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角度下社会分工的价值范文

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韦昭解释说：“民劳于事，则思俭约，故善心生也。”生活在贫瘠的土地上的人们必须辛勤的劳作才有收获，因为劳苦所以时时注意节俭，因此善心就产生了。这一思想来源于周公，周公说：“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爱，厥心臧。”周公认为一个爱惜粮食的人的内心是善良的。明清时期的哲学家继承了周公以来有关农耕劳动有利于保持人性纯朴的思想。陈确在《古农说》中说：“季俗浇伪，胥为禽兽，惟农人勤朴，未失古风，而劳苦十倍于古，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农焉而已矣。”张履祥在《子孙固守农士家风》中也说：“实论之，耕则无游惰之患，无饥寒之忧，无外慕失足之虞，无骄侈黠诈之习。思无越畔土，物爱厥心臧，保世承家之本也。”

张履祥还主张“躬耕养志”。此外，还可以从农业本身的特点来理解农耕劳动对农民本性的影响。首先，农民必须了解并遵循某些自然界的规律例如季节的交替、雨水的规律等才能顺利进行生产劳动。其次，农民的生活与工作的场所就在自然当中，自然现象也对农民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例如土地的特性、动植物的生长与死亡等等，农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会对这些现象有着某种思考，对自然之道有着或深或浅的理解，并不自觉地把这种理解引向自己的日常生活，用以指导日常行为。例如人们常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草木在秋天枯萎凋落，农民们看到后自然引发出一种对人生的感怀，人生短暂，要珍惜生命等。老子也是从对自然的认识当中体悟大道，他说：“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当然，农民对自然的观察与体悟没有老子这么深刻，但是二者都是由自然之道引向人生之道，农民对天道的体悟使他们获得了天道的一部分，这也就是“德”，王弼说：“德者，得也。……何由得德？由乎道也。”人们后天所获得的德性是从对天道的认识体悟而来的。如果说农耕劳动对农民本性的影响还只是一种较为被动的影响，那么从事读书这一职业对人性的正面影响更带有读书人本身的自觉意识，同时也是职业本身对人性的要求，《孟子•尽心上》说：“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读书人正是靠践行仁义这一精神产品来服务社会的，读书的最高目的是为了达到人性的最高境界。《荀子•劝学》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认为学习先从做士人开始，最终目标是要做圣人，这无疑对读书人的品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就一般人的人性而言，没有固定的产业就不能保持恒久的善性，可是对于士人来说，不论是穷困还是显达都能够保持自己恒久的善性。其次，学习的过程与学习的方法影响着读书人的本性。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大道，在道家看来，获得大道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减损自己的欲望直至清静无欲的过程，“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同时，只有做到了清静无欲，才能观察到道的微妙之处，老子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科学研究就是为了追求自然之道，学者们认为科学研究这一过程本身的特点直接影响了科学家的本性。古人认为行医有利于善性的养成，从医学理论到行医过程都影响着人们的心性。古代医家认为医学的伦理精神与儒家有着相通之处，甚至到宋代，医家有了“儒医”之称。家铉翁认为医儒相近，医学原理与儒家理论有相通之处，他说：“医，学问之道也，近于儒，进则为儒矣。……盖儒以心运，医亦以心运。……事虽殊而理有相似者耳。”孙思邈认为德性修养是成为大医学家的前提，他说：“大医治病，心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如此可为大医。”从以上材料可见，医学理论、行医过程都影响着人们的心性。

一、社会分工对人性的负面影响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如何治理社会成为了一门专门的职业。“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孟子也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君子考虑的是如何治理他人、治理社会，也就是说如何做官。“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然而，是否能做官以及仕途是否顺利除了需要个人才智和修养，更主要地取决于君主，所以孟子说：“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庄子也生动地描述了这种为臣的忧灼心理：“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语我来！”在韩非子看来，身在官场的臣子的性情完全为国君所改变：“故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要君欲，则是群臣之情不效；群臣之情不效，则人主无以异其臣矣。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齐桓公妒外而好内，故竖刁自宫以治内；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燕子哙好贤，故子之明不受国。故君见恶则群臣匿端，君见好则群臣诬能。人主欲见，则群臣之情态得其资矣。”是否能做官以及仕途是否顺利并不能完全取决于自身，而更多地取决于君主的喜好，一旦内心为外在环境所役使，人性便异化了。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不同的职业的人们有着各自的职业利益。古代哲学家们认为，社会分工所造成的不同职业利益给人性带来了不同的影响：“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

