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代家具设计的革新范文

中国家具品牌的力量远不及制造和出口量那么辉煌，究其本质原因还要谈到设计差距。中国传统家具设计曾因舒适的功能性（主要为传统明式家具）及成熟的装饰性（主要为传统漆家具）影响着西方家具的设计潮流，在世界家具的现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如何发掘与利用传统设计遗留下的宝贵财富，成为中国当代设计师们探讨的热点［1］。“新中国主义”的提出为中国家具设计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理论范畴，也为设计品牌的创建提供理论依据。

1“中体西用”的设计典范

对座椅设计中“新中国主义”的理解要追溯到“中国主义”概念的提出。“中国主义”，英译为“Chinesism”，是由方海［2］等在《现代家具设计中的“中国主义”》一书中提及，是指中国传统家具的形式、功能和设计原理；或者灵感直接或间接源于中国传统家具的形式、功能和设计原理的现代家具设计的一种创新性表述。其创新性主要体现在颠覆和细化了西方设计界一直沿用的仅仅停留在装饰层面的“中国风”概念。可以说，“中国主义”概念的及时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扩充了中国设计理念对于西方家具领域的影响深度和广度，也从根本上确立了中国家具体系在世界领域内的重要地位。中国传统家具的萌芽伴随着以实用为主的功能化含义，这与仪式化的西方家具起源有着根本的区别。自南宋以来，中国框架椅的结构已然形成［2］，座椅设计中的人体功效考虑也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家具设计中理性与功能化的发展趋势，而明式家具则是这一进程的巅峰代表，其富含韵律美的形态亦来源于功能、材料和结构的合理匹配［3］。明式家具的发展紧随着明式园林设计的步伐，明《长物志》就有“小室内几榻不宜多置，但取古制狭边书几一”，“长夏宜敞室，尽去窗栏，前梧后竹，不见日色，列木几极长大者于正中，两傍置长榻无屏者各一”等家具与室内的整体化设计理念［4］，使得明式家具的功能性、结构、比例等能够更有效地服务于人居环境。由此可见，用来描述传统家具形式、功能和设计原理的“中国主义”才是中国家具设计中值得深究的精华部分。另外，纵观西方家具设计领域，“中国风”的影响虽不言而喻，但西方现代设计师将更多的兴趣点放在了“中国主义”的表达上，他们善于分析与再造这些内涵丰富的“中国主义”元素，并由此创作出一批实用美观的家具。可以说，以往的相关研究通常将西方设计中由借鉴中国传统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特征统称为“中国风”，陷入了装饰风格的研究囹圄，从而大大忽略了中国家具设计中的核心理念。因此，针对西方现代家具设计中的“中国主义”研究不但有利于对传统家具中设计灵魂的把握，也有利于对当代设计进行深入可靠的研究及现实而正确的指导。

2“古为今用”的设计探索

“新中国主义”，英译为“Neo－Chinesism”，正是在新时代下对“中国主义”进行的本土化诠释，它是指中国当代设计师从传统家具设计中借鉴的功能、结构与形式；或者灵感直接来源于传统家具设计中的功能、结构与形式的当代家具设计。由此可见，较之“中国主义”与“新中国主义”，除了研究对象的所处时代不同外，其主要区别还在于前者立足于西方现代家具设计，为了找寻其中“中为西用”的考证；而后者试图倡导一种“古为今用”的中国当代家具设计方法。同时，“中国主义”与“新中国主义”又是一脉相承的。二者都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即家具设计理念的思考及研究。从研究对象所处的时间上来说，“中国主义”最早被用于现代家具设计的探讨，而“新中国主义”将竭力对当代家具设计进行分析，可以说是紧密追随“中国主义”研究的时代轨迹；从研究对象所处的地域来看，“中国主义”放眼西方，以设计文化交流这一本质为前提，重塑了中国设计理念在世界现代家具领域的重要地位。“新中国主义”则将视野拉回本土，以中国当代家具的发展为主线，推崇一种从本土文化挖掘设计灵感，并逐渐建立中国家具品牌的设计途径。总的来说，“中国主义”与“新中国主义”是内容上的补充与衔接，思想上的交流与传承。事实上，近年来针对“古为今用”的设计探索已然展开，也产生了一系列从理论到实践的设计成果，其中较有影响力的当属“新中式”以及由此衍生伸出的“新中式家具”。“新中式家具”是由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刘文金教授于2003年提出的，其具体定义有二：一为中国传统家具文化意义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的演绎（将传统进行现代化的演绎）；二是中国当代文化充分理解基础上的当代设计［5］。该定义在推崇传统家具的同时强调了当代文化的设计背景，给出了较为全面和正确的指导思想。然而，就“中国传统家具文化意义”的概念来看，“新中式家具”是从宏观的角度进行论述和指导的，而对它的理解和领悟需要较高的传统文化修养和较强的传统设计理念的过滤能力，即一种传统文化上的自觉性。由此可见，对于大多数当代设计师来讲，“新中式家具”在传统家具设计的核心思想方面缺乏直观性和明确性，将设计实践的担子过多地压在了设计师的主观能动性上。从这个层面看，“新中国主义”的建构是对“新中式家具”的进一步细化，归纳与总结了“中国传统家具文化意义”中的核心和概要。它不但肯定了后者对古今文化交流的关注，也继承了后者致力于传统设计的当代转化这一探索使命。

