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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论文范文

世界文学论文

世界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当时,普希金是诗人们“父亲”,在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普希金和这些人一同构成了俄罗斯诗歌“黄金时代”。而莱蒙托夫作为普希金的继承者,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普希金开创的诗歌传统,并把它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莱蒙托夫的诗歌进一步反映了俄国进步时代的思想感情。普希金是俄国天才的文学家和诗人,他虽然没有参加十二月党人的政治团体,但作为“绿灯社”的优秀一员,他与十二月党人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其思想感情也与十二月党人有着共鸣。在《自由颂》中他号召“反对专制”,在《致恰达耶夫》中,他号召“争取自由、争取祖国的解放”。普希金以公民为中心的抒情诗充满了强烈的激情,在《短剑》、《高加索的俘虏》、《茨冈》等诗歌中,他塑造了一批才华出众、感情澎湃颂的主人公。一方面刻画了反叛现实的主人公,同时也对主人公的个人主义进行了批判,由此而实现了对拜伦的超越。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是在西欧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出现的,融合了本国的历史与文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浪漫主义虽然在俄国出现较晚,但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却相对于西欧更有所突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二、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世界地位

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与其封建农奴制度以及针对这一制度的改革关系紧密。针对封建农奴制度的改革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贵族革命阶段,主要由上层贵族发动和领导。这一阶段过去之后,第二个阶段由平民知识分子所领导,这一时期也被称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非常深入地介入了社会现实,其中文学创作与批评都发挥了巨大作用。40年代,“自然派”形成,以果戈理为代表的一批作家把俄罗斯现实主义的潮流引入了自觉发展的一个时期,并且随之不断繁荣进而达到高潮,使俄罗斯的现实主义文学融入到了国内改革解放运动之中。另一方面,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饱含巨大的政治热情,评论家们积极抨击沙皇暴政、揭露农奴制的黑暗,积极参与到社会重大问题的讨论中来,不断把现实主义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峰。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具有鲜明民族特色,持续时间长、人数多、成就大。当时的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在哲学上多接受费尔巴哈的思想,持唯物主义态度,同时广泛参与民主主义革命。文学观念方面,他们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主张介入现实。俄国现实主义作家以期刊作为言论阵地,把文学批评当作批判武器,自30年代后期开始,成为了思想界和文学界的生力军。其实,描写人民苦难、揭露农奴制黑暗的主题早在这批现实主义作家出现之前,在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创作中,就已经确立了意识形态的基本走向,而这一倾向随着现实主义高峰的到来而愈加具有影响力。

高尔基对此进行过如下评价:“没有一个国家像俄国那样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出现过灿若星群的伟大名字。”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成就远远超过同一时期甚至是所有时期的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甚至一度让欧洲“老师”感到惊奇。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俄国有自己的特色。当时的西欧国家的现实主义是在其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而产生的,因此,这些作家作品往往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资产阶级,而在当时俄国仍然是一个封建国家,专制主义盛行,因此,俄国现实主义作家的批判锋芒主要是针对贵族地主这样的封建阶级。只有在其后期作品中,才拓展到资本主义。俄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开拓者和典范作家是果戈理。其《死魂灵》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而果戈理本人也成为俄国现实主义的第一位最重要代表。别林斯基称果戈理为一位“现实生活的诗人”。另外,在俄国现实主义创作中,屠格涅夫的创作也极具特色,拥有特殊地位。屠格涅夫本人是贵族,但在政治上则倾向于民主,是自由派的代表。他尤其反对农奴制度,对封建贵族的没落消亡饱含同情,却又坚信这是历史的必然。屠格涅夫对时代的脉动非常敏锐,其作品总是能够及时地反映俄国解放运动的进展。屠格涅夫塑造出了一系列反映时代和现实的俄罗斯人物形象,他先后完成了六部长篇小说,刻画出了俄国遭遇大变动时代的整个氛围。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与解放运动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这是俄国不同于欧洲各国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世界文学的重要文学经验。另外,俄国文学后来居上,不仅在作家和作品的数量上超过了西欧,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体裁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从而使俄国文学走在了欧洲的前列。

三、俄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世界地位

俄国文学进入现代世界文学的进程,成为一个具有家族相似性的“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是从现代主义诸流派先后在俄国文坛崛起后开始的。讨论俄国文学在现代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应该从“颓废主义”出发。在当时的俄国文学中,“颓废主义”和“现代主义”是作为同潮流而相提并论的,从欧洲传来的“颓废派”大致约等于“个人主义”。一般认为“,颓废主义”是“现代主义”正式出现之前的一个储备期,与当时的“世纪末”情绪密切相关。在俄国前辈小说家安德列耶夫的小说以及象征主义诗人如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皮乌斯等人的作品中都有所表现。1905年至1907年,俄国的革命失败,由此而产生的后“新自然主义”,也是这一风潮的体现。总体来说,俄国现代主义文学的起步阶段基本由象征主义、未来主义、阿克梅主义所构成。茨维塔耶娃等作家相对具有独立性,但是在精神层面上也是具有相关性的。现代主义是对俄国传统的现实主义的一种挑战,表现在文论作品中,明斯基的《一个古老的争论》、《在良心的光照下》和沃伦斯基的《俄国批评家》等论著中就存在着明显的两面性。这些作品既表现了现代主义的立场,同时也反对唯物主义的文艺观点,反对俄罗斯的文学传统。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是这一潮流的主要内容。这一潮流极力宣扬和表现“神秘”、“象征”和“艺术”,试图以唯心主义的基调改变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尽管现代主义的理论与创作中有很多的偏颇之处,但很多俄国现代派作家、诗人都有很不错的文学才能和创作个性,对于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也多有创新。他们一般排斥艺术的意识形态化,关注所谓“艺术本身”。即便从经典的现实主义立场来看,也是表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和价值。当批判现实主义的高峰过去后,俄国开始有某种“新文学”的需求。

