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视阈中的文学地理学探讨范文

内容提要：曾大兴教授近期出版《文学地理学概论》一书，引起学界同仁强烈关注，在理论创设与研究方法上有着诸多精辟见解。其特点有三：一是“以我为主”之姿态，将“实证研究”作为其主要方法；二是“六经注我”之气概，将“理论创新”作为其发展路径；三是“中西融通”之视野，将“学科建设”作为未来面向。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不仅参与着中国社会发展、文学嬗变、文化转型和思想论争，而且与世界文学不断进行着对话，将在互动、互照、互释与互补中继续前行。《文学地理学概论》的出版是一个美好的开端，必将在促进世界文学地理学的发展以及建设本土化学科的过程中，发挥更多实质性、创造性的效用。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　；比较视阈　；实证研究；　理论创新；　学科建设

曾大兴教授集多年之思，对所从事的文学地理学的实证与理论研究做了一个总结，集大成于《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3月版）。此书一经问世，便引起学界同仁强烈关注，现已第三次印刷。此书是作者自2012年3月起在商务印书馆连续出版的第四本文学地理学专著，在理论创设与研究方法上有着诸多精辟见解，有必要加以细致阅读并进行再思考。总体而言，此书特点有三：一是“以我为主”之姿态，将“实证研究”作为其主要方法；二是“六经注我”之气概，将“理论创新”作为其发展路径；三是“中西融通”之理念，将“学科建设”作为未来面向。这三个特点，正是作者从事学术研究心路历程之重要体现。作者谈到自己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经历和体会时，有“从实证研究到学科建设”一说，[1]以此对应作者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三个十年”，或可对应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三个阶段”。相信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在与世界学术的不断对话中，将在相互促进之中继续前行；而文学地理学成为一门学科的理想，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实现。

一、“以我为主”之姿态：“实证研究”的方法

“实证研究”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常用方法之一。《文学地理学概论》是一本理论色彩很浓厚的著作，但是作者不是从理论到理论，而是从实证到理论。具体来讲，就是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一个结论，然后又通过大量的结论提炼出一个新的观点、新的概念或新的理论。作者首次总结、归纳的文学地理学的六个方法（即“系地法”“现地研究法”“空间分析法”“区域分异法”“区域比较法”“地理意象研究法”）①与“三个结合”（“田野调查与文献考证相结合”“地理分析与文学分析相结合”“文字表述与图表呈现相结合”）（15），均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而得出的。诚如作者所言：“中国学者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不仅是对作家、作品、地名、地理环境、地理景观、地理意象、地理空间等的研究带有浓厚的实证色彩，即便是对理论问题的探讨也带有不少实证研究的色彩。”（448）由此可见，“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在中国本土产生的新学科，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方法论上的启示，而这些方法的基础便是“实证研究”。

《文学地理学概论》一书，处处可见作者对中国古代名著、典籍以及今人论著的引证、参考、借鉴、归纳、审视与反思。作者认为文学地理学研究在中国已有2560年的历史，将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片断言说阶段”（前544—1905）。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三百》中的“十五国风”，到《左传》《礼记》《国语》《战国策》《荀子》《管子》《吕氏春秋》《山海经》等，再到两汉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魏晋南北朝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唐宋时期魏徵、朱熹、祝穆等的著作，均有涉及。二是“系统研究阶段”（1905—2011）。援引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等文章中的观点。三是“学科建设阶段”（2011—），其中多处引用杨义、梅新林、陶礼天、邹建军等现代学者关于文学地理学的论述。书中对于经史子集、历代学人著述中的精妙之思，可谓是多有引述而作为论证所需的证据、材料。作者认为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实证”：“中国学术有一个由来已久的‘征实’传统，也就是讲求实证。……中国学者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就有很浓厚的实证色彩。实证研究就是讲求证据，就是‘拿证据来’，一切靠证据说话。不是从一个观点推导出另一个观点，不是用演绎法，而是用归纳法。所有的观点都是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归纳出来的。”（448）作者作为一位著名的词学研究专家，[2]他的文学地理学研究确实受到“征实”传统的深刻熏陶，他的所有结论均是从实证研究中归纳而得之。在《文学地理学概论》第二章第三节“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关键要素”中，作者认为气候是影响文学的关键要素，这个观点并非凭空而设，而是经过反复论证与推敲而得。首先，有西方史料为证，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9世纪批评家斯达尔夫人的《论文学》以及其后丹纳的《艺术哲学》，均谈到气候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其次，有中国史料为证，南朝批评家刘勰《文心雕龙•物色》、钟嵘《诗品•序》等作品即有论证。第三，亦有中国古诗为证，如周朴《塞上曲》、朱庆余《岭南路》、李白《塞下曲》、《子夜吴歌•夏歌》等，说明气候的地域差异影响到文学内部景观的地域差异。又如第四章谈到文学作品地理空间建构的几种基本模式：“寒江独钓型”“重九登高型”“西窗剪烛型”“人面桃花型”等，是基于对柳宗元《江雪》、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李商隐《夜雨寄北》、崔护《过都城南庄》等唐诗中呈现的时空结构分析而得出。

