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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论文范文

通货膨胀论文

通货膨胀论文范文第1篇

越南的经济发展规模属于中小经济体制,比较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经济大环境的影响波动,因此,在越南本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外国经济的协助,在进口方面影响尤其重大,在近来的经济发展中越南对外进口的依赖程度一直呈现出增长的状态,增涨速度相对较快,在进口领域的经济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出口。越南经济发展在进口上主要依靠原材料以及基本产品的引进,只有增加这些产品的进口才能够增加出口商品的数额,因为越南对外出口的大部分商品都需要依靠进口的原材料来完成生产。所以面对国际市场上石油、钢铁等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越南本国的进口金额也需要不断地上涨,一些大型的商品生产设备也包括其中,加大了越南进口的经济压力,最终导致了这种输入型的通货膨胀。为了缓解这种压力只能对本国的货币进行贬值处理来应对,依次减少在对外贸易中产生的逆差,保障收入与支出货币的平衡,但是这种货币贬值的方式造成了进口价格的持续增长,进一步加剧了越南的通货膨胀情况。

二、越南应对通货膨胀采取的措施

经济过快增长是导致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而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替代性,为遏制物价过快上涨势头,越南政府较大幅度地降低了经济增长目标,放缓经济增长速度[2]。在降低生产增长目标的同时越南还施行了货币紧缩政策,提高银行的存款利率来应对之前的宽松货币政策,另外,对于本国建设的投资项目适当削减,减少政府在其他方面的支出,对国有企业的投资也进行严格的管理,对于国家各个下属省市的财政使用状况重新计算,控制财政赤字。在对外进出口业务方面,提高出口关税的价格,减少出口商品数量,尤其是煤炭、原油等材料的出口。应对通货膨胀的另一个举措就是控制本国物价的上涨,对一些必需品进行强制限价,以此来减弱货币贬值的不利影响。

三、越南通货膨胀的启示探究

1.适时对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进行调整针对越南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需要对一系列措施手段进行分析,比如在金融危机之后实施了积极的刺激政策,并取得卓越成效,有大量热钱流入,维持低利率和实际的负利率。这些措施政策都有利于维持本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宽松货币政策的弊端也会很快的显露出来,在实际市场交易中流通的货币数量不断增加会对房地产业的价格水平产生影响,房屋价格的不断攀升并不合理也不符合越南国民的经济发展水平,从国家经济水平的宏观角度分析,应该对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遏制的手段,通过采取其他手段来增加国内企业的运行资金数额,比如发行国家债券。在紧缩财政政策过程中,应该配合国家GDP的增长速度同步进行,逐渐地缩小财政赤字,鼓励国民增加日常消费,促进经济的自主调节控制。

2.提高汇率,开放资本投入为了适应国际上经济发展的速度状况越南被要求进行越南盾的升值,以此来调整国际间收支的平衡关系,因此在这一具体经济状况下需要对越南的汇率进行改革,将汇率的升值额度控制在相对符合国际贸易阶段的范围内,对国际市场的交易状况及时分析整理,提前预防经济的大规模波动,及时分析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风险,继续坚持资本项目在开放中需要的适时性,采取分阶段管理模式,按照分析的计划逐步完成,有选择的对越南的资本生产内容进行对外开放,并采取措施对国际热钱进行监控,有效的防范国际经济变化对越南经济健康发展的不利影响。

四、结束语

通货膨胀论文范文第2篇

Haug和Dewald研究了1880—2001年11个工业国家的货币供给波动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认为长期内货币供给导致永久性通货膨胀,但对实际产出没有影响[9]。Tas研究了中东地区的货币供给与物价的短期和长期关系,认为各国的货币供给与物价的短期关系基本相同但长期关系明显不同[10]。Waingade分析了印度的货币供给与物价水平的长期关系,认为两者长期存在正向关系[11]。Berger和Osterholm运用BVAR模型分析了1960—2005年美国的货币供给对其物价水平的影响,认为货币供给增加是物价水平提高的Granger原因[12]。张金城运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和实际产出的关系,认为货币供给对通货膨胀有显著的溢出效应[13]。郭永济、李伯钧和金雯雯运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流动性对通货膨胀、产出和资产价格的影响,认为流动性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具有时变性,且这种时变性因经济所处的状态不同而不同[14]。刘鹏运用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了货币供给与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关系,认为货币激活效应是资产价格波动影响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15]。余辉和余剑运用时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构建了金融状况指数,认为包含货币供应量的金融状况指数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较为显著[16]。于泽和罗瑜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进行研究,认为中国货币具有内生性,货币和通货膨胀是同时形成的,货币内生性条件下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投资和净出口[17]。惠晓峰和王馨润运用VAR模型分析了外汇储备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认为短期内外汇储备的增加不会直接影响物价水平[18]。粟勒、王少国和胡正分析了2000—2012年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的结构,认为外汇占款是影响中国货币发行的最重要因素,且是推动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19]。吴克保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认为中国流动性过剩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外汇储备过快增加导致的货币超发造成的[20]。田涛、许泱和蔡青青基于DCC-GARCH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受货币供应量变化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化和国际石油价格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小[21]。虽然学者们运用不同方法对通货膨胀的汇率因素和货币因素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对本文有较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但是相关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货币供给对通货膨胀具有正向影响,但是并未深入分析货币供给来源的具体变化。不同的货币供给来源可能对应完全不同的通货膨胀治理措施,而中国货币供给来源及其变化清晰地反映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因此非常有必要基于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进行深入分析。第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汇改后中国货币供给的变化与外汇储备有较强关系,也就是说外部经济通过汇率机制对通货膨胀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在分析货币供给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时有必要考虑汇率因素。第三,从研究方法看,相关研究主要采用最小二乘回归、协整分析、向量自回归模型等线性方法或模型,但这些模型的参数反映的是经济变量间的平均影响关系,无法反映参数随时间变化的动态时变特征[22]。实际上,中国的经济体制一直处于变革中,内外经济发生的各种改革和各项政策变化都可能导致相关经济变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发生变化,因此需要构建时变参数来反映其动态变化过程。鉴于此,本文从分析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出发,运用状态空间模型构造时变参数,研究汇率和货币供给对通货膨胀的动态影响。

