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与我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关联性范文

档案“埋藏着一个国家的灵魂和宗旨”。从直观与否的角度出发，可以把档案分为显性的官方档案和隐性的民间档案，前者具有整一性、稳定性和必然性，而后者具有散杂性、不稳定性和偶然性。我们通常所说的档案是指前者。孔子编订“六经”，其用意在于“存史”“资治”。郭沫若给档案馆题诗：“前事不忘后事师，自来坟典萃先知。犹龙柱下窥藏史，呼凤舆前听诵诗。国步何由探轨迹，民情从以识端倪。上林春讯人间满，剪出红梅花万枝。”也就是说，档案与档案馆都具有储存社会记忆、“鉴往以开来”的强大功能。正是因为如此，就曾嘱咐道：“性命可以牺牲，档案文件不能丢掉。”

一、中国当代档案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概述

档案与文学时有交集。当然，如果我们所从事的不是文学的“外部研究”，而是文学的“内部研究”的话，档案与文学之间的关联就微乎其微，如，当我们用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对所谓的自足文本的内部进行“文本细读”时，档案对文学研究的影响几近于零。但是，由于我们从事的文学“外部研究”比较多，所以常常能够看到档案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有时，档案甚至会直接启发文学创作的灵感。例如，《悲惨世界》里冉阿让的创作灵感，来自警方档案里所记载的一桩刑事案例。同时，文学也为档案积累提供了重要“原料”。换言之，我们既不可小视档案与文学的关系，也不能过分夸大。本文专门研讨中国当代档案与当代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之所以选择“中国当代”这一时段，是因为它处于中国文学史上由“文学一体化”到“文学多元化”的急剧变化时期，此间的风起云涌，最能体现档案与文学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对文学研究而言，档案资料浩如烟海。作为客体，档案本身存在着是否完整、是否真实之类的问题。因此，档案工作者要不断对档案进行收集和编研。1956年，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里指出，具有“首要意义”之一的“档案资料”，对于发展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他勉励档案工作者要学司马迁，要做司马迁。历代“考据派”和“索引派”均看重收罗、辨析和评述文献档案资料。鲁迅历经数年，对中国古代小说史料进行辑佚、钩沉、考辩和评判，最终写出了具有奠基意义的《中国小说史略》。当代学人继承和发扬前人严谨治学的传统，认真辑佚史料，酷好博搜精考，苦中找乐，乐而不倦，“如陈子善发现史料的‘愉悦’，解志熙‘不期而遇’的惊喜，王凤看微缩胶卷摇阅器摇得‘手酸目倦’之后终于‘逮着’史料的心满意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河南大学文学院刘涛教授长期“泡”在故纸堆里，乐而忘返，多有建树，比如，在《胡风全集》出版后，他在一些报刊上找出了胡风佚诗和佚文20多首（篇）；又如，他在《冯雪峰文集》出版后，发现了冯雪峰佚诗和佚文9首（篇）。这些佚诗和佚文对于我们深入了解胡风和冯雪峰本人，乃至对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都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简言之，如果我们把这些佚文佚诗置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下，置于作家和诗人创作的整体框架中，就会从中解读出某些被有意或无意遮蔽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史问题，比如，通过它们的散佚与时代、政治、出版等外在因素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联，也许能够局部弥补、修正或拓展中国当代文学史版图。

二、档案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然而，并不见得每一件档案都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有用。下面，我们简略说一下，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档案的政治”使得档案出现的两种无效状况：“由于教育的不普及，文学对广大社会的深入程度浅之又浅，更由于传统社会的政治特质，档案记载的往往只是上层精英社会的视野范围，与历史万象的无限性相比，只能是挂一漏万。非但丰富的社会图像不能存活于档案世界，即使是人人侧目的上层政治舞台，余留下来的，也何尝不是残缺不全的‘故纸堆’呢？”其实，歪曲档案，有时是有意歪曲，有时是无意歪曲。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2017年6月9日《文艺报》发表《澄清有关话剧〈茶馆〉是如何诞生的讹传》。作者首先指出长期以来对老舍《茶馆》诞生的几种讹传，比如，说它是1956年8月写完的，它的初稿叫《一家代表》或《人民代表》；然后，作者澄清道：《茶馆》的前本叫《秦氏三兄弟》，四幕六场，完成于1957年春天。有误解，有歪曲，就有辩驳、有争鸣。2001年4月，冯骥才给《文学争鸣档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争鸣实录(1949—1999)》题词：“文学的争鸣史，实际上是社会思想史和艺术史最夺目或最刺耳的折射。尤其在当代中国文学的争鸣中，还有不少强加的因素，这也是它最无奈和沉重的一部分内容。因而说，文学的争鸣史是最深刻的文学史。”正本清源，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亟须处置的重要工作。在此过程中，我们应该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用理性的、科学的、档案的、文学的态度处置，切勿矫枉过正，以一种貌似新的“合法性”去暴力谴责、全盘否定旧的“合法性”。比歪曲档案更具险恶用心的是做“假档案”。1957年，批丁玲、冯雪峰等，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当代翻版。“在没有发现任何新事实、新证据、新证人和新理由的情况下，宣布将原结论改为：丁玲被捕后叛变，从南京回到陕北是敌人有计划派回来的”，同时还对其档案里的相关历史做了修改。