当时法国与俄国社会都很动荡,重大的历史事件连续爆发,震惊也迷茫了当时的俄国人。而法国象征主义恰好在此时出现,迎合了他们这种心理需求,这一方面丰富了俄国文学,另一方面也加速了俄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进程。19世纪90年代,已经经历过长时间的欧化的俄国文学又受到了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由此而构成了俄国的象征主义,并成为俄国现代主义重要内容。经过彼得一世改革,俄国文学与欧洲文学的沟通持续增加,这也导致了法俄文学的同构化,后来许多俄国现代作家,都深受法国象征主义思潮的影响和熏陶,可以说俄国文学家将法国象征主义嫁接到了俄国文学的主体中来了。迷惘、失望的情绪在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后,构成了俄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主调,作家们开始重新探索俄国的出路。而在当时,宗教唯心主义非常发达,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等人,试图探求“俄罗斯思想”,以解释“俄罗斯命运”。他们转向了神学和宗教,笃信“爱和善”,以此对俄罗斯文化进行改造,甚至要推广到世界文学中去。这与同时兴起的现代主义文学交错杂糅起来。这些思潮极大地丰富了俄国文学,而且促成了许多文学组织团体的诞生,催生出多种杂志、论著和作品,其声势和影响都非常巨大。在创作中,作家们大量使用荒诞、联想、比喻、新造词汇等手法,虽然往往令人费解,但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这一潮流所蕴含的诸多文学新观念和新手法,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马雅可夫斯基、阿赫马托娃等人就是其杰出代表。这被称为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

四、结语

世界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我教研室在进行广泛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利用每周一次的业务学习时间,针对当前教学的实际情况确定了新的教学目标。21世纪是一个新的文化转型时期,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已处于人文精神的最前沿。

在讲授主干课时,如果继续拘泥于单个学科和单种文化的界限,不仅会造成学术方法的枯燥单一,也无法充分满足当今学生日益复杂、深化的学术需求。为此,在教学研究与实践中要大胆改革,打破课程壁垒,以“总体文学”的新观念将3门主课融为“一体三段”,在保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基础上,创造一种以东西文学史为底、以比较原理为纲的教学方法,训练学生的横向思维,开拓他们的学术视野,在自由的学术氛围中完成异质文化间文学的互识、互证和互补。

明确的目标确定下来后,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教学内容的重新确定与调整。因为目前使用的基本都是20世纪90年代左右出版的教材,受时间和观念所限,其不能充分反映近十几年来的学术变化与热点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立足教材的基础上,秉持一种合理、纯粹的学术立场,有意识、有目的、有选择地引进一些新的学术理论与内容,以开阔学生的视野,补充教材的不足之处。例如,在讲授古典欧洲文学史时,从对英国“湖畔派”的阶级性否定转变为对其艺术性、唯美性的公允肯定;在对《简•爱》等世界名著的讲解过程中,引进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等西方先进的理论方法;在近现代欧美文学史部分,增加过去被忽略的黑人文学、犹太文学等亚文学流派。另外,我们还注意培养学生的横向发散思维,锻炼其学术研究与实践能力,在教学中大量引进“比较”内容,帮助学生对异质文化与文学间的交叉渗透进行分析,加深理解。例如,在讲解美国现代犹太文学时,鼓励学生联系古代东方文学中的希伯来文学部分,就两者间的渊源和联系进行对比分析;在讲授中古波斯文学的五百年黄金时代时,可以通过介绍其一些代表诗人对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影响,比较分析东西方在文化与文学上的互动与联系。

二、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的现代化

第一,利用并制作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我教研室的青年教师在讲授“欧美文学史”时利用集文字、图片、声音、动画于一体的多媒体课件,使学生的学习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第二,系统使用PowerPoint文稿展示功能。“欧美文学史”为多专业共修课,授课人数经常在百人以上,必须在阶梯大教室进行授课,许多学生反映上课时听不清老师的声音,看不清老师的板书。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鼓励教师充分利用先进设备,全程使用PowerPoint展示教案板书,这样既避免了上述的尴尬局面,满足了学生的需求,也保证了教师上课流程的连贯性。

第三,利用互联网进行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互联网在大学的迅速普及为教学改革提供了条件,我们抓住这一新的时代产物,将专业讲授与学习从传统的班级授课转变为讲课与网上答疑、辅导相结合,促进了师生间深层次的沟通与互动。

第四,利用录像、展览等手段记录、展示教学成果。我们用录像机将教改过程记录下来,以便对教改方法的优缺点进行有的放矢的具体分析。此外,我们还发动学生将师生互动的教改课程布置成可观、可感的平面展览,在教学楼内巡回展出,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参与热情和学习兴趣。

世界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立足新媒体技术,让文学创作在文化原力的提升、公共文化发展方面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是文学之都成功的基本经验。纵观世界七座文学之都,其发展模式和经验除了上述的基本特点,亦有各自的独特发展理念和规划侧重点。

