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角度分析翻译障碍产生原因范文

信息是传播学的基本概念之一，信息的外在形式是符号，或者称作载体或媒介。语言是信息载体的最基本形式，是人类的第一种传播媒介。[1]翻译是一种语际传播活动，是采用译语媒介将原语载体所承载的原作信息传递给译语读者的过程。语言符号这一传播媒介或载体所固有的本质特性和与其相关的各种动态的语用因素使翻译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能达到对原文信息百分之百的传输。对此本文将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语符分布不均衡对翻译的制约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陈力丹教授在《传播学是什么》一书中指出：“只要存在差异，同时存在某种实际的或情感的需求，就必然发生传播现象。”[1]这里强调的是差异、需求和由此而引发的传播。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或完全相同的两个社会（/团体/民族）是不存在的，在当今的世界和时代，不需要与他人交流的个人或完全封闭的社会也是极不正常或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差异客观存在，传播无处不在。翻译是沟通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的传播活动，不同民族间的语言文化差异和他们之间的信息位差使得翻译这一交流媒介成为必要，借助翻译，不同的民族可以互通有无，信息共享，推动世界文明与进步。差异是翻译这一传播活动的前提，正如许均教授所言：“不同文化所特有的个性，则构成了翻译的必要性，但同时又构成了翻译的重要障碍。”[2]因此，差异既是翻译的促发动因，又是翻译的阻碍因素，这种翻译障碍首先源自于所涉语言符号分布的制约。语言符号或语言媒介是有意义的代表物或象征形式，[1]每个民族语言都必然反映其所对应的文化个性或承载其特有的文化意义，世界上不同生态环境文化造成了语言词汇分布不均衡，这种不均衡给译者的翻译造成了困难。例如，爱斯基摩人成年累月生活在冰天雪地之中，因而，其表达“雪”的词语颇多，诸如“干雪”、“湿雪”、“飞雪”、“积雪”、“蓬松的雪”、“密实的雪”以及“落得很快的雪”和“慢慢落下的雪”等，而在英语中则仅有“snow”和“slush”两个单词，汉语中却只有一个“雪”字。阿拉伯语言中有六百个以上涉及骆驼的单词，欧洲语言中只有六个，[1]汉语中仅有一个。这种生活参照系的差异造成的语符分布不均衡或不对应现象是译者翻译中绕不过的难题，他只好退而求其次，采用描写或解释的方式进行翻译，这种权宜之计的译法无论在简洁性还是在准确性方面都无法与原文媲美。又如，美国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农业生产发达，因此，相应的词语应运而生，反映农场企业大公司性质的拼缀词agribusiness（agriculture+business）就是很好的例子，它表达的是“从事农、林、牧、副、渔等生产经营活动，具有较高的商品率，实行自主经营、独立经济核算、具有法人资格的赢利性经济组织。”[3]将此照字面直译为“农业企业”，对中国读者而言，此译法在传输原语信息方面有所折扣，仅从译文中汉语读者无法知晓其真正的内涵，因为，中国的农业生产不同于美国的大农场型的生产，美国农业企业的特性、规模和经营方式等概念对中国读者而言是陌生的，汉语中也没有与此相对应的匹配词，直译不能充分表达agribusiness的实际所指和内涵。这就是语言媒介分布不均衡所带来的翻译障碍问题。因此，翻译中所涉及的不同语言之间的词汇分布不均衡使翻译在文体、语气、信度、效度或信息传输的有效性方面呈现出一定的限度。

二、语符含义多变性对翻译的制约

字典中所列的词语的含义是其最基本的含义，但在实际运用中，词的含义会千变万化，正所谓义随境迁。例如：switch一词通常用作“开关”之义，在铁路上的意思是“道岔”，在桑拿浴中，birchswitch则是指的“桦木枝条”，用作抽打洗浴者的身体，以促进血液循环，同时，桦木香味也非常怡人。语言载体在传播中的具体含义之多，其弹性之大，常常会使译者始料不及，有些词义在使用中令人捉摸不定，结果译文往往在准确性方面不尽人意，有时甚至产生误译。下例可以说明语符含义的多变性所产生的翻译限度问题。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联合引进改编的教材《步入商界》的第七单元中，英国Bibury玩具公司的销售主管Kate去美国出差，在旅馆的餐厅里点菜，其中有一道叫做PresidentialChicken的菜，Kate不知道这到底是一种什么菜，于是就有了以下她与侍者的对话：Kate：What’sinyourPresidentialChicken？（你们的总统鸡是怎么做的？/你们的总统的鸡都是些什么配料？）Waiter：OurPresidentialChickenwasespeciallycreatedforEx－PresidentGeraldFord.Itisstripsoffarmfreshbabypulletlightlysteamedandservedonabedofleeksgarnishedwithsnowpeas.Whatgoesreallynicewithit，wethink，isafluffybakedIdahopotatowithjustatadofsourcreamoryoghurt.[4]（我们的总统鸡原来是专为前总统福特而制作的一道菜。原料是农场饲养的小母鸡，切成条后稍微蒸一蒸，下面垫以韭葱，配以糖荚豌豆，就可以端上来供客人就餐了。另外，烘烤松软的爱达荷州的马铃薯，加上少量的酸奶或酸乳和总统鸡一块儿吃，那味道就更美了。）PresidentialChicken的含义如此丰富，其所指内容并非这两个语符所能传递，因此，引发了侍者如此详细的解释。在同一种语言内都造成如此之困惑，更何况译成汉语？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言，“总统鸡”传递的信息对中国读者而言可谓极为有限，读者需要知道其配料、烧法和此道菜名的来历等，才能对此有真正的了解和得出切实的感受。在此具体语境下，presidential和其对应的汉语词“总统的”超出了其基本含义范畴，与“chicken”一词搭配，在美国的餐馆英语语域中表达的意思为“wasespeciallycreatedforEx-PresidentGeraldFord”（原来是专为前总统福特而制作的）。也只有在这一语境中，presidential才有此含义，如果没有侍者的解释，仅从菜名中，任凭顾客或译文读者有多么丰富的语言知识和联想，都无法得出其准确的所指含义。但是，作为一道菜名，应简洁明了，不可如此冗赘啰嗦。因此，就翻译而言，尽管“总统鸡”简洁，但它过于笼统，失之宽泛，信息传播不够准确，这主要是由于语言载体或语符含义在千变万化的语境中所呈现的多变特质所致。因此，从以上讨论可见，无论是英语原文还是汉语译文，由于语符含义的多变性，presidentialchicken和其对应汉译文“总统鸡”在信息传输方面显然都具有局限性，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表达或翻译。