2货币供给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机理

2.1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分析本文以2005年7月至2012年6月为样本期,首先分析样本期内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中反映的负债情况,即资产负债表中的右列。央行资金来源于负债和自有资金,其中自有资金为219.8亿元,占历年总资金来源的比例不足1%,可见负债是人民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负债中的储备货币是人民银行货币发行与金融机构存款的合计数,是央行资金的主要来源。在样本期内,储备货币占总负债的比例平均约为62.5%,且该比例自2010年12月突破70%,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上升,2011年12月以后保持在80%左右。发行债券是央行为了弥补资金占用不足而对外发行的债券,主要是指央行票据发行。在样本期内,发行债券占总负债的比例约为18.6%。据此可得,储备货币和发行债券合计占总负债的比例平均约为81.1%,也就是说央行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储备货币和发行债券。然后分析人民银行资产负债中的资产情况,即资产负债表的左列。“资产”一列反映了资金的运用和去向,也反映了人民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方式和途径。经过分析发现:在样本期内,央行的总资产规模增加了2倍,国外资产规模增加了3.1倍;央行所持有的资产中占比最大的是国外资产,其占总资产的比重持续上升———由2005年7月的60.6%持续上升至2012年6月的83.9%,且在2012年2月达到样本期内的最高值(84.7%)。综上所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样本期内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不断扩大,资产方的显著特点是:随着总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外资产规模不断扩大,其占总资产的比例不断上升,国外资产科目成为资产方的第一重要科目。负债方的显著特点是:随着总负债规模的不断扩大,储备货币科目的规模不断扩大,其占总负债的比例不断上升且在2011年12月以后保持在80%左右,储备货币科目成为负债方的第一重要科目。基于以上分析,并将资产方中的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和对其他非金融性公司债权科目合并成为国内信贷,从而得到如表2所示的资产负债表,本文据此进行分析。

2.2货币供给影响通货膨胀的机理根据表2所示的资产负债表中的平衡关系,可得以下数量关系:储备货币=国外资产+国内信贷-发行债券。这一关系表明:储备货币规模与国外资产和国内信贷正向变动,与债券发行反向变动。也就是说: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央行购买的外国资产越多,则储备货币的规模越大;央行对国内机构的债权越多,则其储备货币的规模越大;央行的债券发行规模越大,则其储备货币规模越小。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来,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使得中国外汇资产迅速持续增加。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为了收购“双顺差”下的外汇净流入,人民银行被迫投放人民币,使得资产方中的国外资产和负债方中的储备货币迅速持续增加。面对外汇占款迅速增加的巨大压力,资产方中的国内信贷作为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一个渠道,理论上可成为央行对冲外汇占款增加、防止基础货币过快增长的手段,但是其投放本身具有刚性、操作空间有限,难以通过压缩其规模达到缓解基础货币投放过快的目的。而负债方中的发行债券在减缓基础货币增加过快方面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央行发行票据作为对冲外汇占款快速增加的手段,只能在短期内起推迟压力、减缓基础货币增加过快的作用。随着票据到期形成的资金压力和发行成本的不断上升,发行票据难以在长期内对冲新增外汇占款,其作为调控基础货币手段的效力有限。综上所述,面对外国资产中的外汇占款迅速增加导致的基础货币大量被迫投放,央行的对冲手段(如发行票据和压缩国内信贷等)的效果有限,外汇占款已成为中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央行通过控制基础货币来调控货币供应量的能力较弱。总的来说,资产方中的外汇占款迅速增加必然导致负债方中的基础货币增加,基础货币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导致货币供应大量增加,从而形成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3计量模型

3.1模型构建在计量经济学文献中,状态空间模型通常被用来估计不可观测的时间变量,如理性预期、长期收入和不可观测因素等。很多的时间序列模型———包括经典的线性回归模型和ARIMA(autoregressivein-tegratedmovingaverage)模型———都可作为状态空间模型的特例。状态空间模型提出了“状态”概念,经济系统中可能存在的不可观测状态反映了系统的真实状态,状态空间模型建立了可观测变量与系统内部不可观测状态的关系,能实现基于各种状态向量分析和认识系统。运用状态空间模型描述动态系统有两个突出的优点:一是状态空间模型可将不可观测的状态变量纳入可观测模型并得到估计结果;二是状态空间模型利用强有力的迭代算法———卡尔曼滤波估计参数。状态空间模型包括两个模型:一是状态方程模型,它反映了动态系统在输入变量的作用下在某特定时刻转移到的状态;二是量测方程或输出方程,它将动态系统在某特定时刻的输出变量、系统状态与输入变量联系起来。本文利用状态空间模型构造时变参数模型。上式中:βt是随机系数向量,是状态向量,也称为可变参数,是不可观测变量,必须利用可观测变量yt和x′t来估计;x′t是随机系数向量βt对应的解释变量的集合;z′t是固定系数γ对应的解释变量的集合。假定可变参数βt的变动服从AR(1)模型,假定扰动向量μt和εt是相互独立的且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σ2和协方差矩阵为Q的正态分布。

3.2数据来源及预处理本文选取的初始变量分别为CPI环比月度数据、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定基月度数据(2010年=100)、货币供应量M2月度数据。鉴于2005年7月中国进行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在保证样本容量和数据可得性的前提下,本文采用的数据样本期间为2005年7月至2012年6月。CPI环比月度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系统,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定基月度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网站,货币供应量M2月度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通常采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作为衡量中国国内通货膨胀的变量。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是加权汇率,其权数是各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比重,该汇率比双边汇率更能较好地反映人民币对外价值的变化。货币供应量采用广义的货币供应量概念,即M2,主要包括流通中的现金、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等。为了保持数据的可比性和满足研究需要,本文对数据做如下处理:首先将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定基月度数据转换为以2005年7月为基期的环比数据,将货币供应量M2月度数据转换为以2005年7月为基期的环比增长数据,这样3组变量数据均为以2005年7月为基期的环比数据;然后利用CensusX12季节调整法对3组变量数据进行季节调整;最后分别对经季节调整后的3组变量数据取自然对数。经过上述处理后,统一了不同变量数据的比较基础,消除了季节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将调整后的最终序列分别记为CPI序列、NEER序列和M2序列。

4实证分析

状态空间模型要求时间序列是平稳序列或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而避免出现非平稳时间序列存在的“虚假回归”问题。

4.1平稳性检验为了尽可能地保证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的稳定性,本文采用ADF检验和KPSS检验两种方法。ADF检验的原假设是待检验序列含有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KPSS检验的原假设是待检验序列是平稳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3和表4。据此可知,CPI序列、NEER序列和M2序列均是平稳序列,可直接建立状态空间模型。