《文学地理学概论》一书，注重宏观观照与个案阐释的相互结合。“宏观”之意义在于理论的整体凝视，“个案”之内涵在于典型案例之深入、深化；只有有了“宏观”的透视功能，方能深入到“个案”之探究；而超越了“个案”的深化之后，方能进入“宏观”之观照。此书注重“整体”与“个案”的两相交融：在第一章整体设计之后，一章一章的逐个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一个论点至少有三个以上的论据作为支撑；因而，“整体”与“个案”之间，相互贯通、相互阐释、相互补充、相互转化，从而能够有效交融并达到创新之境。作者在阐释“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时指出：“学术界关于文学家籍贯的考证成果虽然不少，但是并未完成对所有文学家籍贯的考证，因此我们在确定那些未经考证的文学家籍贯时，要尽量做到两点：一是把内证（即文学作品本身的叙述）和外证（即有关史料）结合起来，二是把文献考证与实地调查结合起来。要逐一进行细致的甄别，防止出现差错。”（92）对一位文学家籍贯的“考证”，并不是“孤证”研究，而是多方面、多维度、多层次的“考证”，讲究内部与外部研究的结合，既要考虑到文学作品中的叙述，也要考虑到相关史料的研究，除了这些文献资料的考证之外，还有必要到文学家的籍贯所在地进行实地调研，从作品到作家，再到作家所生活的地理环境，三位一体进行立体考察，最终才能完成对一位文学家籍贯所做的“考证”。这正是作者所强调的中国文学“征实”传统之体现，全书正是在此主旨之下反复思虑、考证、推敲，同时进行中与外的互释、古与今的链接，因而显得内容丰富，有理有据，不能不令人信服。作者在细致入微的“实证考据”之下，为文学地理学研究打下了坚韧牢固的根基，并跳出旧有的逻辑与框架，依据文学地理学发展的轨迹以及研究历史、现状等，创构出一个过去、现在、未来相链接的学科建设框架。作者之热情、执著、灵感与智慧亦不断从字里行间迸射出来，让我们洞悉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精神境界与学术追求，这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科学思维的体认方式。而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未来前景，亦将在与西方世界的持续对话中，获得一种新的生命、新的力量与新的意义。由是观之，作者对于这些有着深厚生命力的经典名著的深刻剖析，以及将之运用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其实是对一个民族精神内核的生动阐释，也是对一个民族文化命脉的把握与传承，其间始终洋溢着的是一种民族的智慧，一种本土文化的自信、自强与自立，以及一个民族内生生不息的活力。

二、“六经注我”之气概：“理论创新”的发展路径

自19世纪西学东渐以来，西方文化无孔不入地影响着中国文化，占据着中国的学术阵地，中国学者全盘引进西方的话语、概念、学科等，可以说是唯西方理论马首是瞻，导致中国本土文化丧失固有的思想原创力和理论把握的能力。而在全球化时代文化趋同的浪潮中，《文学地理学概论》建构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范式，以本土文化作为基础进行理论研究，其对于文学地理学研究历史进程的梳理与论述，不仅准确寻找到中国文化原创力的触发点，而且与现当代文论相链接，达成了新旧连接、中外贯通的新体系。作者在“自序”中有言：“本书从内容到体例都是我设计的”，“书中的多数概念和观点是我首次提出，全书的话语体系也是中国式的。内容、体例、多数的概念和观点，还有话语体系，这些能不能成立，均有待于专家和读者的评判，有待于时间的检验”（1—2）。作者对于文学地理学的未来发展亦有新的展望：“文学地理学就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一个学科，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创造’。这个学科建成了，就是中国对世界学术的一个贡献。”（31）《文学地理学概论》正是在此语境之下得以出版，极具创新意义：它是中国学界第一本系统性的文学地理学理论著作，是“文学地理学学科的一份独立宣言”，是“一份文学地理学学科的顶层设计”，也是“一部文学地理学的教科书”[3]。同时，它也是一部凝聚中国智慧与西方学术于一体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专著。