(一)以阅读和写作工坊为基本形式,开发立体化的文学创意产品,丰富市民公共文化生活,普遍提升文化创新意识。在文学之都,以阅读、写作工坊为基本形式,形成了具有多层次、成体系、有效结合市民城市生活开展文学创意活动,成为其发展模式中的鲜明特点。该模式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两点:1.以工坊为基础形式,立足于文学价值的重新发现和生活化运用,为当地市民提供丰富的、充满创意的配套文化服务产品。例如,爱丁堡以工坊为基础形式,衍生设计的文学创意活动按照类型划分,包括阅读团体(BookGroup)、儿童文学活动、文学竞赛(Competition)、课程(Course)、展览(Exhibition)、文学节(Festiva)l、讲座(Lecture)、故事讲述(Storytelling)、戏剧(Theatre)、工坊(Workshop)等多种类型,适用于不同的居民。另一座城市都柏林,文学发展侧重本土文学资源的多元化管理、培养、扶植和创造性开发。丰富的文学资源构成了都柏林文学生活的基础,通过文学生活,城市文化生活和公共文化服务的模式也不断完善,而既有的文学历史、遗产也得以可持续发展。雷克雅未克则是把文学作为城市发展和国民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正如市长JónGnarr在提交UNESCO文学之都的报告中所言,“雷克雅未克的很多项目都与传播知识和文学的热情有关”。[3]2.通过文学创意,赋予工坊公共文化产品属性,让它成为公共文化发展中的第三方社会化有生力量,实现文学研究与创作和高品质文化产品输出的双向可持续发展。在爱荷华,以工坊为基本形式,形成了层次清晰、内容丰富的文学创意活动,成为公众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爱荷华的阅读、写作工坊类型众多,除了为公众熟悉的爱荷华作家工坊之外,还包括了翻译工坊(TranslationWorkshop)、戏剧工坊(PlaywrightsWorkshop),以及非虚构写作项目(NonfictionWritingProgram)和夏季作品节(SummerWritingFestival)上的工坊活动。这些活动由不同的工坊组成,面向公众开放,注重通过具有创意的文学活动策划丰富市民城市生活,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创意能力水平,这是其发展模式能够取得成果的基本经验。

(二)善于整合、运用新技术和第三方力量,促进文学创意向文化产品转化,注重文学资源的保护,使其在城市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该模式成功的主要原因和经验,主要体现在重视对新媒体技术与文学创造的整合,进一步推动文学创意活动与城市生活的融合。其次,还体现在立足于新媒体,从产业链的角度为文学创造和城市生活建立具体的链接。以墨尔本为例,其发展模式特点在于文学产业与城市经济的协同发展,并广泛利用新媒体技术,吸引社会公众的参与文学创意活动,丰富公共文化服务的产品和体验形式。2013年,澳大利亚提出“创意澳大利亚”(CreativeAustralia)战略。在此背景下,墨尔本从文学创造出发,加快整合相关产业链的路径,促进文学创造并鼓励公众参与。其下属的文学活动的设计体系完整,层级分明,经过规划呈现出品牌化、立体化、系列化,服务对象和宗旨明确,构成了完整的价值链。一方面使文学的价值融入城市生活,一方面既有的文学组织开始转型、提升自身效率,有针对性地为民众参与文化创造提供了软硬件,从而达到鼓励民间多元主体力量参与社会文化创新、融合的目的,这与UNESCO对创意城市网络下的文学之都的认定要求是一致的,即“文学能够在城市中扮演整合的角色”[4]。

(三)大力发展创意写作教育,重视具有创意能力的高级写作人才培养,为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培养复合型人才。注重创意写作学科的发展,在文学创造与文化原创力培育和公共文化发展的理念下,重视培养高级创意写作人才,是该模式最为突出的特点,也是其成功经验所在。在七座文学之都中,多个城市的大学都有高质量的创意写作学科。以爱荷华为例,在向UNESCO提交的官方申请报告之中,首先被提及的正是文学创意写作学科的鼻祖———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工坊。爱荷华大学于1934年创建了全美第一个创意写作艺术硕士(MFA)项目,拥有世界知名度最高的作家工坊———爱荷华作家工坊(IowaWriters’Workshop),以及享誉世界的国际作家项目(InternationalWritingProgram)。另据爱荷华大学官方的资料显示,爱荷华大学城人口虽然不到7万,然而早在2003年之前,爱荷华每年从创意工作(CreativeWorks)中获得的收益达169亿美元,并且带动相关就业高达195464个[5]。无独有偶,诺威奇也拥有世界顶尖的创意写作教育———东安格利亚大学创意写作学科。在UNESCO文学之都的申请报告中,东安格利亚大学被称为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创意写作学科之一[6]。作为UNESCO全球现有文学之都体系中唯一的非英语城市,雷克雅未克则从2008年也开始提供创意写作专业教育,并在2011年开始提供创意写作研究生学位,如冰岛大学的创意写作教育,这对雷克雅未克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文学创造、创意人才具有重要意义。在雷克雅未克向UNESCO提交的官方报告中还对该市创意写作的发展做出了重要陈述。此外,雷克雅未克的文学发展主要目标之一还包括通过文学来挖掘青年一代的创意能力。[7]另外,波兰城市克拉科夫对创意写作也非常重视。在给UNESCO的官方报告单独列出创意写作教育(EducationforCreativeWriting)进行阐述:“创意写作方面的研究,将允许学生们获得文学能力,以及语言写作、修辞能力,这些将是克拉科夫文学相关的创意产业发展背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启示:上海文化原创力培育与公共文化发展路径

文学之都的成功经验对上海的启示,主要集中在文学创造对文化原创力培育与公共文化发展促进两条路径。重视具有创意能力的高级写作人才培养,提升文化原创力,可以助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加大扶持文学发展,能够发挥文学创造在公共文化领域的重要作用。这两者对上海文化原创力培育和公共文化发展都具有现实意义。根据《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上海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规定》以及相关政策、文件,以及文学之都发展个案研究,促进上海文化原创力培育与公共文化发展的现实路径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点:

(一)发展上海的创意写作教育,培养高层次的具有创意能力的写作人才,提升文化原创力文学之都的发展策略,可以启发上海通过发展创意写作学科,发掘文学创意力量、人才,提升文化原创力量。爱荷华等城市的发展表明,创意写作学科方面的高度繁荣,可以为社会相关领域提供读写能力的教育支持,对市民文化素养、文化原创力的整体提升有可量化的促进作用。1.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立足于上海市高等院校高质量的文学学科基础,鼓励创意写作教育的创建与发展,采取国际主流的创意写作艺术硕士(MFA)专业化教学模式,培育上海创意产业需要的高质量的具有创意能力的写作人才,能够有效提升文化原创力。在美国创意写作学科发展与战后国家创新力量的发展视野中,创意写作的学科目标之一就是为社会培养具有文化创意能力的高端写作人才。对创意产业飞速发展的上海来说,具体的着眼点在于大力发展创意写作学科,建立起完整的创意写作学科教学研三位一体的机制,通过文学教育的改革来确立创意写作的学科高地,为上海培养更多的高素质的具备文化创意能力的新型人才。目前,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都在加快创意写作学科建设。其中,上海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是中国首家致力于创意写作理论研究并将之与创意写作教学、创意产业实践结合的科研单位。中心以创建中国化现代创意写作学科为目标,致力于欧美现代创意写作学科的整体引进和中国传统写作学的现代化改造,改革中国高校中文教育教学培养机制,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专业创作人才及具有原创写作能力的创意产业核心从业人才。上海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的相关探索和实践,具有重要的示范价值。2.立足于创意写作学科建设,开发社会化的创意写作教育产品,推动创意写作学科与文学创意的社会化、生活化运用。目前,国内有北京大学、上海市华文创意写作研究中心等高等院校和社会力量都开始了面向创意经济发展的社会化创意写作教育探索。以上海市华文创意写作中心的发展模式为例,在实践步骤上,注重基础理论,潜能激发、写作能力量化评估、工坊制教学方法、创意活动的组织管理、产业、文化公益等创意写作教研成果导向社会化教育。通过组织社会化的创意活动,向公众开放,并为有特定的公众、团体、社区或部门服务。另外,针对创意写作课程再造对培育上海文化原创力量也是重要的实践。该中心注重在创意写作教育的框架下,强调相关的课程,如影视剧本、小说、故事、非虚构等课程要能培育具有创意能力的高层次写作人才,要求能出优秀作品,并开发社会化课程面向EMBA等受众的精品课程。这些措施不仅可以帮助有抱负的学员知晓并运用国家的公共文化政策,了解及把握文化创意的规律,还可以学习并掌握文学创意的技巧,为企业文化和营销策略开辟一块新的天地。这些实践将创意写作课程、工坊与公共文化服务节点衔接,能够孵化更多的公共文化产品、服务模式,是在社会范围内广泛地提升文化原创力的有效途径。借此途径,可以让创意写作成为上海市文化与创意产业的强大助推力量。在发展创意写作学科的基础上,把相应的研究成果导向提升文化原创力的培养,加速将创意写作理论、实践成果,转化为促生文化原创力的养分。

世界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在对文学作品评判的标准上,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差异很大。在国内获得大奖的文学作品,在国际性文学奖上却很难得到公认。目前中国唯一的政府类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有如下评选标准:“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显然,这些评判标准与世界文学奖的评判标准有着许多差别,世界性的文学奖更注重的是一种语言和精神的深度。另外,对于优秀世界文学作品的评判标准,王宁教授认为,主要看作品是否超越了作者自己的民族、语言、国别等,并拥有一定数量的本民族、本语言之外的读者。这也意味着作者自身创作时所用的写作语言是不是世界通用语言,或者作者的原著是否经过翻译中介传播给本土以外的读者。一部作品只有让本土以外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别的更多读者所熟知才具有世界性的特点,这是评判一部作品是否成为世界文学作品的首要因素。世界文学并不意味着只是一种模式的文学,而是仍保持着各民族原有特色但同时又代表了世界最先进的审美潮流和发展方向的世界文学。在世界文坛上,迄今为止有许多世界性的文学奖。世界上最著名、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审美标准是“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杰出文学作品”。一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文学的政治性很强,并且服务于政治需要,这与文学创作真、善、美与艺术相统一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二、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困境

(一)翻译是世界文学传播的根本世界文学是经过不同国别的读者传播的结果。中国文学作品必须得到汉字以外的文字传播和读者的认可后才会进入世界文学的门槛,即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在翻译中所获得的作品。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但每一部中国文学作品的出版,并不意味着其就是世界文学。现在,中国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读者,但在世界文学史上,中国在世界上得到认可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这与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总数量极不相称。究其原因,与中国近代封闭治国、经济落后、文化教育薄弱等极为相关。近四十年来,我国在文化教育、经济等方面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当中国在世界处于第二大经济体时,中国文学及其文学翻译却没有及时跟进,中国文学及其文学翻译发展始终萎靡不振。这些与中国文学界对世界文学的认识以及当前文学创作的思想极其相关。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文学作品面对的读者已经不仅仅是本民族的读者,文学走向世界成为必然发展趋势。因此,翻译就成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联系的桥梁。中国文学只有通过翻译才能得到更深远的传播,才能彰显文化大国应有的影响力。要把翻译的方向从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到中国来,转向大规模地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到国外去,即中文译为外文。现在情形是,大量外国著作被译成中文版本,形成了极大的差异性。据统计,目前被译介到国外的中国当代作家仅有百余位,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数量不到2%。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主要由一些欧美国家的汉学家承担。但现实情况是,从事翻译工作、够水准的汉学家寥寥无几,不少国家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只能从其他语言版本转译,导致译作与原作往往相差甚远。翻译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可以借此引发世界人民对中国的关注,把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的成果推向世界,实现文化全球化战略目标,打破中国文学处在世界文学边缘的状态。民族文学只有翻译才具有世界性。世界文学始终处于一种旅行的状态中,它让某个特定的民族或国别文学作品具有了持续的生命和“来世生命”。

