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选择的困惑及光芒范文

摘要：卡勒德·胡赛尼的小说《追风筝的人》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主人公阿米尔和他的仆人之间的故事。小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小说所蕴藏的伦理内涵。文章以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为依据，分析主人公阿米尔在人生三个不同时期所做出的伦理选择，阐释阿米尔一步步弃恶向善的道德之路。文章认为，主人公阿米尔的每一次伦理选择都为其后来的情感煎熬、道德升华做出了伦理铺垫，也揭示了“罪恶与惩罚”“行善与救赎”的伦理意义。小说也借此实现了文学文本劝人弃恶扬善的教诲意义。

关键词：《追风筝的人》；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伦理环境

卡勒德·胡赛尼是美籍阿富汗作家，1965年出生于阿富汗的喀布尔。1980年，胡赛尼一家移民到了美国加州的圣荷西。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一篇塔利班禁止市民放风筝的报道，勾起了他对儿时生活的回忆，从而成为他文学创作的题材。2001年，胡赛尼将自己写的故事补充为一部完整的小说，取名为《追风筝的人》。故事讲述了两个阿富汗男孩之间的友谊、背叛与救赎。小说中的这个家庭，是阿富汗社会的一个缩影。透过小说，读者可以看到阿富汗的民族伦理观、社会阶级伦理观以及家庭伦理观。两位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主人公来自两个不同的民族，他们之间的等级划分和冲突无疑象征着阿富汗社会的两个民族之间深深的渊源。主人公阿米尔来自阿富汗的主体民族———普什图族，哈桑则是哈扎拉族。深深的民族阶级伦理观已然印在尚是孩童的阿米尔心中，哈桑的出身也为他后来无可奈何的悲剧命运做了铺垫。小说从幼年时期的两人开始描述，看似讲述了两个少年的成长过程、经历与遭遇，实则反映的是整个阿富汗社会的风貌、民族之间的爱恨纠葛。主人公阿米尔自身的成长也折射出两个民族在复杂的历史社会根源下，努力挣扎前行的脚步。小说中，父亲的挚友———拉辛汗召唤他踏上“再次成为好人的路”①，正是这种努力的象征。小说情节构造巧妙、人物性格饱满，加之用英语书写了温情脉脉的阿富汗，所有的这些因素使得小说在引起欧美学术界的关注的同时，也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研究的热潮。张金艳②从叙事学的角度解读了小说并认为，《追风筝的人》所呈现出的叙事效果符合弗兰克提出的三个侧面———语言、结构和读者感知，完美地突出了小说“罪恶与救赎”的主题。郑素华③用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结构理论解读了主人公阿米尔从背叛走上救赎的心理历程。黄莹①研究了这部小说中的众多意向，如风筝意向、石榴树意向、弹弓意向以及兔唇意向，她认为，这些意向具有文化隐喻性以及叙事功能。郭巧懿②从认知诗学的角度分析了小说的主题，认为这是一部触动人性的成长小说，它生动地再现了人性的残酷与温暖。由此可见，小说从多方位、多角度引起读者、学者们的共鸣。仔细阅读《追风筝的人》，不难发现，这部作品饱含伦理蕴意，它不仅仅是作者娓娓道来的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而且具有深刻的教诲意义。因此，本文旨在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出发，通过解读阿米尔在三个时期不同的伦理选择，论证小说劝善惩恶的教诲功能。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从伦理视角认识文学的伦理本质和教诲功能，并在此基础上阅读、分析和阐释文学的批评方法。”③小说中，阿米尔与哈桑的感情是贯穿全书的情感主线，也是全书的伦理主线。阿米尔经历的两次重大事件构成了小说的两个伦理节。这两个伦理节将阿米尔的人生分为了三个时期：道德摇曳期、道德折磨期以及自我救赎期。作者认为，主人公阿米尔在每个时期做出的伦理选择并非偶然，而是在具体的伦理环境下做出的符合其伦理身份的选择。主人公所做出的每一次伦理选择，都为其成长做出了最好的铺垫。正是这些伦理选择，推动着他在“恶”与“善”之间的转变，最终完成了其道德升华。