2．1“新中国主义”的培植

如果将“新中国主义”比作一颗种子，那么深厚绵长的中国传统设计文化便是它的培植营养液，其中饱含着古代哲学的指导思想。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不同哲学流派的主导地位更替，其对各个时期的设计文化影响也相应地发生改变。因此，那些将传统设计大笼统地归纳于某一种哲学理念的方式，似乎略显偏颇。宋代是中国高型家具的成熟期，同时空前繁荣的设计发展使得框架椅的模式亦已形成。纵观西方现代家具设计，中国框架椅的设计文化激发了众多西方设计师的创作灵感。甚至近年来，一些颇具多元化色彩的家具展，如瑞典斯德哥尔摩家具展，其中的部分新兴作品中依然有着中国传统框架椅的影子。直至明代，传统家具的发展达到巅峰，而清后期的家具设计则日渐式微，不仅装饰繁琐、形式猎奇而造作，甚至在家具的榫卯制作上也出现了以粘胶成形，胶脱则结构散的粗制滥造现象［6］。因此，在宋至明末清初的这段时期，中国家具设计总体上处于成熟与上升的阶段，在比较古代哲学思想的同步发展后，能够发现理学对于这个时期的家具设计文化的重要指导作用。理学是儒学吸收并融合了佛教与道家思想后的成果，是儒学在新时代中的新发展，其作为由宋至清的主流观念，从根本上改变了六朝至唐以来的审美与设计文化［7］。而作为日常生活主要部分的家具设计，毫无疑问地直接反映出理学思想的重要影响。理学思想对传统家具的设计影响表现在宋代家具的纤秀儒雅与明式家具的浑厚质朴，能够从以下的理学思想中体会其对宋明家具设计的促进及约束作用。首先，“以理为主”的本体论。这种本体论的建立使得对于事物的观察、认识及描绘都是由理而发，形成了独特的重意略象、重神轻形的审美观。因此，在用“纤秀”与“浑厚”赞美宋明家具带来的精神感受时，其设计中对“理”的阐述就已随着受众的感知传达于世了；其次，“虚静”的审美心态［8］。理学的审美心态在于主体认知的内敛和内守，心学思想中“吾心即宇宙”［9］的海纳百川之势诞生了以自我心象为标准的审美意识。宋明家具简洁质朴的外表下往往涌现着雅致浑厚的意蕴，这种看似抽象且难以捉摸的造物理念经过对其中“虚静”心态的解释，就变得容易理解了。最后，对耦性的审美思维理论。此理论催生了对待性思维的美学范畴［8］，这在理学家们的思想中均有相关体现，张载提出“一物两体”，具体为“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正蒙，参两篇》）；朱熹倡导“一分为二”，认为“凡事无不相反以相成，东便与西对，南便与北对，无一事一物不然”（《朱子语类》卷六二）。对待性思维明确了在平衡与中和状态下针对造物元素的最佳匹配。因此，能够从宋明家具中体会到功能性与装饰性的完美平衡，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10］。

