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的哲学思考范文

一、关注现实人生的问题

关注现实人生是文学家的共同特点，袁仁琮也不例外，这从他的小说中可以看得出来。如《王阳明》，尽管写的是明朝中后期的重臣王阳明，但实则是对文化人如何生存于世的思考，为此他曾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文人大抵有三条出路:其一是跟统治者跑，为统治者服务;其二是回避现实，既不愿意同流合污，也没有勇气和人民站在一起;其三是和当时主流社会唱反调。最后一类是正直的有骨气的文人。他们认定人间是有真理存在的，问题是要努力去寻找，找到了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坚持下去。这一类文人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优秀代表。王阳明属于这一类。不同的是王阳明比历史上许多正直文人的遭遇更惨，付出更多，也更执着。大凡作者笔下的人物和作者有某些共通之处，这也许是王阳明叫我如此动情的缘故吧?”《穷乡》写的是一个叫甏洞的偏僻山区小村寨的事情，关注的是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贫困及发展问题。西部省份发展滞后，西部省份中的偏远地区的发展更显滞后而困难，它们如何摆脱贫困?如何发展?

这是当今社会突出的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难得头顶一片天》把眼光落在都市，关注的是城市里的普通工人，尤其是像赵铁这样的普通退休工人及他的儿子继红、儿媳妇春燕这样的下岗工人的生活。曾经让人羡慕不已的工人，随着改革的深化，他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退休的不能及时拿到退休金，没有退休的则下了岗，他们如何生存?如何发展?成了这部作品的关注点。《太阳底下》关注的是学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当下的中小学教育，往往把教育质量与升学率混为一谈，把升学率高视作教育教学质量高的惟一标志，把提高升学率视作学校的惟一任务，不顾教育规律，不顾学生实际，盲目加压，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这部作品及时地对这一社会问题进行了反映和思考。《梦城》则再次聚焦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生活，聚焦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的贫困。在作品中，他极敏锐地反映出了这样的现实———农民祖祖辈辈都有一种成为城里人的愿望，但若真有这样的机会时，这些农民恐怕还是很难成为城里人，因为他们的素质还与城里人有较大的差距。这部作品关注的侧重点是贫困地区人民的素质，作品借山区农民的梦城情结探讨了山区农民过上富足美满生活的可能以及障碍，从而触及了一个同样突出的社会问题———山区人民的素质问题。《庄周》写的庄周也是古人，作品写庄周反对兼并战争，为了自由、平等、尊严，宁愿一生穷极潦倒。从作品的这些描写中不难看出，作家所关心的还是现在的人该如何生存的问题。袁仁琮的小说关注现实人生，他的哲学研究实际上也同样关注着现实人生。以《庄周今读》来看，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是“古代思想巨人、哲学大师”，主要阐述庄周的哲学思想，包括庄周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治国理念、生活理念等。第二编“在文学创作领域里，庄周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探讨庄周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第三编“庄周和21世纪”，阐述庄周的思想对当展的启示。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书中，袁仁琮强调后人因种种原因，或有意地曲解庄周，或无意地误读庄周，导致今天“庄周被描得几近面目全非”，他写此书的目的是“重在将庄学研究中被忽略、歪曲和误读的问题提出来，和现实结合起来考察”。