一、道德摇曳期

文学与伦理之间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伦理因素在文学作品的产生、表达，以及对人类行为的导向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④伦理因素不但广泛存在于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同时也在人与人的交往之间起着最重要的作用。⑤西方伦理批评的兴起、衰退、再兴起的过程也都见证了文学与伦理之间的不解之缘。我国学者聂珍钊教授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沃土上创立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体系的。该理论体系吸纳了西方伦理学批评的精华，同时也传承了我国的道德批判传统。⑥它有自己的话语批评体系，属于方法论范畴。它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⑦在《追风筝的人》中，主人公阿米尔对哈桑一直充满着各种情感纠结，这些复杂的情绪发于道德，却不止于道德，这正是伦理情节。如上文所述，阿米尔的人生有两个重大事件，即两个伦理节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道德摇曳期：主要指阿米尔的幼年、少年时期，直至他目睹哈桑被阿塞夫强奸之前。这个时期，他与哈桑一起长大。一方面，与其情同手足；另一方面，由于他年幼丧母，一心想独占父爱，因而对哈桑充满了排斥之情。要解析阿米尔复杂的内心，笔者认为，应该从他所处的伦理环境入手。伦理环境是人物伦理选择的决定因素之一。小说中，宗教因素和家庭伦理观都构成了阿米尔成长的伦理环境。伦理环境则帮助读者认识到文学人物的复杂性以及其内心的多面性。而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为复杂的文学现象的解读提供新的方法和多重声音。”⑧通读小说，不难发现，阿米尔内心的纠结与煎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成长的伦理环境。Shamel认为，在卡勒德的小说中，民族关系和宗教信仰问题是造成当前阿富汗社会不公平现象以及社会心理失衡问题的主要根源①。普什图族是阿富汗的主体民族，处于统治地位，属于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哈扎拉族是蒙古人的后裔，人数较少，属于伊斯兰教的什叶派。由于历史与宗教等方面的原因，哈扎拉民族在阿富汗成为一个“异质而孱弱的民族”②，遭到普什图人的歧视和迫害。小说中，出身于普什图族的阿米尔虽与哈扎拉族的哈桑一起长大，但是其内心深处，也隐藏着一份普什图族的骄傲以及对哈扎拉族的歧视。另外，阿米尔出于对他们父子之间的伦理亲情的渴望与维护，他将哈桑视作与他争夺父爱的对手。这种相依相斥的摇曳之情是在家庭伦理和民族伦理关系的双重作用下的结果。阿富汗地处交通要塞，注定了这里一直是战火纷飞的必争之地。普什图族人是在战火中历练的民族，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建立了近代的阿富汗国家。由于长期战争的原因，普什图族人崇尚武力、以武为荣，并且仰仗部落、家族，造就了他们极为强烈的家庭观念。

阿米尔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普什图族人，“身材高大、孔武有力”，曾经“赤手空拳和一只黑熊搏斗”，是那种“让魔鬼跪地求饶”的勇士。然而，阿米尔却没有继承父亲的勇武，他不喜欢舞枪弄剑，不喜欢足球比赛，甚至在别的孩子抢他的玩具时，他都无力反抗。相比于武力，他更加醉心于文字之美。父子之间的强烈反差使得其父亲无比懊恼。他黯然神伤，并且对阿米尔在文字方面的天赋不以为然，有的时候甚至还表现冷淡。在一次跟拉辛汗的谈话中，父亲对阿米尔懦弱的性格表示了强烈的担心和失望。这种日渐疏离的父子关系深深地刺痛着阿米尔，他开始嗅出了自己性格中的卑劣。当拉辛汗对父亲说阿米尔至少性格中并不存在常人眼里的某些缺陷时，他认为，“拉辛汗错了”。尽管父亲对他很失望，但在阿米尔的生活里，父亲就是他生活的全部。他对父亲的崇拜和依赖，不仅仅因为父子的伦理身份，也在无形中受到了传统的普什图族的道德规范标准的影响。父亲是高高在上的英雄，又是抱他在怀里的慈父。他想独占父亲所有的爱，却发现哈桑在默默地分走父亲的关爱，成为他和父亲之间似乎永远跨不过、绕不开的障碍。在这种伦理环境中，阿米尔内心深处所重视的伦理身份并未得到认同，此时，他做出的伦理选择是对哈桑的排斥。尽管与哈桑朝夕相处、感情笃深，但他内心深处并没有把哈桑当作朋友。他开始费尽心思地排挤哈桑，不惜撒谎、隐瞒等手段，这表面看似是小孩子们争宠的小把戏，实则包含了阿米尔那份渴望得到伦理认同的执念。他嫉妒父亲请医生为哈桑治疗兔唇，甚至“诅咒”自己能身患某种残疾以博得父亲的怜悯。这份伦理之内的父爱正在慢慢腐蚀着他的心灵，扭曲了他的伦理道德观，为日后两位主人公各自的悲剧命运埋下了祸根。此外，在小说中，宗教信仰不同所导致的民族歧视也时常可见。例如，当阿米尔将有关哈扎拉人的历史那一章节指给老师看时，老师对之嗤之以鼻，“提到什叶派这个词的时候，他皱了皱鼻子，仿佛是某种疾病”。街道上也经常有较大一些的孩子用语言来奚落哈桑，称他为“塌鼻子的巴巴鲁”。可见，社会的主流思潮也处处渗透着主体民族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因此，在阿米尔的成长过程中，父子之间的微妙关系激发了阿米尔对自己伦理身份认同的渴望。而来自学校、社会的民族阶级伦理观则帮助他完成了心里铺垫。“我是普什图人，他是哈扎拉人，我是逊尼派，他是什叶派，这些没有什么能改变得了。”根深蒂固的宗教伦理观念左右着青少年时期的阿米尔对哈桑的感情。这种在道德情感上的摇曳之情以及自己性格中的卑劣进一步将阿米尔推向了“道德堕落”的深渊。在此时期，哈桑的善良和忠诚也无法唤醒执迷的阿米尔。小说撼动人心之处在于，人物的成长和变化扎根于其所处的伦理环境，人物的命运则沿着小说的伦理主线一步一步向前推进，这样，小说情节的展开自然、真实、细腻。