《文学地理学概论》的理论创新，来源于“自己设计自己”的理念。作者谈到自己如何走上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道路时说，他得益于1985年看到的雷祯孝先生的《人才学概论》，雷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提出“自己设计自己”的观点，此后一直启发着作者的学术思维，鼓励着他在学术道路上做前人所未做之事，自己设计自己的道路，自己安排自己的人生。[4]如今，作者集多年之功，身先士卒地设计了一份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宏伟蓝图。他说：“如果我们能够给予文学地理学一个准确的定位，再根据这个定位，做好它的顶层设计，然后根据顶层设计的要求，一步一步地去做，一步一步地努力前行，那么这个学科在中国建成，就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462）全书九个章节在全景式的透视之中，以“实证研究”作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宏大框架。该书有一个总体的研究思路。第一章“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定位”明确提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围绕这一总论，作者接着发问“‘文学地理学’究竟是什么？”“是一种研究方法，还是一种研究视野？或是一个学科？”（6）从而在此基础上确定其未来研究面向问题。第二到第六章，均在解答第一章“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问题：“地理环境只能通过文学家这个中介来影响文学，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表现和结果只能通过文学作品体现出来，文学只能通过文学接受者这个中介来影响地理环境，地理环境与文学相互作用的结果则是文学景观与文学区的出现。”（2）于此，分别形成“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文学扩散与接受”“文学景观”“文学区”等六章。第八章“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第九章“文学地理学批评”，归纳与总结了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附录“文学地理学学术史略”，更是详细梳理了中外文学地理学发展的历史，并阐述文学地理学研究在中国的特点及不足，以及文学地理学科在中国诞生的原因。此书在古今中外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基础上勾勒的宏伟蓝图，确是中外学界所从未有过的，可以说开辟出了一片沃土，而后来学者将会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文学地理学概论》的理论创新，也得自于“六经注我”之气概。作者还谈到雷祯孝先生影响他的另一个观点：“不要总是讲孔夫子怎么说，黑格尔怎么说，关键要看你自己怎么说。”作者认为，雷先生的这个观点用中国古人的话来讲，就是不要满足于“我注六经”，而要做到“六经注我”。也就是说，要善于利用古今中外的知识成果，在学术上有新的建树。[5]《文学地理学概论》中确有一种“六经注我”之宏大气概。主要体现在中西融通视野之上，其论证是在中西文化的比较视阈之中进行，在论及某一观点时首先谈及在中国的研究状况，同时结合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对比分析，并且在批判反思之中得出自己的结论。如在谈到文学接受的地域差异时，不仅谈到古代战国时期荀况对于“雅言”的理解，更联系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以及德国哲学家康德《自然地理学》中关于“鉴赏的偏离”的观念。随后又以屈原作品在汉代的接受情况为例，刘安、刘向、扬雄、王逸等南方学者对屈原作品的评价很高，而在北方的评价则有褒有贬，班彪、班固对此不以为然，司马迁、贾谊则同情与赞美之。作者由此得出结论：“文学接受的地域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最好不要发生如康德所讲的‘鉴赏的偏离’。‘鉴赏的偏离’即‘鉴赏的偏见’。班彪、班固父子对屈原作品的评价，就是一种‘鉴赏的偏离’。如何消除这种偏离？最好的办法就是像司马迁、贾谊那样，亲自到作品产生的地方进行田野调查，亲身感受作者写作该作品的地理环境。”（228）由此可见，其文字有中国也有西方，有古代也有当下，有引用也有说明，有议论也有论述，有接受也有批判，有抒怀亦有期盼，常常引经据典、议论风发、文采斐然乃至气势磅礴。作者对于文学地理学学科的构想，其可贵之处就在于有自我之立场，在于细探精髓，在于疏通经络，在于贯通古今、连接中西，并在历史对证、文化对证、逻辑对证和生命对证中，形成颇具根基、颇具深度、颇具活力和魅力的学理及话语建构。《文学地理学概论》正是得益于“自己设计自己”的理念而诞生。作者在中西跨文化比较之中以中国文化作为主导，以此反思自我民族文化的优劣，并将西方文化中的精华为我所用。诚如学者言：“在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中国的诗学研究要有大气象、大智慧，只有加上中国的、东方的文学经验，才能形成多元共构的世界性系统。”[6]此言有理，只有深度开掘中国文化中最深层次的智慧，并在与西方文化互证、互释、互补、互通之中，才能转化成自我乃至世界永恒的精神智慧财富。曾大兴教授所做的，就是以中国文化作为主体，将具有东方神韵的丰沛智慧注入到人类的总体智慧之中，其中所体现的“六经注我”之气概可见一斑。于是，文学地理学才会具有古今贯通之现代品格，才会涵蕴中外共享之世界价值，因此而执著于走向世界文化之林。