他如何“将庄学研究中被忽略、歪曲和误读的问题提出来，和现实结合起来考察”呢?不妨看一个例子。如对庄子有关“道”的思想的认识。袁仁琮首先指出庄子的“道”论来源于老子:“以庄周对历史文化的态度而言，不大可能放弃前人已经开辟的认识世界的道路而另辟蹊径，也不大可能撇开已经达到的认识高度，从头做起……庄周继承和发展老子的道论是很自然的事。”其次，指出人们对庄周“道”论的误解:“老子‘道’的理论，属于草创阶段，难免粗疏。庄周在这基础上向纵深发展，向更宽广领域推进。既继承了老子‘道’的精神实质，又有了许多发展。尽管后来研究‘道’的人难计其数，著作浩如烟海，更多的是考订哪些篇章属于庄周本人所作，哪些可能属于伪托;‘道’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故事、人物是否真实存在以及字、词、句的诠释，极少触及‘道’的理论框架本身。”接着，他阐述了他对庄周“道”论的见解:“从老子所说的‘道’到庄周进行了扩展、充实的‘道’，都是在探索宇宙万物的共同规律。这种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可以认知的。但必须不为私欲所蔽，保持虚静心境才可能悟到。”最后，他联系到了当下的实际:“‘道’不仅实际存在，可以认识，重要的是它给人们提供了一整套认识世界、认识人类自己、认识社会、认识人生、指导实践的最高准则———按客观规律办事，这一规则历经2000多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仍然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在物欲横流，失去人生理想，模糊生命价值，低俗泛滥，人格矮化的时候，重新走进庄周精神世界，会感到习习清风，洗心洗肺;温婉流泉，沁人心脾。”显然，对庄周的“道”的认识，他是从“物欲横流，失去人生理想，模糊生命价值，低俗泛滥，人格矮化”这个实际出发去认识的，也是有针对性的。

以同样的方式，他研究了庄周的人生观。他认为庄周的人生观是这样的:“庄周所理解的生命价值并不是以名誉、地位为衡量标准，并不是名气大、地位高，生命的价值就大，否则就小。而是以有没有自由、自尊为标准。有自由、自尊，生命就有价值，否则，就失去了生命的根本价值。”“在庄周的精神世界里，生命和自由、平等等同。他对生命的理解，表现为他对自由、平等的理解。活得有尊严，活得自由、平等，才活得有意义，生命也才有价值。”对庄周的人生观的关注，源于对这样的现实关注:“战国中后期，争权夺利发展到了顶峰，兼并、战争不断，没有正义可言，人应该怎样看待名利地位、物质享受等身外之物，庄周指出一条保全生命纯洁的宽广道路，至今听起来，依然如醍醐灌顶，令人警醒。”研究了庄周的历史观:“老子、庄周都不肯定圣人，更不肯定仁义，因为事实证明，尧、舜、汤、武等都不是庄周所说的圣人，所宣传的仁义也与‘道’相去甚远。”对庄周历史观的关注，源于对这样的现实的关注:“人民当家作主的一项研究了庄周的治国理念:“在庄周的精神世界里，存在着他的理想国和理想君王。他的理想国是老子所描述过的‘小国寡民’。”“如果把‘小国寡民’的主张联系老庄一系列重要观点来考察就会发现，老庄理想中的小国寡民的实质并不是要倒退，而是希望恢复‘小国寡民’时候君臣的纯洁和厚道，希望民与民之间没有争斗，孝敬父母，兄弟和睦，君、臣、民和谐相处，而不是像他们所处的时代那样昏上乱相。”“庄周心目中的君主不是普通人，而是有很高的知识修养、道德修养和处理问题能力的人。最重要的是要通晓‘道’(规律)，完全按照‘道’办事，功盖天下而不居功自恃的人;泽被四海，也不会特别高兴的人。”“庄周用‘无为’要求君王，却用‘无不为’要求臣民。庄周认为，‘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

(《天道》)意思是君王要排除私欲，按道办事，选用贤能;作为臣子，必须尽职尽责，尽力为天下人做事。”“治国要治本。所谓治本，就是要解决如何对待人的问题。以人为观察、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以人为解决问题的归宿，是庄周的一贯主张。治理国家更是如此。庄周认为，国家乱，就乱在私欲泛滥、道德沦丧上面。人心被私欲蒙蔽，唯利是图。”这种阐述很显然也是有针对性而发的。研究了庄周的生活理念:为了尊严，宁愿受穷。反对贪得无厌，穷奢极欲。这种研究也是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庄周反对贪得无厌，穷奢极欲，根本原因还是物会害性。所谓害性，是指改变人纯洁、厚朴的本性，变得低俗、贪婪，损人利己，以至犯罪。”不仅如此，袁仁琮先生还在全书的第三编专门谈了在当代如何应用庄周的思想的问题。他从庄周的思想出发，提出了两点看法。一是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二是为创造力的发挥创设宽松的环境。另外，他还谈到要正视社会的差别、人的合理欲求、学会在群体中生存，算是对庄周思想中容易引发误解的部分进行了补救。总之，文学家对哲学的研究，立足于社会现实，为当下的社会服务，而不做纯粹的哲学思辨，这是文学家研究哲学的第一个突出特点。

