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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论文范文

社会心理论文

社会心理论文范文第1篇

译者主体认知的跨学科视角研究,必须首先考虑到译者作为一个社会人的总体性。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群体存在的译者,其身份(包括社会身份、职业身份和个体身份)根本上是在社会中生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借助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为此,本文首先从认知途径下的体验哲学角度分析了译者主体的社会体验性,然后,在此基础上依据现代主体性哲学中的价值主体和认知主体关系,论证了主体中“实践”与“认知”、“价值”的关系,旨在说明译者主体的认知研究,必须充分关注包含了社会性的译者总体性。因为译者的“价值”和“实践”都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在场,服务并取决于特定的社会空间。此外,就学科框架而言,翻译研究本体同样包含了更广阔的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范畴。这些都决定了走向认知中的译者无法回避其社会性。

1.体验哲学下译者语言认知的社会性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发展的体验哲学认为,客观世界是人们体验和认知的基础,认知是人们对客观世界感知与体验的过程,是人与外部世界、人与人之间互动和协调的产物,是人对外在现实和自身经验的理性看法。人的认知包含了推理、概括、演绎、监控、理解、记忆等一系列心智活动[3]。体验哲学与传统认识论哲学的区别,就在它强调客观实际对认识的优先地位,认为主体的认识活动必须依据客观规律,从现实中来,回到现实中去,把握其本质,在此基础上坚持身体体验的核心作用。在体验哲学那里,人的主观作用和想象力十分重要。当然,体验哲学的体验不是天马行空的纯个性化身体演绎,而主要依赖于个体基于社会现实或潜在经历,在特定空间关系和力量运动的感知中形成。换句话说,体验基础上的认知形成是个体在不同的身体体验基础上与社会环境互动形成的。我们周围存在的客观现实只有一个,但不同主体对现实的身体体验是不同的,存在一定的距离,由此形成了差异化的心理认知和范畴隐喻系统。体验哲学基础上衍生出的认知语言学,其核心观点就是承认语言的体验性。王寅认为,语言符号必然遵循“现实-认知-语言”的发展进程。语言是人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统一和辩证关系。体验具有社会性,语言也具有社会性;体验有人文性,语言也具有人文性。语言体验性的应有之义就是“语言人文性,强调了以人为本的主体认识作用,认知语言学就是要研究语言背后的人文特点和人文精神,分析语言表达背后的认知机制,透析出人们认知世界的基本方法”[4]。语言的形成与发展总是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实现的,脱离了社会,语言就不复存在了。这是因为“语言能力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是人类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部分。人类对于世界的经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认知系统是语言形成的根本理据之所在,人类的体验感知和一般认知能力对于语言的形成起着决定的作用”[5]。不管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后结构主义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还是今天的认知语言学,都无法绕开语言的社会性单独进行。体验哲学观照下的认知语言学,对译者主体研究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根据道格拉斯•鲁滨逊的翻译身体学观点,译者的身体体验中存在着普遍性体验即翻译的观念身体学(Theideosomaticsoftran-saltion)和个体性体验级翻译的个体身体学(Theid-iosomaticsoftranslation)。前者是指译者在与他人共有的、普遍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所形成的、固有的、被内化了的个人感受,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后者是指译者的个人感受,不同的审美表现倾向和语言使用倾向等,同译者的知识积累、个人修养密切相关[6],属于普通心理学范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决策实际上是两种认知心理对话协商的结果。(1)从共时的观点来看,同一时代同一原作之所以有不同的译本,呈现出丰富多元的表现形式和别样的文化风采,是因为译者个体具有千差万别的个体体验和审美倾向。(2)从历时的观点来看,译者为社会成员共有的那部分观念体验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某一时期译作的整体风貌,透露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成为该时代的文化符号。正因为如此,同样的原作在不同时代允许产生适应不同读者需求的译作,使重译或复译成为可能。基于体验哲学上的译者主体研究,本身就包含了认知的社会性、人文性或文化性。文化范式下从宏观社会文化角度引发了对译者普遍性的关注。在认知范式下译者主体研究不仅不应受到排斥或弱化,相反更应将社会文化和心理学结合起来,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维度出发,以宏观社会文化和主体的群体性为基点,探究译者群体与社会文化客体,译者群体与其他群体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在个体心理上的投射,进而系统解释译者的翻译行为。实际上,国内已经有学者尝试从社会学、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对译者认知进行研究。如陈吉荣从人类学角度讨论了典籍翻译的策略研究[7],唐文生也注意到了翻译认知研究中的社会性因素[8],刘宓庆在《文化翻译论纲》一书中系统论述了文化心理的范畴,文化心理与语义生成和文本组织形态间的相互关系[9];王宏印认为文学翻译批判必须考虑到不同层面的文化含义,因为文化是国家、民族和社会的结合,是历史传统的民族的社会生活方式的总和[10]。尽管上述研究本身聚焦于文学研究的框架内,但无疑为后来人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心理学等更广阔的维度去研究译者认知心理开启了一扇新的窗口。

2.总体性哲学下译者主体的社会性自翻译文化转向以来,传统研究中的隐形译者逐渐现身,成为翻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历史主场。译者主体研究从“发现主体”走向了“主体性的黄昏”,迎来了主体间性的出场。然而,无论是主体性还是主体间性哲学下的译者研究,都存在天然的严重不足:忽视了对翻译主体或主体性受动层面的探讨,无视主体与主体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仅强调个体译者的差异性,忽略了译者群体的存在和作用,且多采用单一的共时研究[11]。传统哲学对主体及“主体性”的理解,往往从认识论出发,主体的存在是相对于客体而言,由此构成“主体-客体”关系。与之相对应的,肇始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总是从自我意识中的“我”出发,体现对一切存在的认知与理解。这一以认识论为中心的主体性哲学体系,强调了人作为主体的“认知主体”属性,却自觉不自觉地掩盖了主体在社会实践中的价值实现,遮蔽了主体范畴中“价值主体”这一属性。现代主体性哲学重新发现了这一点,认为主体是认知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结合,在认知主体与价值主体的关系上,前者隶属于后者,后者拥有对前者无条件的优先权。之所以说价值主体优先于认知主体,是因为“知识最终必须服从于道德价值,知识的繁荣最终服务于道德实践的福祉,一切关系都是实践的,只有在实践的应用中知识才是完整的,有意义的”[12]。对主体性哲学的反思,突破了传统哲学下主体规定的一切存在,确认了“主体并不如它所设定的那样是一个独立、自因、透明的实体:它并非本源性建构者,相反,它由某种更深层的力量所建构;它并非知识的根据,相反,它是知识活动的产物;它并非人与社会的规范性源泉,相反,它是社会规范规训的结果”[13]。也就是说,任何主体的认知都根源于一定社会生活及衍生于其中的伦理道德、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而且本质上也是为之服务的。对此,俞吾金先生说道,“就认识主体而言,他在认识任何对象之前,已有认识前结构和先入之见的参与。这种认识的前结构和先入之见正是意识形态通过教化的方式植入认识主体的。认识主体受教化的过程也就是社会化的过程,他与社会的认同乃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媒介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人称之为‘意识形态中之存在者’,把认识者称之为‘在意识形态中之认识者’”[14]。主体的认知、实践与价值三重特性与现当代哲学主体批判的三种形式即主体性及其理性的心理学批判,对制度化同一性逻辑理性及其主体的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批判,对自明理性及其意义构成的主体的语言哲学批判彼此照应。同时,它也和马克思哲学中关于人的本质属性(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社会本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和单个人的本质(自我独特性)[15]相重合。这就是说,主体的人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是实践主体,认知主体和价值主体的统一,是总体性的主体。整体先于部分,部分存在于整体之中。从共时的角度看,在某一特定时刻,无论政治、经济、思想、法律等局部都必须同整体联系起来,让整体赋予局部以意义;从历时的角度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每一历史片断都必须同历史整体联系起来,让整体赋予片断以意义。人这个主体不是一种纯粹观念的现实产品,而是在特定社会形态中生成的具有某种价值理性的价值主体,体现出全面的“存在意义”。译者主体研究,单一的文化途径和认知途径,揭示的都只是译者主体或主体性的某一方面。完整的译者认知研究,应建立在主体总体性哲学的基础上,建构起完整群体主体和个体主体,结合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或文化人类学及语言学加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把译者片面的“语言认知者”身份还原为完整的以语言为介质的“社会活动者”身份。