(二)文学翻译的“接受程度”世界文学面对的读者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千差万别的文学理解观点。而对于文学翻译而言,任何原著只有具有超民族性或国际性意义时,才具有文学翻译的可译性以及潜在的市场价值,才会赢得更多除原作语言之外的读者。文学没有国界之分,但文学的民族性却很强。译者绝不只是原作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原著的能动的阐释者和创造性再现者。因为对于一部译著来说,由原作者创造出的作品远非一部完成了的作品,而是对另一种民族语言的全新注解。或者说,是对译作语言接受者阅读方式的接纳与对接,是沟通上的释放。文学翻译是一门交叉学科,也是一种再创作。正如著名翻译家钱钟书所言:“雅之非润色加藻,识者犹多;信之必得意忘言,则解人难索。”日本长崎的“通词”派译者,则采用更灵活的译法,以产生读来自然顺畅的译文,即强调“接受程度”而不是“适当程度”。众所周知,中国翻译家杨宪益的翻译很出色,他和英国太太珠联璧合,辛勤笔耕,几乎“翻译了半个中国”的文学作品。其中,杨宪益独自将《荷马史诗》译成汉语,使之成为汉语世界的文学经典。但是,杨宪益夫妇合作翻译的《红楼梦》(英文书名ADreamofRedMansions)应当说很忠实于原著,霍克斯的译本难以望其项背。但是,译者过分强调了语言形式的忠实,忽视了文化的传播和接受因素,忽视了译本的可读性和英语世界读者的接受程度。尤其是两位译者离开英国多年,远离了英文的语境,远离了众多的英文普通读者,对当代英语世界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接受程度逐渐陌生,其译著自然难以得到英文读者的欢迎。诚然,是否适应各国读者习惯或风格,往往决定作品能否得到认同。

(三)优秀翻译作品缺失优秀翻译作品缺失是中国文学难以走向世界文学的软肋。而没有优秀翻译作品的背后是缺少优秀母语文学外译人才。应该承认,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而且在外译中方面也堪称翻译强国。但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翻译成国外著作(即“中译外”)的不足却成了中国文学难以融入世界文学的障碍。究其原因,有出版、发行、市场等原因,但关键是缺失鼓励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汉语以外语言文学作品的良好机制。迄今中国文学翻译没有国际性的奖项,本土作者与国外译者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翻译成其他语言缺少关注。中国已经有国际性的电影节、电视节,每年都评出世界性的奖项。在音乐、舞蹈等领域,也已经设立了国际性的奖项,在世界上获得好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而在文学国际性奖项方面,中国一直无所作为。中国人不遗余力地翻译推介西方文学,中国对世界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之多,内容之广,可谓世界之最。而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国外译著的却很少,形成外译中之强势与中译外之弱势的鲜明差异。对此,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水准跟世界当下的水准并没有很大差距,差不多是在同一水平上,中国文学之所以难以走向世界,缺乏的是一份自信。而设置国际性文学奖不仅可以重塑中国文学创作的自信心,而且可以促进形成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新格局,向世界展现一个全面的中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设立一个国际性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奖项,不仅产生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而且推动中外媒体对中国文学的共同关注,促进中国文学立体地展示中国形象,让世界不带偏见地接受中国及中国人民。如今是一个网络文学拥有读者最多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阅读方式、工作方式等正在发生改变,电子阅读成为许多人文学阅读的首选。快生活节奏让人们对于深沉或苦涩内容的文学作品难以细嚼品味,如何让文学作品成为现代人喜爱的读物成为文学界的困惑。当民族文学走向互联网时,也意味着它与世界文学只有一窗之隔,文学翻译理所当然应肩负起历史重任。

三、结论

世界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詹姆逊致力于对文化的研究,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第三世界文学”的概念。詹姆逊试图在第三世界文学与第一世界文学的种种冲突中,透析第三世界文学的本质,把握第三世界文学的命运。在这篇论文中,詹姆逊开篇即点名文化霸权激起的第三世界学者的强烈反响。他这样描述到,“他们(即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执着地希望回归到自己的民族环境之中。①”这篇文章的重要观点是:“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就叫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做民族寓言来阅读,特别当它们的形式是从占有主导地位的西方表达形式机制——例如小说——上发展起来的”。这是詹姆逊对“第三世界文学”的定性。然后他又补充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收到的冲击的寓言。”例如,詹姆逊对鲁迅的《狂人日记》从第三世界文化动力和第一世界文化动力之间的结构差异的角度分析,有着故事中的利比多、寓言的结构,作为第三世界文化生产者和由故事双重结局所引起的对未来的看法等四点自己独到的见解,使得第三世界文化中的“民族寓言”特征显得格外耀眼。1960版电影《刘三姐》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它是一部典型的具有“第三世界文学”民族寓言的影片。