二、真诚

因为立足于现实，所以文学家的哲学研究往往态度真诚———他们坚信自己为社会开的药方。并非所有的哲学家都为社会开药方。文学家与一般哲学家不同，他们因为进行文学创作，所以他们对现实社会介入得更深，他们对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也看得更透，对现实社会爱得更切，希望社会能变得更美好的心情也更迫切。因此，就像在他们的小说中一样，要给社会开药方。就如托尔斯泰，他在作品中提出的解决社会问题的见解，恐怕很难令人信服，但他本人相信，而且他还身体力行了。袁仁琮也一样。尽管袁仁琮研究的是庄周，他在《庄周今读》中要阐述的是庄周的想法，而且他也坚信这的确是庄周的想法，但伽达默尔的阐释学告诉我们，任何解释，实际上都掺杂了解释者个人的理解，而不可能做到纯客观的解释。因此，袁仁琮对庄周思想的研究和解释，也不可能是对庄周原本的思想的全面发现，其中肯定有许许多多他本人的理解。事实上，这也不难找出证据。如前面所说，在《庄周今读》中，在论述庄周的治国理念时，他提出，庄周认为治国的根本在于解决人的问题，而解决人的问题的关键又在于防止私欲泛滥、道德沦丧，在于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但实际上，这样的思想，他在他的《解读王阳明》中就已经提出来了:“王阳明认为，教育人，改造人的思想是治国的根本。只要人的素质普遍提高了，污泥浊水就会减少，国家就会兴旺发达。”

在《庄周今读》和《解读王阳明》两书中，都出现了强调人的平等，强调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强调提高人的素质，强调给人以宽松的环境，让人发挥创造性等思想，这些思想到底是谁的思想?王阳明的?庄周的?实际上，这既是庄周的思想，也是王阳明的思想，但更是袁仁琮的思想，袁仁琮在他的王阳明、庄周的哲学思想研究中，多多少少都掺进了自己的想法，这是显而易见的。袁仁琮给社会开的这个药方，效用到底如何，有待历史评说，但他对这个药方的坚信，从而在论述中表现出来的真诚，则是很容易体会得到的:“肯定人在天地间的地位，高举人的主体性大旗，是庄周对人类众多贡献之中的最主要的贡献。”像这样的论述，在书中随处可见，袁仁琮的真诚也就随处可见。

三、可读性强

作为语言应用的行家里手，文学家在哲学研究上也表现出他们的特长来，即他们就算是写理论著作，也往往写得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可读性颇佳。这一点，袁仁琮的《庄周今读》表现得尤其突出。如:“凡有生命的东西，都是有欲望的，动物、植物皆如此。树木没有一定的空间，无法接受阳光雨露，无法生长;人的个体没有一定的空间，占有一定的资源、一定生活资料，无法生存和延续后代，如要发展，条件需要更优裕。这种个人欲求，往往成为动力，推动生命个体去努力、去创造，以求改变现状。因而，革命者从来不是禁欲主义者。相反，鼓励通过努力、奋斗，乃至牺牲生命，让更多的人过上自由、幸福生活。”在这段不算长的话中，不仅流畅易懂，还有形象，有比喻，分析细致，入情入理，真不愧是文学家的手笔。这是笔者从书中随手拈出来的一段，而像这样的段落，全书比比皆是。读着这样的理论著作，笔者时时感慨:理论著作还能写得这么好读!真不愧是文学家的哲学研究啊!当年，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一本历史学术著作，写得通俗易懂，可读性强，在出版时还颇费了一些周折———学术出版社说他应将书送到商业出版社去出，因为它是通俗读物;而商业出版社又说他应将书送到学术出版社去出，因为它是学术专著。书最终出版后，大获成功，出人意料。可见，学术著作，善于化复杂为简单，化深奥为浅显，化抽象为具体、形象，不仅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袁仁琮的哲学研究走的也是这样的路子，笔者肯定，它一定会得到更多读者的喜爱。

作者：黄毅单位：昆明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