3.本体论哲学中翻译及译者的社会性翻译文化研究把翻译置身于宏大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加以描述,认为翻译不是在假想的真空中发生的,而是译者在真实存在的社会环境中与各种主体和客体互动的结果。较之以往的译者研究来看,文化途径下的译者更为真实客观,更具有立体的人物性格。然而,随着译界对文化范式的批判性反思,学界就翻译本体研究和翻译研究本体展开了一场争论。批判者总结说,该范式脱离了语言学这一翻译研究本体,认为“文化转向的研究取向走错了方向,其切入点为文化,重点放在文化及文化制约翻译的因素……引发了翻译研究多元性、混乱性和弥散性,淡化了翻译学建构的本体论范畴,没有找到和明确确立普遍的翻译原理”。有人甚至作出结论,文化范式“从外部因素切入所作的关于翻译本体的一切见解和结论几乎都是偏颇的、错误的”“其消极面远大于积极面———其不全面、不客观的研究导致了偏颇乃至错误的结论,对翻译理论和实践都有很大的误导作用”[17]。与此同时,肯定者则认为文化反对派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是混淆了翻译研究本体与翻译本体研究。谢天振明确指出,翻译研究本体与翻译本体研究所囊括的范畴是不同的。如果说翻译本体研究回答了“翻译是什么”这一翻译学上的本体论问题,承认翻译是语言文字的转换过程,那么翻译研究本体就旨在探究“翻译是如何运作的”这一认识论问题。翻译研究本体决定了翻译学不可能是一门单纯的语言学科,而是一门综合性的、边缘性的独立学科。针对文化范式批判反思上引发的“语言学回归”转向,国外学者霍恩比持否定态度。她指出,这种回归是一种重复和倒退,导致重复和倒退的原因有两个:(1)这些学者局限于自己传统的语言学学术框架中;(2)这些重谈语言学的学者们仍然将翻译学科的本体看作是语言的转换。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是翻译学者对文化研究的一种有益的输出,跨学科领域(神经心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在翻译学科中令人瞩目,翻译学科的内部建设,应拓宽学术视野。此外,英国学者贝克(MonaBaker)也表达了相同观念,认为所谓的范式转向不过是“兴趣点的变化,新的研究视角,对研究者作用的新认识……都可以从语言学、社会学、哲学等的新发展中找到渊源”,“翻译研究的发展动态同人文科学中其他学科的发展动态是互相联系的”。实际上,无论是翻译的语言学转向、文化转向抑或是认知转向,都只是研究的不同视角,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完善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各种转向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也不是相互取代、独树一帜的,而是继承延展、相互补充的,这正是翻译学科的动态性体现。目前翻译学的认知转向,无需重回语言学的老路,而是要继承文化研究成果,把原本拓展的文化疆界同认知语言学结合起来,借助社会语言学、社会心理学、跨文化交流学等研究成果,来研究翻译过程的方方面面。具有明显社会性的翻译主体———译者研究尤其如此。译者主体认知研究的社会学途径,早在1972年Holmes提出描述翻译学时就已初露端倪。1977年,美国文学研究者韦勒克和沃伦也认为,一部遗作的成功、生存和再度流传的变化情况,或有关一个译者的声望和声誉的变化情况,主要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化转向后,国外译界相继发表出版了翻译社会学的相关论文和著作,标志着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伍尔夫(MichaelWolf)在《构建翻译社会学》中划分了翻译社会学的三个层次:行动者的社会学、翻译过程的社会学以及文化产品的社会学[22]。在国内译界,也有不少学者注意到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在翻译中的应用。胡牧认为翻译社会学有三个方面的内容:(1)从翻译史中反思翻译的社会作用;(2)从翻译批判中更好地剖析翻译主体、翻译过程与翻译成品的社会性;(3)从翻译的目的、行为、结果中依据可行的社会理论,剖析译本的生产、传播、消费。其中,第二个方面主要涉及了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或主体间性研究,包含了译者主体认知的社会性。上述关于语言学翻译本体研究和翻译研究本体跨学科的论战以及新近出现的社会学研究视角,都证明了一个关键性问题,那就是语言学研究。无论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后结构主义语言学还是其它语言学,都只是翻译学跨学科中的一部分,不能过分倚重认知语言学,更不能取代、摒弃甚至颠覆已有的文化研究成果,而应在此基础上开启更深入、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认知之旅。

二、结语

社会心理论文范文第2篇

(一)通胀的承受主体。李金昌将通胀承受主体划分为消费者、生产者、国家财政及社会整体四类,并根据不同承受主体分别构建四个承受力系数。[6]孙敬水将通胀承受主体分为国家、企业、居民三类。[7]本文的研究重点是从民生视角关注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

(二)通胀承受力的主要观点及测算方法。对于通胀承受力的测算,学术界多从经济视角考察。(1)以物价水平、货币收入和消费支出三个指标来衡量。居民收入承受能力等于当年增加的实际收入与前一年收入之比;支出承受能力等于当年增加的实际支出与前一年支出之比;综合承受能力等于增加的收入与因物价上涨增加的支出之比。[8](2)居民收入增幅高于物价上涨幅度,则居民通胀承受力增强,二者之比若低于1.5∶1,则人民生活水平会受影响;物价上涨,消费支出增加,但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则通胀承受力较强;物价上涨,消费倾向下降,储蓄货币增加,则通胀承受力强;高通胀、低恩格尔系数,表明居民通胀承受力增强。[9](3)群众心理上对通胀的承受力是:适应性弱、影响面广、震动性小、应变力差。通胀社会承受力的三个界限是物价上涨率不能高于工资上涨率、不能高于储蓄利息率、不能造成降低最低生活水平和扩大最低生活水平者所占的比例。[10](4)借用商业银行风险压力测试的基本思想与分析方法,对纯价格因素进行分离,构建居民通胀承受力测度指标,开发压力测试模型。