三、“中西融通”之视野：“学科建设”的未来面向

曾大兴教授以文学地理的角度为我们开启了文学研究的另一扇窗户，展示了又一方更为开阔高邈的天地。他执著于在学术园地进行踏实、细致的统计工作，沉潜于系统的、哲理的分析，解开了一个又一个文学与地理之谜。文学研究已然成为他的一项虔诚的事业，其生命意识与学术世界已经融为一体，其倾尽心血执着于打通中西文化之命脉，并将其内在的灵魂与精神流注于字里行间。因此，他对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倡导和推动是积极的，热情的，极其务实的，包括《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气候、物候与文学——以文学家生命意识为路径》在内的诸多著作，均是其脚踏实地、铢积寸累的研究力作。跨世纪以来，曾大兴提出了众多命题，如“建设与文学史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气候影响文学”等，都是全球化语境之下中国文化现实生存的宏大课题，他在系统查阅中外文献信息以及进行专业性分析之时，始终保持着一种丰盈充沛的学术生命力，保存着一位虔诚学者对于文学的丰富、高洁的想象力。作者葆有激情、极富创意地进行系统研究与学术设计：“2011年4月19日，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文学版）发表了《建设与‘文学史学’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一文。该文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任务和发展目标等，作了一个初步的界定。”（405）他为着一个宏伟的蓝图而不懈奋进：“把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使它成为从属于文学这个一级学科的可以和文学史双峰并峙的二级学科，是我多年来的一个愿望。我之前所做的一切实证性研究，包括对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的考察，对文学作品的地域性与空间结构的考察，对文学与地理环境之关系的考察，还有对文学景观的考察等等，都是在为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做准备。”[7]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设势在必行：“文学地理学的方法的成熟，有待于文学地理学学科的顶层设计与整体建设。”（9）正是基于这种聪慧、睿智、长远的认识，作者一直在为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设而苦苦追寻着、思索着、运作着，前期为此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与田野调查等工作。这种设想并不是空穴来风，并不是凭空想象，而是集中了中国的诗性智慧与西方的文化素养，并立足于当下的文化视野和理论高度，同时又返回到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而得出；其中既有一个高瞻远瞩的理论视野，又有着作者自我的切身领悟。

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为什么势在必行？为此，作者细致分析了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特点：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在世界上是最早的，研究成果是最多的，注重实证研究，已形成多学科参与的格局，青年学者成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主力军。他认为文学地理学学科不在西方而在中国诞生，其原因在于：一是中国的疆域广大，二是有博大深邃的思想背景，三是中国学人天人合一、时空交融的境界追求，四是有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学者在从事研究，五是中西方的不同文学创作观念与文学批评观念所致。（447—462）作者正是在中西文化的双向交融之中，对纷繁复杂的现象、材料加以条理清晰地梳理、挖掘和深刻剖析，纵贯古今而取精用宏，努力追问和推究其中隐藏的深层意义，从而推导出自己的结论。作者对此有着美好期待：“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建设过程，就成了与世界学术交流、碰撞的过程。通过交流、碰撞，把已有的学术成果和学科建设信息传播出去，这也是对世界学术的一个贡献。”（31）《文学地理学概论》这本书，有一个完好的顶层设计，体现了一种前无古人的雄韬伟略，集中了经史子集、历代文人学者著述中的嘉慧菁华之思，且贯通“古今”、连通“中西”、接通“内外”，可以说是作者用生命与意志所做出的“文学地理之学”，作者身体力行地带领着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同仁们在此条道路上努力探索、不断实践，相信文学地理学学科在不久的将来终会建成。