112分钟的电影,为我们展现了风景如画的桂林,让人们无法忘却的山歌和热情奔放的刘三姐。影片用简单的视听语言给我们营造了一个美丽和谐的民族审美意象,介绍了璀璨的民歌艺术,而富有“东方魅力”的刘三姐成为该剧的最大的亮点。在各领域趋于全球化的进程中《,刘三姐》成功的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对抗和解构西方的文化霸权,并以独特的审美视角展现出民族艺术的巨大魅力。电影《刘三姐》第一个特色就是为我们展示了美丽宜人的自然景观。电影开篇就伴随着优美的山歌,用一个个长镜头从不同的角度描绘了桂林的山水。突兀起来的山峰,清澈的河水,加上映入眼帘的一叶扁舟,给人心旷神怡的满足之感,让人流连忘返。影片第二个特点就是民族韵味十足的山歌。优美的歌词可以与古代优秀的古诗词相媲美。如歌词“鸭子水面打跟斗,大船水面起高楼,荷叶水面撑阳伞,鸳鸯水面共白头”,“采茶采到茶花开,漫山接岭一片白,蜜蜂忘记回窠去,神仙听歌下凡来”,这词清新淡雅,字里行间洋溢着意境美。影片最大的亮点就是刘三姐本身了,在导演的镜头下她成为了一个神话,成为一个专属于中华民族的刘三姐文化。她勇于唱情,善于唱情,爱情、友情、亲情都唱的淋漓酣畅,动人心魄,使听者随之而喜,而哀,而恨。在影片中,刘三姐被恶霸地主陷害落水,被老渔夫救起,她用歌声歌颂劳动,讽刺地主老财。恶霸地主莫怀仁妄想禁歌,三姐设计和莫怀仁对歌,把请来的三个秀才个个击败。莫怀仁施毒计把三姐抢到家中,三姐在阿牛和群众的帮助下连夜离开莫家,又到新的地方用山歌鼓舞群众斗志!《刘三姐》这部影片将美景,美歌,美人巧妙地结合起来,完美的刘三姐承天地之灵气,接山水之精华,用山歌揭露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山歌文化承载了壮族人民的民族情感,记录了壮族人民追求自由、反抗压迫的历史,创造了属于中华民族的寓言,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瑰宝。刘三姐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刘三姐,而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是一种历史符号,也是一笔文化遗产。

二、第三世界文学的本质

詹姆逊认为受压迫的民族属于第三世界,他们的文学属于第三世界文学,因此,新中国往后的文学作品不属于第三世界文学。在这个观点上,笔者是持否定态度的。一个民族的发展经历了历史性变革后,会影响其作家的写作风格。如果说,鲁迅的作品属于第三世界文学,而莫言的作品不属于第三世界文学,也未免有些牵强。在笔者看来,第三世界文学的本质不能仅仅从民族寓言的角度去分析。民族寓言多在中国的抗战片中体现,在抗战的生活环境中,体现出个人的悲惨命运,用以表达作者或者导演的民族情感和政治抱负。而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今天,我国当代的作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民族寓言这一特性,而是更具有包容和开放性的民族性,它正以不可估量的力量影响着我们。2011年《我是特种兵》在央视黄金时间热播,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这部作品是由军人出身的刘猛军旅题材小说《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改编的。担任这部剧的编剧和导演,刘猛用他熟悉的方式和熟练的技巧给我们讲述了新兵庄焱从一个新兵到一名优秀的特种兵的经历。在这部剧中,刘猛成功塑造了庄焱这一坚韧、严肃的军人形象,以最详细训练给我们展示了特种兵的训练过程。为了祖国和更广大人民的利益,特种兵们放下了自己的私情,坚定地执行任务。在一次次的任务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优秀的士兵再用生命保卫着我们,而他们也不仅仅是伟岸的特种兵们形象,它更加预示着我们的人民都生活在一个由他们保卫的安全的环境中。这样的寓言,让我们更加热爱自己所生活的这片土地。随着《我是特种兵》系列的热播,电视剧中先后出现的不同军人形象的类型和最典型,以他们各自的审美形态,阐释着当下时代关于民族精神、历史意识、英雄主义的想象,其变化的轨迹清晰的折射出时代与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我是特种兵》中的故事和情节,让我们鲜明地感觉到编创者深沉的文化领悟和独到的审美发现,感受到创作者的激情和情怀。中国传统文化和军队革命文化的双重建构铸就了以庄焱为代表的一代新的战士,也打造了新一代军人形象的灵魂。

三、结语

世界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世界文学;文学史;文学经典;问题导向;中国文学

虽然经过当代学者们的反复考证,“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这一术语并不是歌德最先使用的,因为根据现有的研究,在歌德之前,哲学家赫尔德、文学理论家施罗哲和诗人魏兰也都曾在不同的场合使用过类似的术语,①但是歌德却无疑是在对这个术语加以概念化和理论阐释方面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确实,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不管是谁先使用了世界文学这个概念,至少说明,这一概念本身是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一概念时毕竟无法绕过歌德对之的阐释和建构,因为歌德在阐释这一概念时留给我们对之进行进一步阐释和讨论的广阔空间。我认为这恰恰是歌德提出这一概念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中国学者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关于世界文学问题的讨论,有关世界文学概念在中国的引进和发展流变,国内已有学者详细讨论,②本文不再赘言。正如当代美国的意大利裔世界文学理论家弗朗哥·莫雷蒂所正确指出的,在当今时代,“世界文学不能只是文学,它应该更大〔……〕,它应该有所不同”。确实,人们对之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由于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出发点不尽相同,因此他们在对世界文学的理解方面也体现出了不同的态度。有鉴于此,莫雷蒂认为,世界文学的范畴“也应该有所不同”(Moretti55)。此外,他还进一步指出,“世界文学并不是目标,而是一个问题,一个不断地吁请新的批评方法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可能仅通过阅读更多的文本来发现一种方法。那不是理论形成的方式;理论需要一个跨越,一种假设——通过假想来开始”(Moretti55)。显然,莫雷蒂在这里试图将世界文学描述为一个问题导向的理论概念,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文学现象。既然世界文学是一个问题导向的理论概念,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据此展开提出问题以便就此进一步讨论。关于世界文学的定义及范围,我已经在不同的场合作过较多的讨论和阐发,③此处无需赘言。在这篇文章中,我仅概括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所引发当代学者进一步讨论的几个方面。首先,关于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我尽管就此发表过论文,但此处仍想进一步讨论,④因为这不仅是比较文学学者所热衷于讨论的一个话题,同时,这个话题也吸引了文学理论研究者对之进行反思。由于比较文学学者进行的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国别文学的比较研究,而且常常还涉及文学与其他学科门类的比较研究,这样看来,比较文学研究者对经典问题的敏感和关注就不足为奇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比较文学学者就这一问题发表了大量著述,对于我们今天从跨文化的视角重新建构新的经典做出了重要的奠基性贡献。此外,文化研究学者所作出的贡献也不容忽视。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经过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冲击,文化研究逐步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思潮,有力地冲击着传统的精英文学研究。在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下,比较文学学科也发生了变化,它引入了文化研究的一些课题,如性别研究、身份研究和后殖民研究等,并有意识地对既定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学经典进行质疑,同时也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对既有的经典进行重新建构。当然,文化研究的崛起也对比较文学学科的生存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致使一些学者预见了这门“学科的死亡”。⑤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恰恰是,世界文学的再度兴起倒是使得比较文学学科迅速地摆脱出“危机”的境地,进入新的繁荣发展时期。在讨论经典问题时,比较文学学者往往关注这样几个问题:究竟什么才算作是世界文学经典?经典应当包括哪些作品?经典作品是如何形成的?经典形成的背后是怎样的一种权力关系?