(三)影响社会心理承受力的因素。社会心理承受力受客观社会刺激和主观心理条件的交互作用。从外部的社会刺激层面看,有社会政治刺激、社会经济刺激、社会文化刺激、社会道德刺激四方面因素。从内部条件的主体心理基础来看,有以下五方面因素:(1)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及驱动满足需要动机的强度。(2)公平感——相对受益的比较。(3)社会价值观和民族文化心态。(4)社会归属体验——安全感和危机感。(5)国民的现代性程度。[2]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数理模型分析法。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说明通过自编调查问卷,采用PPS等距随机实地抽样调查方法,在潮州市区抽取10个社区居委,在每个居委抽取25个调查对象,共调查250位调查对象。在进行数据分析前,对每一备选变量中的漏答、错答、缺失样本进行剔除,最终获得有效问卷共226份,有效率为90.4%。样本基本情况信息如下(见表1)。从调查对象基本情况来看,具备综合性、代表性的特点。性别比例较为均匀,收入分布特点为中间大,两头小,基本与潮州市总体居民收入分布情况一致,职业分布兼顾不同行业群体。

(二)分析框架通过构建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指数,让调查对象分别对八大类消费品价格上涨承受力进行自我评估,从社会变革视角研究居民对通胀的心态,直接反映其主观感受。以人口变量、组织变量、经济变量为自变量,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为因变量,进行显著性分析,测量哪些因素对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存在显著性影响。再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的影响因素进行降维归因分类,提取公因子,并运用适当的旋转,达到改变信息量在不同因子上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多元回归线性方程,测算各变量的影响程度。

三、数据分析

(一)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的均值和方差分析1.总承受力及对不同类别物品承受力总承受力测算方法:第一步,在对居民消费支出分类的基础上,从居民主观上易于接受理解的角度对分类标准略作调整,增加住房消费项目。分为食品、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住房八类。第二步,先测算八大类消费支出承受力,采用五等分量表,分为“可以承受-5分”、“基本可以承受-4分”、“一般-3分”、“不太能承受-2分”、“无法承受-1分”。第三步,总承受力=八大类消费品分承受力总和/8。经测算,结果如表2。由表2可得出以下结论:(1)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总得分为3.36分,介于“一般”至“基本可以承受”之间。(2)按不同消费品分类来说,承受力由弱到强分别为:住房、医疗保健、居住、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生活用品及服务、食品、衣着。这里有一点须指出的是,尽管在量表中注明“居住”是指租赁房租、住房维修及管理、水电燃料等,但调查中仍存在居民将“居住”与“住房”两项混淆的现象。故“居住”及“住房”两项的数据不具可比性。2.不同个体特征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显著性分析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常住人口数、从业人数、在读学生数、是否有住房、家庭人均年收入为自变量,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分析结果仅职业、家庭人均年收入两项变量显著性水平小于0.05,分别为0.017、0.000,Eta方分别能解释因变量10.5%、12.5%的比例。故认定职业与收入水平与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存在显著性差异。下面按职业和收入分类对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作进一步分析。从职业类别来看,工作稳定、社会地位较高、收入水平较高的人承受力较强,无职业、工作不稳定的人承受力较弱。其中,外企员工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最高,为4.21分,家务劳动者最低,仅为2.79分。具体数据如下。从收入来看,高收入者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最高,中等收入群体间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比较接近,低收入者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最弱。高收入群体与中低收入群体的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差距较为明显,总承受力呈现出随着收入提高增强的趋势。上面已检验出二者存在线性关系,再选择Pearson方法和Spearman方法,进行双侧检验,测得Pearson相关性显著性水平为0.000,Spear⁃man相关系数为0.224,显著性水平为0.001。二者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5,故拒绝零假设,认为收入与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存在显著线性相关关系。从消费品的分类来分析,有三个问题值得探讨:(1)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较弱的是哪些消费品?(2)居民最关注哪些消费品的价格?(3)目前无法满足居民需求的消费品有哪些?通过对不同收入阶层与八大类消费品之间的关系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不同收入阶层对八大类消费品的承受力及关注度在品种上有相似性,但承受程度及关注度存在差异。(2)对住房、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这三项,不同收入阶层的承受力均较弱。其中住房一项随收入呈现U形分布,家庭人均年收入在3~4万这个群体位于U形底部,仅2.0分的承受力。(3)居民对价格关注度较高的三种消费品为食品、医疗保健、生活用品与服务。由此看出,保障生活基本需求的物品价格仍是居民的关注重点。民以食为天,食品作为保障百姓生活的基本物品,不论是高收入者或者低收入者,都很关注其价格变动,以55%的关注度位列第一。这就不难理解近年来为何居民对食品价格上涨反应如此强烈的现象。从不同收入阶层来分析,除去食品、医疗保健两项(因这两项在各个收入阶层中关注度都较高),高收入者关注度较高的为教育文化娱乐,其中家庭人均年收入在4~5万的居民对教育文化娱乐关注度达62%,中低收入阶层较关注住房、生活用品及服务。将收入水平与消费品分类进行显著性分析可知,仅衣着一项显著性水平大于0.05,其它均小于0.05,其中住房一项显著性差异最为明显。收入在1.5~2万和4~5万的居民对住房的关注度最高,分别为47%、52%。(4)目前居民需求不满足度较高的三类消费品是:医疗保健、住房、教育文化娱乐,分别为44%、36%、23%。高收入阶层的阙限值集中在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这两项,其中4~5万收入群体对教育文化娱乐的不满足度高达83%。中低收入阶层的阙限值集中在住房、医疗保健两项,其中3~4万收入群体对住房的不满足度达65%。

(二)对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本研究选取18个影响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的变量,包括“对消费时机认可度、对国家经济状况的判断、对个人经济状况的判断、对通胀原因的了解度、对国家调控通胀措施的了解度、对通胀的预期自我层次感、期望层次感、风险意识、生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家庭经济满意度,对政府调控通胀、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公平等六项工作的满意度”,对以上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先检验数据是否适合因子分析方法。1.KMO和Bartlett球度检验通过对变量进行KMO和Bartlett球度检验得出KMO值为0.890,大于0.6,显著性水平为0.000,小于0.05,故适合做因子分析。2.提取公因子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公因子,利用样本数据得出因子负荷矩阵,求解变量相关矩阵的特征值,根据特征值大于1确定四个公因子。下表为因子提取结果,给出了因子的特征值说明的方差占总方差的百分比和累计百分比。四个因子可以解释全部变量的66.437%信息。3.因子旋转运用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对因子模型进行旋转变换,使公因子的负荷系数更接近1,以便于命名和解释变量。表4给出了旋转后的因子与原始变量的相关矩阵,按系数从大到小排列。根据表4因子旋转的结果,第一因子定义为“政府工作满意度”,第二因子定义为“个人现状满意度”,第三因子定义为“通胀认知度”,第四因子定义为“对通胀未来预期”。在因子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对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进行交互分析。