《文学地理学概论》实在是一部难得的中西融通之原创作品。诚如高旭东教授所言：“文化对话的重要性、文化比较反省的重要性，在我们当下显得尤其重要。也就是说，各大民族要想彼此沟通，彼此了解，彼此达成谅解，就必须进行比较反省，相互取长补短，进行融会，而不是互相冲突对立。”[8]《文学地理学概论》正是与西方文化密切进行对话的结果，并不是固执于自我文化的传统，更没有对西方文化全盘接受，而是在对中西文化进行宏观的比较、总体的把握以及深刻的反思基础上进行。因此，它是一部开创性的理论之作，学者评价：“《文学地理学概论》作为一部开创性的文学地理学导论性质的著作，涵盖了文学地理学的主要的、基本的研究领域，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9]“此书是对文学地理学学科做通盘考虑的第一书，这对于一个尚在建设中的学科具有突破性意义。”[10]它是一部实践性的理论之作：“如果实证研究不充分，学术基础不扎实，文学地理学学科是建不起来的。这个道理就像建房子。如果地基不夯实，建筑材料准备得不充足，房子是没法建起来的。”[11]它是一部具有人文关切的理论之作：“文学地理学研究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可以恢复人们对于大自然的记忆，帮助人们重建与大自然的联系，培养人们对于大自然的亲和感，进而达到保护大自然的目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文学与人文环境的关系，可以启发人们对于现实人文环境的思考，唤起人们改善现实人文环境、优化现实人文环境的热情；文学地理学研究文学地理景观，则可以为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重要的参考，甚至直接参与地方文化的建构。”（459）它更是一部开放性的理论之作，指示着未来之光明前景，诚如作者所言：“这本书虽说是集中了我多年来关于文学地理学的思考，是我多年来从事文学地理学的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一个总结，但是说到写作的初衷，乃是为了提供一个供大家讨论的文本。我相信有了这本书，今后就会有第二本、第三本，而且一本比一本好。”（1）有学者预言：“《文学地理学概论》在填补中国文学地理学界概论类著作空白的同时，也必将引发一轮文学地理学各分支学科教材写作的高潮。”[12]于此确信，《文学地理学概论》只是一个美好的开端，它的独探玄珠，它的广博识见，它的灵感智慧，它的气韵流贯，它的高远追求，它的精神气场，必将在促进世界文学地理学的发展以及建立本土化学科的过程中，发挥更多实质性、创造性的效用。

不可不联系作者的《气候、物候与文学——以文学家生命意识为路径》（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一书，朱寿桐教授评价说：“他极富创意地进行‘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的学术设计与系统研究。我知道这是一个绝对前沿性的课题，那时候的学者正在被大而无当的文化研究所激发，很少人像他这样踏踏实实地从一个具体的文化（文化地理）视角别致地打开，细致地统计，潜沉地分析，试图解开中国文学的地域差异之谜。他是一个将文学的文化研究落到实处的实干专家，当然也是集诗学研究、史学研究与文化地理学研究为一体的实力派学者。”[13]其中所言之“踏踏实实”“细致”“潜沉”“实干”“实力派”等关键词，正是作者身上所具有的优秀品格。而《文学地理学概论》体现的创新精神、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亦是此种精神之再延伸，可见作者为人之热情、真诚、博厚、豁达，为学之勤奋、严谨、敏锐、通达，自始至终是一致的。作者深刻把握了中国文化智慧之命脉，并在中西文化比较视野里进行审视与反思，于此，《文学地理学概论》可谓是另一部博学、深思、严谨的原创性著述，其以“实证研究”作为基础，以“理论创新”作为发展路径，以“学科建设”作为未来面向。其中不仅对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历史进行了回顾，而且也明确了其未来发展的方向；不仅激活和培育了一种自主创新的原创能量，而且在现代世界的视野中有着一种精深浑厚的文化底气和民族自信力。在此过程中，作者始终坚守中国文化之立场，借助西方文化这一他者为镜来观照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坚信中国文化有着优秀博厚的现代价值，甚至具有西方文化取之不尽的资源，这就是文学地理学学科为什么只会在中国而不是在西方诞生的重要原因。全书淋漓酣畅之文气，风发灵动之议论，诗意盎然之抒怀，殊堪可感！其中浸润着的严谨而豁达的治学理念、哲理精微的生命体验，追求学术之真精神、真价值的人格魅力，以及对于未来学术走向的卓越性预见，不能不令人感佩之至！

作者：杜雪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