当经典遇到挑战后我们应当做何种调整?等等。这些均是比较文学学者以及其后的文化研究学者们所面临的问题。在这方面,两位恪守精英立场的欧美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界的重量级学者的观点影响最大。首先是美国的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他在出版于1994年的宏篇巨著《西方的经典:各个时代的书籍和流派》(TheWesternCanon:TheBooksandSchooloftheAges)中,一反以往所持的“解构”立场,从传统派的视角出发,表达了对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反精英意识的极大不满。但他并不止于对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者的抨击,而是试图对经典的内涵及内容作出新的“修正”和调整。他认为,“我们一旦把经典看作为单个读者和作者与所写下的作品中留存下来的那部分的关系,并忘记了它只是应该研究的一些书目,那么经典就会被看作与作为记忆的文学艺术相等同,而非与经典的宗教意义相等同”(Bloom17)。在布鲁姆看来,文学经典是由历代作家写下的作品中最优秀的部分所组成的,因而毫无疑问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正因为如此,经典也就“成了那些为了留存于世而相互竞争的作品中所做的一个选择”(Bloom18)。显然,布鲁姆的精英立场对恪守世界文学“经典性”和审美价值的学者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他本人所坚信的经典构成的历史性和人为性也就是不容置疑的了。但是长期以来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学者所争论不休的另几个问题是,经典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内容应当由哪些人根据哪些标准来确定?毫无疑问,在我看来,确定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经典,并不取决于广大的普通读者,而是取决于下面三种人的选择:文学机构的学术权威,有着很大影响力的文学史家和理论批评家和受制于市场机制的读者大众。但在上述三方面的因素中,前二者可以决定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后者则能决定作品的流传价值,当然我们也不可忽视,后一种因素有时也能对前一种因素作出的价值判断产生某些影响。另一位较早就开始关注经典的构成和重构的理论家当推欧洲比较文学学者杜威·佛克马(DouweFokkema)。他对文学经典的构成的论述首先体现在他对所谓“文化相对主义”的重新阐释,这无疑为他的经典重构实践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应该承认,在国际比较文学界,佛克马是最早将文化相对主义加以改造后引入比较文学研究者视野的学者之一,同时也是当代欧洲学界最早涉猎世界文学问题的学者之一。在他看来,“文化相对主义并非一种研究方法,更谈不上是一种理论了”,但是“承认文化的相对性与早先所声称的欧洲文明之优越性相比显然已迈出了一大步”(Fokkema,IssuesinGeneralandComparativeLiterature1)。佛克马正是从这一点切入世界文学研究的。

早在1987年,他就在印度出版了一部专题研究文集,取名为《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论题》(IssuesinGeneralandComparativeLiterature)。这本书中的各篇文章主要讨论了总体文学和比较文学的一些理论问题,例如文学经典的形成与重构、文学史的写作、文学分期的代码问题等。收入该书的一些论文也涉及世界文学问题,他认为世界文学这个话题对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构也有着重要意义。可以说,作者的理论前瞻性已经为今天比较文学界对全球化和世界文学现象的关注所证实。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世界文学的论述与当前的世界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此外,该书还将世界文学与文学经典的重构结合起来讨论,解构了长期以来占据西方主流学界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使更多的人去关注西方世界以外的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经典。可以说该书是在世界文学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再度于本世纪初兴起前的一部具有学术前瞻性的著作。但是,由于他的这本文集是在印度出版的,远离西方学术理论的中心,因而未能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其次,关于文学史的写作问题。我们都知道,历史总是胜利者所写的,因而按照克罗齐的著名命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其中隐匿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和权力关系。作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学者,我们理所当然地更为关心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的地位如何,其目的是要让国内学者知道: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以及在世界文学版图上究竟占据何种地位?经过仔细的考察和研究,我得出的答案是,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地位很不突出,在世界文学版图上所占的地位也是相对边缘的,尽管它曾经有过自己的辉煌时期,但后来却一直江河日下。在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时代,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世界上的主要语言,中国文学的地位逐步上升,但是依然不十分尽如人意。它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身份和地位是很不相称的。那么,也许人们要接下去再问道,中国文学中究竟有多少作品已经跻身世界文学之林?它对世界文学产生了何种影响?我的答案是,过去很少,现在已经开始逐步增多,但与中国文学实际上应有的价值和意义仍是很不相称的。众所周知,由于中国在世界上拥有最多的人口,中国作家的数量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作家的数量所无法比拟的。中国文学每年的出产量也是巨大的,但主要在中文的语境下流通,这样便促使我们中国学者在今后数年内将致力于从事一项工作: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使之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关于中国文学在当今的世界文学版图上的地位问题,佛克马为我们提出过一个例证。他在应我邀请为劳特里奇版《全球化百科全书》撰写的“世界文学”条目中指出,在西方中心主义的主导下。当然,我们在承认上述评价标准有着部分的合理性时,实际上也为我们研究世界文学确立了一些基本的方法。在这里仅根据我本人的理解和研究中的实践,将这些方法具体概括于下面三个方面。首先,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的窗口,使我们通过阅读世界文学作品了解到生活在遥远的国度里的人们的民族风貌和文化习俗。我们都知道,歌德之所以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他所阅读的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启发。虽然这些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却促使歌德去联想进而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都具有一些共通的东西。同样,当我们阅读一部作品时,必然会依循那部作品所提供的场景去联想,那里的场景究竟与我们所生活的国度有何不同,那里的生活习惯与我们的生活有何差异。