二、道德折磨期

在经历了道德摇摆不定之后，阿米尔进入了饱受道德折磨的人生阶段。这一时期是指强奸悲剧发生后直至他决定回国面对之前罪过的二十多年的这段时间。在此期间，阿米尔的内心饱受道德的折磨。青少年时期的情感基础为阿米尔后来的背叛埋下了伏笔。阿米尔十二岁那年，发生在小巷中的那场强奸事件将阿米尔和哈桑的人生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形成了小说的第一个伦理节。哈桑为了替阿米尔追回最后掉落的那只风筝，在小巷里被恶霸少年阿塞夫强奸，随后赶到的阿米尔目睹了这一切。此时，阿米尔的面前放着两条道路、两个道德选项：勇敢地为哈桑挺身而出或者懦弱地看着哈桑遭人凌辱。聂珍钊认为，伦理选择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伦理选择指的是通过伦理选择达到个人的道德成熟和完善；另一方面，指对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道德选项，选择不同则结果不同。”①阿米尔在此情此景中所面临的选择，就犹如命运在他面前为他设定好的岔路一般。如果选择了前者，他和哈桑的未来也许会是另一番景象，但阿米尔却选择了后者，将自己和哈桑都推入了命运的深渊。然而，阿米尔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非常复杂，可以说这是阿米尔身上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博弈的过程。“我眨眨眼，看见自己依旧咬着拳头，咬得很紧，从指节间渗出血来。我意识到还有别的东西。我在流泪”。阿米尔的挣扎跃然纸上，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天生善良但性格却懦弱的男孩。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从小到大的玩伴遭此惨祸，却不敢上前阻止，因而在痛苦中挣扎。在这样的伦理选项面前，阿米尔使自己陷入了伦理两难的困境，他无法说服自己上前阻止，但内心又充满了深深的自责，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不耻。从那一刻开始，他心灵上的煎熬和折磨从未停止过。读者在这里看到的阿米尔，虽然不是罪恶的“主犯”，但无疑也是哈桑悲剧命运的另一个推动者。然而，在惨剧之后，阿米尔还有弥补的机会。如果他选择将这件事情告诉父亲，并勇敢地承认自己的不作为，父亲或许可以为哈桑讨回公道，而他也许不会因此折磨自己的后半生。可是，阿米尔并没有选择在这个时期做出补救，而是一直陷在自责与胆怯中无法自拔。他疏远哈桑，尽量不与他交流。反倒是哈桑，这个为他受了凌辱却还忠心耿耿的仆人、朋友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待他。在他意识到阿米尔疏远自己的时候，甚至还祈求阿米尔原谅他。最后，阿米尔在痛苦的道德折磨中，再次做出了自认为能解决其内心苦恼的选择。他设计逼走了哈桑父子，希望以此来忘掉这件事。如果用单纯的道德批判的标准去衡量，阿米尔可谓道德败坏：他见死不救，设计害人，背叛朋友等等。可是，当我们再次回到阿米尔所处的伦理环境中，不难发现，阿米尔依旧是那个年幼丧母、性格内向、极端渴望父爱的孩子。