(三)从社会心理变量对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进行交互分析1.社会满足感社会满足感是指主体需求的主观满足程度,是影响主体社会心理承受力的心理动因。本文从“政府工作满意度”及“个人现状满意度”两个切入点探究居民社会满足感。政府工作满意度包括对调控通胀、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公平六个分指标,个人现状满意度包括生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家庭经济满意度三个指标。评分均为5等分量表,很满意-5分、比较满意-4分、一般-3分、不是很满意-2分、很不满意-1分。(1)居民对政府工作满意度不理想,高收入群体满意度较低,对政府工作满意度总得分仅为2.89分,介于“不是很满意”至“一般”的范围。随着收入增加,居民对政府工作满意度并没有随之得到提高,其中家庭人均年收入在4~5万的人群对政府工作评价最低,仅为1.77分,介于“很不满意”到“不是很满意”之间,其次为5万以上的居民,为2.13分。对政府工作评价相对较高的是0.5~1.5万的居民。(2)居民个人现状满意度总得分为3.26分,居民个人现状满意度呈现出随收入增加而提升的趋势(见图3)。对其进行方差分析及相关性度量,得出F值为3.596,显著性水平为0.001,R为0.298,R方为0.084,Eta方为0.104,故认定居民个人现状满意度与收入水平存在线性正相关关系。(3)从居民对政府工作分指标满意度数据可知,住房的满意度垫底,其次是调控通胀与社会公平。透过社会公平满意度来看居民的相对剥夺感,发现高收入群体的相对剥夺感要强于中低收入者,其中家庭人均收入在4~5万的人群相对剥夺感最为强烈,得分仅为2分,见表5。2.风险意识潮州居民总体风险意识不高,高风险意识人群仅为28.30%。风险意识高的人,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也较高。从人群特征来分析,年龄低、文化程度高、收入水平高的人风险意识较高。调查中还设置了这样一个问题,问:如果本市外有某个工作岗位,工资高,能发挥您的特长和提高您的社会地位,但工作紧张、竞争激烈、收入不稳定,并有失业可能,您是否愿意接受这份工作?回答见表6。3.通胀认知度通胀认知度包括对通胀原因的了解度和对国家调控通胀措施的了解度。潮州居民通胀认知度为3.28分,接近“一般”水平。从收入水平来看,中低收入者对通胀主观认知度较高,高收入者通胀认知度较低,其中家庭人均年收入4~5万的人群得分最低,仅为2.57分。从年龄来看,高年龄者通胀认知度较高,以42~51岁人群认知度最高,为3.5分。从文化程度来看,通胀认知度得分“小学及以下”为3.6分,“初中”为3.5分,“高中(含中专)”为3.4分,“大专及以上”为2.9分,通胀认知度与文化程度呈现负相关的态势,显著性为0.000,相关系数为-0.275。

(四)影响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属于居民主观感受范畴,除受客观经济收入因素制约外,个体特征及其主观价值态度也对承受力有重要影响。本文以家庭人均年收入、对政府工作满意度、个人现状满意度、风险意识、对通胀认知度、消费信心为自变量,以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为因变量,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将以上自变量与因变量进行相关分析,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5,故认为其有显著相关关系。选择逐步回归方法,最终进入回归方程的有四个自变量,分别为个人现状满意度、对政府工作满意度、通胀认知度、家庭人均年收入。分析情况如表7。

四、结论及对策

(一)研究结论1.潮州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表现不很理想,其中承受力较弱的三类消费品是住房、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不同收入阶层对八大类消费品的承受力及关注度在品种上有相似性,但承受程度及关注度存在差异。高收入者的阙限值集中在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中低收入者的阙限值集中在住房、医疗保健。食品作为生活必需品,不论高收入者还是低收入者都普遍关注,其关注度位居首位,其次是医疗保健和生活用品及服务。2.从经济变量来看,与主观幸福感随经济收入呈U形分布有所不同,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呈现出随经济收入持续升高的趋势。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虽属于社会心理范畴,但它一定程度上是客观经济基础的主观反映。从组织变量来看,有稳定职业、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群表现出来的承受力比无业、职业不稳定、社会地位低的人群要高。3.除受经济水平、职业制约,社会心理因素对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有重要影响。居民的社会满足感、社会风险意识、通胀认知度、相对剥夺感等均不同程度影响居民通胀社会心理承受力。个人现状满意度与经济收入呈现正相关关系。而对政府工作满意度及对社会公平满意度分析结果出乎意料,高收入阶层对政府工作满意度及社会公平满意度远低于中低收入者。除了以上结论,笔者还发现两种值得进一步讨论的现象。(1)“无肉可吃骂娘”。因为处于社会底层、文化程度不高、收入水平较低,通胀对其基本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中低收入群体在通胀面前表现出无奈与力不从心,导致对政府、社会、个人现状的不满。(2)“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高收入群体尽管社会地位较高、文化程度较高,占据优势社会资源,经济收入较高,但仍心有余怨,这并非因为物质生活不好,而是心中仍充满不公平感、不满感。这既折射出当下一些不良社会心态的影子,也给政府下一步改进工作指引了方向。

社会心理论文范文第3篇

1.1心理因素:子宫为女性的生殖器官,子宫切除可能会给女性带来更多的心理顾虑,所以在手术前要积极与患者谈心,说明子宫切除的必要性。在交流时护理人员要做到热情、诚恳,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讲述手术的基本过程,同时耐心地回答患者对于手术与术后反应的相关问题,向患者分享成功的案例,对于患者所讲述的隐私严把口风,以获取患者的信任。术后要积极做好女性的心理工作,给予患者更多关怀。多倾听女性的内心感受,可以播放轻松的音乐舒缓患者的心情,减轻患者的疼痛。

1.2社会因素:许多女性会担心子宫切除后会导致婚姻破裂,这也是子宫切除术给女性带来最大的困扰,护理人员要做好患者配偶及家属的思想工作,动员其多给患者关爱。同时要明确告诉患者手术不会影响正常的性生活[6]以及女性性征,尽量减轻患者的顾虑,让患者以轻松的心态接受手术。术后患者有疼痛、易激惹、不愿运动、睡眠不佳等状况,要多与患者谈心,同时嘱咐患者家属多给患者一些心理支持,适当情况可以组织患者相互交流,给患者更多的认同感,降低患者的孤独感。

1.3抑郁与焦虑的判定标准

评分标准采用焦虑自评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焦虑与抑郁自评分越高,患者的焦虑与抑郁情况越严重。

1.4统计学方法

发放护理满意度调查问卷,建立Excel数据库,并采取SPSS19.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表示,采取χ2检验,计量资料以(x珚±s)表示,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2组焦虑与抑郁情况比较根据实验结果得知,术前未经护理干预时,2组焦虑与抑郁自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干预后观察组焦虑与抑郁自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2.22组护理满意度比较观察组发出150份调查问卷,回收147份,有效130份;对照组发出150份调查问卷,回收142份,有效126份。观察组的护理总满意度为96.92%,对照组为85.71%,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2。

3讨论

社会心理论文范文第4篇

1、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心理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在狭义上是指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心理。“在每个特定的时期,都存在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感情、情绪的潮流,占统治地位的心理”。这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心理有两大要素:一是具有共同的心理特征,二是统治阶级的心理。(1)共同的心理特征。共同的心理特征是指不论任何阶级都具有共同的心理特征。布哈林举例说明,在封建社会,地主和农民尽管是处境极其不同、甚至是对立的两大阶级,但是,他们可以具有共同的心理特征,如“崇尚古风、因循守旧、讲求传统、崇拜权威、‘畏惧神灵’、思想停滞、不喜欢一切新事物,等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地主和农民都生活在发展缓慢、人口流动很小的社会里;另一方面,地主阶级在封建生产关系中处于统治地位,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封建生产方式里,农民又处在家庭生产单位中的统治地位。因此,不难理解,两个完全不同的阶级会有诸多共同的心理特征。可见,共同的社会环境和相似的经济组织是形成共同心理特征的重要条件。(2)统治阶级的心理。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心理往往就是统治阶级的心理。在探究统治阶级心理时,布哈林首先分析了阶级心理的形成。阶级心理是社会心理中最主要、最鲜明、最凸出的一种心理形式。无论统治阶级心理还是非统治阶级心理,都是建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生活条件总和的基础之上。在众多条件和因素之中,经济因素特别是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在形成阶级心理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阶级心理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布哈林指出“,统治阶级拥有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制造’心理的强大手段。”统治阶级的心理“对整个社会生活显然起着定调子的作用,使其他阶级也受自己的影响。”

