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俗学的教育价值范文

《中国文化研究杂志》2014年第一期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中国现代民俗学在学科创立之初，即与文艺学、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教育学等学科建立了密切联系。在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轫和奠基时期，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共同参与到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建设中，周作人、江绍原、顾颉刚等人的研究成果，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多学科参与一方面拓展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理论视野，另一方面也促使中国现代民俗学者在研究中始终保持着跨学科意识，面对复杂的民众生活现象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而不断产生新的学术增长点。1927年11月，顾颉刚在其领导的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内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俗学会。当时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除“语言”和“历史”外，还设有“考古”、“民俗”等科目。1928年，顾颉刚主编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简称《中大周刊》)，后来又出版了《民俗》周刊，这些早期活动体现了中国现代民俗学与语言学、历史学的天然联系。①顾颉刚在20世纪20年代所撰写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亦成为民俗学与历史学跨学科研究的典范。而顾颉刚等人在北京妙峰山所做的实地调查，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更具开创意义。妙峰山调查使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民众的智慧和力量;同时也认识到对于民间习俗是不能简单地用“迷信”二字去评价的。此次调查亦使中国现代学者开始摆脱西方学界特别是英国人类学派的影响，更加主动接近民众的生活，了解民众的思想行为，进而为普及教育、改革社会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而努力。②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民俗学者搜集研究资料的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田野作业的方法，也称实地调查法———兼及区域调查法和参与调查法;二是文献学的方法;三是将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即专业操作的技术性方法。③在上述方法中，将历史文献、田野调查及民间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既不同于人类学者的田野作业，也不同于历史学者的文献研究，而是从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出发，将不同资料进行参照对比，使之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综合性研究方法。对现代民俗学者来说，“将历史文献中的民俗记载、民俗文体文献和田野资料共同搜集，整体研究”，是对传统研究的挑战，也是理论和方法上的突破。④对上述资料、方法的综合运用，体现了中国现代民俗学致力于文化整体研究的学科理念，也凸显了民俗学的学科特色。

中国现代民俗学在早期研究中，曾深刻地受到英国人类学派———如安德留•兰的神话学、哈特兰德的民间故事学等方面的影响，后来也受到过法国社会学派和日本民俗学的影响。对此，钟敬文曾称之为“描红格子”。⑤随着学术思想的成熟，中国民俗学者也在不断探索建立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理论构架、资料系统与研究方法。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本土的民族文化，这一点与西方人类学、民族学有很大不同。钟敬文在晚年著述中多次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学术，固然需要相互借鉴，但更重要的是“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要在坚持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的前提下，更好地借鉴外国有益的学术成果”。⑥借鉴外来理论并不意味着削弱本学科的独立性，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要坚持学术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这些观点至今仍有警示意义。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虽以本土的民俗民间文化为主，但其学术视野却是国际性的。二十世纪初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与激荡这一独特历史背景，使中国现代民俗学在创立之初即具有一种跨文化的视野。重视同国际学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一个传统。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民俗学会在杭州开展民俗学活动期间，就与国际学界加强了交往，除了邀请国外学者在中国的民间文艺刊物上，同来访的国外民俗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并合作撰写研究专著外，“还经常在期刊杂志上报道国外民俗学的信息，为打破闭关自守的研究局面做出了努力”。①这一学术传统被传承至今。

从民俗发生、发展的历史和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来看，其中有很多是人类共有的文化现象，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颇适于进行跨文化研究。钟敬文早期对中国、朝鲜和越南三个地区的同型民间传说《老獭稚传说之发生地》，以及晚年对中日民间流传的灰姑娘型故事和老鼠嫁女型故事的比较，都具有跨文化研究的特征。②而钟敬文对“狂欢化活动”的比较研究，亦具有跨文化对话色彩。③钟敬文将巴赫金的文学狂欢化思想运用于对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解读中，他以民间社火和迎神赛会为例，阐述了其中一些比较主要的传统活动和民俗表演，“同世界性的狂欢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致性”。例如“两者都把社会现实里的一些事象颠倒了过来看，表现出了对某种固定的秩序、制度和规范的大胆冲击和反抗”。但与西方的狂欢现象相比，中国社会的狂欢化现象在文化内涵上“要相对复杂一些”。④对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整体文化观与跨文化对话性质，程正民从文化诗学角度进行了多角度探讨。他运用文艺学与民俗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发现在中国和俄罗斯的文化语境中都存在着民间狂欢化思想。以此为出发点，程正民通过对巴赫金在文化诗学研究方面所阐释的“文化观”与钟敬文在现代民俗学研究中所阐述的文化观进行比较，发现二者都具有“多元、互动的整体文化观”。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民间文化和上层文化之间的互动与对话关系“是巴赫金文化观最重要和最精彩的部分”，也是巴赫金与钟敬文整体文化观的共同点。⑤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不断扩大，西方汉学界相继出现了一些以中国民俗民间文化为考察对象的研究成果，如德国学者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⑥英国学者杜德桥的《妙善传说》、⑦美国学者欧达伟的《中国民众思想史论》⑧和洪长泰博的《到民间去》①等。这些著述在资料系统、研究方法与观察视角上都与中国的学术传统有明显不同，通过对这些著作的译介及中外学者的合作研究，有助于加深不同国家与民族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人类文化共性与个性的认识与理解，从而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在同海外学者进行跨文化对话的过程中，中国民俗学者也在从另一种视角重新审视和发现自我文化的价值，而这正体现了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流的特征。

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传统的形成，与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欲推进国民教育发展的理念有关。1918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校长启示》，郑重支持北大教授创办《歌谣周刊》。这一行动与他作为一位现代教育家、重视平民教育的思想是分不开的。自那时起，对民俗民间文化教育功能的重视以及对推动社会进步的强烈责任感，成为中国现代民俗学者坚守的学术品格。“民俗学兼有学术的和教育的功能”，钟敬文先生曾在不同历史时期投身于民俗民间文化的普及研究与民众教育工作。②直到晚年，他还在“大力推进各种层次的民俗学教育活动”。钟敬文始终认为“民俗学不仅是一个科学的对象，它也是一种教育的事业”。在大学里开设民俗学课程，有助于学科建设，造就专业人才队伍;而对一般的社会成员，乃至中小学生进行民族民俗文化教育，则有助于增强爱国情感，提高国民的精神文明程度，使广大的国民不仅知道帝王将相和上层精英的历史，也知道人民的文化史，通过“普及这种民众文化知识，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服务”。③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民众对民俗知识的了解正在经历从瓦解到重构的历史巨变。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原本熟悉的环境，从乡村走向城市，或者在不同的城市间栖息、游走。

在这种时代变迁的环境下，充分发挥民俗文化的教育功能就显得更为重要。家庭教育本是民俗传承的主要方式，而在现代社会中，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结合在一起，则是发挥民俗教育功能的理想模式。在社会教育方面，通过建立、完善民俗博物馆的服务机制，定期举办民间文化展览活动以及编写、出版满足不同社会群体需要的高质量的民俗文化普及读物，对于加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与传统教育相比，现代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鲜明的本土化与广泛的国际化相结合，这已成为21世纪世界教育的一个发展趋势。为了迎接全球化教育时代的挑战。将民俗教育纳入到外语教育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教育实践中，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增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也有重要意义。

作者：舒燕单位：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