4.2状态空间模型构建根据前文分析,本文构建如下状态空间模型。本文采用的计量软件是EVIEWS6.0,采用文本直接输入方式,在文本框输入定义好的状态空间模型表达式,运用卡尔曼滤波对状态空间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5。由表5的结果可知,状态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AIC等信息准则较小,说明模型拟合的较好。

4.3模型检验对所建立的状态空间模型的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6。由表6可知,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估计出的状态空间模型的残差序列是平稳的。查看残差序列的滞后阶数为36期的相关系数和自相关系数可知,模型的残差序列不存在序列相关。以上统计分析表明,基于卡尔曼滤波所得的状态空间模型的估计结果是可靠而稳定的,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样本数据,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具有一定意义。图1中,sv1表示名义有效汇率指数环比变化率对CPI环比变化率的时变参数轨迹。整体来看,随着样本期内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其环比变化率对CPI环比变化率的影响在-0.048附近上下波动,这种动态影响除了在2008年出现了较为剧烈的波动外,在其他年份的波动总体趋于平稳,动态影响在2008年1月达到最大值(-0.024),在2008年11月到达最小值(-0.116)。这说明,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后,样本期内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对国内通货膨胀起到了微弱的抑制作用。平均来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环比指数每变化1%将导致CPI环比指数降低0.048%。这种抑制作用的时变特征说明,该微弱的抑制作用还受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图2中,sv2表示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环比变化率对CPI环比变化率的时变参数轨迹。总的来看,广义货币供应量M2环比变化率对CPI环比变化率的影响为正数,在样本期内在0.471附近呈现动态变化,这与经济理论的预期一致,且实证结果显示,在样本期内M2环比增长率每增加1%,将导致CPI环比变化率平均变动47.1%;这说明长期来看,货币流动性过剩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国内的通货膨胀的发生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造成的。这种动态影响在2008年8月至11月出现持续大幅上升趋势,且在11月达到最大值为56.3%,之后直至2009年5月缓慢下降至平稳状态,这基本契合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我国政府投资4万亿元拉动经济增长的时间区间,说明4万亿元计划的实施在拉动经济增长,抑制经济放缓的同时也推高了国内的通货膨胀率。

5结语

通货膨胀论文范文第3篇

(一)基准指标的确定构建通货膨胀监测预警体系,首要工作是选择一个能够全面、合理反映通货膨胀水平的基准指标。关于通货膨胀的测度,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是根据货币数量论,从通货膨胀货币角度的定义来考虑通货膨胀的测度;二是从总体物价水平角度出发,使用物价指数来测度通货膨胀。在实际操作中,往往选取物价水平对通货膨胀进行测度。中国现行的物价指数主要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生产者物价指数(PPI)、GDP平减指数(GDPDeflator)、核心消费价格指数(CCPI)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乡居民所购买的生活消费品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是对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综合汇总计算的结果。通过该指数可以观察和分析消费品的零售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对城乡居民实际生活费支出的影响程度。核心消费价格指数(CCPI)是剔除该社会中短期波动较大、易受政策调控的部分商品价格后,编制出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消费价格指数相对真实地反映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对比关系,更适合制定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乡商品零售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商品零售价格的变动与国家的财政收入、市场供需的平衡、消费与积累的比例关系有关。因此,该指数可以从一个侧面对上述经济活动进行观察和分析。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全部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总水平的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包括工业企业售给本企业以外所有单位的各种产品和直接售给居民用于生活消费的产品。该指数可以观察出厂价格变动对工业总产值及增加值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固定资产投资品及取费项目的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GDP平减指数(GDPDeflator)是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没有剔除价格变动前的GDP增长与剔除价格变动后的GDP增长之比。GDP平减指数计算基础比CPI更加广泛,涉及全部商品和服务,不仅包括消费品,还包括生产资料和资本、进出口商品和劳务等。它包含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综合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GDP平减指数具有反映物价总水平的综合性优势,被认为是最贴近通货膨胀定义的指标,但是该指数也有较大的局限性,所以应用并不广泛。对于CPI、PPI、GDP平减指数、核心CPI等物价指数,它们都能从经济运行的某个侧面反映通货膨胀的程度。可以将这些指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物价指标的指示功能,提高物价预测的可靠程度。但是在具体的通货膨胀预测时,CPI被广泛视为衡量通货膨胀的标尺。CPI数据质量可靠,能反映市场经济的现实活动,符合国际通行的惯例,具有可比性和较强的时效性。因此,本文选取CPI作为构建中国通货膨胀监测预警体系的基准指标。

(二)景气指标体系的构建构建景气指标体系的首要工作是收集足够的经济指标。要想构建能够全方位综合反映通货膨胀景气波动的指标体系,必须尽量多地选取相关领域的经济指标。本文搜集了近千经济指标,涵盖了工业、贸易、投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方面。从大量经济指标中选择景气指标的主要原则是经济上的重要性、统计上的充分性、统计的适时性和景气波动的对应性。本文根据这四个原则以及研究目的,利用时差相关分析方法和K-L信息量法从近千条经济指标中进行第一次筛选,并利用峰谷图形分析法对第一次筛选结果进行二次筛选,最终选出16个指标,分别构成通货膨胀监测预警体系的先行指标组和一致指标组,具体如表1所示。

(三)合成指数的构建与分析按照合成指数的计算方法,本文根据表1的景气指标体系构建中国通货膨胀景气合成指数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一致合成指数和基准指标(CPI当月同比增速趋势循环项)的波动具有很好的一致性,波峰波谷几乎完全同步出现,因此可以用一致合成指数代替基准指标进行分析。我们将先行合成指数和一致合成指数进行峰谷对应分析,计算先行合成指数波峰、波谷分别对一致合成指数波峰、波谷的先行阶数。先行合成指数波峰、波谷与一致合成指数波峰、波谷的对应关系如表2所示。根据计算结果,先行合成指数的波峰平均领先于一致合成指数的波峰7个月出现,标准差为0;先行合成指数的波谷平均领先于一致合成指数的波谷6个月出现,标准差为0.82。这说明先行合成指数与一致合成指数的先行滞后关系很稳定,可以利用先行合成指数来判断一致合成指数或物价未来六七个月的走势。根据图2先行合成指数的走势,我们预计2014年下半年中国CPI当月同比增速将继续呈现回落走势。