2、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是对立统一的辩证系。首先,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系统化的程度。“意识形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各种要素即思想、感情、感觉、形象等等更具系统性。”其次,社会心理可以转化为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是意识形态的贮存器。社会心理是制作意识形态的材料,经过加工制作、系统化了的社会心理就是意识形态。布哈林形象地指出:可以把社会心理“比之为食言溶液,从中渐渐沉淀出意识形态的结晶”,“意识形态就是社会心理的凝聚物。”2最后,社会心理的变化会影响到意识形态的改变。实际上,随时都在发生社会心理凝聚或凝结为意识形态的连续过程。所以,这就不难理解,随着社会心理的变化,意识形态也会发生变化。

二、布哈林社会心理思想的当代启示

随着时代变换,人们的社会心理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工业时代加速向信息时代转变,人们面临全新的社会环境,影响和制约社会心理的因素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布哈林虽然是在一个世纪前提出了社会心理思想,但是,他的思想抓住了社会心理的内核,可以无惧时光流转,以其理论光辉依然照耀当前。

(一)准确把握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契合点,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当前,主流意识形态要不断增强引导力,必须准确把握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契合点,它不仅是两者的交汇点,更是意识形态的着力点。这个契合点必须符合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不能脱离社会心理。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本身处于交叉融合的状态,正如布哈林所说:“从心理到意识形态之间并没有一块界碑上面刻着‘严禁入内’的字样。“”这里并不一定能指出明确的界限。”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成为脱离群众心理接受能力和范围的形而上的东西,那么,它只能束之高阁、成为供在象牙塔里的“精神贵族”。要想增强意识形态的引导力,意识形态本身必须要“接地气”,即贴近群众生活、联系群众实际、反映群众愿望、表现群众情感,深深植入社会心理,“通过对社会心理的回应、吸纳,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契合度,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二是必须克服社会心理的缺点。布哈林指出,社会心理与科学思维相对立,“这是一些知识的片断、杂乱无章的思想,其中存在大量的矛盾、闪念和古怪想法。”如果人民群众这种非理性、不科学的思想、愿望、情绪放任自流、不加引导,可能成为一团不符合社会整体价值的火焰最终吞噬社会本身。意识形态的职责就在于将统治阶级的观念道德和行为规范内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意识和行动。布哈林强调,社会心理“应当加工整理,经过剖析、检验、排除矛盾,只有这样,才能变为科学。”三是适当高于社会心理。意识形态的引导力来源于理性的光辉,所谓理论化、系统化就是不断揭示规律、抓住事物根本的接续过程。这正是意识形态的魅力所在。“意识形态要在社会主体的实践活动中体现凝聚力、吸引力,就需要……将实践中有利于社会整合、凝聚的一切积极有益的思想内化其中。”[4]55所以,仅仅停留在社会心理阶段不可能引导社会心理。意识形态必须在科学性上高于社会心理,凭借理论的彻底性吸引和说服民众按照意识形态提出的规范和要求自觉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社会心理论文范文第5篇

有关媒介建构现实的研究,一般被看作是与实证主义相对立的一种研究思路。费斯克(Fisk)在批评以信息运输为目的的媒介工具论的同时,给予了强调意义生产的媒介建构论以“符号学派”的地位[6]。汉诺•哈特(HannoHardt)(1992)也明确把关注意义问题的建构主义媒介研究思想称为文化批评学派[7]。在我国,邓理峰也开始把建构主义媒介观当作与媒介工具论(或者媒介实在论)并驾齐驱的媒介研究范式[8]。即便如此,学者们并没有在媒介建构论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对媒介建构现实的不同倾向作进一步的探讨。媒介现实的虚拟性告诉我们,它不仅与经验世界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而且还与媒介活动参与者的个体心理紧密相关,媒介—个体—社会三者共同构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三角关系,由此也形成了三种有关媒介建构研究的基本范式:关注媒介文本的符号学范式,关注社会现实层面的社会学范式,以及关注个体心理的社会心理学范式。下面就理论来源、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等几个方面作进一步阐述。

(一)符号学范式在媒介建构现实的研究中,来自语言文化领域的学者常常把目光放在媒介语言的具体体现———文字、图象、声音等媒介文本上面,一般采用内容分析或者符号学方法,通过研究话语的修辞与内容变化来研究语言符号的意义及其生产过程,这种思路可以被称为符号学范式。这种范式起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来源于我们共享的文化符码。这种语言符号的概念意义(所指)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就是借助语言符号来思考和区分其所生活的世界的。因此,我们正是通过语言符号这种媒介,把我们的现实世界与社会历史文化建立起了联系。罗兰•巴尔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符号学中的意指思想[9],正式把历史文化纬度引入符号学研究领域。他认为符号能指与所指两个层面之间的连接关系是一种意指关系,其中有两个核心序列(如图1):第一个序列是语言学意义上的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揭示的意义称为明示意,也是符号的常识性意义;第二个序列引进了文化纬度,关心的是符号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第二序列中,第一层面的符号成为第二层面符号的能指,而这能指又重新获得意义项所指层。这一层面的意义称为隐含意(文化义)。这样就把意指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现实与文化领域。巴尔特认为,文化层面与神话一样具有虚拟的特性,因而也称之为神话层。正是因为有了“意指”过程,意义丰富的文化系统成为了神话学的所指层面。符号学也完成了从语言符号学到神话符号学的蜕变。从第一系统的语言学到第二系统的神话学,与人发生关系的现实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在第一系统中,我们面对的是物的世界,有赖于我们的实践活动来体验。感觉到的世界也是实实在在的物理世界,有时间和空间的规定性。到了第二系统,物理世界完全变成符号世界,或者说变成神话的世界。我们接触的世界是一个超越了物理时空环境的心理世界。在那里,一切的经验不再依赖于我们的身体实践,而我们的文化想象力赋予了多种多样的符号(文字、图片和声音等)以形形色色的意义,这是理解、解释的结果。大众媒介(既包括传统的报纸、电视、广播和杂志等,也包括以网络为纽带的新媒介)建构的世界,就是一个第二系统意义上的符号世界。这个世界,是媒介从业人员借助一系列的图象、文字和声音符号建构而成的,并以新闻、广告与娱乐节目的形式出现。学者们正是以符号学理论为依据,以媒介文本为研究对象,而解释与揭示符号世界的意义呈现就成了学者们努力的目标。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Fairclough)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包括话语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在内的话语分析框架[10]。文本纬度的分析包括“词汇”(主要涉及个体语词)、“语法”(涉及与分句和句子连在一起的语词)、“连贯性”(涉及分句与句子如何被连接在一起)一直到“文本结构”(涉及文本的大范围的组织属性)层面;第二个向度话语实践,牵涉到文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第三个向度作为社会实践的话语,主要是在与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关系中讨论话语。这三个向度具有递升特征,最后指向以政治、意识形态等形式体现出来的社会实践层面。这个模式虽然以社会实践为最高层次,但是始终围绕媒介文本而展开,重点是解释媒介符号多层面的意义,因而就社会实践层面而言还是不够彻底的。

