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视角的译者主体性研究范文

一、译者的主体作用和角色

（一）译者的主体作用———跨文化使者译者的主体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跨文化传播作用；二是使异域国读者接触到不同文化的作品，体验不同文化的艺术魅力，开拓视野。纵观中西翻译史，每一次重要作品的译介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目的语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发展。唐代的佛经翻译使佛教文化在中国广泛传播，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人生哲学；西方圣经的翻译对整个西方世界的影响比佛经翻译的影响作用更大，可以说圣经的内容在文学艺术、道德伦理、处世哲学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皆有深刻影响。在中国历次文化思潮中，翻译都起着开启民智、传播异域科学和人文思想的作用。译者具有会通中西的语言文化修养，他们精选外国著述中的经典，译介到国内，开拓了国人的视野，使国人思想得到解放，逐渐意识到若要富国强民，非“师夷长技以制夷”不可。徐光启、李之藻等清朝士大夫们先后组织翻译了涉及几何、算学、测量、农业、机械、哲学等理工农医各学科几千册西方书籍，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文化大师梁启超倡导应把翻译作为教育民众、宣教启蒙、改变政治价值观的工具；翻译家严复先后翻译了《天演论》《原富》《法意》《物种起源》等经典著作，向国人介绍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等最新西方思想，引发了社会思考，对近代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产生了一定冲击；胡适通过译诗欲改变中国封建文化传统，推进社会的发展；一些重要作家、诗人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老舍、冰心，都亲自从事翻译工作，在政治改革与文化运动中产生了空前影响。获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莫言借鉴了拉美文学作品译本中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获得了诺奖评委的青睐；莫言作品的英译作者———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把目的语读者的接受性作为首要考虑因素，创造性地再现了莫言作品的独特艺术魅力，深得异域普通读者和专业读者的欢迎，这也是莫言获奖的关键之一。

（二）译者的主体角色———创造性操纵者传统译论强调译文的忠实性和译者在译作中的隐身，译者渐渐成为一个边缘人，在翻译活动中处于屈从地位。传统译论认为忠实于原文是翻译的最高宗旨，旨在探讨静态文本的语言层面转换问题，却忽视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而随着译学研究的发展，译者的角色越来越受到重视，作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中心地位渐渐被削弱。译者同作者一样被看成了创作主体，开始转变成为创作者的角色。译者在内外因素制约范围之内可以自由地操纵摆弄文本，甚至可以采用抵抗式翻译策略，如：删除简化、意象替换、中西文化观念会通。译者作为译入语第一读者也由此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不必再战战兢兢地跟在作者后面亦步亦趋，他们赋予了原著一个新的“来世”［3］。谢天振在《译介学》中提出译者为“创造性叛逆”角色，肯定译作中融入了译者自己的视域空间、主观感受性和目的性。书中提到，“说翻译是叛逆，他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中（指目的语）；说翻译是创造性的，是因为它赋予了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4］137。