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于利己死者。棺椁者，济死甚矣。然其工之心，非乐于济彼也，迫于利也。欲其日售则幸死，幸死非怨于彼也，迫于利也。医者乐病，幸其必瘳，非乐于救彼而又德彼也，迫于利也。棺椁与医，皆有济救，幸死幸生之心，非有憎爱，各谐其所欲尔。故无为之仁天下也，无棺椁与医之利，在其济死瘳病之间而已。

在孟子看来，造箭的人与制盔甲的人拥有相同的品性，但是造箭的唯恐不能伤人，而制作盔甲的唯恐人受伤，这两类匠人不同的心理是由各自的职业利益决定的，所以说选择职业不可不慎重。韩非子也说，造车的希望人富贵是因为人们做官后会来买车，给他带来利益，做棺材的希望人早死是因为别人的死亡能给他带来利益，并非造车的人一定心善而做棺材的人一定心恶，而是各自不同的职业利益决定的。《无能子•固本第十一》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做棺材与行医的人，并非有憎爱，而是“各谐其所欲尔”，做官的人也是如此。正如罗国杰所说：“不同职业的不同利益和义务造成人们不同的职业良心。”墨子正是因为看到了不同职业给人性带来的不同影响，所以拒绝弟子既学墨家理论又学习射箭的请求。《墨子•公孟》载：“二三子有复于子墨子学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国士战且扶人，犹不可及也。今子非国士也，岂能成学又成射哉！”“成学”指学习好墨家的理论，“兼爱”、“非攻”是墨家思想的核心，通过学习墨家理论教会弟子们要爱人。而学射箭的目的是要伤人，读书与射箭给人性带来的是相互冲突的影响，墨子说，即便是修养很高的“国士”，边战斗边帮扶别人，还是做不圆满，因此他拒绝了弟子学射的请求。孟子提出的要慎重选择职业的观点深深影响了后来的知识分子。明末清初之际，遗民们的物质生活艰难，可仍然坚持不从商，因为在他们看来，读书人最重要的是要提高自身人性修养的境界，而从商却容易败坏心性。张履祥说：“商人近利，易坏心术。”

张履祥甚至反对以行医取利，他在《言行见闻录二》中引程长年的话说：“医不可不知，但不可行，行医即近利，渐熟世法，人品心术遂坏。”以上所说的是职业利益对人性的影响，那么，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人们将学习、使用不同的职业技术，古代思想家们认为，职业技术的使用也将给人性带来负面影响。庄子便认为，技术的使用不利于保持人的清静本性。《庄子•天地》篇记载了一个丈人灌园的故事，老人不用机械抽水而选用费力的水罐，理由在于：“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15］弗洛姆在《恶的本性》一书中也批评职业技术给人性带来了负面影响，他认为在工业社会当中，人们的智慧和个性随着测试手段的强化变得标准化了，人变成了机械人。

不仅职业技术不利于保持人的清静本性，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不同的劳动场所、劳动过程等也将影响人性。刘康德对工匠劳动的劳动场所、劳动过程的特点以及劳动成果的预测性对工匠心性的影响做出了很好的分析。由于社会分工的必然性，人们必然要选择某一种职业。庄子认为，不论从事哪一种职业的人，其本性都不免受到职业本身所带来的影响。《庄子•徐无鬼》篇说：“知士无思虑之变则不乐，辩士无谈说之序则不乐，察士无凌谇之事则不乐，皆囿于物者也。招世之士兴朝，中民之士荣官。筋力之士矜难，勇敢之士奋患，兵革之士乐战，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广治，礼乐之士敬容，仁义之士贵际。农夫无草莱之事则不比，商贾无市井之事则不比。庶人有旦暮之业则劝，百工有器械之巧则壮。钱财不积则贪者忧，权势不尤则夸者悲，势物之徒乐变，遭时有所用，不能无为也。此皆顺比于岁不物于易者也。驰其形性，潜之万物，终身不反，悲夫！”从事各种职业的人们都沉溺、局限于各自所从事的职业，从而也就远离了自己的清静本性。