世界文学论文范文第7篇

研究结果表明,塑性模型和器官解剖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和记忆能力有显著的影响。总的来说,学生在塑性模型组的得分优于器官解剖组。对于眼球的解剖实验教学而言,塑性模型可能比器官解剖更有效率,更能提高记忆力,解剖组的解剖实践操作能力表现较好,不但提高学生的学生积极性,同时也提高了学习兴趣。

2讨论

模型组的学生得分很高,比我们预计的结果还要好。不同颜色的眼球塑性模型,清楚区分了眼球壁和眼球内容物,有效利用了学生的学习时间,强化知识记忆。因此,学生有更多的时间用于记忆学习。而缺点是学生动手解剖能力不如解剖组,讨论问题机会也少;另外,模型组用的是一个标准的眼球模型,缺少变异的情况。

由于模型结构简单性,可有效的促进学习,从而获得了更高的考试分数。而相对复杂的眼球解剖,有利于实现课程教学目标。例如,眼球解剖组能更准确的描述眼球细微的结构,如:睫状小带,晶状体的结构等;并且有较好的动手解剖技巧。解剖组的学生虽然问题较多,但学生更愿意接受这样有趣的眼球解剖教学,这主要是在解剖同时可以发现许多有趣结构,如房水、玻璃体等。近几年,三维数字化虚拟人体解剖软件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三维数字化虚拟人体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医学各个领域,其优点在于数字化的虚拟可视人体三维解剖模型,结构逼真,能够清晰的显示解剖细微结构,为人体解剖学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

与三维数字化虚拟解剖比较,塑性模型和器官解剖的教学方法有其自身的优势,它们提供了动手学习的机会,能够反馈触觉信息,达到强化记忆的效果,而三维虚拟结构缺少这样的操作机会。正如理查德森所说:即使是最好的三维数字化虚拟人体也存在的根本解剖学缺点,因为它不能有效地区别生物的器官与模拟器官真实形态,从而容易导致错觉和误解。三维数字化虚拟技术是广泛受人关注的可以替代器官解剖技术,但同时存在着不同的争议,且费用较高。在人体解剖学系统的教学中,只有结合计算机教学才能发挥更大的教学价值。

世界文学论文范文第8篇

1.1研究方法

1.1.1观察组学生采用“课堂理论课→互动讨论课→情景再现课”三个层次组成,形成逐渐递进的序贯式分阶段教学方法。其具体方法如下:1)课堂理论课,回顾由专业教师讲解的理论知识,对所学的基本概念、知识点等进行总结,使学生对每次课的理论知识有一个完整的概念。2)互动讨论课,由任课教师在实验课教室内进行授课,授课过程中采用多媒体进行本节课的所学内容的整体概括,随后通过自制的微课以及教学视频学习相关内容,随后讨论本节课所学的知识,使得学生获得初步的感性认识[3]。3)情景再现课,以5~7个人为一个小组,1名学生负责组织工作。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分配角色,一个小组中一个人是病人,其他人都是医生的角色,按照微课教学视频以及教师授课内容所示,医生给患者做体格检查,并在带教老师的帮助下,学生模拟医生对患者进行查体,边查体边叙述相关的解剖学知识(如心脏的体表投影、阑尾炎的体表投影等相关知识点)等,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中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改变学生单纯接受知识的一种教学方法[4]。

1.1.2对照组学生采用传统实验课教学方法,由任课教师对实验课前实验员准备好的解剖学标本进行逐一讲解,讲解完成之后由学生自行学习和辨认标本。

1.2评价方法教师根据实验课课堂状态、学生参与程度、相关知识掌握情况、问题回答正确率以及期末成绩等做出相关评价,并以问卷形式观察学生对两种教学法的接受程度、是否感兴趣、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及掌握情况等。

1.3统计学方法本次所收集到的数据均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均数的比较采用t检验。

2结果

2.1两组学生成绩的比较观察组实验考试成绩与理论考试成绩均高于对照组(P<0.01)。

2.2观察组学生满意度调查三段序贯式教学模式提高了学生对观察组学生学习的满意度,其满意度达到100%。

2.3观察组学生对满意度评价观察组学生对三段序贯式教学模式的各项评价顺位第一为非常同意,第二为同意,并且两者合计的满意度较高;而反对和强烈反对的比例较少。

3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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