二、中国通货膨胀景气预警信号灯设计

景气信号灯预警方法是通过选择一组反映物价水平的敏感性指标,运用有关的数据处理方法,将多个指标合并为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并通过类似于一组交通管制信号红、黄、绿灯的标志,预警信号灯系统用蓝色、浅蓝色、绿色、黄色、红色等五种颜色代表整个经济状况中过冷、趋冷、正常、趋热、过热等五种情形,对这组指标和综合指标的当时物价水平发出不同的信号。通过观察分析信号的变动情况,来判断未来物价水平的走势,并明确提示货币当局应当针对当前物价水平及未来走势采取何种应对措施。在功能上景气信号灯与合成指数基本相同,都是反映历史与当前的物价景气状况。但关注点有所不同,合成指数关注的是周期波动的转折点,景气信号灯关注的是经济的冷热状况,在历史上所处的具体位置。因此,在使用合成指数的基础上,建立景气信号灯也是必要的。根据景气信号灯的表现情况,还可以验证合成指数的表现是否准确。基于景气信号灯的原则,结合本文指标分类工作,本文选取先行性和一致性效果好的指标,并结合指标的经济解释能力,具体选取7个指标作为景气信号灯的构成指标,如表3所示。根据表3所选的指标,本文构建了相应的景气信号灯,图2显示了最近12个月各个指标的信号灯变化情况。根据图2显示,2014年1月至8月,CPI当月同比增速一直显示未绿灯状态,表明物价水平处于正常状态,未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现象,这和实际情况相吻合。2014年1月至8月,中国CPI当月同比增速一直在1.8%—2.5%的区间内徘徊,这正是一般认为可接受的物价涨幅。另外,从进口价格指数、M2、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和公共财政支出等指标的同比增速看,2014年以来都显示浅蓝色或蓝色信号灯,表明这些指标相对于历史水平来看,都处于历史上的低位,反映了经济不景气的现状,这很可能会影响到物价未来的走势,使得物价总水平呈现下行趋势。对表3的7个指标进行加总合成的综合警情指数,可以总体上反映中国物价景气状况,合成结果如图3所示。可以看出,综合警情指数可以客观、准确地反映物价的变动状况,2007—2008年和2010年这段时间,综合警情指数位于黄色区域,表明物价景气状况偏热,这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吻合。而2012年以来,综合警情指数主要位于浅蓝色区域,反映了物价景气状况偏冷。目前综合警情指数已经进入了蓝色区域,反映了物价景气状况过冷。

三、中国通货膨胀率的短期预测

上文构建的中国通货膨胀景气监测预警体系能够对历史和当前的景气状况进行监测,并对物价未来的走势进行趋势性判断,但是景气监测预警方法并不能给出具体的预测数值。因此,采用计量模型对短期内通货膨胀率的大小进行预测也是十分必要的。在以往对通货膨胀率进行预测时,一般都只对CPI当月同比增速进行预测,而鲜有采用CPI环比增速进行预测。事实上,同比数据容易受到上年同期的影响,无法客观真实地反映消费者对当前物价波动的感知情况。例如,某月物价比上月上涨1%,消费者对此会有强烈的感受,然而可能由于去年同月物价也比较高(如春节期间),造成该月物价与去年同月相比涨幅并不大。因此,本文分别对CPI当月同比增速和CPI环比增速进行预测,预测结果如图4和图5所示,表4展示了CPI同比增速和环比增速从2014年9月至2015年12月的预测值。根据预测结果,2014年9月至2015年12月中国CPI当月同比增速将继续呈现下行趋势,这与上文采用先行合成指数分析结果一致。未来一段时间中国CPI同比增速可能将进入“1”时代,这需要政策制定者严密监控物价走势,防范中国物价增速持续下行带来的不良影响。另外,就CPI环比增速预测结果来看,2015年3月至6月可能出现环比下降、其他月份仍旧保持环比上涨状态,而涨幅比较大的是2015年1月和2月,这可能与中国春节期间物价水平的变化有关。

四、结论

通货膨胀论文范文第4篇

(一)技术变迁对一国经济的影响长久以来众多学者的研究都证明了技术进步对经济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从历史经验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技术进步都是首先出现在工业部门,促进了了经济增长,完成工业化,并且逐渐将新技术应用到其他部门,并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国经济总体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具有较大差距,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必须加速发展经济,实现中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在工业部门应用新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上有一定区别。发达国家为了保持技术领先地位必须自主技术创新,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变迁事实上可以通过自主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这两种方式进行可替代选择。与发达国家经济的技术变迁不同,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宏观经济运行始终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强制性”特征,即在现有的科学技术水平差距下,中国经济以通过引进新技术作为技术变迁的主要方式,通过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以经济增长快、资本积累多、创新能力弱、经济波动大、结构分化重为最终结果。技术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和外部约束,即使贫穷国家投入大量的研究经费来自主创新,也难以实现在短时间内赶上用世界科技前沿的国家的技术水平,更何况最落后的国家资本稀缺,根本没有大规模的研究活动的能力。因此,引进技术对落后的国家来实现技术进步无疑是最佳选择,其中的手段有可以通过专利和技术,高科技产品和设备,并引进以等多种方式的外商直接投资购买。技术的进步将其中的大量的资本投资被隐藏,而目前的实证研究基本都认为以上几种方式都对促进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只通过技术引进不足以确保顺利完成落后国家的技术进步。中国具有如此急剧的技术变革都与中国的国力通过策划、组织和分配的经济资源以及强大的国家控制力相关,国家通过对资源有力地计划、组织、分配,集中力量发展具有经济效益和技术提升空间的部门,逐渐减少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并实现经济快速增。这其中包括吸引外商投资的有利政策、金融部门对技术引进部门的融资门槛降低、以及中国的义务教育制度和基本医疗制度的保障,等等。