关于对丁玲档案作伪的相关内容，我们可以参阅汪洪编的《左右说丁玲》一书。在数不胜数的“假档案”里，最令世人震惊的是莫过于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欲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真相，我们可以阅读当代著名文学史家和传记文学作家李辉撰写的《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他在该书“本卷说明”里写道：“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自拙著发表以来，先后有一些涉及胡风冤案的回忆文章陆续发表，并披露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譬如、、周扬等人当时围绕该事件的来往信件、批示等。此次均予以选录，以使作品更为全面、准确、完整。”粉碎“”后，随着“拨乱反正”的大力推进，一大批冤假错案在真实档案面前得以平反昭雪，这既表明了党中央解放思想的决心，也显示了档案的力量，同时，彰显的是真档案正面的光明力量，而非“伪档案”负面的邪恶力量。以提出“知识考古学”而名闻遐迩的福柯说：“档案首先是那些可能被说出来的东西的规律，是支配作为特殊事件的陈述的系统”“是那些在陈述一事件的根源本身和在它赋予自身的躯体中，从一开始就确定着它的陈述性的系统的东西”。他希望努力突破原有的本质主义档案观、历史观和世界观，因为它们使得人类形成了一种不证自明、理所当然的集体无意识。他期盼大家把目光下移，注重那些非历史线性的、非宏大逻辑的日常档案、边缘档案及其日常史、边缘史。随着福柯这种理论的流行，一种新的集体无意识正在悄然形成。这也需要我们保持足够的清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海峡两岸还没有完成统一大业，致使一些档案分散开来，人们无法得到完整、全面的档案资料及信息，其中包括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有关的档案信息。所以，我们只能凭借现有档案里的有关信息对中国当代文学展开研究，可能给人见木不见林之感。

三、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成效

众所周知，档案具有机密性、机要性和政治性。早在1946年11月3日，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处理与保存密件的指示》明确指出，档案要“指定专人妥善携带”“绝对禁止无关人员来往和接近”。所以，我们要处理好档案保密与档案利用之间的关系，应先从管理层面和技术层面入手，开展多元化的档案服务，尤其是如何使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能最大限度地得到档案支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对档案和史料的倚重越来越明显，是“诗史互证”的体现。它也为档案的积累与编研，乃至馆藏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因当代文学与当代政治的复杂关系，使得中国当代文学的思潮、运动、论争比起以往的文学更加频繁、激烈。一些贯穿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老作家，随着学界的深入研究，其成果也为世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的、文学的档案。比如，2010年2月22日，国家公布的第三批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共30件，其中就有茅盾珍档——日记、回忆录、部分小说及书信、随笔等手稿。由于历史的、政治的、时空的诸多原因，长期以来，中国大陆档案工作者和文学研究者，对港澳台和海外华文文学处于陌生状态。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尤其是华文文学研究者，加大了对这一档案和文学领域的研究力度，取得了丰硕成果，比如，古远清、古继堂、流沙河、刘登瀚等人的研究成果。

四、结语

根据以上简略的梳理，我们应该明白，中国当代档案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之间具有较为密切的、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1993年2月4日，王蒙给《文学争鸣档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争鸣实录(1949—1999)》题词：“历史比一切雄辩更加雄辩，回顾当代文学的风云变幻的历史，回顾一次又一次的批评、批判、论争……我们当变得聪明一些清醒一些。温故而知新，有时候是知新之不新。我们已经学会了许多。我们虽然还做不到游刃有余，起码会珍重一种理性的从容。愿理性的精神、科学的精神与从容的风度有助于今后的文学事业。”笔者也希望，当代中国学人“以理性的精神，科学的精神与从容的风度”改进、推动和发展我国的档案事业。

作者：朱力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