2．2“新中国主义”的萌芽

对于“中国主义”的阐述是以西方现代家具设计作为研究对象的，而“新中国主义”则是立足中国本土，以“老视角、新方向”的独特观点探讨中国当代设计师的相关作品。前后两个阶段分别包含了“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文化交流方式，这种交流促进了各自设计文化的创新和更迭，正如艾克对家具弯腿的渊源追述：“古代的西方原型同较晚期的中国形式相融合，启发产生了西方的‘鹿蹄形弯腿’”［11］。同时，“中国主义”与“新中国主义”之间因文化交流的脉络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而这些脉络中源源不断迸发出的传统性与民族性又再次加剧了交流的频繁程度。中国的漆家具于15世纪最早进入西方，其成熟的装饰风格在西方贵族阶层风靡一时［12］。然而，真正令西方设计师推崇备至的是中国的硬木家具，例如明式家具，其舒适的功能、巧夺天工的结构和质朴浑厚的形式一同体现出了传统设计理念中成熟和完备的“中国主义”。美国俄亥俄的格林兄弟查尔斯．萨姆纳和亨利．马瑟．格林是早期深受“中国主义”影响的西方家具设计师，他们擅于利用中国家具中的功能性、空间感和总体性设计的结构体进行创作（图1）。回顾现代设计史，北欧著名的家具设计大师汉斯．维格纳堪称“中国主义”的设计典范［13］。他“中国椅”系列（图2）的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传统硬木家具中的圈椅。经过维格纳缜密的结构重组与新颖的元素提取，中国的圈椅成功地登上西方现代设计的舞台，同时散发着传统文化的魅力。西方现代家具设计的文化输入随其殖民扩张的步伐逐渐渗透进中国。虽然这种输入的本质隶属于被动，且主要发生在外国租界、附属地、通商口岸、使馆区等区域，但其对近代中国家具的现代化发展起到了毋庸置疑的激励与推动作用。例如上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的“海派家具”风格，其原型就包含着当时欧洲的流行设计理念［14］。新中国成立后由十大建筑引领的公共建筑热催生了新中国最早的办公和公用家具设计，苏联风格的家具虽未形成燎原之势，却也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那个时期中国现代家具的设计潮流。自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和市场经济的及时转变促进了中国现代家具工业的长足发展，文化交流也实现了从未有过的深度和广度。中国家具由传统的框式结构逐渐向板式家具过渡，企业频繁且大量地从境外引入先进的家具生产设备，而80年代中后期的组合家具也来源于意大利和德国的组合柜设计，成为当时中国市场上的主流产品。总之，各种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都以前所未有的汹涌之势传入中国，为中国家具行业提供了较为强劲的现代化革命的有效武器。

2．3“新中国主义”的成长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家具设计陷入了仿造的误区，且呈愈演愈烈之势。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优秀企业率先走上了自主创新之路，他们积极地参与国际和国内的家具展会，试图从中找到未来家具的设计趋势，把握自我品牌的发展命脉，而非只满足于仿造带来的短期效益。这种发展背景挖掘着中国本土文化的种种潜力，而“新中国主义”的设计理念无疑是这场竞赛的夺标者。“新中国主义”具体地体现在中国传统家具的当代设计上。由西方传入的先进理念、技术和工艺亟待中国当代设计师的创造性开发，而这种迫切性又恰恰与设计师脑海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情结相耦合，于是，一系列含有民族和传统内涵的现当代家具陆续诞生。上世纪90年代初由广东南海市联邦家私集团公司设计开发的“联邦椅”，90年代后期至今由浙江温州“澳柏”家具公司的朱小杰创作的一系列颇具后现代意味的作品（图3），由芬兰著名的家具设计大师约里奥．库卡波罗与方海联合设计的生态竹材的新中式生态家具（图4），都是“新中国主义”理念促进中国家具品牌化的卓越代表。

3结语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一个被动凝固的事实，而是一个发展变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是机械地接受传统或历史的遗产，而是积极地创造着和改变着文化本身”［15］。这种“创造”和“改变”于“新中国主义”来讲，不只停留在本土文化的古今交流层面，也需要多种外来文化的撞击与融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背景下，文化交流的方式与程度都将进一步扩展和深入，从客观上为“新中国主义”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另一方面，中国诸多领域的设计师都饱含着浓烈的民族与传统情结，他们已经或者试图在各自领域内寻找出联结传统与当代的纽带，也从主观上促进了“新中国主义”的逐步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