(二)技术变迁与中国通货膨胀形成机制中国通货膨胀二元分化现象主要有三个效应导致,分别是技术进步效应、国家控制力效应和缺口效应。1.技术进步效应。生产率增长、技术进步以及工业品价格之间的资关系非常复杂。当前的生产率提高显然会导致PPI的增长,这是由于中国在技术上的劣势以及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现状决定的,因此依靠从工业化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从事生产。但主要的引进方式是外国直接投资和专利转让以及进口。外国直接投资将拉动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从而直接或间接增加国内投资需求,导致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通过对国外的产品和技术进行分解研究,专利转让等方式进行吸收,再投资,以收购技术,以此提高生产率,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对拥有新技术产品的投资,但是这样会导致上游原材料供应紧张的局面产生,提高工业制成品的成本进一步提高产品价格。工业类投资领域产生的这种“潮汐现象”。将导致投资需求的快速扩并引发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因此,引进造成的变化制成品链的价格指数技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引进技术—投资,对原材料的需求增加增加—上游原材料价格—新兴的工业成本—工业价格。2.国家控制力效应。而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力度很大,更容易依靠国家的力量来集中发展这些技术引进的部门。此时大范围引进先进技术的工业部门的发展会呈现良好的局面:一方面通过新技术和生产的规模效应使生产的成本降低了,这会减少部门产品价格水平的波动,并且还会产生价格水平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来看在短期内,产出均可以被国内的需求吸收,进行技术引进的部门会因此获得大量利润。与技术引进部门不同的是向农产品生产部门这样的非技术引进部门在向社会提供最终消费品的同时还向技术引进部门提供中间产品。此时非技术引进部门在资本和政策环境均不如技术引进部门的情况下,缺乏技术进步和创新,因此生产率相对比较低。短期内,非技术引进部门产品可以满足技术引进部门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因此该部门的价格水平波动不会很剧烈。从总体上来看,技术引进部门良好的发展态势掩盖了非技术引进部门的发展缺陷,宏观经济整体上会显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3.缺口效应。引进新技术的工业部门的发展势头依然很快,产量的增长也非常迅速,因此潜在的国内需求已经无法满足该部门的供给,将有可能通过扩大海外市场通过出口来支撑他们的发展。但通过出口起到的作用有限,由于供给大于需求,所以导致这些部门的产品价格比较低。此时,从经济的宏观方面来看经济增长仍然由这些具有新技术的工业部门带动,但农业部门价格水平的大幅度上涨与工业部门的低价格的现象并存,因此产生了价格水平的“二元分化”现象。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衡量整个经济的通货膨胀率水平以及波动水平,需要由各个部门之间价格水平变动的强弱来决定。随着落后国经济的发展,技术引进将一次又一次不停地发生。每一轮技术引进都会交替产生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

二、政策建议

通货膨胀论文范文第5篇

1.我国相关的会计法规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国家政策的有效支持是保证我国顺利有序开展通货膨胀会计的首要条件。国际会计准则中有关通货膨胀会计的“恶性通货膨胀经济中的财务报告”项目,而我国的会计准则体系中却没有明确具体的项目,只有少数相关的笼统的规定。根据财政部的相关分析报告,原因是中国不存在适用于项目的环境标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由于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所以不会有恶性通胀,也不需要制定相关的会计准则。

2.物价指数体系的不完善。改变价格核算、报告时间需要调整中的每一项报告。一般物价指数不仅包括一般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还包括生产者价格指数。中国只是定期一些零售价格指数,以调整财务报表,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客观性是没有保证的。根据目前的成本核算模型,我们需要知道当前的价格,一些个人资产,但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很难统一和收集数据。这些都是中国的通货膨胀会计的实行的问题。

3.成本-效益问题。一种新的会计模式的采用,必然要考虑成本和效益原则。因为,在理论上,更完整的会计模式,更会带来挑战。因此,根据通货膨胀的程度,以此来综合比较成本-效益,采用最适合的会计模式。

4.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有待提高。怎样采用全部消除的方法来消除物价升降变动带来的影响,那将对我国的会计从业人员的带来很大的挑战。这是因为,为了实施通货膨胀会计进而去改革历史成本会计,这无疑将大幅增加会计从业人员的日常工作量。此外,我国会计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以及职业素养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也会成为推行通货膨胀会计的又一大阻力。

5.国家财政收入的影响。在恶性通货膨胀时期,国家财政收入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是因为,通货膨胀会计模式必然会降低利润,从而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对国家财政的短期承受力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二、我国推行通货膨胀会计的策略选择

面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我们的对策只能在国家政府导向的宏观决策机制下,一方面完善会计准则,另一方面改善会计的外部环境。这样才能双管齐下,相互搭配,消除通胀的不利影响,以使财务报告还原真实,为关联方提供高品质的会计信息,更好的为国家宏观决策、公司的管理者和外部关联人员提供服务。

1.建立中国特色的物价变动会计体系。从现实出发,在国家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指导下,统一制定和实施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的企业会计制度,分门别类制定出符合上市公司、中小企业和跨国公司的会计制度。为国家的宏观决策服务、制定以政府为导向的会计机制,为服务于不同企业间、不同行业间的业绩评比、沟通宏微观要素和信息等方面带来可操作性。

2.建立适应通货膨胀的会计模式。

2.1一般购买力会计,即历史成本/稳定币值模式。该会计模式是运用一般物价指数将“三大”会计报表中的数据加以修正,从而消除通货膨胀变动带来的影响,以同货币现行购买力的不变价格反映企业的财务现状。该会计模式的特点是在计算企业净收益时,将货币性项目直接计算损益并直接计入,非货币项目按一般物价指数的最终调整为报告期内的货币单位,然后用报告期的收入相匹配。会计处理程序为:(1)区分货币性和非货币性项目;(2)计算货币购买力损益项目;(3)根据一般物价指数调整财务报表中的项目的名义金额,非货币项目为特定货币金额;(4)数据调整后的财务报表重述。该模型具有客观性、可验证性、容易审计。而且相关数据在企业中、企业内部不同时期之间具有直接可比性。但数据调整缺乏相关性、实用性。该模型适用于价格上涨并不明显,各种商品价格之间增加较小的情形。

2.2现行成本会计,即现行成本/名义货币模式。该模型在变化的测量基础上,即当前的成本取代历史成本,但不改变测量的单位。其目的是消除特定的价格水平变化对会计的影响。会计处理程序为:(1)区分货币性和非货币性项目,不调整货币项目,根据现行成本调整非货币项目;(2)计算非货币的持有所得,持有所得的计算公式是非货币性项目的现行成本减去历史成本,由于物价上涨才产生持有所得,它属于资本所得,不分配;(3)建立当前成本为基础的财务报表。该模型适用于价格上涨很大,各种大宗商品价格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振幅。