三、语符传递功能的有限性对翻译的制约

陈力丹教授指出：语言符号不能完全满足使用者表达意思的需要，正所谓“意犹未尽”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1]表达事物的极端或极致状态，我们经常会用“难以言表”来形容。翻译中所涉及的原作者的意思或所要传递的信息可能会流露于原作的字里行间，仅从语言符号本身可能无法得以体现，这就关涉到意义表达或信息传递的模糊性问题，译者因此在接收或接触原作者的语言符号时，经常会难以定夺或完全准确地掌握原作者所欲表达的确切含义，因此就产生了所谓的翻译的“不忠实”问题，人们一般都将这种情况归咎于译者的翻译水平或功力，实际上，这种翻译限度有时是语言媒介本身固有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语际翻译这一传播活动必须通过语言符号这一媒介，原作者“言不尽意”的表述与译者“朦胧模糊”的接收怎能达到二者的“一拍即合”或“天衣无缝的吻合”这一理想境界呢？当译者将自己的理解付诸于译文文字时，其与译文读者之间的信息传输与接收也会遇到同样的意义损失或扭曲的问题。例如，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霸王别姬”被译为“FarewellMyConcubine”，颇为人所垢病，英文词concubine用在此不够恰当，首先意思不准确，再者，译文的雅和“译味”都不够，在此，在英文中找出一个比较合适的词语从而拿出一个能与原文在文体、语义内容和语用效果等方面旗鼓相当的译名的确不容易。语言形式和表达内容是不可分离的，汉语原文“霸王别姬”传递了丰富的汉文化内涵，英文无法以如此简洁的形式再现之，对于这种不足，懂双语的读者一看即明了，但英文读者对此缺失会全然不知，其体味和理解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因此，就此例而言，英语符号在传递汉语丰富的文化蕴涵方面所表现出的苍白与无力说明了语言符号传递功能的有限性对翻译的制约。

四、信息接收者的动态因素对翻译的制约

“传播学里谈的‘传播’，是双向、共享意义上的信息、知识的流动过程”。[1]译本只有当读者阅读时才谈得上传播，翻译作为一种传播活动才有意义。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语言符号被读者接收时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含义，其原因在于作为社会人，不同读者的教育背景、知识水平、个人阅历、颖悟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会使他们对译作的解读千差万别，每一位读者与译者对同一符号的理解与感受同样也各不相同，因此，就语际翻译而言，完全沟通的跨文化传播是不现实的。关于“有多少个读者，就有多少个哈姆莱特”的说法，是接受美学讨论的话题，这方面的研究颇为丰富，在此不拟多加论述。但就翻译传播活动而论，同一原作会产生千千万万种解读或“版本”，不同的译者和读者使然也。在传播的过程中信息的损失、变形或扭曲在所难免，因此，传输媒介（语言符号）的动态解读导致了翻译的限度，但是过于强调信息接收者的动态因素对翻译的制约往往会使人陷入极端的悲观主义的泥沼，从而放弃翻译所需的精益求精的努力。实际上，翻译之所以可能是由于共性大于差异性。翻译之魅力和可能性是基于人们对语言媒介所承载的共有（或共相）意义的认知，社会之所以能够和谐发展，社会成员之间之所以能够有效沟通与交流是基于人们思维与认知的相似性和共有知识以及对具体语言符号共有含义的正确理解。因此，翻译传播活动就是在这种共同共相中得以实现，但又在信息传播接收者的差异中存有各种动态因素所导致的遗憾。所以，从传播学角度研究翻译的读者接受因素，有助于客观地认识翻译，消除盲目的理想主义的翻译观，准确地把握读者的期待与需求，切实提高翻译传播的效能，减少翻译传播中的各种噪音干扰，使译作尽量贴近原作。

五、结语

基于以上对语言传播媒介特性的分析可见，“滴水不漏”与原作毫厘不差的翻译是不可能产生的。语言媒介差异使翻译成为必要，但同时又造成翻译障碍，语言媒介所反映的文化共性又是翻译成为可能的基础。由于这种共性或“共相”[5]促成了翻译的可行性或可能性，因此，绝对的可译或绝对的不可译都是不能成立的，译者盲目乐观或过于悲观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翻译传输过程中的各种固有因素所造成的翻译限度是绝对存在的，译者面临的任务就是化解这种差异所造成的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小翻译限度，使原作信息得以最大化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