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两项学报《大学线》及《Varsity》已经实现数字化采编流程及在线出版。另外，学部也重点引进业界的数字媒体专业人才，在应用层面提升学生的就业技能。因此，教员编制分为三种，包括专注科研发展的教授岗位、带动校企合作的应用专业教授岗位和传授理论与专业知识的讲师岗位，并配合具竞争力的聘用待遇保留人才。这一系列由内而外的革新，让师生一同体会数字化年代的校园生活，刺激教研新思维。

四、总结

媒体数字化对于新闻与传播学系是挑战也是机遇，应对关键在于学部是否能以传播学专业知识审视科技新趋势，设置以学生多元发展为目标的课程。若从理论角度思考传播学科在数字化时代的演变，课程的价值取向和过程取向尤其重要。传播学课程的设置一方面针对专业培训，另一方面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在四年制的大学过程中，学生不但学习数字媒体理论和制作技能，更认识和探究社会数字化对个人生活的影响。总体而言，数字化时代新闻与传播学的课程发展包含三个要点：国际化、跨学科和新思维。首先，学科得以通过发展国际化的教研团队和跨国合作的研究项目来丰富数字领域的传播学知识转移。再者，在现有传播学理论基础上加入跨学科视野，例如以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的角度进行媒体研究，则帮助学科进一步理解和预测媒体数字化的影响。以上两项发展方向造就课程设置新思维，教师团队的研究和教学取向逐步聚焦于数字创意产业，并把新媒体的研究方法，例如大数据和数据科学，逐步整合在本科和研究院课程。过去6年间，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课程逐步数字化，平衡了学生、大学和学部对教学、研究和国际排名的期望，并得到相关的教研资源。学院的教学和研究成果，亦迎合了全球新闻业者对大专院校新闻学科的期望，包括引领数字化技术发展，培训数据新闻学专才，研究新媒体经营模式和传授新闻专业价值观（InternationalCenterforJournalists，2013）。媒体数字化正在急速发展，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阶段性成果为数字化时代的课程发展提供参考案例。与此同时，学院持续审视和完善课程规划，紧贴全球新闻业界和学界的发展趋势，为学生提供与时并进的新闻与传播学课程。

作者：冯应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