从小在父亲的光环下无忧无虑地成长，甚至连抢玩具都不敢抢的一个孩子，在面对那种惨剧的情况下，他的沉默不语也不难理解。并且，哈桑为他追回的那只风筝从某种程度上确实改善了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爸爸紧紧抱着我，不断抚摸我的后背。在他怀里，我忘了自己的所作所为。那感觉真好”。童年时期的伦理观念“恰到好处”地跳了出来，指引着阿米尔的伦理道德观。阿米尔依旧是那个无助的孩子，一个用尽最后一丝道德挣扎企图夺回父爱的孩子。“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免费的。为了赢回爸爸，也许哈桑只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我必须宰割的羔羊。这是个公平的代价吗？我还来不及抑制，答案就从意识中冒出来：他只是个哈扎拉人，不是吗？”如果仅从道德立场出发，这时读者看到的阿米尔似乎丧失了理智，变得不择手段，嫉妒像魔鬼一样吞噬了他。但当我们回到他所处的伦理环境中，这样的判断未免太过简单。樊星、雷登辉②认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一个鲜明的特征是其源于道德批评，同时，又超越了简单的道德批评，将文学中诸多伦理因素综合考虑，最大程度地避免了道德批评的主观性和二元对立性。同时，“文学批评必须超越单凭个人好恶的最主观的判断。”③这样有助于读者挣脱非黑即白的道德框架和束缚，使得人物更加真实饱满。读者看到的不再是单纯的“好人”与“坏人”之分，而是一个个在独特伦理环境中不断做出伦理选择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因此，阿米尔在此做出的伦理选择并不能简单地理解是对朋友的背叛和友谊的背叛，而是在特定伦理环境下做出的一个导致后来灾难发生的伦理选择。文学伦理学的观点认为，在人的身上共存着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人性因子即伦理意识，能够促使人分辨善恶的意识；而兽性因子则是“人在进化过程中的动物本能的残留”①。它不受理性的控制，展现出人性中最原始的兽性。此时，阿米尔对哈桑的背叛，是在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博弈后，兽性因子占了上风的结果。一个父亲在孩子心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一份隐藏在内心深处不可撼动的民族、宗教的偏见都让阿米尔的兽性因子在此占了上风。也正是这种不平等的观念最终使他下定决心———背叛了哈桑。“一旦伦理的天平开始倾斜，精神世界便失去了支点。”②此时的阿米尔，丧失了理智、丧失了伦理判断，再一次做出了一个让他后半生都无法释怀的错误选择。由此可见，当我们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去分析，阿米尔只是一个有着一颗善良柔弱的心，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做出了错误的伦理选择的孩子。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然而，同样是对“恶”的再次选择，这将阿米尔推向了“罚”的深渊。