通货膨胀论文范文第6篇

近年来,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NKPC)已经成为分析通货膨胀动态的主要工具。Taylor(1980)[12]和Calvo(1983)[13]首先在交错价格调整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用以描述通货膨胀动态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虽然新凯恩斯曲线具有良好的微观基础,但该模型是纯前瞻性模型,并不包含后顾性成分,无法反映通货膨胀持久性问题。因此,本文选择Wood-ford(2003)[14]提出的包含内在通货膨胀持久性的模型作为研究的基本模型。该模型在Calvo(1983)交错价格调整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修正,允许再定价过程中对上期价格进行部分的指数化,将通货膨胀持久性引入到模型中来。Woodford(2003)表明在理性预期的假设前提下,菲利普斯曲线可以表示为如下的形式。式(3)中,λ≥0为产出缺口所占权重,反映了货币当局对产出缺口的重视程度。式(3)在形式上同传统分析中经常使用的福利函数非常类似。不同的是,它具有明确的微观基础。Woodford(2003)等证明,这个福利标准来自于对基于家庭效用的福利函数的二次近似。货币当局通过控制名义利率使得上述损失函数达到最小。货币政策的动态优化问题就可以表示为:在行为方程(式2)的约束下,选择货币政策工具的路径以最小化货币当局的损失函数。

二、通货膨胀持久性的不确定性与最优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

本文在相机抉择的背景下研究通货膨胀持久性问题。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不进行任何承诺,货币当局很难精确地操控人们的预期,所以在解决最优化问题的时候,将个人部门的预期看做是给定的。由于不存在内生的状态变量,所以动态最优货币政策问题可以简单化为静态最优化问题。每一期中央银行选择πt和xt来最小化如下的当期损失函数。下面考虑通货膨胀持久性的估计误差参数δ三种不同的取值情况。第一种情况,δ=0,即ρ̑=ρ,货币当局准确地估计通货膨胀持久性程度。此时相机抉择下货币政策最优解简化为完美的马尔可夫均衡。第二种情况,δ>0,即ρ̑>ρ,货币当局高估通货膨胀持久性程度。这意味着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权衡恶化,货币当局为了使通货膨胀返回其均衡水平需要付出更大的产出成本。第三种情况,δ<0,即ρ̑<ρ,货币当局低估通货膨胀持久性程度。这表明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权衡改善(相对于前两种情况),通货膨胀波动降低。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现上述的分析结果,接下来考察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的非条件方差,方差可以表示为。通过以上分析,一个问题自然产生。当货币当局错误感知通货膨胀持久性程度,应该如何降低通货膨胀波动。当ρ̑=ρ时,马尔可夫均衡解表明相机抉择的最优货币政策对于稳定通货膨胀的作用较小,而对于稳定产出的作用较大。原因是货币当局不能对未来货币政策做出可信的承诺,进而不能稳定通货预期以及通货膨胀。因此,低估通货膨胀持久性情况下,更加激进的货币政策行为将具有承诺的特性。换句话说,低估通货膨胀持久性情况下,更加激进的货币政策行为将弥补通货膨胀持久性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即使存在通货膨胀持久性,货币当局依然假定通货膨胀持久性为0。此时不存在滞后通货膨胀的影响,通货膨胀的波动性最小。

三、结论

通货膨胀论文范文第7篇

在传统政治经济学要义中,马克思的通货膨胀理论的货币分析范式基础是货币流通理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在经历了简单或偶然价值形式———总和或扩大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货币这一演化历程之后,开始以正式身份进入商品流通领域,执行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储藏手段、支付手段等职能。货币流通以商品流通为基础,有着其围绕商品流通实际需求的流通规律。纸币作为价值符号而代表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之后,在金属货币流通规律基础上,其发行量应限于它所代表的金银的实际流通数量。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如果纸币的发行量超过了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就会引起纸币贬值、物价上涨。据此,马克思认为,所谓通货膨胀,就是由于纸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所引起的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现象。“货币贮藏的蓄水池,对于流通中的货币来说,既是排水渠,又是引水渠;因此,货币永远不会溢出它的流通的渠道”[1]154。长期以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者绝大多数都从货币流通的视角来研究传统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通货膨胀,仅有少数学者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角度来审视通货膨胀,但仅是分散在一些论文中的部分段落之中,并未形成体系,更谈不上研究范式。在现代经济学中,通货膨胀作为一种“一般物价水平持续地、显著地上涨”,其本身是一个涵盖商品和货币的二维量:商品自身价格上涨和货币相对价格下降。单一地从货币自身价值视域来审视通货膨胀这一范畴,未免导致一种一维化倾向,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注重整体性的逻辑,而且也难以深刻地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性。因此,整理和归纳马克思价值理论中与通货膨胀具有密切理论脉络的部分,并最终形成一种范式的导向,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代的新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马克思关于通货膨胀的价值论范式