二、葛浩文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一）文体选择和翻译策略自从20世纪90年代“文化转向”之后，译学界开始注意译者在翻译中的创造性，译者主观上的各种因素包括译者的兴趣、知识面、审美标准、翻译目的、翻译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作者对翻译作品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取舍。基于目的语读者的审美取向和接受性以及尽可能使源语文化融入目的语文化的考量，葛浩文在翻译莫言作品《生死疲劳》时主要采用了照顾目的语的归化翻译策略，具体使用了删除、添加、改写和添注的翻译手段，充分体现了译者主体性作用的发挥。葛浩文认为，“一个做翻译的，责任可大了，要对得起作者，对得起文本，对得起读者”［5］。他深知要对得起读者，而不是作者。作为一名翻译实战经验丰富的译者，深知英美国家读者的期待，在翻译策略方面他娴熟地使了用归化翻译策略，使翻译文本尽可能地接近读者的期待。把“硬汉子”译成“ironman”，符合目的语读者的期待视野，可以联想到好莱坞电影《钢铁侠》中的人物角色，减少了读者的理解障碍。例2我挣开眼睛，看到自己浑身沾着黏液，躺在一头母驴的腚后。天哪想不到读过私塾、识字解文、堂堂的乡绅西门闹，竟成了一匹四蹄雪白、嘴巴粉嫩的小驴子。［6］8“私塾”“乡绅”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含义，直译不免冗余啰嗦，且读者理解起来较困难，无法获得良好的阅读体验。葛浩文以目的语读者为服务对象，运用归化翻译手段尽量使原作作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实际上葛氏在翻译莫言作品《生死疲劳》中，除了主要采用归化翻译策略，适当的时候为了保留异域文化特色，让目的语读者身处异域文化氛围中，也灵活地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且翻译手段多样，包括了增添、删除、添注等手段。例3后来我们还与一支踩高烧的队伍相遇，他们扮演着唐僧取经的故事，扮孙猴子、猪八戒的都是村子里的熟人。［6］7“唐僧取经”的故事出自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孙猴子”“猪八戒”就是书中的主要角色，这显然与目的语读者的文化差异很大，但是译者并没有给予过多的详细添注，增加目的语读者的阅读负担。这正契合了葛氏的翻译观点，认为任何任意的删减或者过分的添加注释的学术性翻译，不利于被读者接受，必要时应该采用保留源语文化意象或者添加少量注释的翻译手段。在翻译中同样存在着内因与外因交织的辩证统一关系。葛氏翻译的成功内因主要在于其深知读者的阅读趣味，自身深厚的中英文功底，对中国文学和文学翻译事业的热爱，在准确定位读者的基础上，灵活地采用了恰当的翻译策略；而在多种外因的作用下，如：编辑和出版商的动机，文化的不平衡性，西方文化强于中国文化，译文中对原文进行了删节、改动甚至编译，这种“连译带改”的翻译策略看似不忠实，实际是在对原作翻译产生影响的内外因素综合作用下的更好的忠实。例6想不到她竟然有一条那样好的嗓子，想不到她竟然能演唱那么多的样板戏片段。她唱阿庆嫂的唱段，我哥就唱郭建光的唱段。她唱李铁梅的唱段，我哥就唱李玉和的唱段。他们两人真是珠联璧合，一对金童玉女。例6、例7中，原文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例8中葛氏考虑到民谣内容与后文重复，一则出于目的语读者认知语境和阅读反映考虑，删除了多余的缺乏语境支撑的文化因素；二则考虑到出版社和编辑的客观要求，删除了重复内容。但不管出于何种因素考量，葛氏都践行了自己翻译的忠实思想，实现了原文和译文的语义对等，满足了目的语读者的期待视野。葛氏也曾坦言，“不能让美国读者认为这是个不懂写作的人写的书”，可见他何其重视读者的阅读体验。通过上述有限的具有代表性的译文个案分析，可见译者葛浩文的翻译手段灵活，不过度拘泥于原文，这恰好是译者主观能动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

（二）译者主体性模式分析葛浩文有着扎实的汉语功底以及较高的翻译素养，始终在翻译过程中以忠实于作者为准绳，同时兼顾目的语读者的接受性。他先后翻译了中国现当代30多位作家的40多部文学著作，大量的翻译实践使他的翻译能力和译作质量不断得到提高，渐渐得到了学术批评界和普通读者受众的认可。他的博士论文《萧红传》奠定了其汉学家的身份，他与莫言之间的融洽的私人关系，也是他成功解读莫言作品，成功向英语国家译介其作品的关键原因。在翻译方法的选择上，葛浩文也是比较灵活的，采用过“增译”“编译”“适当删截”“异化策略”“简化翻译”等灵活的翻译技巧，旨在综合考量作品的题材、内容、翻译目的、翻译作品的接受效果、政治意识形态、诗学传统、赞助商要求、市场等各方面因素。译作的产生是各种因素不断制衡，各种利益群体妥协的结果，最终目的就是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和价值。葛氏成功地译介莫言作品，并在译入语国家得到了有效传播，可见以国外汉学家为翻译主体，同时以熟悉中国文化和作品内涵的原作者为翻译顾问的翻译主体模式能够更好地译介中国文学和文化。

三、结语

葛浩文是被国内外学术界公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其流畅的笔法，对原作的精确理解，以在译入语读者中的传播效果为翻译标准，灵活调整自己的翻译手段，体现出其作为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但译者作为一个外国人，没有真正身临其境地感受过中国博大精深之文化，译文中对文化负载词的误解现象也不少见。对于葛氏翻译活动中各种复杂因素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如：译者责任、翻译忠实性标准、译者翻译观念，文化地位的差异和文化接受的不平衡性等因素对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影响。葛氏这种连译带改的翻译方法，证明是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最合理的译介模式。葛氏个人的人生经历和学术背景，以及在翻译上的成就，对培养高端汉英翻译人才，在政府制定翻译政策方面都值得借鉴。

作者：查道虎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