三、自我救赎期

第三个时期是阿米尔的自我救赎期。在这个时期，他得知了哈桑的真实身份，并且决心弥补父亲和自己当年的错误。在阿米尔设计逼走了哈桑之后不久，祖国阿富汗陷入了战火，他和爸爸被迫离开祖国，逃往美国。阿米尔的生活环境看似由阿富汗转变到了美国，然而，他和父亲在美国的生活依旧没有离开自己的同胞。刚到美国不久，爸爸找到了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在一个阿富汗人开的加油站里当助理。在阿米尔高中毕业的那天，父亲带他去一家阿富汗餐厅庆祝。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父子俩每逢周末都要去圣何塞阿富汗人的跳蚤市场。他后来所娶的妻子也是自己的同胞。这一切为他们搭建了阿富汗文化的伦理环境。阿米尔本想带着自己的秘密，在这个远离故国的新国度，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在他眼里，“美国是河流，奔腾前进。往事无人提起。我可以蹚进这条大川，让自己的罪恶沉在最深处，让流水把我带往远方，带往没有鬼魂、没有往事、没有罪恶的远方”。可见，罪恶感与他如影随形，从未远离，这使他一直背负着良心债。一方面，阿米尔性格中的人性因子逐渐占了上风。另一方面，他依旧身处故国同胞之中，伦理身份并未发生太大的转变。他依旧是那个非常重视家庭伦理的阿富汗少年，只要他对父亲的依赖感存在一天，他对哈桑的负罪感就永远不会消失。阿米尔最终决定走上“再次成为好人的路”是在他接到父亲挚友拉辛汗的电话之后的事情。阿米尔从美国重回阿富汗，故土情怀依旧牵动着他。回到故土，伦理环境更加真切地被重现，为他最终做出正确伦理选择做了伦理铺垫。风烛残年、疾病缠身的拉辛汗其实早已知道阿米尔心中的秘密，也了解他善良的性格。最重要的是，他心里还藏着一个阿米尔家族的重大秘密，关于哈桑的身世，关于哈桑与阿米尔的兄弟血缘。哈桑是阿米尔同父异母的兄弟，是阿米尔的父亲与他家仆人的老婆的孩子。但是，哈桑已遭塔利班的毒手，哈桑的儿子索拉博也已被当年强奸哈桑并且此时已加入塔利班的阿塞夫所控制。拉辛汗之所以抖出这个深藏多年的秘密，其用意是希望阿米尔去解救哈桑唯一的骨血。同时，他也希望阿米尔借此机会来弥补他与他父亲当年所犯下的罪恶。上文提到，普什图族人民非常重视家庭关系，认为血缘最重要。在阿米尔夫妇想领养孩子时，他的岳父立刻表达了疑虑：“我的孩子，关于收养……这件事，我不知道对我们阿富汗人来说是否合适”。家庭血脉观念在普什图族人心中根深蒂固、无法撼动。而当阿米尔得知这一消息时，震撼他内心的不仅仅是道德观念，也不仅仅是一直以来父亲高大形象的轰然倒塌，更深层的原因，是不可接受父亲违背了家庭伦理这个现实。此处为小说的第二个重要的伦理节。“在我葬了他十五年之后，我得知爸爸曾经是一个贼！还是最坏的那种，因为他偷走的东西非常神圣：于我而言，是得知我有兄弟的权利；对哈桑来说，是他的身份。”在这种根植于普什图族人心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家庭伦理观念的驱动下，阿米尔踏上了解救哈桑之子、他的亲侄子———索拉博的路。自此，阿米尔解开了他的心结，走出了困扰他多年的伦理困惑，从而做出了正确的伦理选择。在他的伦理意识里，向善的念头帮他拨开了心里的迷雾。他的伦理成长和伦理选择也映射出阿富汗人民内心对和谐的民族伦理观的认同及渴望。此时，阿米尔做出的伦理选择不再具有两面性，对他而言，这是不二的选择。虽然他内心依旧有惶恐、有胆怯，但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坚持了自己的选择。虽然解救索拉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但最终的结局令人欣慰。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阿米尔的“罪恶与惩罚”“行善与救赎”得到了最好的阐释。他为自己犯下的罪恶深感不安，他把和妻子的不孕不育以及后来险些命丧阿塞夫的铁拳之下都看作是对自己罪行的惩罚。而他“再次成为好人”之旅虽布满荆棘，但在经历了身心双方面的洗礼磨炼之后，最终让他达成了道德上的成熟和完善。在饱受折磨二十多年之后，他对“善行”的选择才是真正能够洗去他罪恶的做法。回家之后，他对索拉博的身世没有讳莫如深，更没有试图掩盖父亲曾经犯下的错误，而是大方地承认了他与索拉博的血缘纽带关系，并且要求家人也不要替他们的错误有任何的遮掩。此时，读者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阿米尔，他不再是那个胆小懦弱的富家少爷，而是父亲心中典型的勇士。小说的结尾处，作者用索拉博嘴角的一丝微微翘起的微笑象征着阿米尔对自己的救赎。这也揭示了作者通过阿米尔的恶行来警戒世人、又通过他的向善来劝导世人的意图。

四、结语

卡勒德·胡赛尼通过主人公阿米尔在人生三个时期中所做出的伦理选择给我们展示了“恶”与“善”并非二元对立这个道理。作品中，这三个时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阿米尔的伦理选择作为推动力朝前发展的。从阿米尔的挣扎与成长经历可以看出，善与恶，不再是简单的道德标签，“善人”可以为恶，而“恶人”亦可向善。从文学伦理学的视角出发，不难发现，卡勒德·胡赛尼借助阿米尔的伦理选择为读者揭示了善与恶之间的伦理辩证关系，完美地体现了文学文本劝善惩恶的教诲意义。

作者：李一晖 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