关于价值的决定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大分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规律又进一步阐明了商品的交换依据商品的价值实行等价交换。价值的结构是c+v+m(c为已经消耗并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的生产资料价值,v为工人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m为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在这个结构中,c+v为成本价格,即企业用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资金消耗,m表现为利润p。价值结构决定了价格结构,p=k+l+s,其中k、l、s分别代表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贡献者的收入,即融资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等。从政治经济学逻辑上看,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通货膨胀的价值论分析必然要经历一个由价值到价格的抽象推导脉络,也必然要经历一个由价值结构到价格结构的具体分析过程。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应首先明确最为重要的一点,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价格分析与宏观经济学中“通货膨胀”的价格是否对应的问题。众所周知,西方微观经济学中的“价格”是单一产品或要素市场供求均衡所形成的均衡价格,与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形成的全社会总体均衡价格水平并不对应。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价值作为由抽象劳动创造、由最具一般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形成的范畴,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一般性,作为其表现形式的价格亦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一般性。宏观经济学中的“通货膨胀”,即“一般价格水平的显著持续上涨”,这个“一般价格水平”是各类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加总的平均数性质的物价指数,具有高度的代表性、抽象性和一般性。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价值”及其表现形式“价格”这个最具一般意义的范畴去推断“一般物价水平”这另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范畴,较之单一市场价格推断总体市场价格而言,具有逻辑上的自洽性。而从市场价值的角度审视,马克思认为,“市场价值,一方面,应看作一个部门所生产的商品的平均价值;另一方面,又应看作是在这个部门的平均条件下生产的,构成该部门的产品的很大数量的那种商品的个别价值”[2],即市场价值是由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决定。这里,市场价值与价值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把各种生产条件下的产品生产量作为权数而考虑进去。英国经济学家鲍尔认为,在通货膨胀问题上,“我们应当将一般价格水平看作某种平均价格,并考虑它囊括了哪些价格,这些价格如何加总……一般价格水平需要反映多种价格的行为,而且我们还必须将这些价格进行某种形式的加总。各种价格的重要程度并不相同,因此,通常有必要将一般价格水平表示成各种价格的加权平均值,这样每种价格的变动对整体的贡献就与其重要程度对应起来。”[3]在概念界定上明确了之后,可以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1.价值结构分析。(1)劳动力价值分析。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劳动力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由于劳动力是劳动者活的劳动能力,所以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还原为生产满足劳动者生存的生活资料所需要的社会必要时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构成劳动力价值的内容主要有三项:一是维持劳动者本人所需的生活资料价值;二是维持劳动者家庭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三是为使劳动力获得一定的技能所需的教育和培训的费用。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过程,以上是劳动力价值变化的基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导致劳动力价值变化的条件,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各个部门劳动生产率变化而变化的。因此,只有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变化了,劳动力价值才会变化;而要使这些生活资料价值降低,只有提高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从现代产业部门发展来看,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分工的专业化,生产“生活资料”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在总体上保持着不断提高的趋势。这意味着一定劳动时间内生产的生活资料使用价值量越来越多,但所形成的价值总量却不变,从而平均物化到单位生活资料消费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少,单位生活资料消费品中的价值量就越小。因此,从以上分析来看,随着经济形态的演进和科技革命的深入,在技术创新、分工合理化、产业结构优化等因素作用下,决定劳动力价值的“生活资料”消费品的价值量是不断减少的。价格作为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如果按照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二者同向变化的论断,则价格应该越来越低,若按此规律则通货膨胀不会发生,而事实是“生活资料”消费品的价格在不断地提高,这意味着,价格与价值虽然是表现形式与内在实质之间的关系,但也会出现背离。这种“背离”,绝不是一种割裂的关系,而是在外生因素作用下的变化趋势的一种偏差。(2)转移价值分析。与劳动力价值不同,这部分价值主要是指消耗并转移到新的产品中的生产资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一起构成新产品的成本范畴,是新产品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生产资料是生产中使用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总和,所以涵盖的范围很广,具体包括土地、矿藏、机器设备、原材料等等。这种“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即马克思所论述的第I部类,即中间产品的生产行业,在现实中主要包括装备制造业、采矿业、能源行业及部分房地产行业,如前所述,劳动价值理论同样适用于对生产资料的价值分析。在经济分工全球化、资源配置国际化的背景下,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的先进技术已不能被发达国家所垄断,技术流动速度与创新速度较之以往大为加快,世界范围内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了单位生产资料新产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降低了单位生产资料新产品的价值量。与劳动力价值相似的是,作为价值表现形式的生产资料新产品价格,未能随价值的降低而同步趋于降低,反而呈现外生因素作用下不断升高的趋势。因此,从整体趋势下的生产资料总体价值量来看,其随着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则在生产生活资料过程中转移到产品中的价值量亦随之减少,产品中属生产资料转移而来的价值量亦呈不断减少的趋势。

2.价格结构分析。劳动力价格理论是马克思工资理论的起点。马克思对待工资与他对待价值、价格、剩余价值、利润等范畴一样,均采用“质”与“量”的双重分析。“质”的分析是为了说明工资现象的本质,“量”的分析是为了说明工资形式的运动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六章中系统地分析了工资的“质”,认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并在形式和现象上错误地表现为劳动本身的价值或价格。马克思指出,工资的这种歪曲的表现形式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意义”,掩盖了真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西方经济学的辩护措辞。马克思论述的“工资”不是个体工资水平,而是一般意义上的抽象的劳动力价格范畴,符合通货膨胀的界定要求。作为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表现形式,工资亦受生活资料价格的影响,按照《资本论》所指出的构成劳动力价值的三项内容,其价格的变化直接导致了劳动力价格———工资的变化。无论是维持劳动者本人所需的生活资料价格,还是维持劳动者家庭所需的生活资料价格,以及劳动力获得技能的教育培训费用,均发生了较大幅度上涨。这种上涨体现了资源稀缺性引发的生活资料消费品供求关系变化,可以视为一个外生的冲击。从现实来看,技术创新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虽然降低了生活资料中日用消费品的价值量,但人力资本投资层面的行为引致了教育培训等费用的大幅提高,从而直接大幅提高了劳动力价格。因此,对于创造“劳动力价值”的生活资料范畴而言,外生供求冲击下的日用消费品价格上涨和内生人力资本投资驱动下的教育培训费用上涨,导致了劳动力价格的上涨预期,加之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影响,构成了劳动力价格———工资的上涨机制。价格是价值的表现,但价值规律并不要求价格在任何个别场合都必须与价值相符或一致。价格围绕价值这个中心波动或上下偏离是常态,而供求机制是决定价格围绕价值中心波动的调节因素。马克思以此对价格波动的论述亦道出了劳动力价格———工资随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而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基本逻辑。在这方面,马克思在其关于资本积累理论中有过重要论述。从价值形态看,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关系即资本的价值构成,并反映着资本有机构成的高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价值规律作用下,资本家为获得更多剩余价值和应付激烈的市场竞争,不得不以扩大机器设备投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与之对应,劳动力投入比例则相对减少,意味着资本对劳动力需求不断减少,这一资本过程中既对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又出现了劳动力对资本的供给绝对增加的趋势,其结果必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质生产部门出现大量的、相对于资本需求而言的相对过剩人口。这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现役劳动大军”之外的“产业后备军”,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雇佣工人工资水平大幅降低,处于社会的较低工资水平甚至贫困线以下,阶级中的贫苦阶层”,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增长导致的社会贫富阶级分化。这是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中通过供求关系变化分析价格围绕价值波动尤其是劳动力价格———工资波动的部分,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工资率下降的趋势。