(二)社会学范式社会学范式重点关注媒介建构现实过程中社会现实或社会结构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在社会现实与媒介现实的互动影响过程中知识的生产与消费问题。社会学范式的理论来源以彼得•伯格(Peter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Luckmann)的知识社会学为主。他们改变了古典哲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从形而上的逻辑世界转到我们身体力行的日常生活世界。他们认为这种世界蕴含的日常生活现实因为具有高度的真实性而“成为最重要的现实”,它们“以一个互为主观的世界,也是一个我与他人共享的世界,呈现在我面前”[11]。也就是说,日常生活现实是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具有最高实在的价值。这个世界只有通过行动者的社会互动才能建构完成。伯格和卢克曼认为,社会生活中任何一个实在的建构,都只能是社会地建构,即通过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本身来建构。而基本的建构程序为制度化、合法化和社会化,正是通过这些过程,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称为主观与客观融合在一起的社会实在。伯格和卢克曼的知识社会学,主要探讨了个体是如何通过语言的社会互动来建构主观实在与客观实在交错存在的日常生活世界,以及如何使社会实在与符号实在沟通连接起来。HannaAdo-ni等学者(1984)认为这个理论之所以能被应用于媒介建构研究,是因为“大众媒介(新闻和娱乐)在惯习化过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以及它对制度,既而稳定社会体系所提供的支持”[12]。说到底,该理论解决了媒介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以及媒介在建构社会现实中的重要地位等问题。由于社会学范式的研究重心在社会结构、社会化等社会一端,因而来探讨这种研究范式的研究问题时,我们会发现,文本意义或观念等文化范畴不是它的核心问题,相反,常识性的“知识”更适合成为媒介建构研究中社会学范式的研究主题。更确切地说,“知识”构成了各种意义的结构,离开它们,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而且,在媒介建构研究中,知识不是固有的,它是社会互动的结果,与社会互动密不可分。知识与社会结构、社会互动等共同构成了最为重要的研究命题。

(三)社会心理学范式社会心理学范式认为,媒介现实的建构是媒介活动参与者对媒介符号的接受、理解与阐释的过程,也是媒介活动参与者自我认同的过程。故媒介活动中参与者的心理及相关外在化就成了关键问题。该研究范式主要来源于符号互动论。符号互动论发端于乔治•赫伯特•米德(MeadGeorgeHerbert),完成于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Blumer)。布鲁默认为符号互动论有三个基本前提:人们对事物所作出的行动是建立在意义基础上的,而这事物是因为意义而存在的;这些事物的意义来自于一个人与他的同伴之间的社会互动;这些意义通过一个解释的过程得到处理或调整,而这个解释过程是人们在处理他所面对的事物的时候采用的途径。布鲁默进一步把它们概括为五个核心内容:自我(theself)、行为(theact)、社会互动(socialinteraction)、物体(objects)和集合的行为(jointaction)[13]。那么,符号互动论为何会成为重要的媒介建构研究范式?符号互动论虽然是一种心理学理论,但是它与传统的心理学理论不同,它的研究重点在于个体的符号互动。而媒介世界是典型的符号世界,受众接受与处理媒介信息的过程恰是典型的符号互动,而且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研究媒介建构又很好地填补了个体心理这一重要纬度,因此符号互动论就被运用到了媒介建构的研究中。传统的心理学来自于西方的实证思想,在研究思维与方法上倾向于定量实证。但是符号互动理论关注的是符号的互动,倾向于阐释法,例如生活史、自传、个案研究、非结构性访问以及参与式观察等。而研究的社会问题也与传统心理学大相径庭。JMCharon(1998)特别列举了多个研究例子。如在种族问题上,可以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社会互动、传播、文化等策略上来理解种族主义和种族冲突;就性别差异问题而言,符号互动主义者所要努力理解的性别差异,就包括个体是怎样被社会化的,我们是怎样逐渐地接受我们的身份和界定该做什么等问题上[14]。国内学者毛晓光认为,当前用符号互动理论来研究的社会问题包括社会越轨、两性符号命名、校园人群互动机制和移民的心理社会适应性等一系列问题[15]。

二、对三种研究范式的分析

社会心理论文范文第6篇

1.1服从心理服从心理是指个体根据别人的意愿、命令或社会要求、群体规范而表现出来的一种符合外界要求行为的一种心理现象。服从心理是从两人或双方关系中产生的。从其对象来说,有个体对尊敬长者、所在群体和社会规范的服从;从其心理状态来说,有自愿和不自愿的服从之分。有时服从是强制性的,不是自愿的;有时服从是自愿的,不是强制性的,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要想改变服从心理,需要加强法律的管理制度,监督制度,真正实现民主的管理方式,使人们做自己的主人,进而提高人的思想的独立性。要改变服从心理,教育的改革也必不可少。我国目前的教育制度更多的是侧重应试,人从小被培养为寻求和记忆标准答案的思维方式,不仅严重束缚了思维的创造力,还养成了服从“标准答案”、“专家说法”的心理,改革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提高思维创造力,是改变服从心理,提高国民综合素质的必然之路。

1.2合作心理合作是指不同个体或群体,为了共同目的,达成某种合约,相互帮助促使有利于双方的结果得以最终实现的行为或意向。这种合约具有合法性,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存在合作关系的双方或多方就会对对方产生信赖感和依赖感,是合作团队中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团队合作的效率远不是一个个个体效率的和所能比的,从科学研究的实践来看,单靠个人能力完成的重大研究少之又少,绝大多数科技进步都是一个又一个团队合作完成的。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艾克斯罗德教授对人类合作行为的研究认为:合作的必要条件有两个:一是关系的持续;二是相互回报。为了提高合作性,需要做以下几方面工作:建立持久的关系;增加对对方行为的识别能力;维护信誉,相互信任;调控关系,奖罚分明。因此,合作心理对科技创新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已经成为个体或组织提高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中国人素来欠缺团队合作精神,有“一人成龙,多人成虫”的说法,加强团队合作理念宣传,培养国民的合作精神能有效促进科技创新发展,也是时代的要求。

1.3竞争心理竞争心理是在两个或多个人在同一个活动中,产生的好胜心理。社会中的竞争就如同自然界中动物之间的竞争,同样适用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则。竞争是个体或群体在社会生存的必然法则,且竞争可以促进人的潜力激发、精力更加充沛,从而取得平时不能达到的成绩,一定强度的竞争促使群体效率提高,群体凝聚力增强,对群体行为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使其行为不断完善,并不断创新,同时促进了科技创新的发展。在一个群体中,把竞争的合作型小组与内部不存在竞争的合作型小组相比,前者成绩更为优异,这就证明了竞争的促进作用。竞争可以使长期处在安逸生活中的人们迸发激情,充满战斗的活力,是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催化剂。只有竞争才能促进科技创新的发展,才能取得成功,带来成功的喜悦。