二、社会分工对人性影响的相对性

以上谈到了由社会分工所带来的不同职业对人性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从事同一种职业的人们完全可能表现出不同的人性，因为人性还受其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文章开头提到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社会环境除了职业环境以外，还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等，以下依次讨论这些因素对人性的影响。首先来看自然环境对人性的影响。《管子•水地》篇认为，水“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由此，人品性的善恶智愚都直接由水质决定。《水地》篇举例说：“夫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冣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而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闲易而好正。”管子进而认为，水对国家治理有着重要影响。“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一则欲不污，民心易则行无邪。是以圣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其次，政治影响人性。统治者的乱政搞坏了人性，而好的政治促使人性变好。孔子说：“天下有道，盗其先变乎！”再次，丰衣足食是保持人性善的经济基础。前文提到农耕劳动有利于农民淳厚品性的形成，但并非说农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善良的本性。古代哲学家们纷纷指出只有丰衣足食人们才能保持善良本性。墨子说：“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

孟子也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管子也说：“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对于人性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法国哲学家狄德罗很生动地说过一句话：“当肚子在喊叫的时候，良心和名誉的呼声是很微弱的。”以上论述了各种具体环境对人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一些古人认为人性天生是善良的，并且，有一部分人的天性是不变的。例如，孟子就主张人性善，他认为人天生就有一种恻隐之心，人们看见小孩掉进井里都会产生一种恻隐之心，这种恻隐之心的产生不是为着要和小孩的父母攀交情，也不是为了要在乡里朋友得名誉，也不是厌恶那小孩的哭声才这样。恻隐之心是天然的，如同人有四肢一样。

孟子在论证了人的天性中包含有恻隐之心后，进而指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法国哲学家卢梭的话很好的为孟子的性善论做了解释，他说：“怜悯心在人类能运用任何思考以前就存在着，又是那样自然”，“一切社会美德正是从怜悯心这种性质中产生出来的，即使禽兽有时也会显露出一些迹象。”他还引诗说：“自然既把眼泪赋予人类，就表示出：它曾赐与人类一颗最仁慈的心。”当然，卢梭在人性论的一些看法上与孟子不同，例如，孟子认为怜悯之心使人区别于禽兽，但卢梭认为禽兽也有一些迹象。然而，他们都认为怜悯之心存在于人天性之中，并且，怜悯之心是美德的开端与基础。道家更是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论证了人性本善，道家认为包括人在内的万物都是在道的支配下产生的，而“道常无为”，道的根本性质就是清静无欲的，那么作为道的产物的人的本性也必然是清静无欲的、善良的。哲学家们承认环境对人性的影响，但他们同时认为有一部分人的天性是不变的。孔子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孔子认为最上等的智者和最下等的愚人的本性是改变不了的。在孔子的时代，道德善恶总是与智慧高低联系在一起。智有道德的意义，干好事往往能获得好的回报，这常称作智。干好事意味着道德上的善，因此孔子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一部分人的聪颖、善良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最后，人自身的修养是保持人性的重要方法。

前文提到做官给人的性情带来了诸多负面的影响，但并非每一个做官的人都这样，例如“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孙叔敖）三为令尹而不荣华，三去之而无忧色”，他们并没有因为做官而改变自己的性情。同样在官场，有人品行坏有人品性好，究其原因，是为官者的用心是“怀仁义以事其君”，还是“怀利以事其君”，如果是为了利益而做官，那么必然患得患失，精神不得安宁。行医也是如此，张履祥说：“无论厥术之精粗，其存心之际，已有仁不仁之殊矣。”不论医术高低，内心在考虑时已经就有了仁与不仁的区别，因此，人性的善恶与否，还是与自身的修养直接相关。综上所述，古代哲学家们在社会分工影响人性这一问题上作出了广泛的讨论，他们肯定从事读书、农耕劳动等职业有利于保持人们的善良本性，而当官、做工匠、从商则给人性带来负面的影响。同时他们还看到社会分工对人性的影响是相对的，还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以及人性的可塑性和个人修养等方面对人性的影响予以了讨论。古代哲学家们为我们深入讨论社会分工及其所造成的职业影响人性这一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以往讨论职业道德时，主要讨论的是某一职业的从业人员所应当遵循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以及如何通过职业实践达到该职业所要求的道德品质。但是往往忽视了从业者所从事的职业对人自身本性的影响，本文的探讨将补充职业道德研究的缺陷。同时，在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的今天，如何应对工业社会对人性的负面影响，避免出现“单面人”、“机械人”，本文将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某些启发。

作者：周耿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学学院