单纯意义上的工资水平下降绝不会引发通货膨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的工资率还包括上升的趋势。这其中包括两个方面,宏观层面上经济周期的变化,以及工人自身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随着资本主义经历危机、萧条、复苏、繁荣的周期循环,产业后备军的规模也相应地收缩和膨胀。在繁荣时期,产业后备军的规模相对收缩,工资水平上升;而在传统意义上的危机时期,由于生产相对过剩,产业后备军相对膨胀,工资水平下降。在整个经济周期长度内,工资水平则与劳动力价值相适应,并围绕劳动力价值波动。这就是服从价值规律和资本积累规律的资本主义工资运动规律。战后,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波动中增长的总体态势,主要发达国家、新兴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黄金增长期和低迷趋缓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期,失业率下降,工资水平上升,产业后备军规模和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而在经济萧条期,由于工资黏性的作用,虽然产业后备军的规模仍在扩大,但工资不随有效需求的减少而下降,甚至出现了高工资与高失业率并存的现象。这说明了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高工资率不随产业后备军规模变化而趋于上升、导致通货膨胀的内在逻辑。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已不再是简单的成本要素,而是提升为复杂的劳动投资,知识积累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其主要作用在于:一般知识可以使全社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而专业化知识会给个别厂商带来超额利润,这体现在生产中的一般知识上,现为劳动者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通过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培训可以形成专业化的、特殊的、表现为劳动者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区别于原始劳动的人力成本。这一过程区别于以往劳动力价值形成过程中的技术操作学习的简单劳动,是一种对于专业化知识的投资积累的复杂劳动。这种以复杂劳动为本质内涵的投资在实质上类似于西方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投资”,其不仅因更为复杂的抽象劳动增加而直接提升了劳动力价值,也因复杂劳动投资于劳动力各项费用支出增加而直接提高了劳动力价格,这亦是一个抽象的、一般性的价格水平提高的过程。众所周知,“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一个黄金增长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调节学派认为,在“黄金年代”中形成了一种“增长的良性循环”,即以大批量生产的规模经济为基础的生产率增长,与生产率增长相联系的工资收入增长,以及由工资增长带来的大规模需求的增长,用于改进大批量设备的投资以及生产率的进一步增长等等。这种与生产率相伴生的工资增长正是得益于复杂劳动投资引致的劳动力价格提高。这种劳动力价格的提高是造成通货膨胀的重要诱因。综合来看,由价值结构到价格结构的分析是马克思关于通货膨胀的价值论范式的基本脉络,价值结构的变化未必会和价格结构的变化趋势相一致,本文的前述分析中就体现出二者的相反的变化趋势。但从一种理论范式形成的角度来看,价值结构———价格结构的分析主线和逻辑脉络无疑将会丰富国内外学术界关于通货膨胀的理论研究,形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的关于通货膨胀相关理论,进而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新的发展。

三、马克思关于通货膨胀的价值论范式的实践维度

通货膨胀论文范文第8篇

根据对核心通货膨胀的定义角度不同,相应的核算方式也就不同。目前通用的核算方法共有八种,分别为:剔除法、修剪均值法、加权中位数法、结构向量自回归法、惯性权重法、共同因素法。根据范志勇等(2011)基于月度环比消费者价格指数,对这八种核算方法的归纳总结及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从核算结果的稳健性的角度来看,样本区间内残差均方根最低的是修剪均值法和加权中位数法,最高的是共同趋势法和结构向量自回归法核心通货膨胀。因此从反映标题通货膨胀的变化趋势上来看,修剪均值法和加权中位数法具有较大的优势,上述结论无论对于HP滤波还是移动平均得到的通货膨胀趋势值都是稳健的。核心通货膨胀对未来3至5个月内的标题通货膨胀有较好的预测能力。在样本区间内,修剪均值法、指数平滑法和加权中位数法的预测能力最强,而共同趋势法和方差法的预测效果最差。从本文对核心通货膨胀的“普遍且持续的通货膨胀”的理解上来看,核心通货膨胀应该是同时具有平稳性和预测性的,因此,本文采用修剪均值法对核心通货膨胀指标进行核算。与范志勇等(2011)一样,本文采用的是基于月度环比消费者价格指数来对核心通货膨胀指数进行核算,选取2006年1月至2013年年底的月度环比CPI数据进行核算。假设各分类商品增长率具有未知均值的对称分布,通过将每期样本按照增长率的大小进行排序,然后进行两侧截尾,进而加权平均剩余样本得到一个估计值集合,最后根据适当标准选取最优的估计值。特别的,当α取0时得到的核心通货膨胀即为通常的支出权重通货膨胀;而当α取50%时得到的核心通货膨胀即为加权中位数核心通货膨胀。因此,修剪均值法计算核心通货膨胀与α的选取密切相关,Tahir(2003)提出了确定α大小的RMSE准则,按照均方根误差最小的原则选取双边α的大小。除了上述的基本方法之外,双侧修剪比例还可以是非对称的。设定样本增长率从小到大排序后左右两端修剪水平分别为α和β,(α,β)按照Tahir(2003)提出的方法选取。

2、剔除商品期货的季节性因素

本文实证中,选取的商品期货品种为黄大豆,因为黄大豆这一期货品种出现的时间较早,可利用的数据较多;另一方面,黄大豆受到国外商品期货价格的影响较小,更易与国内的核心通货膨胀建立关系。本文采用平滑法剔除期货价格中的季节性因素。

3、建立回归方程

得到了相应的平滑数据,即可对核心通货膨胀与平滑后的数据进行回归以证明其预测性。至此,准备工作已完成。剩下的部分即为将处理后的价格数据与相应日期的核心通货膨胀数据进行回归。因此,可建立滞后一到五阶的回归方程。对于滞后阶数n的确定,利用AIC准则(赤池信息准则)。对不同的n值,分别比较方程的拟合优度,以及AIC值(Akaikeinfocriterion)。取AIC值较小且拟合优度较大的n值为佳。

4、实证结果

经实证,当回归方程自变量是滞后阶数由1到5时,拟合优度要小于六、七、八阶滞后,AIC值大于三、四阶滞后,结果差强人意。且方程系数的显著性很差,证明有不甚合适的变量混在其中,由于进行比较时是将滞后阶数逐渐递增,因此推测是一阶与二阶滞后,甚至三阶滞后变量不合适。因此,将一阶、二阶、三阶滞后相继剔除,结果确实有所改善。从上述回归结果也可以看出,回归方程拟合优度不高,DW值也偏低,表明除了核心通货膨胀外,还有诸多对价格变动影响较为深刻的因素未引入到方程之中;同时,过多的滞后变量也会引起共线性问题。由于我们研究的是核心通货膨胀对价格变动的影响程度,上述方程已能说明问题。

5、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