2社会心理因素对科技创新的作用

2.1社会心理对科技创新的积极、促进作用促进科技创新发展的社会心理可以简称为积极型社会心理。社会心理调控着人们的思维,因此想要促进人们对科技创新的发展,必须要有积极的社会心理。社会科技创新的发展需要培养创新型人才,要想成为创新型人才,积极的社会心理和创新心理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强调:要把发挥人的创造力作为推动科技创新的核心。人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必须充分尊重人才、保障人才权益、最大限度激发人的创造活力。〔3〕积极的创新心理是一切创新的基础,只有你想获得成功,才能积极地去发现、实践和探索那些不为认知的事物,经过不懈的努力,经历无数次的失败仍不放弃,最终未知事物得到证实,实现创新。要培养积极型社会心理:①要正确认识科技创新的本质,如果你想要科技创新,就要了解科技创新的内涵和实质,否则是无法完成创新的,科技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对我们人类方方面面的改变也会越来越多,更多的是带来生活和工作的便利,是有利的影响,对此我们要有客观的认识,不能因为科技创新对我们生活和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就产生抵触心理;②增强自身的应变能力,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遇到问题不能一味的逃避,要面对现实问题,否则只能使科技创新就此止步。因此,我们只能直面苦难,敢于参与改革创新,并在实践中随机应变,让全社会的创造潜能和活力竞相迸发,从而促进科技创新的发展。第三,善于与人沟通。科技创新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对科技创新的理念也可能会有不同。人们相互之间的沟通,增加了人们对群体的认同感,也增加了个体对自己和对方的特点和能力的进一步认识,因此能够比较客观地评价自己和对方,能够扬长补短,精益求精。所以,人们需要相互沟通来补充自己欠缺的知识,避免不必要的弯路。第四,要有积极的态度。不管是对人、对事都要有积极的态度,多看到科技创新好的一面,碰到问题能主动去思考和实践,寻求问题的解决,这样才能善于发现更多的问题和机会,为科技创新提供坚实的基础。

社会心理论文范文第7篇

第一,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大学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引导达成社会价值共识,从而引导、优化社会心理。当前社会心理的复杂多变,大量消极社会心理的形成和发展,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社会转型阶段价值观多元化所引起的价值迷失的必然后果。因此,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理关键是要解决价值标准问题。而价值观是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即观念形态的社会意识形式)核心内容之一,是意识形态各要素的综合反映形式,它集中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导向功能。所以,从这层意义上说,优化社会心理实质上就是要坚持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因为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国家全体人民或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认可、普遍遵循、自觉践行的主导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当前,我国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是我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实践煅造而成的思想文化成果的精华,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联系的、特定的、在意识形态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思想形式的总和,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其核心就是十八大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字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提供了一个共同思想基础,作为社会上最高层次的文化教育结构,大学更应严格贯彻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

第二,充分利用人才优势加强社会意识理论研究从而引导、优化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包括水平不同的两个层次: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是低水平的社会意识,具有朴素自发性、日常经验性和大众普遍性的典型特征。意识形态是意识水平较高的社会意识,是在社会心理中沉淀提炼出来的思想体系。在一定社会关系基础形成的社会心理经过系统化、抽象化,就上升成为社会意识形态;而社会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心理,使其按照意识形态的理念发生变化,即通过教育、传播等方式可以使意识形态转化为社会心理。也就是说,在社会意识内部,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且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所以,在建设和谐社会心理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对社会心理本身的理性研究,另一方面加强对社会意识形态的理性研究也是必要措施之一。此外,大学可以充分发挥学科荟萃的优势,充分调动各学科的优势人才来研究相关内容,从而丰富、完善社会意识形态,使社会意识形态发挥出强大的理论力量来引导社会心理的变化。对于当前我国社会来讲,大学主要是调动广大教师特别是人文社会学科的教师积极参与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中来,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而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

第三,塑造大学生健康人格是大学引导、优化社会心理的根本途径。社会心理的优化从根本上看是要实现社会转型的关键和核心——人格的转型,即现代健康人格的塑造。人格是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性格和精神品格,包括认知品质、意志品质、情感品质等感性和理性的构成要素。只有人格健康,个体内部心理成分和谐,社会心理和谐才有望达成。高等学校是培养人才的专门机构,负有思想教育、塑造品质、培育人才的重大任务,培养具有现代健康人格的大学生,向社会输送各类合格高级专门人才本就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而且,由于大学生接受的是本时代最高程度的文化、知识教育,他们的思想、意识、观点等往往也是本时代先进精神的代表,在由个体心理向社会心理转化过程中,这种合规律度越高、可信度越高的个体意识、观点等越容易被社会化,从而成为社会心理。所以说,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和塑造不仅关系到他们自身心理的和谐,也对社会其他成员的心理发展起着示范和引导作用。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大学生人口数量日益增大,其本身就在社会总人口中占有了相当大的比重,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的心理和谐程度本身就是社会心理和谐的一个重要内容。由此可见,培育和塑造当代大学生积极健康人格对当代社会和谐社会心理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社会心理论文范文第8篇

社会普通心理构成了社会心理的主导方面,也是一定社会意识的肯定方面,是日常意识中“显露”的层次。同时,社会心理还有一个常常为人所忽视的“隐患”的层次,即社会意识。弗洛姆在融合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学说后,提出了社会潜意识的概念。社会潜意识是“一个社会不允许它的成员意识到内容”。这些被压抑的领域决定着一个社会的人们思考和行动的形式和方向,形成一个社会的观念和理想,由此使得一个具有特定矛盾的社会有效地发挥作用。按照不同的形成机制和深浅程度,社会潜意识可进一步划分为三个基本层次:社会前意识、社会自觉潜意识和社会自发无意识。

(一)社会前意识社会潜意识的表层为社会前意识,是指由于非合理压抑而造成的不能公开直接表达的那些社会心理。这部分社会心理一般是与社会意识形态以及社会正统心理相错位、相冲突甚至相背离的,意识主体往往不敢公开直接表达出来,但在特定场合以特定方式(如民谣、歇后语、顺口溜、谶语等)可以表达出来。一旦社会环境发生变化,这些社会心理便可转化为社会普通心理。在剥削制度下,压抑现象是相当普遍的,由于压抑,人们的一些正常需要、愿望和看法不能公开表达出来,只能以社会潜意识的方式存在和传播。

(二)社会自觉潜意识社会潜意识的中层为社会自觉潜意识,是指由于自觉性抑郁而造成的不愿公开直接表达的那些社会心理。由于社会经济条件和政治文化诸因素的制约,人们的一些合理愿望和要求一是得不到满足,这些愿望和要求就被自觉抑制起来,而从形成社会潜意识。与社会前意识不同,这部分社会心理是由于意识主体自觉与社会现实相冲突,而能动地加以抑制,往往是自身不愿或羞于表达的,只有在特定场合以特定的方式才能得以表达(如比喻、语错、梦话、暗示等)。人既是社会的现实的主题,又是自觉的能动的主体。对于那些与现实社会条件不一致或相脱离的看法和价值观念,不愿轻易向世人透露,只能是指沉淀到潜意识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环境的改善,这部分社会心理也会逐渐转化为普通的社会心理。

(三)社会自发无意识社会潜意识的深层为社会自发无意识,是指由于历史文化积淀而造成的自发的支配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社会心理。这部分社会心理与社会传统心理的主要区别在于:社会传统心理是“自觉的”受到认可和提倡的,而社会自发无意识则是“自发的”不易被直接觉察到的。人是社会的人,也是历史的人。在以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精神生活中,不知不觉地积淀而成的各种习惯、成见、定势等,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并作为一种认知结构、思维和行为的定势,自发地支配着人的思想和行动。这种社会心理,人们往往并未觉察到,只有经过他人或自己客观地加以反思和剖析,才会认识到。同样地,一个民族在其长期的形成与发展进程中,由某些思想文化积淀而形成一定的集体无意识、民族潜意识。这种民族潜意识作为民族的传统、习惯、定势,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制约和影响着民族文化和民族行为的形成与发展,并对该民族成员的精神生活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社会潜意识三个层次的区分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如果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长期限制着这部分社会心理的表达或实现,即社会环境的“压力”呈增长趋势,那么这些社会心理就可能沿着社会前意识———社会自觉潜意识———社会自发无意识的方向和路线而转化。从摄于非合理压抑而“不敢”表达,到自我保护、自觉抑制的“不愿”表达,再到“不知不觉”地成为习惯定势,是层层加深的。相反,如果社会环境日趋宽松,社会经济条件日益改善,这部分社会心理则会沿着相反的方向和路线转化,直至转化为社会普通心理。无论如何,社会潜意识的存在都是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只是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涵和特点而已。

二、社会潜意识和宗教的起源

马克思指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2]自然压抑、社会压抑与身心压抑是宗教产生的重要社会心理根源。“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应。在这种反应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非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的力量……但是在自然的力量之外,不久社会的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与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的必然性支配着人。”[3]在原始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不能自觉地认识,由于生产力的极度低下,生活的极端困苦,大自然给予人类的考验十分严酷。人类为了生存,把一切力量都用来对付自然。天灾、疾病、部落之间的争夺,无情地摆在人类面前。人们对自然力量的压迫无法理解和无能为力,是原始宗教产生的主要原因。在阶级社会里,人们除了受自然力量的压迫外,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所造成的社会苦难则是宗教存在和发展的主要根源。列宁指出:“对于工作一生而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对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对于依靠他人劳动而过活的人,宗教教导他们要在人间行善,廉价地为他们的整个剥削生活辩护,廉价地售给他们享受天国幸福的门票。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资本的奴隶饮了这种酒就毁伤了自己做人的形象,忘记要求稍微过一点人所应当过的生活。”[4]社会压抑不仅加重了人们对于自然压抑所造成的痛苦的主观感受,而且还使自然压抑神秘化。剥削阶级宣扬他们的权利和“财运”来自于“天意”、“神意”,被剥削阶级则渴望“天神”保佑和拯救他们,使他们能够脱离苦海。所以说,“神首先是(在历史上和生活里)由人的受压抑状态、外部自然界和阶级压迫所产生的那些观念的复合,是巩固这种受压抑状态和麻痹阶级斗争的那些观念的复合。”[5]自然压抑和社会压抑直接造成了人们的身心压抑。人们不仅要承受来自外界的压迫,同时还面对自己身体和心理的矛盾和痛苦。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现实,但从古到今人们都对这一现实抱着种种臆测和幻想,臆测有某种神秘的东西在操纵这一现实,幻想有一种途径可以超越这一现实。费尔巴哈说:“最容易被人感觉到并且最使人痛苦的一种有限感。就是人们意识到,他总有一天确实是要完结的,是要死去的。如果人是不死的,如果人永远活着,因而世上根本没有死这回事,那么也就不会有宗教了。”[6]不仅如此,生命本身以及因生命存在所造成、引起和感受到的种种欲望和神秘感,也是宗教产生的重要心理根源。“自然界中一切奇异的和显著的现象,一切使人瞠目结舌、震撼迷惑、燃起幻想、激发惊异,以及以特殊的、不平常的、不可能的方式刺激人的感情的东西,都对宗教的产生发生一定的影响,并且都能成为宗教崇拜的原因和对象。”[7]“总而言之,宗教乃是人的努力上的一种事情,要解除他所有或怕有的坏处并求得他所愿望所幻想的好处:宗教乃是所谓幸福欲的一种事情。”[8]

三、信仰的心理机制和社会潜意识

纵观各种信仰及其发展史,信仰的心理基础或心理机制,大略有这样三层:第一,怖畏心或畏惧心理。人在强大压力和威胁之下,自感无力抗争时,必然产生恐惧的心理反应,可谓信仰的低层次心理机制,被近代以来不少学者指为宗教的第一根源。第二,依怙心或依赖心理。人在自感孤弱无力时,会有婴孩依恋父母的心理反应,产生依赖、归投、敬爱等感情,它往往与恐惧联系在一起,也被认为宗教信仰之源。第三,超越心或超越的心理机制,一种超越现实的向上追求,这是人本性深处潜藏的一种意向,一种驱使人不断向前向上的力源,正如人类学家M•舍勒等所说,对较高级宗教而言,超越心理是更为本质、更为重要的心理根源。怖畏心、依怙心、超越心,乃人性中所本具、无人不备。由于人的心理结构和自性中有以上三层反应机制,所以,只要现实中有阻碍压抑人实出其本性中对幸福需求之不利条件时,便必然会产生信仰,这是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状所证明的事实。然而,只要对信仰的心理基础予以反思审视,便会发现怖畏心、依怙心乃至超越心,从伦理的角度而言皆呈不定性,有可能产生对人生和社会有益的、积极的作用,也有可能产生对人生社会无益的、有害的、消极的作用或副作用。信仰心之利害、善恶,关键在有无正见之导向。当缺乏正见引导,与非正见、邪见相联结时,怖畏心、依怙心至超越心,都有可能产生消极、有害的作用,或使人堕入迷信之暗井,或被宗教狂热迷乱理智。如怖畏心,当怖畏心的对象为风雨雷电、地震旱涝等自然灾害,认为此乃神灵鬼妖之震怒惩罚,或认为人类的命运一系于主宰万物的神时,便会驱使人向鬼魔神妖卑屈服从,献媚供祭,乞哀祈祷,歪曲人本应具有的健康形象,使人丧失依自己力量战胜厄难、改变现状的信心,心灵或受沉重压抑而被扭曲。依怙心理较易产生虔诚、挚爱、崇敬等善的或较善的感情,令人身心易于调柔,但当它与神创宰论信仰相联结时,也难免使人丧失自信,压抑积极自主的精神,片面发展对外在力量上的依赖性,变得畏畏缩缩,有失心智之健全。超越心,虽本来带有积极向上的趋向,但当它与一味厌世、渴求来世幸福的信仰相联结时,也会使人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变得消极,对社会的进步和人间的建设发生不良作用。信仰心理与迷信、低级宗教、神教相联结的负面社会效应,近代以来遭到不少进步思想家的批判。纵观人类历史、宗教思想的发展,大略与智商的开发、理性的深化相应,经历着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理智程度越低,则信仰越低级,理智程度越高,信仰亦随之升高。原始人对魔力、鬼怪的敬畏,对图腾的崇拜,媚神献供以至以活人为牺牲的祭典,出于最低层次的怖畏心,其信仰在今天看来甚显低级、愚昧。后来对英雄神和多神的崇拜虽然进了一步,但也未超过依怙心理,迷信色彩仍甚浓。近代以来神教从崇拜人格化的神转向对人心中神性的崇拜,提倡人文宗教、伦理宗教,重超越心的开发,但仍未摆脱主宰神观念的束缚,尚未升华为真正的以人自发性开发为本的高级宗教。

四、社会潜意识文化机制与宗教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